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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報案:抓不完的反賊們

蘇報
文:二大爺

1900年庚子之難被聯軍揍得鼻青臉腫後,滿清威信盡喪、風雨飄搖,社會上各種革命思潮風起雲湧。在各種思想的傳播中,誕生了一批敢說敢言不怕殺頭的報紙和記者。

1903年,長沙革命黨人沈藎,受聘於天津的《新聞西報》。他得知滿清將出賣東北權益,認賊作父,與俄國締結軍事同盟的密約後,迅速將消息在報紙刊出。這個爆炸性的消息曝光後,輿論譁然,引發全國聲討,同時西方列強亦一致反對。

滿清慘遭打臉,被迫放棄簽署該密約。但卻懷恨在心,對始作俑者沈藎咬牙切齒。當年7月沈藎被捕,憤憤不已的慈禧親自下令「斬立決」,沈藎在獄中受盡酷刑而死。

沈藎其實是「新中國」這個詞的首創者。他之前曾經在漢口組織武裝起義,公開聲明:「滿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國,我等不肯再認為國家,變舊中國為新中國!」

他是中國史上第一個因新聞言論而被殺的記者。

很顯然,沈藎之死,不僅沒有嚇退革命黨人和新聞界,反而讓更多人的看清了滿清的面目,激起了更大的聲浪。連萬里之外的英國《泰晤士報》也專門發文評論,認為清廷「狠心殘暴,為歷來刑法正義中所稀有」,將來「必有不得久安之勢」。

1904年,重慶人卞小吾受此激勵,變賣家產,創辦了四川第一家日報——《重慶日報》,開始以筆為刀,討伐滿清。卞小吾親自撰寫社論,揭露世道黑暗,抨擊貪官污吏,推動社會變革。

《重慶日報》一經創辦即引發熱潮,一時洛陽紙貴。清廷恐慌不已,以「妖言惑眾,播亂民心,結黨為奸,意圖不測」的罪名於次年迅速查封了《重慶日報》。卞小吾被捕後送至成都關押3年,因拒不認罪被祕密殺害。

沈藎和卞小吾之死,只是滿清在末路狂奔中因言治罪的小浪花。蘇報案的發生,才算是高潮。

當時的報人為了躲避迫害,一般都在租界裡辦報。《蘇報》就是在上海日租界註冊的,聚集了當時一堆大牛。《蘇報》老闆陳范曾是滿清官員,當過江西鉛山縣令。目睹滿清的黑暗後,憤而辦報喚醒國人。《蘇報》以章士釗為主筆,章太炎、蔡元培等為撰稿人,鄒容響徹海內外的《革命軍》就是在蘇報發表。可以說《蘇報》是當時國內反清革命輿論動員的重要陣地。

對於躲在租界裡面的《蘇報》,清廷礙於一國兩治,不能直接下手,所以一直在想辦法欲置之死地。1903年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其中有「載湉小丑,未辨菽麥」之語。載湉就是光緒皇帝,這麼指名道姓的侮辱最高尊嚴,清廷坐不住了。當下以《蘇報》「悍謬橫肆,為患不小」,和英、美、日等國的領事進行勾兌,「切商各領等,務將該館立即封閉」。

《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章太炎雖然早就得知消息要被抓捕,但是大義凜然,絕不逃跑。巡捕衝進報館時,章太炎端坐在那裡,指著自己的鼻子說:「余皆沒有,章太炎是我!」從容被捕。被點名抓捕的蘇報6人中,老闆陳范已經逃亡日本,滿清不做不休,以「父債子償」理由,抓捕他的兒子陳仲彝代父受審!

列強雖然同意了抓人關館,但由於之前的「沈藎案」的殘暴已經讓滿清聲名狼藉,所以列強要求庭審在租界的「會審公廨」進行。早在1868年,上海租界當局曾和清政府協議,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審理涉及租界裡中國人案件的機構——會審公廨。這個機構名義上由清廷派員主持,按照清律判案,但按照雙方擬定的章程,列強派人組成「公使團」,擁有觀審權。這個「觀審」,其實就像現在西方的陪審團,權力很大,完全可以左右案件結果。

搞慣了文字獄的滿清迫不得已,第一次既當原告又當判官,聘請了英國律師以「污衊政府朝廷、捏造上諭、大逆不道」罪名起訴章太炎、鄒容等6人,但是結果可想而知,6人概不認罪。觀審的列強「公使團」認為,幾句批評並不足以稱之為污衊,不能定罪。

滿清知道這麼按洋人司法程序來審,自己必敗無疑。所以動了「引渡」(也可以叫送中)的歪心思。慈禧甚至專門祕密對此案下口諭,要求一定要將「蘇報案」嫌犯押到南京,凌遲處死。

為了完成慈禧的心願,滿清甚至想到了祕密綁架這種下三濫的招數,上海道袁樹勛為此埋伏了五百人馬準備劫人。但租界方面早有準備,布置了大量巡捕嚴陣以待,導致滿清計劃落空。滿清耍橫不成,又生一計,專門在租界搞了一個「額外公堂」審理該案,不再對外開放,完全祕密審判,把主審官換成上海縣令汪瑤庭,但列強仍然要求觀審。清廷指控章、鄒二人「登報著書,擾亂人心」,汪瑤庭隨即宣布蘇報案涉案人員「陰謀顛覆政府」罪名成立,應予「永遠監禁」。

為了逆轉不利的輿論,清廷甚至花重金收買了諸如《新聞報》這種小報,來為自己營造「輿論支持」。

但是列強「公使團」仍然認為證據不足,判決無效。你大清是紙糊的嗎,幾篇文章幾句話就能顛覆?參加庭審的英國副領事迪比南強硬表態,如果再亂判,就要將嫌犯釋放。由於判決的執行權在租界,清廷迫於壓力,只能高舉輕放,最終改判章太炎監禁三年、鄒容監禁兩年,罰苦役,期滿「驅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租界的會審公廨

這個案子因為被全國關注,審判時間長達一年。影響之大,一時為最。因言治罪的滿清不僅沒有能夠達到殺一儆百、恐嚇民眾的目的,反而把見不得人的齷齪袒露於世人面前,丟盡了臉面、喪盡了民心。《革命軍》等作品的知名度大增,傳播更廣。

但顯然自恃「有兵在」的滿清並沒有因此收斂。在武昌起義之前,都還在抓捕報人,查封報紙。《大江日報》案就可以說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索之一。

《大江日報》是漢口的一份革命黨人辦的小報,辦報的總共就兩個人——主編詹大悲,主筆何海鳴。1911年4月,該報連續發表了《亡中國者和平》《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兩篇鼓吹革命的文章,引發清廷震怒,湖廣總督瑞澄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擾害治安」的罪名,封禁《大江日報》,抓了詹大悲和何海鳴。

兩人都是好漢,爭相包攬罪名,在法庭上理直氣壯,毫不畏懼。因為讀者的聲援,這事同樣引發了大範圍的關注,漢口各革命團體和報界公會集體抗議,譴責清廷鉗制言論,連握有槍桿子的部分新軍士兵都到報館聲援。

總督瑞澄懾於民憤,不敢重判,最終罰款了事。當時已經是1911年的8月,距離武昌起義的爆發,只有兩個月不到。大江報案和武昌起義有沒有關聯?當然有——黑天鵝事件的發生,其實是諸多稻草一樣的事件的累積。只是你不知道,哪一根才是最後的稻草。

堵塞言路,因言治罪這種事情,古今中外沒有絕跡過。但是無一例外,都是審判者聲名狼藉、受害者永垂青史。這樣的故事即便再喪心病狂、變著花樣的重複千遍萬遍,也絕不會改變結局。所有的一時得逞,不過是逆流而行的自我羞辱。

章太炎坐牢時,在《獄中答新聞報》中寫道,「天命方新,來復不遠,請看五十年後,銅像巍巍,立於雲表者,為我為爾,坐以待之」。

天道昭昭,人心自辨,哪裡需要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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