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秩序重建到社會重建,從語境到情境

文:鬍子

中國人離開中國,無論是思維還是行為,最大的問題不是語言,而是自我失序。

 一個老太太或老大爺在公共場合,比如商業中心,會呆呆的站在人流過道中間,或者購物中心進出口,像一棵樁子,無視來來往往人們。

這種失序在國內並不奇怪,因為不講究。因為我們向來除了最直接的權力,就不再有任何秩序的約束。

比如上下電梯。一到香港,第三者能一眼看出誰是本土的,誰是外來的。本土人士會自覺的站立一邊,讓出過道。大陸來的會隨意站位,不管不顧。

但這些都是小兒科,大家都知道馬雲在杭州開出第一個無人超市,一個夏天之後就關門了,原因不是經營不善,管理差劣,而是整個夏天,住在附近的大媽拖家帶小進入超市空間,躺的躺,坐的坐,輪番人馬占據其間,就為了一件事: 晒免費空調。 

「群己邊界」在中國最早是一百多年前嚴復先生提出來的,一百多年後,群己邊界仍未在中國生根立足。網上常有啼笑皆非的消息和視頻,一輛運貨車在馬路側翻,受傷司機無人救助,車上散落物被搶掠一空……

除了空間感的秩序,人際對話和表達失序也很明顯,一是不分主次的"吵吵嚷嚷」,無視場合、罔顧身分的搶話,或顧自"逼逼"沒完。這種情況在飯館最明顯。

兩岸三地港澳台,北京上海深圳人,不上飯局,可以老死不相往來,上了飯局,那種逗哏與捧哏的驟然熱鬧、此起彼伏,猶如鳥入秋林嚶嚶而訇訇。

只要「權力"不在場,就會亂鬨鬨。

一旦權力在場,一切便會顯得安靜,乖巧。

很多人武斷的將之納入素質論加以評斷。似是,又非是。

素質可能不是必然的,更不是自然的,而是需要"環境規範",或者說是"社會規範"。

都說日本人素質高。一次從關西機場回深圳,邊上坐了一三十歲上下男人,上機、落座、起飛,一直低頭撥弄手機。起飛之前,空乘廣播提示關閉電子設備不下兩次。

俺最終沒蹩住,貌似惱火的吼了一嗓子: 喂,差不多了吧。

哥們立馬"哈依"一聲,畢恭畢敬的收了手機,正襟危坐,直到深圳。他不"哈依",還真不知道是日本人。

脫離權力語境,亞州人擬似都不免我行我素。另一種特別的語境也極具符號意義,即社會輿論一旦反日,中國人和韓國人就會忍不住在大街上解體日產車。斧劈、錘砸,大有恨不能挖其祖墳架勢。

類似的行為,在歐美則不大可能見得到。見得多的是穆斯林們扎一堆燒美國國旗。 權力語境與體制有區別嗎?

有。權力語境有絕對權力和相對權力。絕對權力語境導出於專制體制,行為與思維只有權力大小的階層之別,沒有人格的強調和權利的平等,社會型態是俄羅斯套娃結構。

相對權力語境導出於民主體制。即三權分立,言論自由,人權至上。對於老百姓,法無禁止即可為;對於官府,法有準許才可為。在日常生活與社會層面,體現權威的只有法律,制約長官的還有民意一一選票。

在相對權力語境之下,官府與官家在面對社會時,被迫謙卑,行事謹慎,妄為與輕率即意味著官聲低劣,行權處處受質疑,甚至時時被制肘,臨到選舉季,還有可能被趕下台。

官家除了能力的敷足,還要表達姿態的謙卑。如此官民關係,民風自然導向謙讓與規範,因為法律細緻,權利邊界也日漸清晰。由於律法清明,民風漸趨淳樸,民俗有禮謙讓。這就是為何在文明社會少見粗俗無理,多見謙卑有序的原因。

在俄羅斯套娃式的絕對權力語境。每一個權力主體一一尤其是一地一方的一把手,權力感是強大的。還是拿飯桌上的氛圍作說明,長官要講一個黃段子,可以不在乎有無女士在場,講得多黃都可以。其次是點菜和喝酒,長官愛吃辣,一桌菜大半總是辣的;長官貪杯,邊上人就得輪流敬酒,直到人事不支。否則……

然後,你可以想像一下,那些長期在長官身邊的人,他們去到社會,甚至在同學朋友面前,他們如何能自覺的謙卑、克制、警惕官聲呢?

權力一旦被規範於權利之下,秩序則立,自由則立。

相反,權力一旦凌駕於權利之上,則權力即秩序,即一切,自由即虛無。

在華人社會,除了權力,他們普遍缺乏敬意,除了對於自由的虛無感,儒家傳統時期,還有一個綱常講究,這種講究儘管來自於體制的約束,但至少在秩序和倫理上發揮著作用。

但在今天,這種秩序也基本上蕩然無存。他們普遍的不誠信,在人際關係上不誠信,在市場交易上不誠信,在個人信仰上更是從來沒有更新和切換過自古以來的投機主義習慣,那就是神不是用來敬拜的而是用來交易的。去觀音廟是為了求子,拜文昌帝君是為了高中,再不濟,每家的屋檐底下還有一個灶王爺,用來克災擋難。而這些神靈只要付出少量的金錢就可以了。

他們沒有敬意,是因為不知道神靈是用來匡扶心靈的,就像他們同樣不知道官府是接受人民信託,用來治理國家和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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