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康奈爾:美國建國時期的宗教與公德

華盛頓

按:本文選自麥康奈爾《美國的宗教與法律:立國時期考察》(程朝陽 譯),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75頁—81頁。題目是編者所加。

現代共和政府的誕生一般都和世俗主義的崛起緊密相關,或至少和越來越不那麼依賴宗教以實現政府的民事功能有關,但是,在立國的那一代人看來,這種情況似乎不是那麼明顯。在他們看來,共和主義既要以一定程度的公共美德為前提,也要求一定程度的公共美德。這種要求超過了君主政體的要求。在君主制中,服從法律可以通過強制性的機構和手段予以實現。在共和政體中,人們都是自治的,普遍認為必須用尊重和關注公共福利來取代或至少補充「強制」。戈登·伍德(Gordon Wood) 解釋道,「在君主制下,每個人都渴望做在他自己看來是正確之事的情勢,能會因為害怕或因人脅迫而受到抑制。然而,在共和制下,每個人必定會在一定程度上被說服將自己的個人需求融進更大的整體利益當中」。因此,當創建美國共和制和清除親君主制的英國聖公會並行的時候,它激起了人們對宗教問題的關注,讓人們認識到宗教可能有助於促進共和美德。一如托克維爾所寫的: 

專制可以不需要信仰,但自由不可以沒有信仰。宗教,在他們(美國人)所擁護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們所攻擊的君主制度下更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任何其他制度下尤為需要。當政治紐帶鬆弛,道德紐帶沒有繃緊的時候,社會怎能避免走向毀滅?一個民族如果不臣服於上帝,自視為主人,對之該怎麼辦呢? 

因此,喬治·華盛頓在他的《告別辭》(Farewell Address)中明確表達了一個共同的觀點:「在導致國家政治繁榮的各種意向和習慣中,宗教和道德是兩種不可或缺的支柱……而且我們也不可耽於想像,認為道德在不藉助宗教的情況下也可維持。」他繼續說道,「高尚的教育」可能會在「特殊構造」的心靈中逐漸培養出道德,但是理智和經驗都證明,對整個社會而言,這還遠遠不夠。」循著同樣的思路,亞當斯寫道:「宗教和美德不僅是共和政體和所有自由政府的唯一基石,也是在所有政府治下和所有人類社會聯合中社會福祉的唯一基石」。

約翰·威瑟斯龐(John Witherspoon)——唯一一名簽署《獨立宣言》的牧師,也是麥迪遜在普林斯頓大學時的教授 ——寫道:「促進宗教繁榮是造就一個有道德、有秩序的民族的最佳和最有效的辦法」。麥迪遜的叔叔——也叫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美國獨立後弗吉尼亞的第一個聖公會主教——宣稱,一個自由和共和的社會,「一個缺少強制服從世俗法律的強制權力的社會」不得不更多地依賴美德,並從而更多地依賴宗教。1780年的《馬薩諸塞憲法》同樣通過引證宗教的民事功能對強制支持宗教加以辯護: 

一如一個民族的幸福以及世俗政府的良好秩序和保全主要依賴於虔誠、宗教和道德……這些東西不可能通過社區予以普遍傳播,而只能通過從事公開崇拜上帝、在虔誠、宗教及道德方面提供公共指導的機構予以傳播。 

在弗吉尼亞,總體評估法案的支持者們提出了基本一模一樣的理據:「基督教知識的普遍傳播具有一種糾正人類道德、限制人類惡行、維護社會和平的自然傾向,但是,若不對有知識的傳道者之資格做出規定,則不可能實現這一點。」 

一如這些演講和文件所表明的,到1780年代,對政府支持宗教的官方辯護已不再具有任何真正的神學成分。它沒有提及任何榮耀上帝或崇拜上帝或推動國家成員救贖的需要。這裡只存在世俗性的辯護,證明通過提高人們的道德並約束人們的惡行,宗教信仰將有助於維護社會的和平和良好秩序。一如漢諾威長老會(Presbytery of Hanover)在一份支持弗吉尼亞的總體評估法案的立志聲明中所宣稱的:「宗教作為一種精神體系不應視為人類立法的對象,但從世俗的觀點看,宗教可以被視為人類立法的對象,以維繫社會的存在,提升社會的幸福。」的確,艾薩克·巴克斯(Isaac Baclus)——一名浸禮會牧師以及馬薩諸塞政教分離的主要倡導者——嘲笑這種辯護理由上的變化:「不久前,」他寫道,確立國教的目的是「為了宗教」,但是現在,據說是「為了世俗社會的福祉」。

對建國時期國教確立之理據所做最為全面的解釋,是由馬薩諸塞首席大法官西奧菲斯·帕森斯(Theophilus Parsons)在1810年的巴恩斯訴第一堂區案(Bomes vs. First Parish)案中提出的。帕森斯是1780年《馬薩諸塞憲法》第三條,即該憲法宗教條款的主要設計者,所以沒有人能比他更適合闡明這一條款的立法目的,並針對政教分離論者的攻擊為它做出辯護。就帕森斯在馬薩諸塞的那段時間而言,他是異常寬泛的宗教自由的倡導者。他首要的公開目標之一是反對1778年州憲法議案,因為其沒有對宗教信仰權利提供充分的保護。特別是,他反對將宗教活動自由權僅限於新教徒,「而事實上,宗教活動和信仰自由是本州每一個國民自然享有的、不可控制的權利」。因此,帕森斯對馬薩諸塞公立宗教的辯護,不應被誤解為是對宗教不寬容的辯護。 

帕森斯以一種世俗的語調開始了他在巴恩斯一案中的意見,他注意到公共福利和公共道德狀態之間的聯繫:

一個自由的世俗政府的目的,在於促進和保障公民的幸福。如果我們對自己的道德義務——它包括個人對個人、公民對國家的所有社會義務和公民義務——一無所知,如果我們不去履行我們的道德義務,則這些目標不可能實現。

如果任何一個州的世俗治安法官都能夠通過他自己的管制實現對這些義務的統一履行,那麼這個州的政府將是一個完美的政府。 

這是對公民共和原則的一種完完全全的傳統表達:就他所在的那個時代而言,是一種非常標準的表達。

帕森斯的以下論點更具有挑戰性,他認為「治安法官不足以界定若干公民的種種權利,因為這些權利涉及生命、自由、財產和名聲;治安法官也不足以去懲罰那些可能會侵犯這些權利的人」。這一命題和傑斐遜的如下名言直接衝突:「當原則爆發為公開的反對和平和良好秩序之行為的時候,就該讓政府官員為了世俗政府的正當目的而出手干預了。」從這一觀點看,傑斐遜並不是孤單一人。來自蒙哥馬利郡(Montgomery County)的反對弗吉尼亞評估法案的請願者們這樣寫道:

難道不能否定說,世俗法並不充分?我們認為不能,特別是當人們的心智傾向於考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時候。我們同時也認為,對錯觀念可以只從實在法中抽象出來,而無需追尋一種更高級的本源。

帕森斯對於法律以及隨後的懲罰為何不充分做了兩點解釋,它們都是基於法律的範圍和法律的強制執行做出的。他的第一點解釋是:

人法(Human laws)不可能強迫履行不受法律約束的責任(imperfect obligation)之類的義務(duties),比如像慈善和好客、仁慈和睦鄰友好的義務;比如像那些因夫妻關係、親子關係而產生的義務;比如人與人之間的義務,比如像兄弟姐妹之間的義務;人法也不可能通過影響每一個公民去熱愛自己的國家,去服從自己國家的所有法律而強迫履行真正的愛國主義義務。這些都是道德義務,源於情感傾向,不受人類立法的控制。

他的第二點解釋是:

法律也不能通過現世懲罰去防止無目擊證人時祕密做出的犯罪行為,不能通過攻擊他人最重要的、最值得稱道的權利,而阻止放縱惡意、報復或任何其他激情。因為人類的法庭如果沒有證據確證就不可對任何犯罪做出審判;除了在對可能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做出處罰的過程中展示無力的警戒之外,它們沒有任何權力去阻止犯罪。

 讓我們想想上述這些論證。 

帕森斯依據法律和道德之間的區分——他稱其為「受法律約束的」(perfect)義務和「不受法律約束的」(imperfect)義務——認為,社會對本質上不受法律定義和法律執行所影響的行為有著強烈的興趣。他給出了若干「源於情感傾向,不受人類立法控制」、「不受法律約束的義務」的有說服力的例子,包括慈善和好客,仁慈和睦鄰友好,家庭責任和愛國主義情懷等。這些都不只是「私人的」道德關懷,它們也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幸福。然而,它們不能用立法來調整。如果社會希望影響其成員去履行這些不受法律約束的義務,那麼它必定試圖去灌輸正確的信仰和習慣,此外帕森斯還指出,即便是在那些容易受法律定義影響的社會義務當中,也常常有法律力所不逮、不能完全執行的情況。他以那些沒有目擊證人在場而祕密做出的犯罪行為為例。同時,法律的救濟是想培養一種服從法律的精神,以作為強制和事後懲罰的一種替代和輔助措施。

霍布斯聲稱,「哪怕在最愚鈍的人看來依舊十分明顯的是,人的行為源自他們所具有的……意見」。霍布斯認為,事實上,在惡行發生之後再試圖對人類行為實施控制,已經為時太晚。英明的統治者會努力塑造人們的習慣、傾向和性格。一如柏克所言,「密切關注意見,是政府的權利,因為意見很快會與激情結合起來,甚至當意見還沒有產生激情的時候,也會對行為產生極大的影響」。讓我們冷靜而實際地面對這樣一個問題:誰是對的?傑斐遜還是帕森斯?

帕森斯論證的下一步是,政府灌輸為社會幸福所需的公民美德之最佳方式,就是去支持宗教。從我們現代政教分離論者的觀點看,這是一個麻煩得多的論斷。但是,很難質疑這樣一個事實:從人類的大部分歷史來看,宗教教義是灌輸道德觀念的一種最為有力的方式。一如華盛頓所警告的,「我們也不可耽於想像,認為道德在不藉助宗教的情況下也可維持」。帕森斯可能會爭辯說,如果華盛頓是對的,那麼從一種世俗的——即使不是靈性的——觀點來看,關心宗教的公開教義就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在這一點上,帕森斯並沒有取得什麼新突破。大約一個世紀以來,國立宗教一直都是以其社會功用為基礎得到辯護的。

但是,真理呢?有趣的是,帕森斯的論證似乎不依賴於教義的真理性。下面這段文字是他的意見中唯一涉及教義真理問題的部分:

在選擇宗教的時候,[馬薩諸塞的]人民沒有遭遇選擇錯誤的、有缺陷的宗教制度之危險。基督教早就得到傳播,它的裝腔作勢和卓越之處都為人所知,它的神聖權威也已經得到承認。人們發現,這一宗教建立在永恆真理的基礎之上;它包含一套道德體系,可以適用於所有階層和條件、所有境況和環境的人們,通過遵循這一道德體系,人們將會在人類生活的所有關係方面都有所改進和提高;通過展示末世的審判而為人類提供了最有效的制裁措施。

基督教「早就得到了傳播」,它的「裝腔作勢和卓越之處都為人所知」。這些話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帕森斯並不是說基督教的裝腔作勢是正當的,或者它的卓越之處真的就很卓越,而只是說這些都「為人所知」。「人們發現」——人們是誰?是以什麼為基礎發現的?這一發現具有何種有效性?——(這一宗教)「建立」在永恆真理的基礎之上。這只不過是一種關於社會學事實的陳述而已。1780年在馬薩諸塞,基督教的確被「發現」建立在永恆真理的基礎之上,但這遠不是說它實際上是真的。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帕森斯不信仰基督教真理;據我們所知,從帕森斯的觀點和實踐上看,他都是一個正統的基督徒。但是,基督教真理並非他論證基督教應被確立為國教的一個必要因素。

至多,帕森斯似乎是在說,可以方便合宜地認為,這一公立宗教恰好是真的,或者,也許重要的是,人們普遍認為它是真的。「實際為真」對帕森斯而言,與更加直率的馬基雅維利一樣,似乎都不是其社會功用的一個必要條件。根本事實在於,這一公立宗教的「道德體系」普遍適用於廣大民眾,並且基督教教導的末世審判起著一種為實現良好行為而實施有效制裁的作用。

因此,帕森斯在這一自然段得出結論說,「一如新教教徒所理解的那樣,這一宗教從其效果來看常常使每一個人都受其影響,好丈夫、好父母、好孩子、好鄰居、好公民以及好治安法官,被人民確立為他們憲法的一個基本的、必要的組成部分」。在帕森斯看來,基督新教的偉大主張是它會讓人們變成更好的公民。因此,到美國立國時為止,這個國家的國立宗教的支持者已經採納了這一政治理據:應該確立國家宗教,應在宗教活動中灌輸那些有助於提高公共利益之觀念,使宗教為社會利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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