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個弱女子

傅雷
文:葉永烈

如果你不透露我的姓名,可以談

1979年4月26日上午,銀髮如霜的作家柯靈走到話筒前,以異常莊重的語調,代表上海市文聯和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宣布:1958年把傅雷劃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應予以改正;十年浩劫中,傅雷所蒙受的誣陷迫害,一律予以平反昭雪,徹底恢復政治名譽。

柯靈是在上海市文聯和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為傅雷及其夫人朱梅馥隆重舉行的追悼會上,說這番話的。

傅雷的長子、著名鋼琴家傅聰從英國趕來,出席了追悼會。闊別二十一載,他終於回到祖國懷抱,回到故鄉上海。望著追悼會上鑲著黑框的雙親照片,望著那兩隻令人揪心的骨灰盒,他的視線模糊了。

追悼會後,傅雷的骨灰盒被鄭重其事地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聰感到不解的是,他父母是在1966年9月3日凌晨,雙雙憤然棄世。在那樣的年月,他在國外,弟弟在北京被打入「牛棚」,雙親的骨灰是不可能保存下來的。然而,他這次回到故裡,親友們卻告訴他一個意外的消息——他的雙親的骨灰俱在!

是誰把他的雙親骨灰保存下來的呢?傅聰幾經打聽,才知道要感謝父親的「乾女兒」。

奇怪,父親只認過鋼琴家牛恩德作為乾女兒,可是她遠在美國。此外,父親從未收過什麼「乾女兒」!親屬們也從未聽說傅雷有過「乾女兒」!

這個「乾女兒」究竟是誰?

傅聰托親友打聽,頗費周折,才知道了她的姓名……

在上海一條狹窄的弄堂裡,我找到了她的家。

她不在家。在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屋子裡,她的母親接待了我,說她到一個畫家那兒切磋畫藝去了。

「她喜歡畫畫?」

「是的,因為她的父親是一位畫家,從小教她畫畫。」

如今,她的父親已故去了,她跟母親以及妹妹住在這小小的屋子裡。她的母親拿出她的國畫給我看,不論山水、花卉,都頗有功底,書法也有一手。她,畫、字、文,三者皆嫻熟。她所繪的彩蛋《貴妃醉酒》、《貂嬋賞月》等,人物栩栩如生,筆觸細膩準確。

我正在觀畫,屋外傳來腳步聲。一個40多歲的女子,腋下夾著一卷畫紙進來了。哦,正是她!

她臉色蒼白,穿著普通,舉止文靜,像她這樣年齡的上海婦女,絕大多數燙髮,她卻一頭直梳短髮。

當我說明來意,她竟搖頭,以為那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我再三誠懇地希望她談一談。她說:「如果你不對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談。」我答應了。她用很冷靜而清晰的話語,很有層次地回溯往事。有時,她中斷了敘述,陷入沉思,可以看出她在極力克制自己的感情……

風雲突變的1966年

1966年9月,28歲的她,酷愛音樂,正在她的鋼琴老師家學習彈琴。老師的女兒是上海音樂學院學生,告訴她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

「什麼?」她睜大了眼睛,久久地說不出話來。

她跟傅家非親非故,素不相識,毫無瓜葛。她是在《約翰·克利斯朵夫》、《貝多芬傳》這些譯著中,認識傅雷的。她非常敬佩這位翻譯家流暢而老辣的譯筆和深厚的文學根底。不過,她從未見過傅雷。

她倒見過傅聰一面。那是傅聰在獲得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獎之後的1956年,在上海美琪電影院舉行鋼琴獨奏會。她當時是上海第一女子中學的學生,由於喜歡鋼琴,買了票,聽了傅聰那行雲流水般的琴聲……

「那是上海音樂學院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騰了幾天幾夜。」老師的女兒繼續說道,「傅雷夫婦被逼得走投無路,才憤然離世。聽說,傅雷留下遺書,說自己是愛國的!」

「還有什麼消息?」她異常關注傅雷夫婦的命運。

老師的女兒聽到的只是一些傳聞而已。

當時,她出於義憤,想給主持正義的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傅雷夫婦含冤離世。她要向周恩來申明,傅雷臨死還說自己是愛國的!

不過,她拿起筆來,又有點覺得不踏實,因為她聽到的畢竟只是傳聞。給周恩來寫信是一件來不得馬虎的事。於是,她想去傅雷家看看,仔細了解一下傅雷夫婦自殺的真實情況。

她打聽到傅家的地址。她來到傅家,遇上傅家的保姆周菊娣。從保姆嘴裡得知更令人震驚的消息:「傅家屬於黑五類,又是自殺的,死了不准留骨灰!」

這些話,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一種正義之感,一種對傅家厄運的不平之情,驅使她這個弱女子,勇敢地挺身而出,進行了一系列祕密行動——這一切,當時連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戴上了大口罩,只露出一雙眼睛,開始行動。她深知在那陰暗的年月,萬一被人認出,將會意味著什麼。

她出現在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的「乾女兒」,無論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婦的骨灰,她說得那麼懇切,終於打動了那兒工作人員的心。要留骨灰,就得買骨灰盒,她,只是裡弄生產組的女工,菲薄的一點收入全都交父母,哪有多餘的錢?

她從殯儀館登記本上查到傅聰舅舅家的地址,便給他去了一封信,說明了情況,與他約定見面時間。信末,只留一個「高」字(其實她並不姓高)。

她戴著大口罩,準時來到傅聰舅舅的家。在傅聰舅舅的幫助下,她終於把傅雷夫婦的骨灰盒,放進一個大塑料口袋,轉送到永安公墓寄存。為了避免意外,寄存時骨灰盒上寫傅雷的號——傅怒安。

就這樣,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一位正直愛國的知識分子,雖然含冤而死,卻被一個忠誠的讀者,冒著生命危險,把骨灰保存下來了。

死者入土為安。

她默默地,神祕地辦完了那一切,她的心也感到寬慰。

她記起,在解放前,曾有四個親友死後無錢買棺木。她的父親慷慨解囊相助,使死者安然「托體同山阿」。她覺得,自己如同父親一樣,只是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情罷了。

不過,沒多久,她的心中不安起來,傅雷夫婦慘死之事,時時攪亂她的思緒。

漸漸地,她覺得光是為傅雷夫婦保存骨灰,還遠遠不夠。她想,中共中央也許不知傅雷夫婦蒙冤的經過,她應當向中共中央反映!

苦苦思索多日,她終於寫了一封信,寄給周恩來,如實反映了傅雷受迫害的情況。信中還提及了傅雷遺書中的話——他至死還申明自己是愛國的!

她擔心這封信不一定會寄到周恩來手中,未在信後署名。

她的擔心不是多餘的。這封信落入了「四人幫」的爪牙手中,當成一樁大案,進行追查。她的字寫得那麼漂亮,看得出是頗有文化修養的。信中又談到傅雷遺書,於是,那些爪牙們便懷疑寫信者是傅雷親屬。他們從傅聰舅舅那裡查到了那封只署有一個「高」字的信,筆跡相同,一下子又與「骨灰事件」聯繫起來了。

不過,當時就連傅聰舅舅,也不知道她是何許人。

「四人幫」的魔掌,緊緊地控制著上海。他們查問傅雷的其他親屬。她曾與傅家的一位姑母偶然說過一句,她的鋼琴老師就住在姑母家附近。就憑這句話,他們追查到她的鋼琴老師那兒,終於知道了她的地址……

墨染的夜

她剛從外邊回來,踏進家門,看到屋裡坐著三個陌生的男人,用異樣冷漠的目光注視著她。

她一下子便意識到:出事了。

果然不錯。來人用命令式的口氣,要她收拾一下東西,馬上就走。

趁拿毛巾、牙刷之際,母親壓低聲音對她說了一句:「他們說你是『現行反革命』!」

她「有幸」坐上了轎車被押到上海正秦橡膠廠(當時傅雷妻兄朱人秀在那裡工作,也遭審查,所以由該廠造反派審訊她),關在一個單間裡。從窗口望出去,連對面屋頂上,也有人監視著她!

第二天便開始審訊。窗外,圍觀的人好幾層。審問時,並未過多地盤問她的經歷——也許他們早已「調查」了。審問者反覆追問她的動機。

「你為什麼替右派分子傅雷鳴冤叫屈?」審訊者問道。

「前幾年,《解放日報》不是登過給傅雷摘帽的消息嗎?他已經不是『右派分子』了!」她答道。

「你的目的是什麼?你是想等傅聰回來拜謝嗎?」那人又問。

「照你看,現在這種樣子,傅聰有可能回來嗎?」她反問道。

那人被問得啞口無言。

問了一陣抓不到什麼把柄。審訊不了了之。

大概是那些爪牙們查來查去,查不出這個青年女子有什麼政治背景,不得不把她放了。

回到家裡,父母問她怎麼會成為「現行反革命」。她如實說了一切。父親聽罷,沒有半句責難,反而說她做得對。

從那時起,直到1976年剿滅「四害」止,她在不安之中度過了九個春秋。有幾次,戶籍警來查戶口,曾使她受驚不已。她的精神上,一直承受著無形的壓力。「現行反革命」這帽子,彷彿隨時都可能朝她頭上飛來……

「何必說謝!何足道謝!」

1979年4月她從《解放日報》上讀到傅雷平反,隆重舉行追悼會的消息。她心中的一塊巨石落地了!多年的精神包袱,徹底地拋掉了。

傅聰真的回來了!他四處打聽才知道到她的地址,托親友向她表示深切的謝意。她卻淡淡地說:「何必說謝!何足道謝!」

傅聰一次次回國,總是托親友給她送來音樂會的票子。出於禮貌,她只去聽過一次,卻沒有去見傅聰。

傅聰的弟弟傅敏給她寫來致謝信,寄來《傅雷家書》以及《傅雷譯文集》。出於禮貌,她在1980年12月16日給傅敏寫了一封回信。

後來,我在訪問傅敏時,他給我看了這封信——

傅敏同志:

遲復為歉。素不相識,本不該以冗長的信打攪您,但有些情況又不得不細說,動筆幾次,終於又擱下;感於你的至誠,但覆信又覺為難,所以拖延至今。

首先應深謝您的關心;其次愧當「功勞」二字,並非我一人可成此事。至於談到因您父親而使工作問題受到影響,都屬落實政策範圍,那麼,我完全不在此列。因當時我尚未踏上社會;若說為此事所受的「審查」,今天了解下來,亦未構成後遺症,因而沒有什麼可落實。看來當時辦理我此事的工作人員並未食言:他們曾允諾我的要求——不向地區反映。這是我最憂慮的事,既得知,不留痕跡,則一了百了,更復何求!

今夏7月11日晚,您親戚來敝舍相訪,我回顧了與他們的談話,我對自己的某些做法很不以為然。

朱佛恬同志(註:傅雷夫人的親侄子)說,曾經去文聯要求他們尋找我,但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大可不必為這件事來尋找我的下落。因此,我希望我不至於到他們面前去申訴而謀得境遇的改善,當然也不希望別人在這種情況下為我頗費口舌。這是公的一面。就私的一面,我全然理解您的心情。可是我認為您完全可以不必在精神上感到有某一種責任。雖然從表面上看,事情與你們有關連,但在當時,完全是我個人的動機、想法。人與人相處,難免有「人情」往來,但任何事情一落到「人情」這一框框中,就失卻了自然的真趣,凡屬不自然的事,我希望不至於被我遇上。但,我和您從不相識,因此連人情兩字都不適用,所以,作為子女的你們想了卻這件事的迫切心情我是那麼地理解。因此,這件事對我來說就完全成了一種××(註:原文如此),這對我將是一種窘迫和難堪。並非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必須酬謝或以語言表意,處理某些事情的最好辦法,莫過於聽其自然。

我需要什麼?我所要的是:自尊,一個女孩子(別管那女孩子有多老)應有的自尊。遺憾的是並非每一個人都懂得這一點。我在這塊土地上拖過了童年、青春,看盡了嘗夠了不同的人對我的明嘲暗諷,偏偏我的敏感和自尊又是倍於常人。然而我願寬恕他們。因為人總是這樣的:

活在物質的空間中,便以物質的眼光估價別人、估價一切。他們不知道人赤身來到這世界,人的靈魂是等價的:也許大總統的靈魂比倒馬桶的更賤價,如果他的心靈醜惡。可惜,不是每一個人能想到這一點。如今我已到了這樣的年歲:雖非日薄西山,卻也桑榆在望,只求得寧靜,此外的一切,我都無所謂了。不希望因人們巧妙的言辭、表情而流露對我的嘲弄致使我情緒上有波動,這種損傷我心神的波動絕非有價有值的東西所能補償的。

所以,我只能生活在不了解我一切的環境中。

所以,我希望少與人接觸。不管認識與否,我一向力求別人能了解我,因此,敢以絮叨相煩。

傅同志來滬,如有便、順路,不妨至敝舍一敘;若無暇,盡可不必以之為念,想能知我。

匆匆草此,攪時為憾。

這是一封何等真誠的信。一顆純潔無瑕的靈魂,躍然紙上!

她以為,她只是一個很平常的人,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已。她說:如果她當時不寫那封為傅雷鳴冤的信,也許她不會「暴露」,傅聰也就永遠不知道她是何許人。她本來就不想讓任何人知道。她所以做那件事只不過因為她深深地敬重人民的翻譯家——傅雷!

她還說,傅家的聲望今非昔比,但是毫無必要把她的名字與傅家聯繫在一起。她仍是普普通通的她,一個平平常常的女讀者而已。

我從她的母親那裡,知道了她的頗為坎坷的經歷:,她1958年畢業於上海第一女中。當時,她與她的俄語女教師過從甚密,那位女教師被錯劃為「右派」,學校領導要她寫「揭發材料」,她拒絕了。這樣,儘管她成績優異,卻因「立場不穩,思想不好」無法跨入大學的大門,只好在裡弄生產組工作。她常常說,如果那時她違心寫了「揭發材料」,她可能早就跨入大學的大門。但是她內心永遠不會得到安寧的。十年浩劫中,父親因政治問題,受到猛烈的衝擊,在1971年離世。她體弱多病,迄今未婚。1979年,她已41歲,竟下決心進入業餘大學學古典文學專業,成為班上的「老學生」。她堅持學了4年,以總平均超過90分的優異成績畢業,獲得紅色金字的大專畢業證書。自1984年下半年起,她調到上海一家編輯部編副刊,兼文字編輯與美術編輯於一身。工作是那樣的忙碌,每天還要花3個多小時擠公共汽車。

她愛文學,愛書法,愛繪畫,愛音樂,愛生活。然而她是一個恬淡的人、自潔的人,於人無所求,於己無所欲。

臨別,她用這樣的話,誠摯地對我說:「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砂子。請恪守諾言,不要透露我的姓名,我淡於虛榮!」

親愛的讀者,請原諒我通篇只用一個「她」字——因為我們有約在先!

補記

關於「她」的報告文學發表之後,許多報刊轉載。特別是上海發行量達200多萬份的《報刊文摘》予以摘載,她的高尚品格為許多讀者所知道。

1985年8月27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東山客的《為善無近名》一文,指出:

「在十年浩劫中,這位姑娘為保存傅雷夫婦的骨灰,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而她和傅雷夫婦非親非故。這種見義勇為的品質,確實令人讚歎。更值得讚歎的是,她至今不願讓人們知道她的真實姓名,大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豪俠氣概。

「我常想,這種具有豪俠氣概、為處於危難之際的窮而無告者奔走呼號的人物,歷代都有,也歷來為人們所推崇和歌頌。不妨說,這種品質正是我國國民性中最可貴的品質。」

我收到眾多的讀者來信,讚頌她的高尚品格。內中也有一些男性讀者,托我向她轉達愛慕之情。

她卻依然沿著自己的軌道運行。她迄今未婚,與母親生活在一起。她告訴我,她自幼便是基督徒。她有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她沉醉於她的事業之中。如今,她在上海某美術學院工作。這幾年,她的書法大有長進。1988年,她榮獲全國書法「廬山杯」一等獎。最近,她的大名被收入《中國當代書畫篆刻家辭典》。她已成「家」了!

既然她已成了書法家,而她的保存傅雷夫婦骨灰的事已是20多年前的往事,我已不必再替她「保密」。徵得她的同意,披露她的姓名:

她——江小燕!

她正在出版由她書寫的字帖……

她,完全靠著自己的刻苦努力,從一個弱女子,正在變成一個「女強人」!

二訪江小燕

1985年8月18日,刮著颱風,時斷時續下著雨。下午,我騎著自行車,來到上海西郊的虹許路。我第一次到這條陌生冷僻的馬路,兩旁是田野,行人很少。我見到一位老人,打聽「徐家宅」。按照他的指點,我離開虹許路,在泥水中前進。好不容易,才找到37號。一問,那裡沒有姓江的。我取出寫著地址的紙條,那裡的人告訴我,「徐家宅」有大小之分,這兒是「大徐家宅」。

我重返虹許路,往北騎車,終於找到小徐家宅。那裡一大片農戶。在泥濘的小路上,我看到37號門牌。那是一座新蓋的房子。一問,她果真住在這裡,不過,她一早就出去了。

我有點失望。今天是星期天,我猜想她在家。正巧,昨天傍晚,我收到《新觀察》第13期,要送她;另外,昨天收到她寄贈給我的作品——她用正楷抄寫的韓愈《原毀》,我想送她《中國書法辭典》、《潘天壽畫冊》及日本武田雅哉贈我的日本畫冊。

真湊巧,就在這個時候,她回來了。她依然那樣瘦削、蒼白、樸素,直短髮,沒有一個「羊毛捲兒」,天藍色短袖襯衫,咖啡色裙子。不過,獨特的是,戴著一雙白手套。

她連忙讓我進屋。她的母親、妹妹在家。她家兩間屋,樓下一間是她的弟弟、弟媳住,樓上一間是她和媽媽、妹妹住。

剛坐下,就說起了房子。她嘆了一口氣說:「你上次去的是新閘路我家。那裡造新樓,要我們搬出去。我們沒有辦法,才搬到這兒暫住。這是農民的私房。樓下的每平方米月租1元3,樓上1元4角。我們家每月房租要63元3角,而我的工資才53元!我們跟房東訂了兩年租約,半年一期。眼下,半年就要到了,房租可能還會漲……」

本來,造新樓,要原住戶暫時遷走,是很正常的事。可是這一次搬遷對於她家來說,增加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上海公家的房子,即使是高級花園洋房,每平方米月租也只有4角,而她家不得不住私房。這幾年,私房的月租從每平方米5角漲到1元、1元5角,據說還要漲到兩元。

她家人老老實實,叫搬就搬了。她家的房子,被建築公司用作辦公室!更使她苦惱的是,原先說好,遷出去兩年,新樓造好,便可以搬回來。她咬咬牙,熬兩年吧。誰知上海警備區著手建房,新樓從原定的7層改為18層。唉,18層高樓,建造時間要拉長几年,何況現在還未動工!

她說,拆遷之苦,非她一家。她要寫信給市政府,反映這些情況。

她又嘆了一口氣,說:「幾年下來,付出的房租,足夠買一架鋼琴了——儘管鋼琴也漲價,『星海』牌從1600漲到1800……」

無意之中,她流露出對鋼琴的深情……

我本來並不認識她。在采寫關於傅聰的報告文學時,聽傅敏以及他的舅舅朱人秀說起她冒著風險保存傅雷夫婦骨灰,我很為之感動。報告文學發排了,其中寫及了她。我擔心傅敏及其舅舅說得是否準確,便去訪問她。

在1984年1月21日下午,我來到新閘路1630弄6號204室。一口氣,從下午3點一直談到8點。本來,我只是去核對一下事實,而她的事蹟深深感動了我。我為她寫了報告文學《她,一個弱女子》。遵她所囑,報告文學沒有披露她的姓名,而且不在上海發——發表於《福建青年》1984年第4期。

1984年4月3日,上海《報刊文摘》轉載了我的報告文學。

5日下午,下著大雨。忽然,響起門鈴聲。我一開門,門口站著一個戴著大口罩的人,只露出一雙眼睛。她一見到我,馬上摘下大口罩——哦,江小燕!

她忽然來訪的目的,就是為了《報刊文摘》的事。她一坐下來,就問我:「我們事先有約——不在上海的報刊上登!」我連忙解釋說,《報刊文摘》轉載,作者事先是不知道的。她反而覺得奇怪,作者怎麼會不知道呢?她希望我轉告上海的一些報刊,不要再轉載。

談畢,她看起我家裡的畫來了。看到了蔡笑秋的花鳥畫,看了曹今奇的貓畫,甚有興趣。

當時《福建青年》雜誌未到。她臨走時,再三關照我,請上海的報刊不要再轉載那篇文章——她不希望上海的同事、親友知道這件事兒。

到了1985年春,她給我來信,就因拆遷搬家,告訴我新的通訊處。另外,又告知,她在業餘大學古典文學專業畢業後,有了大專文憑,最近終於離開裡弄生產組,調入電視大學編報,當編輯。我為她的處境的改善而高興……

這一次我到她家看望,彼此都比較熟悉了,沒有什麼拘束,她很隨便地談著。

她說,她的鋼琴老師,是傅聰的同學。她冒風險保存傅雷夫婦骨灰,是因為聽了鋼琴老師女兒說了傅雷夫婦屈死的情況,產生了同情心。

自從她為保存傅雷夫婦骨灰而受審查以後,她在擔心受驚、惶惶不安之中度過那十年。她說,有時晚上回家,如果過道上亮著燈,也會使她害怕——會不會公安局來了人,在家裡等著她!

她說起難忘的1979年4月26日早上。

那時,她借在靜安區布置一個展覽會。早上,她到食堂吃早飯,桌上有一份當天的《解放日報》。她只顧吃早飯,並沒有看報。不知怎麼搞的,她的耳邊總是響著奇特的聲音:「你看呀!你看呀!」(我問,講上海話嗎?她說是的。又問,男聲還是女聲?答,分不清楚)一連催了二十多聲,她終於拿起報紙。一看,報上登著消息:傅雷平反,今天上午開追悼會!

她說,當時她整個人就像在半空中落到地上,終於腳踩實地!她鬆了一口氣,從此放下了心中的石頭。這種感覺,不是當事人,沒有親身經歷,是無法體會的。

她回憶起她的父親——畫家江風,不喜歡帶她去參加結婚宴會,卻常帶她去喪家。江風要女兒多聽聽人家哭聲,懂得人世的苦難。她還說,在「文化大革命」前,她愛去的地方是公墓。她在那裡漫步,那兒是「停止的時間,凝固的感情」。她看各種碑文,父母為愛子、愛女立的,妻子為丈夫立的,子女為父母立的……那裡靜靜的,靜靜的……

她說,迄今未見過傅敏,也未見過傅聰。她只是默默地做了一件事,不願別人知道,也不想人家謝她。

如今,她的生活依然艱難。每天要花費近5個小時在上班的路途上。光是從家裡走到公共汽車站,就要25分鐘。夜晚,有時一個人走在荒僻的路上,常常一邊走,一邊欣賞天上的雲和綠色的田野……她愛大自然。26年前,由於她的老師被打成右派,學校要她揭發老師,她拒絕了,落了個「立場不穩」的罪名,考不上大學。如今,雖然她40多歲了,仍要爭這口氣。她已拿到大專文憑,又考上上海第一教育學院中文系。1985年9月起,她上大學去,一定要考個本科大學文憑!這學校比她工作單位還遠,在五角場,每星期三天上學,三天工作。

她住在農村,蚊蠅甚多。我喝完汽水,放下杯子,馬上有四、五隻蒼蠅歇在杯上。她告訴我,晚上蚊子成群。她一邊看書,一邊打蚊子,打下來的蚊子放在盛水的臉盆上。有一次,她數了一下,一夜之間,臉盆裡有86隻蚊子!

她愛小動物,養著貓。

她喜歡我送給她的字、畫。特別是那套《中國書法辭典》,在書店裡看了一眼,不敢再看第二眼——35元一套,太貴了。我說:「這些都是出版社或友人送我的,我不研究書畫,放著無用,不如送你。」

下午,談了三個小時,我告辭了。

 三訪江小燕

1997年10月20日下午,我剛從湖南長沙飛回上海,翌日便接到傅敏的電話,說他來到上海。我問他在上海準備去哪裡,他說主要是看望父親傅雷的一些老朋友。我建議他去兩個地方:一是去上海南匯老家看看,二是看看江小燕。他馬上答應了,並托我代為聯繫。

於是,我給江小燕所在的大學打電話。接電話的是她的一位同事。他告訴我,江小燕已經退休了。這消息很使我驚訝,時間過得那麼快,連江小燕都退休了!我問,江小燕家有沒有電話?他回答說,她家沒有電話。我又問,能不能告訴我傳呼電話號碼?對方盤問:「你是誰?」我說了我的名字,他馬上有一種信任感,因為他看過我關於江小燕的報道。不過,他告訴我,傳呼電話跟她家隔了一條馬路,很不方便。沒有很緊急的事,最好不要打傳呼電話。最好是寫信去。我又問她家地址。他回答:找她的領導吧!

她的領導生病在家。我撥通她的領導家的電話。領導說,很不巧,通訊錄放在學校的辦公室裡,只能等明天去學校之後再打電話告知……

我想,那隻好等明天了。即便明天給她寫信,起碼也得等兩三天才會接到她的電話。

我放下電話不久,響起了鈴聲。意想不到,電話竟是江小燕打來的!

原來,她雖然已經退休,但是每週仍有三個半天來學校工作。這天很巧,正好她在學校。同事告訴她,葉永烈來電話,她馬上就給我打來了電話。

她聽說傅敏要去看她,就說,那就請他到學校裡來吧。不論是傅聰還是傅敏,她都從未見過。她告訴我哪三個半天在學校。只要她在學校,他來都行。

說罷,她忽然問:「傅敏怎麼會想起來看我?」我照實回答說:「我提出這一建議,他欣然答應了。」她立即怪我道:「你何必叫他來呢?如果不是他自己提出來的,我看,就不必見面了!」我說:「我只提了一句,他馬上就說,江小燕一定要見!他是滿腔熱情要來見你,你不能回絕。」她說:「事情都已經過去那麼多年,何必再重提呢?」經我反覆說服,她總算同意了。

那幾天,傅敏的日程都已經排滿。10月27日,我陪他去南匯老家,說定翌日上午去看她。我們約好上午9時在她的學校門口等,然後一起進學校找她。

那天上午,我在8時40分就先到了。到學校裡問了一下,江小燕還沒有來——因為她是9時上班。閒著沒事,我在學校大門口旁邊的布告欄裡,看起了學校的分房公告。公告說,學校裡最近分到四套公房,可以分配給職工。為了增強分房的「透明度」,除了公布房子的面積、地段之外,還公布所有申請者的名單以及職稱、現有住房情況等等,以便公眾討論和監督。我在申請者的名單上,忽的見到了江小燕的名字!

我細細地看了起來。江小燕的名字被列在「離退休職工名單」之中。上面寫著,「江小燕,助理研究員……」我不由得為她感嘆:她已經退休,仍未能評到高級職稱。倘若沒有在年輕的時候為保護傅雷夫婦骨灰而背上的沉重的政治包袱,也許不會浪費那麼多時光,不會在退休時仍只是「助理研究員」。

我再看她的現有住房情況時,更為震驚:她家住房為35平方米,而戶口簿上的人口登記數為7人,人均面積為5平方米!

不言而喻,她至今仍與母親、弟弟一家住在一起,所以全家7口人。我在跟她的領導通電話時,曾順便問及她的近況,知道她至今未婚,過著單身生活……我知道,她的青春被耽誤,其實也是因為背上那沉重的政治包袱……

當然,也正因為住房擁擠,所以她不在家中接待我們。

使我略為得到安慰的是,「備註」一欄上,標明她是「中國書畫協會會員,優秀書畫家」。我知道,這是她刻苦鑽研書畫才取得的成果。

8時50分,我見到一個戴一副墨鏡、穿一件黑毛衣、右手戴著一隻白手套的中等個子女子,匆匆走進校門。雖然已經七、八年沒有見面,但是我一眼就認出她就是江小燕。當我上前打招呼時,她這才認出我來。在她走近時,我發現她已經有許多白頭髮。我告訴她,傅敏先生等一會兒就到。她仍行色匆匆,對我說:「我先上樓了,因為9點鐘要為日本學生上課。日本學生非常守時,我必須先去跟他打個招呼。」

沒多久,傅敏夫婦和傅敏的表姐朱佛容來了。我陪著他們上樓。江小燕在一間小屋裡,正在為一個日本留學生上課。見到我們站在門口,她立即請我們進去。她在與傅敏握手時,顯得很客氣。

她平日從無上課時候接待訪客的,今天屬極特殊的例外,由於她事先已經跟日本留學生打過招呼,所以日本學生也很理解。她不得不停下課來接待這批不尋常的客人。她告訴我們,她退休後,在為日本學生上漢語課,所以每週有三個半天來學校。日本學生很懂禮貌,拿來熱水瓶,為我們每人沏了一杯茶。

今天的談話,理所當然是在傅敏與她之間進行。開頭的談話,顯得很拘謹。傅敏問她現在身體好不好?她說,身體尚好,只是睡眠很少。她每天夜裡總是在12點之後才睡,早上五、六點鐘就起床,中午也不午睡。她喜歡做「女紅」,喜歡看書。我問她,現在還練字嗎?她說,這要憑興致。有時,興致來了,就寫字。

她說,退休了,也很忙。星期天,她往往要去上海郊縣松江,為那裡的教堂的唱詩班教唱。她自稱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她提及,前些日子收集到一冊20年代上海出版的《藝術旬刊》,在上面見到傅雷先生的一篇文章。她問傅敏是否有這篇傅雷早期的文章,她可以把那本刊物送給傅敏。傅敏對她的關心表示感謝。他說,他曾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裡查閱過《藝術旬刊》,複印了那篇文章。

漸漸地,從傅雷文章談到了當年保護傅雷骨灰一事。江小燕說,當時的感覺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好在那噩夢般的歲月已經過去,這件事也就不必再提了。她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傅敏這時想說一些感謝的話,剛說了一句,江小燕便說:「你要說什麼話,我心裡很清楚。這些話,就不必說了吧!」

江小燕堵住了傅敏的嘴。

傅敏說,明年是傅雷誕生90周年,要出版《傅雷文集》,出版後想送一套給江小燕,能否告知家中的地址?

江小燕即說,寄到學校,便可收到。這樣,她也就不說家庭地址了。

我乘機問起她的住房情況,她知道我一定是看到了校門口的布告欄,淡淡地說:「我的住房是有點困難。學校裡現在分配的房子都很遠,而且還要自己出一筆錢。其實,我只是希望在市區有間小小的、獨立的舊房子就行,這樣我能夠自由自在地生活,如此而已!」

傅敏又問她,今天難得相聚,能否與大家一起合影?

她搖頭:「我不喜歡拍照。我把小時候的照片,全部都撕了!所以,我沒有小時候的照片。現在,和同事們一起出去旅遊,遇上拍攝合影,我總是躲開的……」

經她這麼一說,傅敏也就無法難為她了——雖說我也很希望為傅敏與她這次難得的見面,拍一張照片。

聊了個把小時,見日本學生一直在一旁等候,傅敏不好意思,站起來告辭。

她一一與來客握手告別,只送到教室門口,因為她還必須給日本學生上課……

江小燕當年的所為,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那就是「見義勇為」。然而,這「見義勇為」,對於一個纖纖弱女子而言是太不容易了。無權無勢、無名無利的她,年逾花甲,至今獨身。退休多年的她,在上海過著平靜、平凡、平淡的生活。繪畫、書法、詩詞、音樂,使她的精神世界格外充實。她在給我的信中寫道:「余深心之寧然,淨然,此萬金所難易,則何悔之有?君不聞:『朝聞道,夕死可矣!』」

這「寧然,淨然」,正是江小燕心靈的寫照。「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凡女子有著不平凡的胸襟、純潔的靈魂,江小燕為華夏大地增添了動人春色。

江小燕贈葉永烈的書法作品朔望先生寫過一首詩,稱讚江小燕為「仙娥」:

  江湖俠骨已無多,況復秋潦太滂沱。

  誰分昏黃聞窸窣,剔灰埋骨有仙娥。

  2004年7月,江小燕贈我橫幅,寫著:

  得意淡然

  失意泰然

  自處超然

  群處藹然

  我想,這既是她給我的贈言,也是她自己處世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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