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的病因

義和團

文:言九林

一、失衡的基層權力

義和團的前身,是各種名目的民間拳會,比如大刀會、梅花拳、義和拳等等。它們集中出現在1890年代,與廟堂的失職直接相關。

因「教案」問題屢栽跟頭,清廷在1890年代下發了大量文件,要求地方官嚴防死守,絕不可讓轄區內發生教案,且制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

若無力消弭引爆教案,地方官至少降一級;若對傳教士保護不力引發外交衝突,地方官至少降兩級,甚至有可能直接丟烏紗。

只向地方官員施壓,而不力圖從文明司法、條約外交等方面解決問題,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地方治理層面的權力失衡。

這種失衡的發生邏輯是這樣的:

(1)地方官員希望保住自己的仕途。遇到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訴訟,他們往往傾向於袒護教民,不要與傳教士發生衝突。至於究竟是教民占理,還是非教民占理,並不重要。

(2)傳教士希望收穫更多的教徒,也多見識過清廷司法的黑暗。在訴訟中,他們因無法信任清廷的地方官員,往往選擇支持自己的教民(亦不排除某些傳教士有意袒護教民,以吸引更多信徒)。

(3)底層民眾至少可以區分為三類人:

第一類,不堪忍受清廷粗暴的基層治理(比如饑荒、疾病、貧困),而選擇投入傳教士的懷抱。
第二類,遊民、地痞之類人物,見識了教民所享有的訴訟特權後,為謀利而入教。
第三類,自身利益與傳統鄉村秩序捆綁在一起的鄉紳、富戶、平民,選擇入教對他們而言有困難、但又不願忍受來自第二類人的敲詐勒索,於是組織拳會、刀會之類團體相對抗。

也就是說:

(1)在列強與傳教士進入之前,清廷是一個典型的秦制國家,其基層治理雖無公正可言,卻有一種奇特的「公平」——所有民眾,無論貧富,若無體制內背景,無一例外是秦制汲取和壓榨的對象,官僚系統無司法文明可言,但在裁斷紛爭方面擁有獨一無二的權威。這種「公平」,為基層權力的運作帶來了穩定。

(2)傳教士進入底層社會,對清廷的司法文明提出了挑戰,釀成種種衝突。這些衝突,給了列強將司法問題上升為外交問題的機會。清廷力不能敵,一再以賠款道歉、開放口岸了結。為迴避教案,以往那種「無公正可言的公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教民在訴訟中擁有了針對非教民的優勢。

一個社會的理想狀態,是教民與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約束,俱受司法文明的庇護。

可惜的是,清廷既無司法文明,又為了自身利益(非國家利益)而在司法操作中將教民與非教民歸入兩個不同的階層。

其結果,便是社會失序,利益受到損害的民眾選擇投入江湖的懷抱。

二、考驗人性的畸形司法

這種社會失序,非是傳教士對教民做慎重考察就可以化解。因為它實際上是在考驗人性——面對可以輕鬆獲取的利益(與非教民打官司),一個人即便從無作奸犯科的歷史,也有可能突破底線。

西方學者並不諱言梅花拳、大刀會這類組織起源於「教民與非教民的衝突」,但很多人誇大了傳教士吸納「不守法分子」入教的程度。

比如,德國學者狄德滿(Rolf Gerhard Tiedemann)認為:

「(相比做慈善事業,)天主教傳教士傾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代表一方干預詞訟,以該方皈依為代價。……這種富有爭議的皈依策略被證明在傳統衝突盛行的區域取得了成功。」

再如,七次考察中國的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對方濟各會在山東傳教,是這樣描述的:

「中國教民多數主要是為了獲得外國的保護而受洗入教的,就連馬天恩神父也承認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

美國學者、義和團研究專家柯文(Paul A. Cohen)認為:

「通過這種方法(干預訴訟)入教的中國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

他們忽略了社會失序——畸形的司法制度,對教民實際上構成了一種人性考驗。沒有經受住考驗的教民,並不一定在入教時就已經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不能從他們入教後的行為,去反推他們入教前的狀況。

相藍欣(瑞士日內瓦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利用西方史料,著有《義和團戰爭的起源 跨國研究》一書。書中對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衝突,有頗多考據勾勒。比如,書中提及:

「有的時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尋釁,無事生非。19世紀90年代中,魯南的很多民、教衝突發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謠言流傳甚廣。1890年在某縣集市上,一位屠夫在賣肉時將一羊頭掛在攤上,有教民看見,告訴洋教士,謂此乃有意詆毀洋教,只因為『羊』『洋』諧音。一場混戰之後,該屠夫被教士報官,在公堂上這位屠夫自然輸掉了官司,吃盡了苦頭。」

從1860年代開始,教案中常可見到以「羊叫」喻「洋教」的內容。

這種因屠夫在攤上掛羊頭而將之告上衙門的做法,顯然是自以往的教案中得到的「啟發」。

三、追求物質利益的拳會

整個1890年代,山東的地方官員都在顫顫巍巍地走鋼絲。

他們既想維持對地方的有效「治理」(其實是有效汲取、有效壓榨),又想保住個人的仕途,不願與教民和傳教士發生衝突。

所以,他們對「大刀會」、「梅花拳」這類民間組織,採取了兩手策略。

一手是鼓勵。希望「大刀會」等能展示實力,讓傳教士們從自己的轄區知難而退。

一手是殺戮。在衝突激化時,就把「大刀會」等組織的領袖抓起來,給傳教士一個交待,以消弭教案。

曹縣大刀會領袖劉士端,就遭遇了這樣的命運。劉士端曾協助地方政府捉拿土匪岳二米子,獲得官方表彰(岳二米子為自保,選擇了入教)。但當1896年4、5月間大刀會與教民衝突激化時,曹縣地方官選擇以宴會的形式對劉士端進行誘捕,然後將之殺死。

1899年春,清廷出台《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條款》,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清廷的本意在於甩鍋,想把處理教案的權力和義務,全都甩給地方官。如此,就可以避免列強動輒把教案上升為外交事件。

為方便傳教士與地方官員對接,該文件規定:

傳教士中,總主教、主教相當於督撫級別,可就教民問題隨時面見督撫;其他依次遞減,與中國地方官員的級別分別對應。

這相當於承認傳教士介入訴訟名正言順。將傳教士的級別與地方官員的級別一一對應,則相當於再次削弱了地方官員的權威。

整個1890年代,所有的山東巡撫,都在奏摺中強調,教民和非教民之間的衝突,是山東動盪不安的根源。不過,沒有人敢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動盪的源頭,是自中央而下各級政府的失職(李秉衡、張汝梅、毓賢的奏摺,參見《義和團資料叢編:山東教案史料》,齊魯書社,1980,P171-176。袁世凱的奏摺,參見《近代史資料專刊·籌筆偶存·義和團史料》,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P157。)。

儘管所有的山東巡撫都對衝突中的非教民持同情態度,但考慮到那些躲避官府盤剝的平民也很有可能選擇入教尋求保護,在一樁具體的衝突中,要評判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是非曲直,其實並不容易。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1890年代的大多數時間裡,梅花拳、大刀會這些「義和團早期組織」,他們與教民發生衝突時,所爭的幾乎全部是具體的物質利益。

比如,1896年,江蘇碭山縣地主龐三傑,與劉藎臣爭奪一塊名叫「東湍」的土地的所有權(因黃河改道造成產權不明),劉藎臣入了教,龐三傑就選擇從山東單縣請來大刀會與之對抗。

再如,1897年,家有400畝地的梅花拳領袖趙三多,介入到山東冠縣梨園屯的教民與非教民衝突之中,其目的是為了從教民手裡奪回當地的玉皇廟。

四、廟堂有病,江湖吃藥

1899~1900年北方大旱。

飢餓刺激了教民與非教民之間的衝突。教民惡意製造與非教民的官司變多了,非教民組成的拳會搶掠教民財產之事也日趨常見。

梅花拳、大刀會等組織的領導者成分,也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有家有業的士紳富戶,漸漸失去了對拳會的控制權——他們不願意離鄉,不樂搶掠,加入拳會尋求救濟的受災者增多,也使這些士紳感覺負擔過重。

姚文起、朱紅燈、心誠和尚、於清水、曹福田、張德成這樣的無業游民,漸漸成了拳會的新領袖。

姚文起四處流浪為生。他一再鼓動趙三多舉旗,趙因為介入梨園屯事件,感覺進退皆不得解脫,傾向於舉旗,但梅花拳其他有家有業的領袖人物,俱不贊同,要求趙另立名號,不許使用梅花拳名義,趙遂改用「義和拳」。

朱紅燈「家無親屬,隻身遊蕩」。

心誠和尚自幼因貧出家,四處遊方。

於清水家中僅二畝半地,以給人扛活為生。

曹福田「本游勇,嗜鴉片,無以自存」。

張德成以操舟為生。

組織的性質也開始發生變化。

朱紅燈、曹福田這類人並不愛大清。他們喊出「興清滅洋」這類口號,只是一種避免被清軍剿滅的策略。他們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的研究發現:

「到(1900年)5月中旬為止,義和團的暴力活動幾乎完全是針對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個外國人(卜克斯)喪了命,義和團的矛頭還未指向鐵路和電報。」

顯然,這些人很清楚,若打殺了真洋人,官府必然找上門來;鐵路、電報無法拿來吃喝,也沒必要去破壞。

團民們的這種「理性」確實有效,1899年底,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準備以武力鎮壓團民,朝廷接連給他去了三封電報,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可一味進剿,慎防釀成民變。

不過,袁世凱率軍上任,公開指責義和團的組織源頭是反朝廷祕密組織,還是起到了震懾作用,1900年春,山東的遊民們扛著「興清滅洋」的旗幟,陸續轉移到了政策更為寬鬆的直隸。

不久,他們進入了慈禧太后的視野,獲允湧入京城,開始了排外暴民式的打砸搶。

清廷之所以看中他們,是因為慈禧想利用他們來對抗列強。

戊戌政變後,慈禧希望廢黜光緒帝,但朝中不少重臣「挾洋自重」,希望拿列強的立場來阻止慈禧,而列強也確實對光緒抱持著好感,不希望中國發生政治動盪。慈禧的反西方情緒被嚴重激化,卻又不敢與列強公開決裂,遂決定利用義和團的所謂「民心」火中取栗。

末了,為與列強議和,慈禧又拋棄了義和團。為避免被清廷逮捕清算,很多團民選擇了入教。

略言之,反思義和團的關鍵,在於根除產生義和團的土壤。這土壤,在清廷而不在民間,在廟堂而不在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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