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拆遷故事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宋朝

文:吳鉤

十一世紀的北宋汴梁(開封),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人口超百萬,在那個時代,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個有這麼大規模的城市來,每一日從汴梁城郊趕進城屠宰的生豬,即有萬頭之多。我們現在展開《清明上河圖》,或者翻看《東京夢華錄》,還能夠領略到撲面而來的北宋東京的如夢繁華。

不過,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宮城,可能又是歷代統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漢唐長安宮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寬闊。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樓「豐樂樓」上,就可以俯視宮禁,所以後來官府乾脆禁止市民在豐樂樓的頂層眺望,以免他們「下視禁中」。

宋朝宮城為甚麼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從唐代的州城發展起來的,宮城的前身只是州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長安、洛陽這樣的故都相比。趙宋立國後,宋太祖曾按洛陽宮殿的模樣,擴建了汴梁皇城的東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矣」(《宋史•地理志》)。雖然號稱「壯麗」,其實周長也不過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長為十八里。

宋朝的皇帝不想將皇城擴展得更加闊氣、大氣一些嗎?肯定想。但如果這麼做,首先必須面臨一個問題:拆遷。這是因為,汴梁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點不一樣,以前的城市是權力規劃出來的,顯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則是自發「生長」出來的,顯得雜亂無章,而又生機勃勃。宮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舖。不論從哪個方向擴展宮城,都勢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拆遷,不就是今日城市化過程中的家常便飯嗎?這還不好辦嗎?嘿嘿,在宋代,還真有點不好辦。

宋代君主不是沒有想過要擴建皇城,讓自己住得更舒坦點。據《宋會要輯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宮失火,讓宋太宗下了決心「欲廣宮城」,便下了詔書,提出了建設規劃,讓殿前都指揮使劉延翰等人「經度之」,即測繪圖紙。不久圖紙畫了出來,太宗一看,要拆遷太多民居,便說,「內城褊隘,誠合開展。拆動居人,朕又不忍。」下詔停止擴修宮城的計劃。

另據《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還曾叫官員去找拆遷征地範圍內的居民徵詢意見,結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份居民都不願意搬走。宋太宗沒有今人的膽魄,不敢搞強拆,只好作罷。

現在有一些雜文、評論作者,將發生在太宗朝的這樁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並作了誇張其詞的演繹,以訛傳訛,叫人哭笑不得。其實,以宋仁宗的儉樸、寬仁性情,我覺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擴建宮城的計劃,因為他會覺得居住的地方已經夠大了。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為證。《宋史•仁宗本紀》記述:「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玉清宮失火燒掉了)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

兩宋諸帝當中,宋徽宗算是最愛大興土木的一個了,比如勞民傷財的「艮岳」便是這個人搞出來的,這也埋伏下北宋滅亡的禍根。但,即便是這麼一個愛折騰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遷。崇寧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為趙宋皇室的王孫公主「建第築館」,但京師之中,「居民繁伙,居者櫛比,無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須拆遷。宋徽宗「深慮移徙居民,毀撤私捨,久安之眾,遽棄舊業,或至失所。言念赤子,為之惻然」,所以放棄在京城內建設王府的設想,只令於汴梁南郊「展築京城,置官司軍營」,並下了一道詔書:「將來繕修諸王外第與帝姬下嫁,並不得起移居民」。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臨安(杭州)為「行在」。臨安皇城也是比較狹小,宮殿規制簡樸,甚至陛階只有一級,「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議之後,皇城陸陸續續有擴修,不過宋高宗也是比較注意拆遷的問題。紹興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進呈了一個報告,說臨安府欲將近城僧捨拆掉,建成行宮。高宗制止了這個計劃,說道,「僧家緣化,營葺不易,遽爾毀拆,慮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氣,豈宜如此?」至於行宮,「但給官錢隨宜修蓋,能蔽風雨足矣」。當然皇上的行宮不可能只是「能蔽風雨」而已,但那幾間「近城僧捨」確實躲過了被拆毀之劫。

現在,我們可以看出來了,宋代宮城之所以格局不夠開闊,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還是昏君,都對拆遷民居的事情頗為顧忌,不敢放開手腳大拆大建。

那麼,為甚麼貴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遷呢?我不相信趙宋皇帝個個都長著菩薩心腸,都會「言念赤子,為之惻然」;但宋朝以儒立國,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響甚深,我認為當時朝野上下有一種共識:奪民私產、逼民搬遷,是很不體面、很不道德的事情。這種共識經過培育、累積,形成為一種無形卻時時可感知的風氣,讓皇帝在展開拆遷圖紙的時候感受到強大的道德壓力,不得不有所節制。

即使皇帝心理強悍,執意要擴建宮城,拆遷人居,也未必能過士大夫這一關。宋代已發展出嚴密、絲絲入扣的君臣分權制衡制度,君主不加節制的大興土木之舉,通常會為執政的士大夫集團抗議、阻撓。

來看一個例子,宋仁宗繼位時,因為年幼,由章獻太后垂簾聽政。天聖八年(1030年),玉清昭應宮發生火災,幾乎燒成灰燼,章獻太后向大臣哭訴說:「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小殿存爾。」大臣都聽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宮。宰相呂夷簡反對,說上天的懲戒如此,萬不可重修。給事中范雍說得更為激烈:「這玉清宮還不如燒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對重建玉清宮。太后只能息了念頭,只是將燒剩的兩殿略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後,才增建另兩殿。

市井民間的繁榮,恰恰正是以國家權力的節制為前提條件的。這個道理,一千年前的趙宋君主已經明白了。

據《北窗炙輠錄》記載,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宮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聽,外間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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