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婦女再嫁為何竟是平常事?

宋朝

文:月落星沉

提起 「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我們常會聯想到宋朝時的程朱理學。他們強調女子的貞操觀,認為貞節要比性命重要,強調從一而終。

然而,根據歷史記載,無論是出身高貴的宗室女,比如真宗劉皇后先嫁錫匠龔美,後改嫁真宗趙恆;還是士大夫階層的婦女,比如范仲淹之母、李清照的改嫁;亦或是勞動階層的普通婦女,都或多或少存在著再嫁的現象,而且稀鬆平常。

那麼問題來了,宋朝時期程朱理學呼籲 「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在這種情況下,宋朝婦女再嫁竟然也是 「 平常事兒 」,這又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一  生活所迫,再嫁謀生

婦女再嫁,主要是分成離婚再嫁和守寡再嫁兩種。一般來說,結婚時一件重要的人生大事,不到萬不得已,沒人會隨便離著婚玩的。更何況男子三妻四妾成常態,可以多納妾,但不願多休妻。而對於社會地位較低的女子來說,更不會輕易離婚。所以,還是守寡再嫁的情況較為普遍。

對於絕大多數的底層勞動婦女來說,如果丈夫死亡,那麼勢必是要再嫁的。兩宋時期,大土地所有製的興盛與發展,導致許多無地少地的底層人民失去生活依靠,隨著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大多數勞動人民都從原本 「 一畝三分地 」的主人轉變為為地主 「 打工 」的佃農。並且,宋朝實行的是 「 不立田制 」的土地政策,婦女是不給授田的。

在封建時期, 「 你耕田來我織布 」這種 「 男主外,女主內 」的生活模式是常態,男子可以說是支撐家庭生計的主要勞動力,所以 「 丈夫是天 」的說法在當時很站得住腳。丈夫一旦去世,婦女就會失去依靠,除了極少數性格、能力都很超群的女子可以依靠自己來維持生計、撫養孩子、伺候公婆,絕大多數守寡婦女為了生存,都會選擇再嫁。

二  貞節觀念淡薄,再嫁被世人認可

大家都知道,宋朝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巔峰時期,這時候商品經濟發達,物質的轉變折射到思想上,就催生出了 「 重利輕義 」。

這種思想反映到婚姻問題上,就是婦女對貞節觀這個概念的認識發生了轉變。不只是婦女本身,就連當時的許多官僚、詩人等,也多從現實出發,認為寡婦沒有必要守寡。

就像宋朝《夷堅志補》卷十四中《解詢娶婦》記載的:靖康建炎之際,解詢和妻子走散了。後來解詢在去做官的路上另娶了一位妻子,在重陽節掌燈的時候,解詢思念起原來的妻子。他的新妻子知道後,為他準備出行的工具去尋找舊妻,並說: 「 我與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改嫁,而分囊聚之半;萬一捐館,當為偕老。 」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新妻本身對改嫁這回事沒有什麼抵觸,也不覺得再嫁就是不光彩的。

這就涉及到整體的社會價值觀了。因為大家都沒有將婦女的貞節看得很重,所以在當時人們的思想裡,再嫁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兒,無關貞節,也不會對名譽、地位等其他方面造成不好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提出 「 女守貞、男滅欲 」和 「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的程朱理學,那時候才剛剛誕生,並未成為主流思想,也並沒有對宋朝產生多大的影響。正如《宋史》所言: 「 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歷禁焉。 」

正所謂 「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宋朝時期商品經濟發展愈加繁榮,而這導致重利輕義的思想逐漸誕生甚至普及,再者, 「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的程朱理學雖然誕生於這個時期,但此時還並未成為主導地位的指導思想。二者原因一綜合,從精神層面導致婦女從一而終的 「 貞潔 」意識相對淡薄,再嫁的現象就很常見了。

當然,即便是有一些對亡夫忠貞不渝、選擇守寡不嫁,也是正常的,不會被送 「 貞節牌坊 」,也不會被表彰為道德楷模。

三  朝廷支持,給予法律保護

另外,宋朝婦女再嫁這一現象能夠得到普及,從根本上是離不開統治者的思想和支持的,尤其是在法律上,宋朝皇帝給婦女再嫁提供了極好的保護。

對待宗室女子再嫁,宋朝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比如北宋初年,規定宗室女子喪夫但無子,不允許改嫁他人。但到了宋英宗嘉祐四年,汝南郡王召趙允認為這種情況是不合理的,請求改革,之後情況就開始轉變。於是,英宗治平年間,明確規定 「 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官以上,即許為婚姻 」,雖然說對宗室女再嫁加了限制條件,相比原來情況是有所改變的。到了宋神宗年間,宗室女再嫁的條件進一步得到放鬆, 「 宗室袒免以上女與夫離而再嫁,其後夫已有官者,轉一官 」,甚至鼓勵官吏求娶再嫁的宗室女。

同時,對普通女子再嫁的情況,宋朝統治者也是給予極大的支持和優待。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明確規定: 「 不逞之民娶妻,給取其財而亡,妻不能自給者,自今即許改適。 」對於普通平民已婚女子來說,如果因喪夫而守寡,婦女如果沒有辦法依靠自己生活,是允許直接改嫁的。到了南宋時又進一步規定,如果丈夫外出三年不回家,也是可以再嫁的。

其實縱觀宋朝保護寡婦再嫁的政策詔令,可以看出是一步步放鬆條件限制,盡可能地保護寡婦的權益的。

四    重男輕女思想下,男女比例失調

此外,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社會原因,那就是重男輕女思想導致的性別比例失調。由於社會地位上的男尊女卑,很多底層家庭的女嬰一出生,就被活活溺死。

宋朝時期,福建附近地區溺殺幼嬰的情況非常盛行。陳淵在《默堂先生文集》中曾記載: 「 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貯水既溺之,謂之洗兒。 」尤其是江南東路的兩浙地區,雖然經濟非常發達,但殺嬰之風並不亞於福建地區。

此外,根據《宋會要輯稿》刑法記載,浙東路 「 街、嚴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舉 」。在棄殺幼嬰中,女嬰佔據大幅比例。出現這種現象,也是不難想像的,正如 「 岳鄂間田野小人,尤諱養女 」、 「 生男眾所喜,生女眾所醜 」等現實情況所反映的,男孩子撫養大可以充當勞動力,可以考取功名,可以傳宗接代,而女孩卻只能早早嫁人,淪為生育工具,社會地位極低。

假如每一戶人家都不想養女兒,社會風氣和思想又讓他們想法趨同,不被歡迎的女嬰一誕生,就被活活溺死。久而久之,男女比例失調也是遲早要面臨的問題。尤其在 「 殺嬰之風 」盛行的那些地區,男女比例失調是尤為嚴重的。比如福建路,時間長了就出現 「 村落間至無婦可娶,買於他州 」的現象,買賣婦女又成了一種被迫衍生的新形勢,假如買賣不到,就容易鋌而走險,更不利於社會安定。因此,寡婦再嫁也能很大程度上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綜上來看,宋朝婦女再嫁這種現象成為 「 平常事兒 」,絕不是一兩個因素就能直接導致的,往往是多重因素綜合起來,才導致出現這種現象,而這種現象與當時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又相輔相成。

參考資料:初春英《宋朝婦女再嫁研究》

來源     朝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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