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是偽造出來的洋牌坊,該撤掉扔進大海了?

利瑪竇(1552-1610年),是中國明末時,進入中國的傳教士,一個已經被寫入中學歷史教科書的西洋人物。某些人說,是利瑪竇給中國送來了幾何學、天文學、地理學、世界地圖等等「西學」。由於他是「西學東漸」的標誌,因此,成為了某些人精心豎立起來的一座又高又大的牌坊。

超高超大的洋牌坊,位居中國歷史之巔

據某些專家的說法,給中國送來「先進」的西學的,是一個由西方傳教士組成的團隊,如緊隨利瑪竇之後的愛儒略等人。

 利瑪竇等人、當時的歐洲,真的擁有領先當時中國的知識水平嗎?

 答案是否定的。

一、奇特現象,不知該如何解釋?

《坤輿萬國圖》是明朝初年鄭和團隊繪製的,這一點,李兆良先生早已完成論證。這一結論,不僅得到我國測繪學界的認可,而且為「國際」地圖史學界的默認。

鑒於史學界的某些人拒絕承認這一點,這裡,我再囉嗦幾句。

《坤輿萬國圖》,就可以看出,這一地圖,絕不可能出自歐洲。

稍加注意,就能發現《坤輿萬國圖》有以下特點:

1、該圖最不精確的部分,恰恰是歐洲部分

按該圖,歐洲是一個狹長的半島,一條蟲子的形狀,比實際面積縮小了一大半,完全不夠成其為一個「洲」。

2、該圖中,法國,和大不列顛、愛爾蘭二島,極其不準確,而且,島上沒有任何城市,連法國首都巴黎、英國首都倫敦,都沒有出現

3、該圖中,歐洲的聖地—希臘半島,極不準確,而且,沒有城市。文藝復興時期晚期歐洲人繪製的地圖,會這樣嗎!

4、該圖中,羅馬教廷所在地的亞平寧半島的方位,極不準確。天主教徒竟然把精神聖地搞著這樣,不可思議。這裡,已經是歐洲地圖中標註最詳細的地方了。

5、該圖中,中國的重要城市、各省省會,毫無遺漏,位置準確

 6、該圖中,與歐洲各國的地圖相反,日本的重要城市,同樣是毫無遺漏,排得密密麻麻,比羅馬教廷所在地的亞平寧半島詳細許多倍

日本各島的地理位置,也比亞平寧半島精確許多倍。

7、該圖中,凡是古代中國比較熟悉的地方,東南亞、南亞、中東地區、東非地區,都標誌詳細,重要城市無一漏網,把地圖排得滿滿的。

總之,詳細程度,超過亞平寧半島許多倍。

二、利瑪竇等人靠抄襲中國文獻來行騙

有專家說,利瑪竇向中國傳播了先進的天文地理知識,尤其是送來了世界地圖。果真如此嗎?我們看看比利瑪竇稍晚進入中國的幾位西洋傳教士的傑作。

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年),意大利人,1609年,受耶穌會派遣到遠東傳教。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抵達澳門;1613年到北京,後到上海、揚州、山西、陝西、杭州、福州等地活動,受到葉向高、李之藻等朝廷高官的大力支持、保護。

在進士出身、任職監察御史的楊廷筠的幫助下,天啟三年(1623年),艾儒略完成、出版了《職方外紀》一書。

曾官至內閣首輔、位至太傅的葉向高,親自為之作序推薦;基督徒李之藻、楊廷筠等人當然也提筆誇讚。所謂序言,無非天主教教義如何如何正確,「西儒」如何如何博學。鑒於篇幅,這些誇讚之詞,暫不引用。

艾儒略在《職方外紀自序》中說:

「昔神皇盛際,聖化翔洽,無遠弗賓。吾友利氏齎進《萬國圖志》。已而吾友龎氏又奉翻譯西刻地圖之命,據所聞見譯為圖說以獻。……儒略不敏,幸廁觀光,嘅慕前庥,誠不忍其久而湮滅也,偶從蠧簡得覩所遺舊稿,乃更竊取西來所攜手輯方域梗概,為増補以成一編,名曰《職方外紀》。」

大意是,此前,利瑪竇貢獻了《坤輿萬國圖》;後來,龐迪我等人翻譯了「圖說」,如今,我又從自己帶來的西方最新的地理文獻資料中,精心挑選了一些內容,對「圖說」做了增補,終於成為《職方外紀》一書。

乍看起來,似乎西洋教士給中國傳來了多麼先進的知識。事實又是如何呢?

《職方外紀》,充分表現出了《坤輿萬國圖》奇特現象。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中國對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日本等等,及中國周邊地區,非常了解。在中國史籍中,對這些地區記錄極多,也極為詳細。

毫無意外的是,《職方外紀》中,記錄最詳細、最有實際內容的文字,全部集中在亞洲地區。而其中的文字,絲毫沒有超出中國史籍的內容。

對於其它地區,基本沒有什麼有價值的信息。

單說《職方外紀》關於歐洲的記載。

《職方外紀》卷二「歐邏巴總說」,基本是照著中國制度文化,胡編濫造地吹牛。

穿的,比如,「衣服,蠶絲者,有天鵝絨織金段之屬」;

餐具,「飲食用金銀玻璃及磁器」;

家具,「天下萬國坐皆席地,惟中國及歐邏巴諸國,知用椅卓」;

出行,「其駕車,國王用八馬,大臣六馬,其次四馬,或二馬」;

教育,「歐邏巴諸國皆尚文學。國王廣設學校,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邑一鄉有小學」;

科舉,「凡試士之法,師儒群集於上,生徒北面於下,一師問難畢,又輪一師,果能對答如流,然後取中。其試,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應諸師之問,如是取中便許任事」;

賦稅,「歐邏巴諸國,賦稅不過十分之一,民皆自輸,無征比催科之法」;

司法,「詞訟極簡,小事裡中有徳者自與和解;大事乃聞官府,官府聽斷不以己意裁決,所憑法律條例,皆從前格物窮理之王所立,至詳至當」;

 慈善,「在處皆有貧院,專養一方鰥寡孤獨,……又有幼院,專育小兒,為貧者生兒,舉之無力,殺之有罪,故特設此院……又有病院……」

如此等等,完全參照明朝社會,胡編濫造。

絲綢、瓷器、郡縣制、科舉制、義務教育制度,等等,只要明朝有的,歐洲通通有。說起謊來,眼皮都不眨一下。

只要我們稍稍了解一點歐洲史,便知一二。我就不多說了。

具體到歐洲各國,要麼是一無所知,要麼是胡言亂語。

比如,關於法國

「以西把尼東北,為拂郎察,南起四十一度,北至五十度,西起十五度,東至三十一度,週一萬一千二百里,地分十六道,屬國五十餘。其都城名把理斯,設一共學,生徒常四萬餘人。並他學共有七所。又設社院以教貧士,一切供億,皆王主之,每士計費百金,院居數十人,共五十五處。中古有一聖王名類斯者,惡回回占據如徳亞地,初興兵伐之,始制大銃,因其國在歐邏巴內,回回遂概稱西土人為拂郎機,而銃亦沿襲此名。是國之王,天主特賜寵異。自古迄今之主,皆賜一神,能以手撫人癧瘡,應手而愈,至今其王毎歲一日療人……」

唯一有價值的便是經緯度、「地分十六道,屬國五十餘。其都城名把理斯」。至於經緯度正確與否,先不要管它。

該文提到了法國首都。巴黎的情況如何?不知道。

《坤輿萬國圖》中有里昂。里昂是怎麼樣的?不知道。

艾儒略不知道巴黎、里昂,顯然,利瑪竇、龐迪我等人也不知道。因為《職方外紀》是基於利瑪竇、龐迪我等人的遺作,進行補充完善。

文中出現了一個有趣的信息:法王「類斯」組織「十字軍東征」。按照現行西方史,法王路易九世(1214-1270年)曾組織十字軍東征,曾被俘,後因死於東征戰場被封為「聖路易」。

如果艾儒略所言可信的話,那麼,十字軍東征的時間就要大大後延,因為:當時歐洲不可能有「大銃」,即火炮,而「類斯」組織東征時使用了「大銃」。看來,十字軍東征史,可能是偽史啊!

至於巴黎有一所學校多達4萬人,還設有免費教育的55所學校,那就是昏了頭的大牛皮了。當時,巴黎的人口才多少?法國推行面向百姓的免費教育是19世紀中晚期—-法國大革命之後的事情!

剩下的內容,基本是胡言亂語,諸如「類斯」之後的法國歷任國王有手摸治病的神功云云。

輪到英國,就更加不堪入目了,全文如下:

「諳厄利亞,經度五十至六十緯度三度半至十三,氣候融和,地方廣大,分為三道,共學二所,共三十院。其地有怪石,能阻聲,其長七丈,髙二丈,隔石發大銃,人寂不聞,故名聾石。有湖長百五十里,廣五十里,中容三十小島,有三奇事,一魚味甚佳而皆無鰭翅;一天靜無風,倐起大浪,舟楫遇之無不破。一有小島無根,因風移動,人弗敢居,而草木極茂,孳息牛羊豕類極多。

近有一地,死者不殮,但移其屍於山,千歲不朽,子孫亦能認識。地無鼠,有從海舟來者,至此遂死。又有三湖,細流相通達,然其魚絕不相往來,此水魚誤入彼水輒死。傍有海窖,潮盛時,窖吸其水而永不盈;潮退,即噴水如山髙,當吸水時,人立其側,衣一沾水,人即隨水吸入窖中;如不沾水,雖近立亦無害。」

英國首都在哪?不知道。

英國有沒有城市?不知道。

英國國王是誰?不知道。

英國有什麼物產?不知道。

倒是沒忘記吹牛:英國設有30所義務教育的學校。事實是,與法國一樣,英國面向百姓的免費教育也是19世紀的事情。

剩下的,全是荒誕不堪的東西:有一個牛羊遍地的島,竟然如浮萍一般,隨風飄蕩!

還有一點,倒是真的,英國老百姓死了不埋。在英國人撰寫的作品中也有記載。

按照現行的西方史,此時的英國,早已打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名震歐洲,成為了「崛起的大國」。

利瑪竇、艾儒略之輩,竟然對英國一無所知!

按照「西方歷史」,利瑪竇、愛儒略之輩生活的時間,正是西歐的「文藝復興」風氣雲涌之際。如果我們再看看《職方外紀》關於「希臘」的介紹,真該氣的吐血!

《職方外紀》,主要是抄襲中國文獻的結果

利瑪竇、艾儒略之流,缺乏起碼的地理常識。

利瑪竇比艾儒略更加無知。利瑪竇貪污了《坤輿萬國圖》的知識產權,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在《坤輿萬國圖》中,連法國首都巴黎、英國首都倫敦都沒有!

唯一的解釋:他不知道這點常識。

如果他們連歐洲的地理常識都沒有,怎會通曉世界地理知識?

《職方外紀》中,除了有關美洲的信息(大多也是胡言亂語),基本是抄襲中國文獻,而且是不分時代地亂抄一氣。

比如,中國唐宋以前的文獻,一直在談赴西天取「貝葉梵經」。《職方外紀》卷一談及「印弟亞」便照抄道:

「中國之西南曰印弟亞,即天竺五印度也……無筆札,以錐畫樹葉為書。」

      都17世紀20年代了,印度次大陸,還在用樹葉寫字?太荒唐了吧!整個歐亞大陸,包括偏遠的歐洲,都早就普及造紙術了。

甚至一些比較搞笑、在宋朝以後的史籍中不再出現的內容,他們也照抄不誤。

再舉兩個例子。

1

《職方外紀》卷二,介紹歐洲時:

「又聞北海濱有小人國,髙不二尺,鬚眉絕無,男女無辨,跨鹿而行,鸛鳥常欲食之,小人恆與鸛相戰,或預破其卵以絕種類。」

我們對照一下以下兩則。

《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括地誌》云:

「 小人國在大秦南,人才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

《通典》卷一九三引《突厥本末記》:

「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

2

《職方外紀》卷一介紹「韃而靼」即西伯利亞時:

「有長人善躍,一躍三丈,履水如行陸者;有人死不葬,以鐵索掛屍於樹者」。

我們對照一下以下兩則。

《通典》卷一九六:

「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發,皆裹頭。居土窟中。唯有豬,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余,又能立浮,臥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別。」

「庫莫奚,聞於後魏及後周。……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

顯然,我們可以得出結論:

1、《坤輿萬國圖》不可能是歐洲人繪製的。

2、利瑪竇之流,不可能給中國帶來先進知識。

3、事實上,利瑪竇等人從中國學習了大量的先進的知識。正是因為中國知識傳入歐洲,才引發了以學習、模仿中國為中心,以「全盤中化」為目的的啟蒙運動。

4、《職方外紀》主要執筆人,是中國的基督徒楊廷筠等人,而不是艾儒略等西方傳教士。

三、利瑪竇時代,歐洲根本沒有「天文學」

利瑪竇是意大利人。在教會接受完神學教育後,於1578年從歐洲出發,到東方傳教。先在印度一帶工作多年,1582年(或1581年)抵達中國。(記住這個時間,很重要)

此後的經歷,在他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有詳細描述。簡而言之,經過他不屈不撓的努力,終於攀附上中國高官,進入北京城,並獲得朝廷俸祿,最終在北京去世。

利瑪竇是如何成為一尊牌坊的呢?

這是因為,某些人預設了一個前提:當時的西歐,已經非常先進非常發達,利瑪竇擁有先進的天文地理知識。

表面的理由有三:1、向中國傳播了幾何學知識;2、向中國傳播了大地是個圓球的知識,並繪製了世界地圖;3、他和他的弟子們,向中國傳播了先進的曆法知識,幫中國編制了新曆。

事實又是如何呢?

1、說利瑪竇向中國傳播了幾何學知識,前提必須是:中國人以前沒有幾何學知識。為什麼利瑪竇手捧《幾何原本》翻譯不下去呢?其實,原因很簡單,這套東西,中國的士大夫壓根兒瞧不起這玩意,因為千年前的國子監的數學教材,就比這玩意高深多了。利瑪竇還曾向中國推銷快速筆算的技巧呢,精通珠算的士大夫會正眼瞧嗎?

2、說利瑪竇向中國傳播了大地是個圓球的知識,前提必須是:中國人以前不知道大地是一個圓球。只要稍稍了解一點中國古代的天文歷算知識,我們就會知道,堅持這種說法的,只能說腦袋有問題。

3、說利瑪竇和他的弟子們,向中國傳播了先進的曆法知識,幫中國編制了新曆,前提必須是:當時的歐洲,天文學水平高於中國。

天文、地理、數學三者是直接關聯的。當時歐洲,天文學水平如何呢?我們一起來回憶回憶。

就在利瑪竇進入中國的時候,歐洲發生了一件大事:1582年,羅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下令曆法改革,啟用新曆,即當今所謂格里曆。

利瑪竇當然沒有親身經歷這事兒。因為,四、五年前,他離開了歐洲,此時已經到了中國。

羅馬教皇為何要搞曆法改革呢?因為歐洲自古沒有自己的曆法,已經跑在世界前面十幾天了,關於這一點,我在《儒略曆,就是三國時魏國的景初歷》中,已經介紹了。

我奇怪的是,羅馬教皇的新曆,是從何而來的?即誰編制的?相關的曆法知識、天文人才,來自何方?

據說,此時的歐洲,有一些超級牛逼的人物,比如哥白尼(1473-1543年)。

據說,哥白尼寫出了超級牛逼的天文學論文,構築了一個龐大而科學的宇宙理論體系。他說:

「在運動著的天體中,第一是土星,30年繞太陽一週;其次是木星,12年一週;再其次是火星,2年一週;……」

牛吧?

不過,先別跪下。因為,這種知識,本來就不算個啥,況且,我們還應該本著「疑古」精神,問一下:

哥白尼,是如何知道「土星30年繞太陽一週」的?

據說,歐洲人是有「科學精神」的。所以,可以肯定,哥白尼絕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那麼,是來自哥白尼的觀察?

稍稍了解一下,便知,哥白尼沒有在天文台工作過。那麼,哥白尼是否為了獻身科學,堅持每天獨自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呢?嗯,有可能。

鑒於「土星30年繞太陽一週」,那麼,至少要觀察土星運行兩個輪迴,即堅持不懈地仰望土星60年,才敢斷言:「土星30年繞太陽一週」。

問題是:哥白尼總共才活了70歲。難道他10歲以前,就獻身天文學了?

那麼,哥白尼的這些知識,是否來自歐洲的其它天文台呢?

據西方科學史家說:

(在歐洲)「把行星運動的詳細情況更精確地記錄下來的第一位天文學家,要算是哥本哈根的第谷·布拉埃(1546-1601年)。……他經過幾次遷徙,終於定居在布拉格,並得到約翰·開普勒(1571-1630年)參加他的工作,後來就把他的極其珍貴的資料,遺留給了開普勒。」

這段話告訴我們:

1、在哥白尼去世之前,哥本哈根的第谷還沒出生。

2、第谷之前,歐洲沒有靠譜的天文觀測記錄。

3、第谷超級牛,在顛沛流離、居無定所之中,靠著一己之力,竟然搞出了一套「行星運動的詳細情況更精確地記錄」。嗯,這樣的記錄和知識,和哥白尼一樣,一定來自耶穌託夢。

4、開普勒11歲的時候,羅馬教皇開始搞曆法改革。

什麼哥白尼、第谷之類,到底是不是一尊泥塑菩薩,只有天知道。

這也沒有,那也沒有,那麼,羅馬教皇頒布的格里高利曆,到底是誰編制的呢?

請繼續看。

利瑪竇進入中國的時候,歐洲還發生了一件事:1585年,西班牙人門多薩撰寫的《中華大帝國史》在羅馬出版了。

自哥倫布之流「大航海」以來,無數的歐洲人來到亞洲。在近百年時間裡,或與中國人接觸,或進入中國,或通過亞洲人間接掌握中國信息,將中國商品、與中國相關的信息,源源不斷地傳到歐洲。

該書說:

「(中國)皇帝在每座城市用自己的錢設置有書院和學校,他們在裡面學習寫、讀和算,及至學習自然或道德哲學、占星學、國家律法,或其它奇特的科學。……為此人人都學讀寫,哪怕再窮的人。」

該書還告訴我們一個基本信息,當時,眾多的西方傳教士、商人、官兵,想方設法購買中國出版的一切書籍,「因為中國人有大圖書館,價錢便宜」。他們大量採購,運回歐洲的書籍中,包括有這幾類:

「數字及天體運行;行星和星體,它們的周轉和特殊影響。」

「數學科學,算術,及運算規則。」

「自然和裁判星相學,研究星相學及擲數字作推算的規則。」

歐洲人大量採購中國的數學、天文學書籍,為什麼?

有幾個相關信息,供您參考:

  1. 16世紀,歐洲沒有天文台。什麼第谷之類,純屬反科學的偽史。這裡不展開
  2. 1667年,巴黎天文台成立,這是法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天文台。
  3. 1675年,格林威治天文台成立,這是英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天文台。

這就是說,歐洲出現正兒八經的天文台的時候,利瑪竇去世,已經幾十上百年了。

利瑪竇的天文學知識、地理學知識,來自何方?只有耶穌知道。

利瑪竇及其弟子們,用什麼高深的知識來指導中國人編制曆法、繪製地圖?

格里曆,歐洲人是怎麼編制的?

這隻有用神學理論,才能解釋。

四、利瑪竇時代,歐洲正在跪拜中國

16世紀,歐洲依然是文盲、半文盲時代。19世紀法國學者丹納說:

「到1550年,英國只有獵人、農夫、大兵和粗漢。」

「至於法國,到15世紀末,國內的優秀人士,所謂貴族只是粗野的蠻子。」伏爾泰說:「整個歐洲直至16世紀以前,一直處於這種腐化墮落狀態中,只是經歷了可怕的動亂,才得到解脫。」

丹納所言屬實。據勞倫斯・斯通的《英國的家庭、性與婚姻》,英國的頂級貴族是這樣的

1665年(註:中國清朝的康熙四年,),查理二世的朝臣(注意啦:全是英國頂級貴族啊!)逃離倫敦大鼠疫,到牛津大學(註:頂級學校啊)避難。他們直到第二年初才返回倫敦,離開時在每個角落——煙囪、書房、煤房、地窖——留下糞便。同年,塞繆爾・配皮斯某晚投宿於一處陌生人家,發現侍女忘記提供室內夜壺,這時他並未點蠟燭到廁所去,而只將糞便拉到火爐裡——還拉了兩次」。

倫敦城是這樣的景象

「18世紀初期倫敦的一個特殊問題是『窮人的洞坑』,大、深、開闊的洞坑裡,窮人的屍體被一行行、一排排地堆在裡面。唯當洞口堆滿屍體後才被土覆蓋……1742年(註:中國清朝,乾隆七年),約翰遜博士將倫敦描寫成『堆滿一堆堆髒東西、連野蠻人看了都要瞠目結舌』的城市。有眾多證據顯示,確實有相當大量的人糞『在晚上被丟到街上,當時居民都關緊門戶』。人糞然後又被堆積在附近的公路和溝渠,以致進出倫敦城的人『都被迫停止呼吸,以避免吸入糞便所引起的惡臭』。」

生活在這樣狀態的人,能夠向中國傳播先進的科學知識?

真實的歷史是,當時的西歐,稍有見識的人,都是跪拜在中國面前。

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一書,說來說去,就是:中國歷史悠久、地大物博、教育發達、經濟繁榮、國泰民安、武器先進、軍事強大。總之,用盡了好聽的詞兒。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說:中國如果願意,「征服全世界的疆域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歐洲人大量採購中國書籍,傳到歐洲後,導致歐洲還發生了一件天大的事:啟蒙運動。

代表了啟蒙運動的社會現象,就是:衣食住行、琴棋書畫、言談舉止,統統模仿中國。

啟蒙運動的典型特徵是:大師們言必稱中國;不談中國的文章,不算學術著作,因為作者沒見識。比如,他們編寫百科全書,對世間萬事萬物,都要以「陰」「陽」定性,比中國人還要中國人。

啟蒙運動中,還有許多讓人不好意思的事情呢。

比如,一幫虔誠的基督徒學者們,在引經據典地論證:漢語,就是上帝最早創造的那種語言,而上帝又說過,世界上只能有一種語言。

比如,一批學者,則深入探討漢語的科學性、先進性問題。啟蒙運動大師之一的萊布尼茨(1646-1716年),就是那個與牛頓一起「發明」微積分的數學家,索性提出:以漢語為世界語—這是他在研究數學、哲學中得出的科學結論。

萊布尼茨作為17、18世紀的大數學家,幾乎跪在中國面前,那麼,請教國內有關「專家」:作為16世紀的神學家,利瑪竇這尊牌坊,該怎麼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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