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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那:每一個被扭緊的螺絲釘都是有罪的

許那

(編者按語:北京法輪功學員許那,曾經在北京女子監獄經歷過11種酷刑後,活著走了出來。她憑著記憶,記錄下了那段駭人的歷史真相。如今她又身陷囹圄,讀著她的記述,令人感觸至深。)

我多麼希望自己被關押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而不是中國的監獄。因為在納粹的毒氣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監獄,它讓你活著生不如死。反覆經歷漫長的酷刑,酷刑中他們配備懂醫的犯人看護,隨時檢測你的體徵。我在那兒多日不被允許睡覺,被發現心律不齊。於是警察命令說:「讓她睡一小時,休息一下。」

各種各樣隱蔽而精緻的酷刑被發明,比如:劈叉,將雙腿拉開成180度,命令三個犯人坐在受刑人的雙腿及後背上,反覆按壓。警察自豪於這個發明:「這個辦法好,因為疼痛難忍,但又不傷及骨頭。」

納粹反人類的目的是消滅猶太人的身體,而它們的目的是摧毀人的精神、良知。當我在酷刑與洗腦中更加挺直腰板時,一個警察認真地對我說:「應該申請對你進行開顱手術,把你的大腦摘掉。」

那些自以為自己在中國自由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摘除了精神,生活於一個無形的大監獄中。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你認同它存在、認同它應該繼續存在,獲罪於天,豈能長久?

所以每一個被扭緊的螺絲釘都是有罪的,它加固了這個機器的邪惡運轉。那些想從它那裡得到名利和各種好處的,正如孔子所說:「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

我受到傳媒的最深刻的教育,不是在大學課堂,而是在監獄。2003年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徐滔採訪北京女子監獄,我被隔離在警察辦公室。四個犯人,以人肉銬子的形式箝住我,我可以清晰聽到不遠處採訪現場,對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講它們如何文明執法,而我不能發出一點聲音,我的嘴裡被堵上了毛巾。

徐滔是我大學同學,我們共同受教於以培養黨的喉舌為宗旨的中國傳媒大學,如今她是北京電視台的副總編輯、全國人大代表。

這次採訪後不久,一名法輪功修煉者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監。最後稱她為病死,我因檢舉、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實,再次被投入小號折磨。

幾年後,同樣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於宙。與他同一監室的在押人員承認,他為於宙的死做了偽證,但他說:「我不敢講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滅口。」

我的好朋友孫毅,因為從馬三家勞教所成功寄出一封求救信,講述了他被奴役迫害的事實,最後即使他到了印尼的一個小島,也沒躲過它伸長的手。

三十多年前,我因政審不合格,不是團員,儘管分數遠遠超過北大的錄取分數線,也被拒收,誤入傳媒大學。

89學潮時,我和我的同學上街遊行,共同打出過「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標語。

「六四」以後,我決心遠離它,離開廣電部改行成為一個自由畫家,對世事不聞不問,以為從此可以歲月靜好。

多年的親身經歷使我覺醒,這個國家的每一件不公義都離我很近,我不能裝作看不見,它最後真的發生在我的身上。這個世界每一件不公義,即使離你很遠,也與你息息相關,因為他時刻拷問著你的良知。

有些事於我不僅是權利,也是責任,我無可逃避。

來源: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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