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原罪與逆向歧視,「白左」的政治正確

奧巴馬

文:艾團長  沉思的托克維爾

此文為白左系列的第三篇,前兩篇為美國「白左」是如何發家的? , 用教育摧毀美國,「白左」的百年大計。第三篇緊接第二篇。

新左派在60年代的美國風靡一時,但他們荒謬的行為很快遭到了美國公眾的反感。名聲掃地的新左派現實受挫後準備把目標瞄向高校。那些剩餘的新左派普遍接受了葛蘭西的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他們決定用教育改變美國,通過將新左派的理念灌輸給大學生,從而塑造未來美國的風貌。

民主黨的很多領軍人物,如克林頓、希拉里、奧巴馬都受到新左派的深刻影響。他們將新左派的理念化為政策,形成了政治正確的觀念。政治正確起源於美國對舊日罪行的反省,政治正確,就是用政策、規定的方式對弱勢群體進行補償,從而達成種族之間、性別之間、群體之間的和解。

政治正確的初衷是良善的,但在新左派的歪曲下,政治正確變為了對西方文明無底線的攻擊,他們將美國代表的西方文明解構為罪惡的根源,認為白人的文明天生邪惡,而其他種族的文明光輝燦爛,他們主張多元主義,卻唯獨對西方文明不能容忍,他們號召人人平等,卻唯獨將白人男性貶低的一無是處。

這種逆向歧視給美國社會留下了永久的傷痕,讓美國的種族問題愈演愈烈,時至今日,政治正確已經嚴重背離了他的初衷,不但沒能凝聚國家,反而如惡性病毒一般解構著國家的認同。

(一個印度小伙通過化妝假扮為黑人,最終獲得了黑人的特權)

1992年,新左派學者約翰泰勒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文章《你政治正確嗎》,第一次將政治正確的概念公之於眾,自此刻開始,美國開始墮入了魔道。

下面就是新左派的十二項政治正確,雖然在實踐中,不可能完全照搬新左派極端的觀點,但其政治傾向是一致的。

1.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本質就是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壓迫,西方文化僅代表白種男人的權力,美國憲法是一部謊言。

2.教育至關重要,教育就是政治鬥爭,西方文化的偉人、名著都是抬高了白種歐洲男人,讓他們成為頂禮膜拜的對象,左派應從教育入手,徹底解構這些虛偽的歷史。
3.文學、藝術、思想都是政治性的,蘊含著政治權力,目的都是將某種觀點強加於人。
4.《聖經》和已有的西方歷史是罪惡的,甚至自然科學的思維都有利於白人男性,如今的自然科學也歧視女性和少數族裔。
5.家庭是罪惡的,是男性壓迫女性的工具,它的目的是維護父權統治。
6.婦女在異性戀中處於被壓迫的地位。
7.個人權利優先是一種謊言,實際上只是利於占統治地位的個人,西方的個人自由本身就蘊含種族主義和壓迫。
8.白人創建的西方文明並不偉大,很多成果是從中東和東方偷來的,西方的成功極為偶然,只是運氣好。加州學派,東方主義是此種觀點的代表。
9.世界存在冰雪文明和太陽文明,前者是物質、自私、暴力的,後者是精神的、互助的、善良的。黑人屬於太陽文明,白人屬於冰雪文明。
10.黑人永遠不可能擁有種族主義,只有白人才會成為種族主義者,因為白人才有制度化的權力。
11.將美國種族劃分為白人、黑人、美洲土著、拉丁裔和亞裔,白人中的同性戀和女性也受白人男性壓迫。因此,可以按照壓迫將白人男性設為其他任何人的公敵。
12.毒品和艾滋病都是白人企圖消滅黑人的陰謀。白人總是處心積慮的坑害世界。
這十二項政治正確,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仇視白人有產男性,任何替這個群體說話的言論都是政治不正確,而維護女性、黑人、同性戀者、窮人的言論無論如何荒唐,都是正義的。

按照新左派的邏輯,同性戀的貧困黑人女性最為正義,因為她兼具了所有良善的身分。民主黨自90年代後,愈發喜歡玩弄政治正確,奧巴馬是黑白混血,布蒂吉格是同性戀,賀錦麗更是身兼女性、黑人、亞裔三重身分。民主黨的白人異性戀男性越來越少,年輕議員中少數族裔、女性的占比持續升高。

白人男性已經成為民主黨內的弱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隆伯格,2020民主黨初選,身為有產者白人男性的布隆伯格觸及了所有的禁區,幾乎遭到了所有民主黨候選人的挖苦。

桑德斯批評他漠視窮人,沃倫說他性侵女性,其他人則說他擁有白人的特權,布隆伯格花費5億美元,最終只贏了一個島。政治不正確的白人有產男性,在民主黨已無容身之所。

(布隆伯格完全被動挨打)

拜登的成功也是偶然的,一是為了對抗特朗普,需要凝結所有的力量,拜登的身分保守派也能接受。二是拜登至少出身平民家庭,還和奧巴馬做過搭檔,因此選民尚可接受。為了彌補拜登政治不正確的缺憾,民主黨不得不搭配一個極為政治正確的賀錦麗。

政治正確已成為民主黨收割選票的工具,「我弱我有理」代替選賢任能成為了民主黨選人的基準。

選人只是政治正確實踐的一部分,政治正確的另一個大招是逆向歧視。

新左派認為,由於美國太過罪惡,對於少數族裔、弱勢群體的迫害太深,因此美國必須進行逆向歧視,建立補償制度。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繆達爾。

繆達爾本是瑞典學者,但對美國時政情有獨鍾。繆達爾經過調查,寫出了《美國的困境》一書,他在書中提到美國受種族主義的毒害太深,曾對黑人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這種錯誤無法通過憲法來糾正,必須通過賦予弱勢群體特權來矯正種族主義的遺產。

繆達爾將這種不平等稱為積極歧視,後面的種族配額,亞裔細分法案,都是積極歧視理念的實踐。

60年代,民主黨的約翰遜總統和共和黨人合作通過了《民權法案》,這部法案明確否定了繆達爾的積極歧視原則。但70年代最高法院的干預讓這起事件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災難。

(美國的積極歧視原則由瑞典學者繆達爾提出)

1971年3月8日,最高法院在格力格訴電力公司案中,以一種另類的方式解讀1964年《民權法案》,認為有利於「被保護少數」的歧視是合法的,承認了積極歧視的合理性,這次裁定後,少數群體無須證明他們承受過任何歧視性行為,便可以到法院提起訴訟,而所謂的多數強勢群體,如白人男性,則沒有類似的權利。美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被打破。

自1215年《大憲章》開始,英美法系就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雖然18世紀美國存在奴隸制,但法律的走向仍然是擴大平等,從建國到60年代,平等的範圍一直擴大,女性,少數族裔先後獲得了和白人男性平等的權利。

但1971年最高法院的判例,直接導致白人男性在法律上處於弱勢地位,1991年蘭迪皮奇的案子,美國司法部長竟然認為,由於皮奇是個白人,所以他不能像其他少數群體一樣,在不提供證據的前提下狀告歧視性行為。

最高法院此後,越來越在民意的脅迫下做出違反平等原則,偏袒少數群體的情況,最高法院的妥協讓積極歧視越來越普及,從違法走向了合法。

在法律的指導下,美國開始實行種族配額,無論政府部門還是私人企業、大學都開始強行規定種族比例。

如IBM公司的黑人雇員從1960年的750人增加到1980年的16564人,AT&T公司在1973-1982年間,少數族裔管理人員的比例從4.6%提高到13.1%。美國大學也引入了種族配額制度。

1997年的數據顯示,若競爭同一所大學,亞裔學生的SAT成績需要比白人高出100分,比拉丁裔高出200分,比黑人高出400分。

2008年,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個白人女孩申請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被拒,該校最終錄取了成績遠不如她的黑人學生,該女生狀告學校種族歧視。2016年,最高法院裁定學校的做法符合平權法案,白人女生狀告失敗。

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向美國各大學發布指導方針,督促學校在招生時實行美國平權法案,以實現校園的多樣性。隱含的意思就是踐行積極歧視,給黑人、拉丁裔以特殊照顧。亞裔細分法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台,亞裔成為種族配額制度下最大的受害者。

(亞裔成為最大受害者)

2018年,一個叫大學生公平錄取的組織向波士頓聯邦法院起訴了哈佛大學,稱哈佛大學歧視亞裔學生,招生時更偏袒黑人和拉丁裔。其中提到,哈佛大學設定的「積極性格、受歡迎程度」等評分項目,亞裔學生的分數總是被壓的很低。

報告還指出,通過分析16萬個申請學生案例,結果顯示,如果僅做學術考量,亞裔學生憑藉分數足以占據哈佛大學43%的錄取名額,同樣成績條件下,亞裔的錄取概率為25%,白人為36%,拉丁裔為75%,而黑人則是95%

雖然越來越多的亞裔和白人對此不滿,但由於1971年判例的存在,積極歧視符合法律,白人和亞裔只能無止境的忍受不公平的逆向歧視。

除了大學,政府部門也開始實行種族配額,民主黨往往刻意提高女性、少數族裔的比例以凸顯自己的正確性。奧巴馬任用了大量黑人,希拉里曾承諾如若當上總統,內閣成員的50%為女性,拜登上任後,其內閣大部分成員皆為少數族裔和女性,還出了很多個第一,如第一位亞裔副總統,第一位拉丁裔衛生部長,第一位拉丁裔國土安全部部長和第一位原住民部長。

種族配額、積極歧視已成為民主黨的根本原則,雖然共和黨一直在反對,但這種反對的力量越來越微弱。

經由30年的苦心經營,新左派終於將他們的理念變為了現實,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打擊白人男性,而對於精英階層來說,出於轉移階級矛盾的考慮,他們也默許了新左派理念的傳播。

這套政治正確下,白人男性是受害者,而亞裔更是受害者,而且他們比白人男性還冤,白人男性至少擁有過特權,而且確實犯下過歧視的罪行,而亞裔初來乍到,從未享受過特權,更未有什麼罪行,卻要為逆向歧視買單。但亞裔力量單薄,誰會在乎?

民主黨鼓吹政治正確核心還是為了選票,不能帶來選票的亞裔,毫無用處。

新左派最大的虛偽之處,就在於以正義之名行卑鄙之事,在他們的折騰下,美國的國家認同開始瓦解,族群矛盾越來越大,16年特朗普的當選不過是幾十年矛盾集中的爆發。

亨廷頓由此預言,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外敵逼迫美國團結,則美國終會隨著西方文明的解構而走向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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