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記住那些為時代托住文明底線的人

魏玄同

文: 言九林 

公元689年,永昌元年九月,檢校納言魏玄同被酷吏周興告密。

武則天勒令其在家中自盡,由監刑禦史房濟現場監督執行。

該月十五日,魏玄同決定執行自己的死亡。房濟素來欽佩他的德行,忍不住勸告道:「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證。」——你老人家可以提出來,說有事要向太後告密,太後一定召見(武則天幾乎召見所有告密大臣),如此就可以得到當面辯解、自證清白的機會。

魏玄同拒絕了房濟的好意,他說:

「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

被人殺死,被歲月殺死,沒什麼區別。我魏玄同豈能做一個告密之人。

構陷與殺戮當道,堅持不做告密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暗無天日的時代,始於五年之前,也就是公元684年。那年春天某日,「有飛騎十餘人」在洛陽坊間飲酒,其中一人於醉中發牢騷,說早知道支持太後並無額外的賞賜,當初還不如支持李顯(年初,李顯被武則天廢去帝位)。酒未喝完,眾人已被羽林衛捕獲,發牢騷者處斬,同飲者以知情不報之罪絞殺,舉報者賜官五品。司馬光說,武則天時代的告密,「自此興矣」。

隨之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全民告密之風。史載,武則天「疑天下人多圖己」,疑心天下人皆是自己的反對者,「乃盛開告密之門」,鼓勵天下之人告密:

「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峰起,人皆重足屏息。」

大意是:任何官員都不許盤問告密者,還要給他們準備馬匹,按五品官的標準供給飲食(唐代五品官的飲食標準,是每日細米兩升、面兩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兩顆),並負責將他們安全送到武則天跟前。即便告密者是農民和樵夫,也不例外。告密的內容,若符合武則天心意,可以越級升官;若有不實,也不會懲罰。於是乎,大告密時代啟動,人心惶惶到了不敢邁步、不敢呼吸的地步。

大告密時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為它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懼。武則天很清楚,只有無廉恥者,才能源源不斷為她供給顫栗的暴行,讓天下之人攝於膽戰心驚而陷入思想與行為的自我審查。

所以,她重用的酷吏侯思止、來俊臣等,都是些地痞流氓。侯思止「貧懶不治業」,淪落到給人做家奴,大告密時代一開啟,就飛奔入京誣告本州刺史勾結李唐宗室謀反。來俊臣的親爹與養父都是賭徒,他成年後終日遊手好閒、為非作歹,是大告密時代將他從牢獄中「解放」了出來(他在獄中叫嚷要去京城告密,地方官府不敢阻攔)。在「武周革命」當中,這些地痞流氓,是武則天最信任的時代先鋒。

風潮所及,許多人的行為出現了扭曲。

西京留守劉仁軌素有「勁直之風」,卻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年,以84歲高齡,舉報了一位叫做薑嗣宗的年輕郎將。舉報的內容是:(1)郎將與自己聊天時,說了許多皇帝如何聖明的話,卻隻字未提太後武則天;(2)郎將還說自己早看出前任宰相裴炎居心叵測,裴炎被誅殺實在罪有應得。

這本是些再尋常不過的言語。郎將在皇帝身邊任職,出於忠君的立場,自是該多說皇帝好;年輕人聊時局吹幾句牛,炫燿一下自己的眼光,更是不值一提。但在恐怖的大告密時代,劉仁軌不敢將這些話當成尋常言語。他將這些話寫進密封的奏摺,請不知情的薑嗣宗將其帶回洛陽,交給武則天。薑嗣宗頭天回到洛陽,轉呈了密摺,第二天就被抓了起來嚴刑拷問。

很顯然,劉仁軌在害怕那無所不在的告密者。而他最害怕的,是那從洛陽來的郎將,有可能正是武則天派來試探自己的暗樁。不管是與不是,他都不能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冒險,舉報薑郎將是「最優選擇」;至於薑郎將的命運會怎樣,他管不了許多。

公元686年,大告密時代開啟後的第三年,兵器專家魚保家也決定轉型了。他覺得自己已經看清楚了這個時代;自己的設計天賦,必須用在更有前途的事業上。

魚保家設計了一種「銅匭」,獻給了未來的女皇。這件四方形的器物,分做東南西北四格;東面的青色格子供人歌功頌德求取功名;南面的紅色格子供人對朝政提出批評;西面的白色格子接受有冤情者上訴;北面的黑色格子,功能是「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簡而言之,它是一座意見箱,也是一件鼓勵告密的利器。

未來的女皇很滿意這件作品,下令將之安放在了朝堂之上。她要的,是眾人面對「銅匭」時的戰戰兢兢。

但魚保家沒有迎來他預期中的前途。因為「銅匭」中很快就出現了一封針對他的告密信。信中說,他這個兵器專家,曾經給叛軍徐敬業設計過兵器。不需要查證,甚至也不需要正式的審判,魚保家被直接交給了酷吏索元禮。索元禮這個胡人在唐王朝無根無基,他全部的榮華富貴,都係於武則天一身。為了配合大告密時代,他兢兢業業發明了許多慘絕人寰的刑具,其中有一種鐵帽子,可以套在頭顱之上,帽子上多處位置有口,供往裡打入木橛子。索元禮剛拿出鐵帽子,魚保家就放棄了所有的辯護「主動認罪」,他只求速死。

發明斷頭臺的人,死於自己的斷頭臺;發明銅匭的魚保家,也死於自己的銅匭。對武則天而言,銅匭是有用的,魚保家的死也是有用的,它們能帶來恐懼,恐懼能帶來自我審查;但活著的魚保家沒什麼用。這是魚保家想要加入大告密的合唱、卻被大告密時代吞噬的主因。

公元689年,魏玄同用自己的死,否定了武則天一手構築的黑暗時代。他以一句「豈能作告密人邪!」,托住了這個時代的文明底線,沒有讓它墮落成百分百的非人間。

一如前代人夏侯勝,在公元前72年公開反對給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漢武帝「立廟樂」,在朝堂上公開責備劉徹的統治窮奢極欲、耗盡民力、百姓流離,半數之人死於非命,絲毫「無德澤於民」。

也一如後代人錢唐、遊義生與孫芝,他們冒著被朱重八誅身滅族的危險,公開反對他對《孟子》的無恥刪節,拒絕使用閹割版的《孟子節文》來教育學生。

這些在風雨如晦之中,為時代托底的人,不該被時代遺忘。更不該遭到時代的侮辱與謾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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