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我的檢查稿(1968年)

沈從文

我是解放後才由北大國文系改入歷史博物館的,同時還在北大博物館系教教陶瓷。因為北大博物館系那個供參考用的陳列室,部分瓷器和漆器,多是我捐贈的,同時還捐贈了些書籍。

到館不多久,即送我去西苑革大「政治學院」學習,約一年之久。臨結業前,多重新分配工作,有的自願填寫。我因為經過內外變故太大,新社會要求又不明白,自己還能做什麼也不明白,所以轉問小組長,請轉詢上級,看做什麼工作好,就派我去。因為既學習了將近一年,有大半年都是在飯後去廚房服務,和一個老炊事員關係搞得很熟。已對為人民服務不分大小有所體會。過不久,小組長約我談話,告我上級還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隊伍中搞創作。這事大致也是那邊事先即考慮過的。因為較早一些時候,就有好幾位當時在馬列學院學習的作家來看過我,多是過去不熟的。鼓勵我再學習,再寫作。

要我重新寫作,明白是對我一種極大鼓勵。但是我自己喪了氣。頭腦經常還在混亂痛苦中,恐怕出差錯。也對「做作家」少妄想。且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曾試寫了個《炊事員》,也無法完成。所以表示,還是希望回到博物館服務。工作寂寞點不妨事,人事簡單比較容易適應。因此,即回了博物館。照當時情況說來,工作是比較困難的。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學底子極差,文物知識也皮毛零碎,圖書室又不像樣。同時來的同事比起來,知識都比我紮實得多。有的搞了幾十年陶瓷,如傅振倫。有的熟習漢事有專著,如馬非百。有的還專史學考古,如孫、姚、王、李諸人。按習慣,研究員主要就是坐辦公室看書,或商討工作計劃,談天,學習文件。沒有人考慮到去陳列室,一面學,一面做說明員,從文物與觀眾兩方面研究學習,可望提高認識的。我正因為無知,第一記住「不調查研究無發言權」(作者歷來不會準確引用政治術語,即使在「文革」中易獲「篡改」一類罪名情況下,他在轉述政治理論文件原文,或試用「文革」語彙於文字中時,仍只能做到大致彷彿程度。下同),第二記住「研究中國文化史的重要性」,第三學習《實踐論》,《人民日報》社論上介紹說「若一切學術研究工作,善於用實踐論求知識,反覆求證的方法去進行,必可得到新的進展」(大意是這麼說的)。又學習過《矛盾論》,並不怎麼懂,但是覺得,就懂到的點滴,試運用到文物研究,也一定可望取得新發現。明白「一切不孤立,一切事有聯繫和發展」。這些原則當時雖還孤零的記入印象中,但試來結合到我對於文物的學習研究上,得啟發就太大了。本館一系列特別展覽,我總是主動去做說明員。一面學,一面講。工作當然比坐辦公室談天、看書為辛苦。可是,知識或基本常識,便越來越落實了。加上入庫房工作和圖書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頭上的就干。常識一會通,不多久,情形自然就變化了。有了問題,我起始有了發言權。有些新問題,我慢慢的懂了。再結合文獻,對文獻中問題,也就懂得深了些,落實好些,基礎踏實些。

中年沈從文

記得當時冬天比較冷,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經常是在零下10 攝氏度以下,上面是不許烤火的。在上面轉來轉去學習為人民服務,是要有較大耐心和持久熱情的!我呢,覺得十分自然平常。組織上交給的任務等於打仗,我就儘可能堅持下去,一直打到底。

事實上,我就在午門樓上和兩廊轉了十年。一切常識就是那麼通過實踐學來的。有些問題比較專門,而且是國內過去研究中的空白點,也還是從實踐學來的。比如說,看了過十萬綢緞,又結合文獻,我當然懂得就比較落實了。

大致當時從組織上看來,我的工作似太沉悶了點,(或者別的原因)為照顧我情緒,又讓我去當時輔仁大學教三小時散文習作,為二十個學生改卷子。不多久,又給我機會去四川參加土改。這期間,我曾寫了個《我在文學創作上錯誤思想的檢討》(1951 年11 月11 日,《光明日報》以《我的學習》為題發表了這篇檢討),可能是由《光明日報》發表,香港曾轉載過。土改工作是在內江縣三區產甘蔗出白糖地區,剝削特別嚴重,蔗農生活多近於農奴。我在總隊部專搞「糖房的剝削調查」工作,工作前後約五個月。受到一次終生難忘的深刻教育。本來用意,也有可能希望我就材料寫一中或長篇小說。末後因為時間短,問題多,懂的事還不夠全面,無法著手,只好擱下。

回到重慶,總隊總結髮言時,還曾讓我就問題作二十分鐘發言。我表示完全擁護黨的政策。(作者曾在當時一封家書裡談到這次發言情況:「……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說了二十分鐘的糖房剝削問題。如有四十分鐘從從容容說,就把問題展開,還像個報告了。只壓縮到二十分鐘,說一半時,卻有人來遞一字條,『已超過五分鐘』。這種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說下去,結束了。」)

回到北京,因參加過土改,對個人寫作思想錯誤,有深一些認識,在學生中還主動自我批評了一次。不幾天後,又調我參加文物行業的三反、五反,約工作一月,更近於「作戰」。當時全市似約百二十家古董鋪,我大約記得前後即檢查了八十多家。館中同事參加這一戰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這也明顯是組織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實踐學習的機會。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卻十分興奮愉快。記得和幾個公安人員一道,他們搬移東西,我說文物名稱、年代,後來喉嚨也嚷啞了。我的綜合文物知識比較廣泛,也比較踏實,和這次組織上給我的教育機會特別有關。主席偉大無比著作《實踐論》提示求知識的新方法,試用到我本人學習上,得到的初步收穫,使我死心塌地在博物館做小螺絲釘了。我同時也抱了一點妄想,即從文物出發,來研究勞動人民成就的「勞動文化史」、「物質文化史」,及以勞動人民成就為主的「新史」和「陶」、「瓷」、「絲」、「漆」,及金屬工藝等等專題發展史。這些工作,在國內,大都可說還是空白點,不易措手。但是從實踐出發,條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對此後通史編寫,也十分有用的。因為若說起「一切文化成於勞動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實,就得懂史實!因此,當輔仁合併於人民大學,正式聘我做國文系教授時,我答應後,經過反覆考慮,還是拒絕了。以當時待遇而言,去學校,大致有200 左右薪資,博物館不過100 左右,為了工作,我最後還是決定不去。我依稀記得有這麼一點認識:教書好,有的是教授,至於試用《實踐論》求知方法,運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學影響,不受本國玩古董字畫舊影響,而完全用一種新方法、新態度,來進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國內同行實在還不多。我由於從各個部門初步得到了些經驗,深深相信這麼工作是一條嶄新的路。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學問的方法,帶入一個完全新的發展上去,具有學術革命意義的。

如果方法對,個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後來無人。

我於是心安理得,繼續學習下來了。

我雖那麼為工作而設想,給同事印象,卻不會怎麼好。因為各人學習方法不同,總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終日飄飄蕩蕩」,特別是整日在陳列室,他們無從理解。因為研究員有研究員習慣架子(或責任),不坐下來研究,卻去陳列室轉,作一般觀眾說明,對他們說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宮直到1964 年後,除非什麼要人貴賓來參觀,高級研究員才出面相陪,平時可從不肯為普通觀眾作說明的。本館也有這個習氣,唯在專題展時稍好些。陳列改上新大樓,情形不同一點。但是有點基本認識並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陳列的同志,真正明白從做說明員中,同時還可以學許許多多東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並不深透,再進而結合文獻去印證,去反覆印證。所以經過十年八年後,說來說去,永遠無從對某一問題的深入。因此到改陳時,就多是臨時抓抓換換,而並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數!

晚年的沈從文與張兆和

這是誰的責任?我想領導業務的應負責任。從一系列特種展和新樓陳列展,他本人對文物學了什麼?只有天知道!說我飄飄蕩蕩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點點成績,他又有理由說我是「白專」了。全不想想直接領導業務,而對具體文物業務那麼無知而不學,是什麼?別人一切近於由無到有,卻學了那麼多,方法原因又何在?總以為我學習是從個人興趣出發,一點不明白恰恰不是個人興趣。

正因為那種領導業務方法,不可能使業務知識得到應有的提高,許多同志終於各以不同原因離開了。因此一來,外機關有更好的位置,我也不會離開了。因為我相信我學習的方法若對頭,總有一天會得到黨領導認可的,研究人少,我工作責任加重是應當的。

博物館到計劃搞通史陳列時,碰到萬千種具體問題,都得具體知識解決,不認真去一一學懂它,能解決嗎?不可能的!沒有一批踏踏實實肯學習的工作同志,用什麼去給觀眾?問題雜,一下子搞不好,是必然的。要搞好,還是一個「學習」。所以我繼續學下來了。以為我只是從個人興趣出發,其實是不明白陳列說明中所碰到問題的多方面性。一個研究員在很多方面「萬金油」的常識,有時比專家權威還重要得多。

從生活表面看來,我可以說「完全完了,垮了」。什麼都說不上了。因為如和一般舊日同行比較,不僅過去老友如丁玲,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當時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晚上回家,有時大雨,即披個破麻袋。我既從來不找他們,即頂頭上司鄭振鐸也沒找過,也無羨慕或自覺委屈處。有三個原因穩住了我,支持了我:一、我的生命是黨搶救回來的,我沒有自己,餘生除了為黨做事,什麼都不重要;二、我總想念著在政治學院學習經年,每天在一起的那個老炊事員,我覺得向他學習,不聲不響幹下去,完全對;三、我覺得學習用實踐論、矛盾論、辯證唯物論搞文物工作,一切從發展和聯繫去看問題,許多疑難問題都可望迎刃而解,許多過去研究中的空白點都可望得出頭緒,而對新的歷史科學研究領域實寬闊無邊。而且一切研究為了應用,即以絲、瓷兩部門的「古為今用」而言,也就有的是工作可做。所以當時個人生活工作即再困難,也毫無絲毫不快。一面工作,有時一面流淚,只是感到過去寫作上「自以為是」犯的錯誤,愧對黨、愧對人民而已,哪裡會是因為地位待遇等等問題?

大致是1953 年,館中在午門樓上,舉行「全國文物展」。我自然依舊充滿了熱情,一面學,一面做說明員。展出時間似相當長久,因此明白問題也較多。

後來才聽說主席在閉館時曾親來看過兩次。看過後很滿意。問陪他的:「有些什麼人在這裡搞研究?」他們回答:「有沈從文……」主席說:「這也很好嘛……」就是這一句話,我活到現在,即或血壓到了二百三,心臟一天要痛二小時,還是要想努力學下去,把待完成的《絲綢簡史》、《漆工藝簡史》、《陶瓷工藝簡史》、《金屬加工簡史》一一完成。若果這十八年工作上有了錯誤,降我的級,作為一個起碼工作人員,減我的薪,到三十元,至多五十元,在這種情形下,只要我心臟支持得住,手邊有工具書有材料可使用,工作還是可以用極端飽滿熱忱來完成。而且還深信,這工作是會在不斷改正中搞得好的。為什麼?因為我老老實實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搞調查研究,有些認識是嶄新的,唯物的!我應當用工作來報答主席,報答黨。

同樣是1953 年,似9月間,全國文代會第二次大會在懷仁堂舉行,我被提名推為出席大會代表。我參加了大會。到左側房子接見一部分代表時,主席和總理等接見了我們。由文化部沈部長逐一介紹。主席問過我年齡後,承他老人家勉勵我「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我當時除了興奮感激,眼睛發潮,什麼也沒說。為什麼?因為我前後寫了六十本小說,總不可能全部是毒草,而事實上在「一• 二八」時,即有兩部短篇不能出版。抗戰後,在廣西又有三部小說稿被扣,不許印行。其中一部《長河》,被刪改了許多才發還,後來才印行。二短篇集被毀去。解放後,得書店通知(也是在1953 年左右),全部作品並紙版皆毀去。時《福爾摩斯偵探案》、《封神演義》、《啼笑姻緣》還大量印行,老舍、巴金、茅盾等作品更不必說了。我的遭遇不能不算離奇。這次大會經主席接見,一加勉慰,我不能自禁萬分感激而眼濕。給我機會在寫作上再來補過贖罪。照我當時的理解,這對我過去全部工作,即無任何一個集子肯定意義,總也不會是完全否定意義。若完全否定,我就不至於重新得到許可出席為大會代表了,不至於再勉勵我再寫幾年小說了。

這勉勵,只增加我感激和慚愧。這經過,即家中人我也沒有說,只考慮我應當怎麼辦。由於學習了幾年主席關於文藝的許多指示,從工作全面去考慮,照「文藝面向工農兵」的原則,我懂的多是舊社會事件問題,而對新社會問題懂得極少,即或短期參加過土改、五反,較長時間卻在午門樓上陳列室、文物庫房、圖書室。若重新搞寫作,一切得從新學習。照我這麼笨拙的人,不經過三年五載反覆的學、寫、改,決不會出成果。同時從延安隨同部隊,充滿鬥爭經驗,思想又改造得好的少壯有為、聰明才智出眾超群的新作家又那麼多。另一方面,即博物館還是個新事業,新的研究工作的人實在並不多。老一輩「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鑑定多不頂用,新一輩從外來洋框框「考古學」入手的也不頂用,從幾年學習工作實踐中已看出問題。同級研究工作人員,多感覺搞這行無出路,即大學生從博物館系、史學系畢業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計到我的能力和社會需要,若同樣用五六年時間,來繼續對文物作綜合研究,許多空白點,一定時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較大進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覺得十分平常,而且認為自然應當,十分合理了。

因此,我就一直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學了十年,許多舊日同行,學校同事,都認為是不可解的!

工作不可免遇到許多困難,有來自外部的,也有出於本身的。來自外部,多由於不明白許多工作是嶄新的,創始的,帶試探性,不可免會走些彎路,必須不斷改正,才可望逐漸符合事實,得出正確認識。正應合了前人所說「民可樂成而難創始」,必見出顯明成績後,才會得到承認。例如我搞綢緞服裝,館中同志初即多以為是由個人興趣出發,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許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直到我寫出篇有關錦緞論文時,同行中才明白,這裡面還有那麼些問題,為從來寫美術史的所不知。且就這一部門舉幾個小例,就可證明搞綢緞可不是什麼個人興趣了。

一、本館建館時,派過兩位同志去上海徵集文物,花一千五百元買來一部商人擔保是北宋原裝原拓《聖教序》。這部帖據說還經由申博專家代為鑑定的。拿來一看,不必翻閱即可斷定說的原裝大有問題。為什麼?因為封面小花錦是18 世紀中期典型錦,什麼「擔保」謊話,什麼專家「權威」鑑定,若有了點錦緞常識,豈不是一下即推翻?

二、傳世有名的《洛神賦圖》,全中國教美術史的、寫美術史的,都人云亦云,以為是東晉顧愷之作品,從沒有人敢於懷疑。其實若果其中有個人肯學學服裝,有點歷史常識,一看曹植身邊侍從穿戴,全是北朝時人制度;兩個船夫,也是北朝時勞動人民穿著;二駙馬騎士,戴典型北朝漆紗籠冠。那個洛神雙鬟髻,則史志上經常提起出於東晉末年,盛行於齊梁。到唐代,則繪龍女、天女還使用。從這些物證一加核對,則《洛神賦圖》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筆,比顧愷之晚許多年,哪宜舉例為顧的代表作?

三、東北博物館藏了一批緙絲,是全國著名而世界上寫美術史的專家也要提提的。因為在偽滿時即印成了一部精美圖錄,定價四百元,解放後在國內竟賣到三百元一部。1963 年人民美術出版社還擬重印,業已製版。東北一個鑑定專家在序言中說得天花亂墜。其實內中年代多不可靠。有個「天宮」緙絲相,一定說是宋代珍品,經指出,衣上花紋是典型乾隆樣式,即雍正也不會有,才不出版。其實內中還有許多幅清代作品當成宋代看待。

四、故宮幾年前曾花了六七百元買了個「天鹿錦」卷子,為了上有乾隆題詩,即信以為真。我當時正在線繡組做顧問,拿來一看,才明白原來只是明代衣上一片殘繡,既不是「宋」也不是「錦」。後經絲繡組一中學畢業工作同志,作文章證明是明代殘料。那麼多專家,還不如一個初學絲綢的青年知識紮實。為什麼?故宮藏絲綢過十萬,但少有人考慮過「要懂它,必須學」的道理。至於那個青年,卻老老實實,看了幾萬綢緞,有了真正發言權。

五、故宮以前花了幾百兩黃金,收了幅乾隆題詩認為隋展子虔手跡(即《游春圖》。作者1947 年發表的《讀〈游春圖〉有感》,認為可能不是展子虔真跡)。既經過鑑定,又精印出來,世界流傳,寫美術史的自然也一律奉若「國寶」。其實若懂得點歷代服裝冠巾衍變,馬匹裝備衍變,只從這占全畫不到一寸大的地位上,即可提出不同懷疑,衣冠似晚唐,馬似晚唐,不大可能出自展子虔之手。

此外如著名的《簪花仕女圖》的時代,韓滉《五牛圖》的偽托,都可提出一系列物證,重新估價。過去若肯聽聽我這個對於字畫算是「純粹外行」提出的幾點懷疑,可能就根本不必花費那以百兩計的黃金和十萬計的人民幣了。其中關鍵處就是「專家知識」有時沒有「常識輔助」,結果就走不通。而常識若善於應用,就遠比專家得力。

1974年冬,沈從文在張兆和居住的小羊宜賓胡同的宿舍院中

就目前說來,我顯明還是個少數派。因為封建帝王名人收藏題字和現代重視的鑑定權威,還是占有完全勢力,傳統迷信還是深入人心,談鑑定字畫,我還是毫無發言權。可是我卻深信,為新的文物鑑定研究,提出些唯物的試探,由於種種限制,儘管不可免會有各種錯誤,總之,工作方法是新的,而且比較可靠。破除迷信是有物質基礎,不是憑空猜謎人云亦云的。將來必然會發展為一種主要鑑定方法。

我在前面隨手舉的幾個例子,只在說明,我始終留在博物館不動原因,不是為了名、利、權、位,主要是求補過贖罪。搞的研究,不是個人興趣,而是要解決一系列所謂重要文物時代真偽問題。不是想做專家權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歷史上的一切專家「權威」,破除對他們千年來造成的積習迷信,為毛澤東時代寫新的中國文化史或美術史,貢獻出點點綿薄之力。

這十八年中,我的工作另外方面犯了許多大小錯誤,曾初次做過大小六十多次的檢討。一定還有不少未提到處。我的學習方法、工作方法,必然也還有待不斷改善,並反覆檢討和自我批評。現在只是就主席勉勵我寫作,我沒有照指示做去,依舊留在博物館的前因後果,前後思想,就個人記憶到的說明一下。這裡自然包含一些希望,就是可以明白我根本不是什麼專家「權威」,而我的學習,卻近於由無到有,用土方法,依照主席《實踐論》的指示,搞調查研究,來破除文物鑑定的傳統「迷信」、傳統「權威」,不問是徽宗、乾隆帝王,都可以加以否定!一切努力,都是在對專家「權威」有所「破」、有所否定的。

我希望在學習改造中,心臟和神經還能支持,不至於忽然報廢,而能把許多待進行、待完成的工作,比較有系統有條理完成一部分就好!

一個人血壓收縮壓總在二百毫米汞柱以上,一天還有一二小時心臟發痛,搞工作的願望即再頑強,總還是不免要受體力限制,感到生命有限,難以為繼。記得前年即曾為「江青同志」寫了個信:「為了補過贖罪,我在博物館工作已十多年,搞綜合文物研究。別的工作再求深入,受體力限制,已不會有什麼成就。唯對錦緞研究,擬恢復三幾百種健康活潑可供再生產參考取法的圖樣,留著我女孩做助手(作者女兒待業在家,1966 年9 月被趕回原籍。這裡提到的信可能是那時候寫的),不要公家一文錢,或者在不甚費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1963 年政協大會,我曾提案建議,將京郊上方山藏明錦(指廟宇中所存明代《大藏經》用織錦裝裱的經面、經套,近數十年間大量被盜出國外,已所剩不多),經過故宮派人看選過的約一千七百種,調來北京。這案通過後,文化部和故宮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調來,現存故宮絲繡組。那麼一份材料,內中當然包含許多問題,必須加以整理,才能說明白糟粕和精華。若由對問題陌生人去清理,一年半載中恐怕搞不出結果。若讓我去參加,至多有十天半月,即可將問題弄清楚,明白來龍去脈,寫出簡明報告。也算是完成一件工作。所以我希望在不久將來,得到解放後(實際上作者被宣布「解放」的時間,還在十個月之後)還能搶時間,先解決下這個問題。

照我個人認識水平,破四舊中的「破」,除對舊文化中特別有由於帝王名人、專家權威、狡詐商人共同做成的對於許多舊文物的價值迷信,以為是什麼「國寶」的許許多多東西,並不是一把火燒掉或搗毀,而是用一種歷史科學新方法,破除對於這些東西的盲目迷信,還它一個本來面目。我的工作若或多或少還能起點作用,就繼續做下去。我估計,數年前舊文化部聘請的幾個鑑定字畫專家「權威」,在國內鑑定的所謂「國寶」,若能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檢查一下,可能還有上千種都是可以證明根本不是那回事,只能當做「處理品」看待,至多也只是「參考品」而已。

「文革」中倖存下來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說明稿校樣

如我這個工作,在新社會已根本不需要,已不必要,在工作中又還犯了嚴重過失,就把我改為一個普通勤雜工,以看守陳列室,兼打掃三幾個衛生間,至多讓我抄抄文物卡片,我也將很愉快、謹慎、認真,來完成新的任務,因為這也近於還我一個本來面目。在新社會就我能做的做去,正是最好補過贖罪的辦法!我吃了幾十年剝削飯,寫了許多壞文章,現在能在新社會國家博物館做個陳列室的看護員,或勤雜工,只要體力還頂用,一定會好好做去,不至於感到絲毫委屈的。如果在新指示推動下,本館工作將進入人事精簡時期,商討到職工去留,從客觀說,我的所學,在新社會博物館工作中已並沒有多大需要,從我體力說,又實在擔負不了工作任務,只近於指指點點說空話,凡是要用體力解決的我都已辦不了,高血壓又已定型,身體報廢不過遲早間事,為了國家節約,把我放在第一批精簡人數之內,我也將愉快接受。即或不做事,到館中新的改陳要遇到一系列常識問題不好解決時,還是會就我頭腦中記下的、理解的一一提出。外單位美術教育若有新的教材,照新要求應從「勞動文化」著眼,以勞動人民成就貢獻占主要地位,求措辭得體有分寸,感到難於下筆,要問到時,我的點點滴滴常識,大致還得用,一定也會就記憶到的、理解到的一一說去。在完全盡義務情形下,把工作搞好一點。

沈從文

人老了,要求簡單十分,吃幾頓飯軟和一點,能在晚上睡五六小時的覺,不至於在失眠中弄得頭腦昏亂沉重,白天不至於忽然受意外衝擊,血壓高時頭不至於過分感覺沉重,心臟痛不過於劇烈,次數少些,就很好很好了。至於有許多預期為國家為本館可望進行、可望完成的工作,事實上大致多出於個人主觀願望,不大會得到社會客觀需要所許可,因為社會變化太大,這三年來我和這個空前劇烈變化的社會完全隔絕,什麼也不懂了。即館中事,我也什麼都不懂了。

正因為對世事極端無知,我十分害怕說錯話。寫這個材料出來,究竟是不是會犯大錯誤,是不是給你們看了還可請求將來轉給中央文革,當成一個附帶材料(本文原稿是作者「解放」以後,發還本人的材料之一。可見未能如願轉給中央文革)?因為若不寫出來,即或我家中也不大懂得我這十多年在博物館,究竟為什麼而學,學的一切又還有什麼用?

沈從文

1968年12月北京

(1992年2月沈虎雛整理)*這是沈從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檢查稿。

摘自《花花朵朵 罈罈罐罐:沈從文談藝術與文物》及鳳凰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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