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的病因

文：言九林

一、失衡的基層權力

義和團的前身，是各種名目的民間拳會，比如大刀會、梅花拳、義和拳等等。它們集中出現在1890年代，與廟堂的失職直接相關。

因「教案」問題屢栽跟頭，清廷在1890年代下發了大量文件，要求地方官嚴防死守，絕不可讓轄區內發生教案，且制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

若無力消弭引爆教案，地方官至少降一級；若對傳教士保護不力引發外交衝突，地方官至少降兩級，甚至有可能直接丟烏紗。

只向地方官員施壓，而不力圖從文明司法、條約外交等方面解決問題，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地方治理層面的權力失衡。

這種失衡的發生邏輯是這樣的：

（1）地方官員希望保住自己的仕途。遇到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訴訟，他們往往傾向於袒護教民，不要與傳教士發生衝突。至於究竟是教民占理，還是非教民占理，並不重要。

（2）傳教士希望收穫更多的教徒，也多見識過清廷司法的黑暗。在訴訟中，他們因無法信任清廷的地方官員，往往選擇支持自己的教民（亦不排除某些傳教士有意袒護教民，以吸引更多信徒）。

（3）底層民眾至少可以區分為三類人：

第一類，不堪忍受清廷粗暴的基層治理（比如饑荒、疾病、貧困），而選擇投入傳教士的懷抱。
第二類，遊民、地痞之類人物，見識了教民所享有的訴訟特權後，為謀利而入教。
第三類，自身利益與傳統鄉村秩序捆綁在一起的鄉紳、富戶、平民，選擇入教對他們而言有困難、但又不願忍受來自第二類人的敲詐勒索，於是組織拳會、刀會之類團體相對抗。

也就是說：

（1）在列強與傳教士進入之前，清廷是一個典型的秦制國家，其基層治理雖無公正可言，卻有一種奇特的「公平」——所有民眾，無論貧富，若無體制內背景，無一例外是秦制汲取和壓榨的對象，官僚系統無司法文明可言，但在裁斷紛爭方面擁有獨一無二的權威。這種「公平」，為基層權力的運作帶來了穩定。

（2）傳教士進入底層社會，對清廷的司法文明提出了挑戰，釀成種種衝突。這些衝突，給了列強將司法問題上升為外交問題的機會。清廷力不能敵，一再以賠款道歉、開放口岸了結。為迴避教案，以往那種「無公正可言的公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教民在訴訟中擁有了針對非教民的優勢。

一個社會的理想狀態，是教民與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約束，俱受司法文明的庇護。

可惜的是，清廷既無司法文明，又為了自身利益（非國家利益）而在司法操作中將教民與非教民歸入兩個不同的階層。

其結果，便是社會失序，利益受到損害的民眾選擇投入江湖的懷抱。

二、考驗人性的畸形司法

這種社會失序，非是傳教士對教民做慎重考察就可以化解。因為它實際上是在考驗人性——面對可以輕鬆獲取的利益（與非教民打官司），一個人即便從無作奸犯科的歷史，也有可能突破底線。

西方學者並不諱言梅花拳、大刀會這類組織起源於「教民與非教民的衝突」，但很多人誇大了傳教士吸納「不守法分子」入教的程度。

比如，德國學者狄德滿（Rolf Gerhard Tiedemann）認為：

「（相比做慈善事業，）天主教傳教士傾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代表一方干預詞訟，以該方皈依為代價。……這種富有爭議的皈依策略被證明在傳統衝突盛行的區域取得了成功。」

再如，七次考察中國的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對方濟各會在山東傳教，是這樣描述的：

「中國教民多數主要是為了獲得外國的保護而受洗入教的，就連馬天恩神父也承認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

美國學者、義和團研究專家柯文（Paul A. Cohen）認為：

「通過這種方法（干預訴訟）入教的中國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

他們忽略了社會失序——畸形的司法制度，對教民實際上構成了一種人性考驗。沒有經受住考驗的教民，並不一定在入教時就已經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不能從他們入教後的行為，去反推他們入教前的狀況。

相藍欣（瑞士日內瓦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利用西方史料，著有《義和團戰爭的起源 跨國研究》一書。書中對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衝突，有頗多考據勾勒。比如，書中提及：

「有的時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尋釁，無事生非。19世紀90年代中，魯南的很多民、教衝突發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謠言流傳甚廣。1890年在某縣集市上，一位屠夫在賣肉時將一羊頭掛在攤上，有教民看見，告訴洋教士，謂此乃有意詆毀洋教，只因為『羊』『洋』諧音。一場混戰之後，該屠夫被教士報官，在公堂上這位屠夫自然輸掉了官司，吃盡了苦頭。」

從1860年代開始，教案中常可見到以「羊叫」喻「洋教」的內容。

這種因屠夫在攤上掛羊頭而將之告上衙門的做法，顯然是自以往的教案中得到的「啟發」。

三、追求物質利益的拳會

整個1890年代，山東的地方官員都在顫顫巍巍地走鋼絲。

他們既想維持對地方的有效「治理」（其實是有效汲取、有效壓榨），又想保住個人的仕途，不願與教民和傳教士發生衝突。

所以，他們對「大刀會」、「梅花拳」這類民間組織，採取了兩手策略。

一手是鼓勵。希望「大刀會」等能展示實力，讓傳教士們從自己的轄區知難而退。

一手是殺戮。在衝突激化時，就把「大刀會」等組織的領袖抓起來，給傳教士一個交待，以消弭教案。

曹縣大刀會領袖劉士端，就遭遇了這樣的命運。劉士端曾協助地方政府捉拿土匪岳二米子，獲得官方表彰（岳二米子為自保，選擇了入教）。但當1896年4、5月間大刀會與教民衝突激化時，曹縣地方官選擇以宴會的形式對劉士端進行誘捕，然後將之殺死。

1899年春，清廷出台《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條款》，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清廷的本意在於甩鍋，想把處理教案的權力和義務，全都甩給地方官。如此，就可以避免列強動輒把教案上升為外交事件。

為方便傳教士與地方官員對接，該文件規定：

傳教士中，總主教、主教相當於督撫級別，可就教民問題隨時面見督撫；其他依次遞減，與中國地方官員的級別分別對應。

這相當於承認傳教士介入訴訟名正言順。將傳教士的級別與地方官員的級別一一對應，則相當於再次削弱了地方官員的權威。

整個1890年代，所有的山東巡撫，都在奏摺中強調，教民和非教民之間的衝突，是山東動盪不安的根源。不過，沒有人敢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動盪的源頭，是自中央而下各級政府的失職（李秉衡、張汝梅、毓賢的奏摺，參見《義和團資料叢編：山東教案史料》，齊魯書社，1980，P171-176。袁世凱的奏摺，參見《近代史資料專刊·籌筆偶存·義和團史料》，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P157。）。

儘管所有的山東巡撫都對衝突中的非教民持同情態度，但考慮到那些躲避官府盤剝的平民也很有可能選擇入教尋求保護，在一樁具體的衝突中，要評判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是非曲直，其實並不容易。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189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裡，梅花拳、大刀會這些「義和團早期組織」，他們與教民發生衝突時，所爭的幾乎全部是具體的物質利益。

比如，1896年，江蘇碭山縣地主龐三傑，與劉藎臣爭奪一塊名叫「東湍」的土地的所有權（因黃河改道造成產權不明），劉藎臣入了教，龐三傑就選擇從山東單縣請來大刀會與之對抗。

再如，1897年，家有400畝地的梅花拳領袖趙三多，介入到山東冠縣梨園屯的教民與非教民衝突之中，其目的是為了從教民手裡奪回當地的玉皇廟。

四、廟堂有病，江湖吃藥

1899~1900年北方大旱。

飢餓刺激了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衝突。教民惡意製造與非教民的官司變多了，非教民組成的拳會搶掠教民財產之事也日趨常見。

梅花拳、大刀會等組織的領導者成分，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有家有業的士紳富戶，漸漸失去了對拳會的控制權——他們不願意離鄉，不樂搶掠，加入拳會尋求救濟的受災者增多，也使這些士紳感覺負擔過重。

姚文起、朱紅燈、心誠和尚、於清水、曹福田、張德成這樣的無業游民，漸漸成了拳會的新領袖。

姚文起四處流浪為生。他一再鼓動趙三多舉旗，趙因為介入梨園屯事件，感覺進退皆不得解脫，傾向於舉旗，但梅花拳其他有家有業的領袖人物，俱不贊同，要求趙另立名號，不許使用梅花拳名義，趙遂改用「義和拳」。

朱紅燈「家無親屬，隻身遊蕩」。

心誠和尚自幼因貧出家，四處遊方。

於清水家中僅二畝半地，以給人扛活為生。

曹福田「本游勇，嗜鴉片，無以自存」。

張德成以操舟為生。

組織的性質也開始發生變化。

朱紅燈、曹福田這類人並不愛大清。他們喊出「興清滅洋」這類口號，只是一種避免被清軍剿滅的策略。他們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的研究發現：

「到（1900年）5月中旬為止，義和團的暴力活動幾乎完全是針對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個外國人(卜克斯)喪了命，義和團的矛頭還未指向鐵路和電報。」

顯然，這些人很清楚，若打殺了真洋人，官府必然找上門來；鐵路、電報無法拿來吃喝，也沒必要去破壞。

團民們的這種「理性」確實有效，1899年底，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準備以武力鎮壓團民，朝廷接連給他去了三封電報，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可一味進剿，慎防釀成民變。

不過，袁世凱率軍上任，公開指責義和團的組織源頭是反朝廷祕密組織，還是起到了震懾作用，1900年春，山東的遊民們扛著「興清滅洋」的旗幟，陸續轉移到了政策更為寬鬆的直隸。

不久，他們進入了慈禧太后的視野，獲允湧入京城，開始了排外暴民式的打砸搶。

清廷之所以看中他們，是因為慈禧想利用他們來對抗列強。

戊戌政變後，慈禧希望廢黜光緒帝，但朝中不少重臣「挾洋自重」，希望拿列強的立場來阻止慈禧，而列強也確實對光緒抱持著好感，不希望中國發生政治動盪。慈禧的反西方情緒被嚴重激化，卻又不敢與列強公開決裂，遂決定利用義和團的所謂「民心」火中取栗。

末了，為與列強議和，慈禧又拋棄了義和團。為避免被清廷逮捕清算，很多團民選擇了入教。

略言之，反思義和團的關鍵，在於根除產生義和團的土壤。這土壤，在清廷而不在民間，在廟堂而不在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