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美國的民主

美國哲學家亨利.戴維.梭羅在其《論公民的不服從》一文中寫道：「現在的美國政府是過去留下來的，但是歷史不長。它始終在努力要把自己完整地傳遞給下一代，但實際上每一刻它都在丟失一些東西，不能讓自己完好無損。」

梭羅於1849年發出的如上先知性預言，正在今天這個時代一步步得到印證。本文我們來反思美國的民主，在其發展過程中丟失了哪些重要的東西。

第一個被丟失的，就是公民責任。

筆者在《民主的墮落》一文中寫道：2020美國總統選舉的亂象，問題不是出在陳舊的投票體系上，而是出在今天美國的投票群體結構中。與過去兩百年那些屆的總統大選相比，今天的美國民眾中有數千萬人抹殺了公民投票權力的神聖屬性！

芝加哥大學戈澤寧博士說：「那種一人一票似的大多數意志其實並不是民主的本意，不幸的是這種政治形態似乎變成了民主的代名詞。這次美國大選大規模的郵寄選票從根本上動搖了美國的共和體制，也改變了美國的選舉規則，是美國230年來的政治歷程的一個重大的轉折。

問題的焦點不是這個郵寄選票過程中的作弊或發生技術問題的可能性，而是郵寄選票本身。下一步是什麼？利用短信或推特投票？為什麼不可以呢？最後的後果是公民責任的消失和最終的公民缺位。」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暴露出美國民眾中大面積的公民責任丟失。梭羅說：「群體是沒有道德的，這話說得貼切，但若群體由道德高尚的人組成，群體便有了道德。」

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普選制度一般會成為暴政的自然而然的基石。往最好了說，它也是由幕後人（Deep state）操縱的統治形式。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言，「世界是由俗人組成的」。民眾中的多數人對實際的政治如對進步和文明一樣了無興趣，能夠說服他們投票支持或者自願懶洋洋支持某一政黨的唯一影響因素就是腐敗。

古羅馬帝國在主後212年之前，羅馬公民身分的獲得有著明確的進入門檻，只能通過出生、25年兵役、顯赫戰功等獲得，獲得羅馬公民身分的人們在享有身分特權的同時，亦深知肩上的公民責任。君主與貴族，通過公民的參政與整個平民階層實現互動，三個階層之間彼此依賴亦相互制衡。

在人類現代文明的起源地英國，英國的貴族階層雖早在13世紀就通過達成與英王的權力制衡約定實現了憲政，但是英國平民階層的選舉權是逐步獲得的，當時英國平民的最底層——煤礦工人階層，遲至1867年才擁有了選舉權。

來看美國的情形，1865年美國廢除了奴隸制。1890年，密西西比州在選舉人登記時，以文化考試、人頭稅、對美國憲法的了解程度，以及在本州居住年限等條件，設定了黑人獲得選舉權的門檻，南方多個州隨後跟進效仿此政策。

現在看來，這樣的選舉權門檻設定很有必要，非常有助於判斷鑑別投票人是否具備一定的公民責任。只是當時這些州的選舉委員會所犯的一個錯誤是：該門檻不應僅針對黑人族群，而應針對所有民眾。這個錯誤導致該門檻在之後的種族歧視抗議浪潮中，無法持續保留。

主後212年，時任羅馬帝國皇帝安東尼努斯頒布敕令，賦予所有羅馬帝國的自由民完整的羅馬公民權利。羅馬帝國中各個行省中的居民成為羅馬公民的身分門檻自此消失，導致羅馬民眾的公民責任大面積喪失，引發了羅馬帝國在三世紀的危機，並最終推動原本強大的羅馬帝國日益衰落並走向滅亡。

美國的情形亦是如此，始自二十世紀六十時代，平權運動推動的對單親黑人母親的福利政策傾斜，數十年後促就了今天黑人族群高達70%占比的單親家庭。一個人公民意識的形成與其家庭意識密不可分，家庭——這個社會基本細胞在黑人族群中的覆滅，亦導致了該族群民眾的公民意識喪失殆盡；另外，奧巴馬時代大量來自穆斯林世界的移民，來到美國後卻仇視美國，根本不打算融進美國的傳統文化中，不打算認同美國民眾的傳統價值觀，這些民眾的公民責任處於清空狀態。

公民責任丟失後，這些民眾投票時的神聖屬性也就不再存在，投票不再基於一個人的良心和常識，不再基於上帝的引領。此時，這些選票必定抵擋不住賄選的引誘，無論這種賄選是公然的（如傾斜於某個族群的福利政策），還是隱蔽的，選舉腐敗因此蔓延。

第二個被丟失的，就是貴族階層。

英國作為人類現代文明的起源地，其開創的君主立憲體制，實現了君主、貴族、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與權力制衡，在這個政治體制中發揮核心作用的角色就是英國的貴族階層。

英國的貴族階層不是一天形成的，其日積月累的成長起源於英國早在12世紀確立的獨具特色的家族財產長子繼承制度，筆者的《長子名分、財產繼承與文明傳續》一文有詳盡闡述。而美國從建國之初，就確立了父輩遺產在子女中平均分配的財產繼承制度，因此以土地不動產完整承襲為主要特徵的英國貴族形成模式，在美國無法再次重演。

在英裔群體作為主體構成的美國早期社會中，一些精英人士和民間社團一直在承擔許多公共職責。一些例子如：安德魯.卡內基投身於教育事業，建立了美國的公共圖書館系統；紐約股票交易所、地區性的聯邦儲備銀行，由私人機構承擔運營職責；紐約曼哈頓的中央公園由半私人的機構運營；美國律師協會和美國醫藥協會以政府賦予私人團體的權力來負責行業監管。

在二十世紀的很長時間裡，一部分富人、專業人士在美國構成了某種現代形式的貴族階層，他們社會地位穩固，長期關心社區建設，並主動肩負起一些公共職責。因此我們看到，美國城市和鄉鎮中的大部分博物館、劇院、公園以及圖書館都不是由政府出資興建的，而是由具有公共精神的個人、團體奉獻。這些人對其居住的鄉鎮/城市長期保持著主人翁般的關注，美國社會因這些人的公共精神而深為受益。

早期美國社會中的這種公共精神來源於英國紳士文化，當時的美國民眾期待這些紳士群體的成員擔任下述職位：教區代表、治安法官、地方民兵指揮、以及州眾議會的代表等。這個貴族階層將履行公共服務當作他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中間有些人是富人，不過多數是專業人士，如律師、銀行家。

不過，今天在美國的律師、銀行家身上只能看到些許當年的影子，這兩個行業中精英的現狀是已無暇他顧：一個原因是所在行業之商業競爭愈演愈烈；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不斷擴大的美國政府職能正在持續奪走原本屬於個人、私人企業、民間團體的陣地。

馬克斯.韋伯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寫道：「紳士階層使英格蘭免於官僚化，而官僚化則是歐洲大陸所有國家註定的結局。」今天的美國如同歐洲，政府部門在許多公共服務領域日益官僚化。同時，政府職能的擴展也讓今天的美國民眾認為：政府是開展公共行動的既定渠道，人們在以支付稅款的方式為社會做出貢獻之後，就無需再承擔其他公共服務了。

綜上所述，當時光進入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美國民主體制中公民責任的丟失，以及貴族階層的丟失，推動美國社會的政治體制在今天走向「多數人的暴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文： Edwardyk        保守主義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