疫情下,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

抗疫 疫苗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魯迅 1927 年寫下的這句名言,用來形容現在的歐洲,再合適不過。

近日,歐洲對外關系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簡稱 ECFR,一家泛歐性智庫)對 12 個歐盟國家開展了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在疫情長期影嚮下,歐洲社會可能正在走向更大的分裂。

12 國包括丹麥、瑞典、德國、法國、荷蘭、奧地利、意大利、保加利亞、波蘭、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

雖然縱觀過去十幾年,出現分歧在歐洲大陸並非甚麼太過稀奇之事,任何一次重大危機都會讓歐洲內部出現不同程度的分裂,比如歐元危機將歐洲國家分化為債權國和債務國,難民危機時則有難民接收國和拒絕接收國。

然而,新冠疫情造成的特殊之處在於,這一分化又出現了新態勢,且新態勢並非僅存在於歐洲個別國家,而是普遍現象。

學者伊萬 · 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與馬克 · 倫納德(Mark Leonard)在《歐洲的無形鴻溝:新冠病毒如何兩極分化歐洲政治》一文中指出,歐洲社會新的核心分歧,主要有三點:

將疫情視為經濟問題與公共衞生問題者之間的沖突;

青年和老年之間的隔閡;

把政府當作保護者與當作壓迫者之間的矛盾。

經濟問題還是衞生問題

ECFR 的民意調查發現的第一個顯著問題,是看待疫情的態度不同。

有人將疫情當成是公共衞生危機,另一些人則將它視作一場經濟災難

生活在瑞典、丹麥、法國等北歐、西歐發達國家的受訪者普遍表示,並未特別深刻地體會到新冠病毒帶來的直接影嚮,他們自己,他們的家人與朋友,都未遭遇嚴重疾病或經濟特別困難的情況。

對他們中的很多人而言,疫情更像是一場隔岸觀火的災難大片,而非有切身之痛的現實經歷。

然而,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等中歐、東歐相對貧窮的國家中,大多數人說他們體會到了疫情帶來的重大影嚮,比如自己患病、失去親人或經濟形勢惡化。

長達一年多的疫情,每個人都經歷了,但人們對此的體會和受到影嚮的程度卻完全不同。

如果細分的話,大概可以將所有人分成三類:

第一類,主要受到的影嚮來自於新冠病毒,比如自己受到感染,亦或是自己身邊的親戚、朋友生了重病,其他方面受到的影嚮較小;

第二類,主要受到了經濟問題的影嚮,他們自身與親密的人沒有受到病毒的影嚮,或受到的影嚮小;

第三類,是無論在健康或經濟方面,都沒受到太大影嚮的人。

2021 年 9 月的調查中,超過 50% 的受調查歐洲人表示,自己沒怎麼受到新冠疫情影嚮。30% 的人受到疾病影嚮。16% 的人受到了經濟影嚮。

同時,所有人對於政府防疫政策的態度,也可以大致分為三種:

第一種,信任者,認為政府防疫的主要目的是阻止病毒傳播,維護公共安全;

第二種,懷疑者,懷疑政府的嚴格防疫是用一種行動假象來掩蓋政府無法進行有效管理的無能;

第三種,控訴者,指控政府利用病毒防疫作為擋箭牌,以強化對民眾生活的控制。

這樣分類後,再進行評估,就會發現,接受民調的人中,有 64% 屬於信任者,19% 是懷疑者,17% 是控訴者。

超過 60% 的受調查歐洲人對政府採取信任態度。

其中,那些遭受過疾病或喪親之痛的人,處於信任者陣營的概率相對較高,有 61%。

而那些認為自己基本沒有受到影嚮的人,出於對受影嚮者的同情,以及希望疫情盡快結束的願望,對政府防疫信任的比例更高,達到 68%。

與這兩類人相比,經濟受害者就沒有那麼相信政府了,他們往往十分懷疑政府在進行疫情防控時的真實意圖,只有大約一半(55%)的人是信任者,另外近半數都是懷疑或控訴者。

這種情況也延伸到了不同國家民眾的總體態度上。

波蘭,一個派系矛盾激烈,民眾本就對政府不太信任的國家,由於疫情原因又遭受到三十年來經濟首度衰退,信任者的比例要比其他國家少得多,只有 38%,懷疑者高達 34%,還有 27% 是控訴者。在保加利亞乃至法國,也可以看到這一懷疑者與控訴者相對較高的趨勢。

但在經濟極其發達,受疫情沖擊相對小的丹麥、瑞典,信任者比例就出奇的高,在 75% 以上,懷疑者與控訴者加起來不足 25%。

除了波蘭和保加利亞外,其他受調查國家中的大多數人,還是對防疫政策表示信任。

此外,該調查還向受訪者詢問了一個問題:認為政府防疫政策如何,是太嚴格、合適、或是不夠嚴格。

這一問題的趨勢與上述情況也基本相同,經濟受損者認為防疫政策太嚴格的比例達到了 33%,遠高於另外兩類人的 22% 和 24%。

根據這些數字,基本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在當前歐洲,疫情究竟是經濟問題還是衞生問題,經濟本身是核心因素之一。如果經濟情況好,那麼疫情就是衞生問題,反之,就是經濟問題。

因此,在各種反對防疫政策的游行當中,人們可以看到大量人群的訴求之一就是「反對經濟上的不公正」。而這種所謂的「不公正」,與疫情後各國的經濟政策高度相關。

事實上,從疫情開始之初,失業率大幅上漲時,歐洲各國就已確定了穩定經濟的核心:保就業。

其主要分為兩個兩面:一方面是確保大公司員工的就業;另一方面是確保自僱者、自由職業者和小微企業等受疫情沖擊更嚴重群體的收入。

針對第一個方面,各國普遍採用了「部分就業」制度,即為了防止公司大規糢裁員,允許企業適當縮短員工的工作時間,縮減薪水,以此代替裁員,從而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和經濟壓力,避免大規糢失業及由此引發的貧困和社會動蕩。

「部分就業」制度源自於德國。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德國採用了這一方式,來防止企業大規糢裁員,取得了顯著成效,而後逐漸推廣到全歐洲。

然而,「部分就業」制度存在一個問題:僱員在收入上的損失,是需要由政府來進行一定補償的。

補償的數額並不固定,富裕的國家,如丹麥,給予相關人員每月最高可達 3 萬丹麥克朗(約合人民幣 3 萬元)的工資補償,這一數字可彌補正式就業僱員平均工資缺口的 75% 或非正式就業員工的 90%,大多數人受到的經濟沖擊並不大。

但東歐和南歐很多經濟狀況並不好的國家,就沒法像丹麥這麼土豪,員工得到的補償數額要低很多。

而第二個方面,情況也差不多,都需要政府填坑買單。

發達的德國在疫情肆虐期間,為個體經營者和自由職業者提供為期三個月,每月 9000 至 15000 歐元不等的補助。

法國則創建了「團結基金」,為符合一定條件的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人士提供幾千歐元到上萬歐元的救助。

至於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的政府,很明顯是沒有足夠雄厚的財力,支撐給民眾不斷發錢補貼的。

於是我們看到,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不同,各國在財政狀況、受疫情沖擊程度和失業人數等方面的差異很大,經濟上的分化隨之不斷發展,最終導致了觀念上的分裂。

當然,衞生與經濟上的分歧,只是歐洲當下矛盾的第一個方面。青年與老年之間,矛盾同樣嚴重。

青年的不滿

1957 年,作家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樹上的男爵》中,講述了年輕的柯希莫男爵的故事。他反感父輩的生活方式,拒絕吃他們給予的食物,選擇爬上花園的樹,與老一輩人保持疏遠,永遠不下來。

《樹上的男爵》是卡爾維諾的「我們的祖先」三部曲之一。講述了柯希莫從十二歲時起,因為一次倔強的反抗而決定永不下樹。就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樹上,將生命更緊密地與大地相連,最終通過對個人自我抉擇矢志不移地努力而達到了生命的完整。

這與當前疫情中的歐洲青年與老人們的矛盾有些類似。

ECFR 的民意調查中,第二點明顯分歧是青年與老年之間的代溝

接受調查的 12 國中,約三分之二的 60 歲以上受訪者認為,新冠病毒對他們個人生活的影嚮很小,乃至可以忽略不計。例外的只有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波蘭四國。這些國家中,老年人普遍認為疫情影嚮較大。

然而,30 歲以下的受訪者中,認為沒有受到疫情影嚮生活的人,僅占 43%。除了法國和丹麥兩國 30 歲以下青年受訪者中認為沒有受到疫情影嚮的人較多外,其他國家青年中多數都認為影嚮較大。

兩者的總體比例相差 20% 以上,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

受調查的青年群體認為自身受到的影嚮更大。

我們都知道,新冠疫情早期,年齡被視為一個致使患病程度嚴重與否的關鍵因素。

於是,為了盡量降低老年人的患病與死亡風險,歐洲各國政府在制定防疫政策及調撥預算時,相對偏向於老年群體,普遍提升了老年群體的補助金額,並且在醫療上予以優惠。

比如法國就將助聽器、假肢和牙科治療等,此前老年人大量需求但不列入醫保的自費項目列入醫保,由國家全額報銷。

瑞典投入 3000 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 2200 萬元),用於發展養老方面的數字護理,以減少老人到醫院的就診次數,削弱新冠傳播的可能。

冰島則為殘疾老年人提供額外補助,並對殘疾人養老金制度進行改革,為收入較低的殘障老年人每月多發約 8000 冰島克朗(約合人民幣 400 元)的補助。

這些用國家財政補貼老人的政策,使得青年們普遍認為,他們的利益被犧牲了,青年們的生活和未來成了換取他們父輩和祖父輩相對健康的代價。

特別是在政府表示病毒對老年人有著巨大威脅,但很多老人聲稱沒有受到直接影嚮時,青年的不滿情緒愈發高漲。

許多青年人堅定認為,他們才是疫情最大的受害者。

與 60 歲以上、已經退休居家的老人們不同,他們需要上學、工作、聚會,有更多社交活動,他們的生活方式受到了防疫政策的嚴重威脅。

青年人因此對政府和政策產生懷疑和抨擊也就不足為奇。

民意調查顯示,相當數量的青年都不相信政府出臺疫情相關限制措施的主要動機,是為了限制病毒的傳播。

30 歲以下的受訪者中,有多達 43% 的人對政府的動機持負面態度。其中 23% 的人懷疑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制造出一種疫情得到控制的假象,另外 20% 的人則控訴政府是在利用疫情作為借口,以借機加強對民眾的控制。

而這種懷疑和控訴的態度,在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中,比例一共僅有 28%,低很多。

相比老年人,青年人對政府防疫政策的動機更加懷疑。

此外,劍橋大學民主未來中心在一篇研究中指出,相比較青年對政府防疫政策的質疑,防疫導致的年輕人對民主制度的信心不足更令人擔憂。

其實,即便在疫情發生前,當今的青年一代也是對民主政府的表現最不滿意的一代。

而持續的新冠疫情,毫無疑問地令他們對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更加懷疑。

政府防疫與自由

該調查揭示的第三大分歧,則涉及關於民主與自由的核心問題:

政府管控究竟是在保護民眾,還是壓迫民眾?

兩年前,新冠疫情還未發生時,歐洲國家有 64% 的人認為,自己是自由的。

但這一數字現在已經暴跌了 42%,僅剩 22% 的受訪者認為,日常生活中仍然能充分感到自由。

而明確感覺到自己不自由的比例,亦從兩年前的 7%,如坐火箭般飛速攀升至 27%。

各國民眾在自由度的下降幅度上,亦各不相同。最慘的奧地利,由於本來十分寬松的政策快速轉變為嚴格防疫政策,民眾極不適應,自由度迅速從疫情前的 78% 瘋狂跳水到 15%,下降了 63 個百分點,可謂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而疫情前政策本就相對嚴格的西班牙,這一數字僅從 48% 降至 38%,下跌了 10%,尚可承受。

相比兩年前,歐洲人普遍認為自由度大幅下降。

當然,與上文情況類似,這一數字在三類不同人群中,情況也有所不同。

受到疾病影嚮的人中,明確感到不自由的人為 26%;

沒有受到甚麼影嚮的人中,這一數字為 25%;

那些主要受到經濟困擾的人中,比例攀升至 37%。

因疫情受到經濟影嚮的人,認為不自由的比例也較高。

而在意識到普遍不夠自由的處境後,另一個相關問題也就隨之出爐:

如此嚴重而持久的危機,到底應該將主要問題歸咎於誰?自由遭到限制的源頭究竟是甚麼?

民調顯示,人們對罪魁禍首的看法比較分散。不過,還是可以大致概括為兩個群體:

一個群體認為,對自由的威脅主要來自政府和機構。他們主要將責任歸因於中國政府、自己國家的政府、其他國家政府、歐盟委員會、跨國公司等。

另一個群體秉持著威脅來自他人的觀點,認為對自由的威脅來自於其他社會成員,如不遵守規則的個人、旅行歸來的游客以及其他國家的公民。

這兩個群體也與年齡的代溝相關。

青年群體更傾向於指責政府和其他機構,而非個人;

老年群體則反過來,更傾向於指責個人,而不是機構和政府。

青年與老年外,政黨也參與其中。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諸如西班牙的沃克斯黨、意大利的聯盟黨、奧地利的自由黨等的支持者普遍認為,對自由的最大威脅來自政府或機構,他們大力把主流政黨描繪成新的獨裁者。

歐洲主流政黨,如奧地利人民黨、法國共和國前進黨、德國基督教民主 / 社會聯盟的支持者則認為,新冠病毒的影嚮主要來源於其他個人。

青年與老年、經濟與衞生、政府與個人,這一系列二元對立的分歧混合在一起,一場圍繞「自由」的政治分歧,最終越來越大,頗有將歐洲撕裂成兩半的架勢。

撕裂會催生新的局勢。

克拉斯特夫與倫納德在文章中提出,波蘭、德國與法國三國或許會作為範例,在未來體現出三種不同的新型政治態勢,因為這三國目前均在往某種典型的方向發展:

波蘭的特點是「兩極化的民主」。

波蘭幾乎是全球所有國家中,認為政府在利用防疫手段來制造假象或壓迫民眾的比例最高的國家。

疫情強化了各意識形態團體間的固有分歧,支持政府的人高唱贊歌,本就不信任政府的民眾更不信任,將一些政府的防疫行為都視為對自由的巨大威脅而加以抵制。

這使得波蘭人在兩極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德國的特點是「表面上的共識民主」。

德國的黨派對立相對較弱,公眾在表面上沒有對防疫政策表示強烈反對。

然而,這種表面共識下壓抑著的,是極端不滿的情緒。

德國是所有受調查國家中,感覺不自由的人口比例最大的國家,高達 49%,即每兩個德國人裡就有一個明確表示不自由。而在疫情發生前,這一數字只有 9%。

受調查的歐洲各國中,德國民眾感覺不自由的程度最高。

這是非常嚴峻的情況,民眾感到不滿卻不清晰地表達出來。表面一團和氣,實則暗流洶湧。

法國的特點更獨特,是「非二元民主」。

新冠疫情導致法國的主要執政黨與反對黨脫離了本來的路線,各自的理念出現了明顯變化。

雖然總統馬克龍一直保持的是相對中立的施政綱領,但支持他的自由派人士卻開始支持國家進行疫情高度幹預的政策,他們普遍認為,進行防疫限制是正確且必須的,目前的防疫政策,比如註射疫苗的要求,依然太寬松了,不夠嚴格。只有要求盡量多的人註射疫苗,才能保障人們的自由。

與此同時,右翼反對黨「國民陣線」本來走的是專制路線,但其領袖瑪麗娜 · 勒龐(Marine Le Pen)的現有支持者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卻認為當前的防疫措施太過嚴格,反對使用權力強行要求民眾,希望勒龐可以維護民眾的自由。

2021 年 7 月 17 日,數萬人在法國各地舉行抗議活動,反對政府為遏制新冠感染率和推動疫苗接種而採取的各種措施。

都宣稱為了自由,但執政黨和反對黨卻表現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勢,一種是「防疫政策與接種疫苗是為大家的生命安全負責,是為了保障更大的自由得以實現」,一種是「是否遵守政策和接種疫苗應該是個人選擇,自己可以為自己的身體負責,捍衞自己的自由」。

兩種觀點圍繞著一個核心,偏左翼的執政黨為了穩固社會和經濟,採用了右翼相對保守的方式,而右翼反對黨的支持者卻喊起了左翼更加支持的觀點。

針鋒相對之餘,讓人不得不好奇,法國的兩大黨之後會走向何方。

不過,無論是哪種趨勢,新冠疫情早期,那種人們團結一致,選擇支持他們的政府,也勉勵別人渡過難關,歐盟各國間也開展了更多合作的形式,已經逐漸遠去了。

隨著時間推移,無論是人與人還是國與國,協作的態勢都在逐漸瓦解,差異越來越明顯,陣營越來越鮮明,更多的社會與政治分歧不斷出現,許多觀念都在不斷地碰撞、重塑。

歐洲,這片最先誕生啓蒙思想的土地,歐盟,一個本來應該淡化國家邊界,使國家間聯繫更為緊密的政治共同體,本應與「理解」和「交融」息息相關。

然而,事實往往不盡如人意。

《歐洲的無形鴻溝:新冠病毒如何兩極分化歐洲政治》一文結尾處說:

「這可能會對歐洲的某些核心問題產生深遠影嚮:行動自由的理念、歐盟複蘇計劃的未來,以及歐洲通過疫苗外交、海外援助等處理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關系。這可能導致長久分裂,重塑許多歐洲國家的政治,或導致更大的社會緊張情緒。」

無論是歐洲各國,還是歐洲的民眾,或許都正在迎接一個更加分裂,而非更加和睦的未來。■

參考資料

Yellow vest movement, far-right protest French virusrules. 2021-07-24.

Alice Tidey. ‘A tale of two pandemics’: How COVID dividescould reshape European politics. Euronews. 2021-09-01.

Constantin Gouvy. France: Thousands protest againstvaccination, COVID passes. AP. 2021-07-18.

Ivan Krastev, Mark Leonard. Europe’s invisible divides:How covid-19 is polarising European politics. ECFR. 2021-09-01.

Jon Henley. Covid 』 s toxic divides could shape Europe foryears, study says. The Guardian. 2021-09-01.

[ 奧 ] 沃爾特 · 拜爾 . 後疫情時代的歐洲重塑與左翼戰略 . 李鑫、於海(譯). 國外社會科學前沿 . 2021, ( 06 ) .

彭姝禕 . 新冠疫情下的歐洲社會保護措施 . 中國社會保障 . 2021, ( 04 ) .

來源:明白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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