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淳的性格,與大清的國運

載淳

文:言九林

同治皇帝載淳發病是在1874年11月底,去世是在1875年1月12日,可謂非常急促。

官方文檔說他死於天花;民間則長期傳言死於梅毒就史料對勘的結果而言,載淳應是死於天花無疑。畢竟,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萬歲爺進藥用藥底簿》經醫家鑑定,確實是治療天花的藥方[1]。帝師翁同龢的私人日記裡所載病情症狀與所錄藥方,也與天花之症相合[2]。

但民間流傳的梅毒說,也非是毫無根據的揣測。

載淳六歲即位,長期處於慈禧的嚴密保護與管控之下,很少能隨心所欲。甚至於在載淳大婚之後,慈禧仍「陰使內監時時監視之」。這種不放心,也見於她給帝師李鴻藻等人的懿旨,要他們在載淳親政之後「照常入直,盡心講貫」[3],也就是繼續按以前的辦法給皇帝上課。慈禧的本意,自然是為了將兒子培養成一位賢明的君王,所以經常告誡他「毋輒至宮中,致妨政務」,希望載淳不要把過多的精力放在後宮之中。年輕皇帝血氣方剛,又不能違忤母親,只好搞消極抵抗,「於是終歲獨宿乾清宮」。[4]

壓抑的家庭環境,與親政後自由度的擴張,合在一起產生的結果,便是載淳有了「微行」這樣一項祕密癖好。據說,載淳曾遊歷至湖南會館,翻檢塗抹過某舉人的案頭文章。又曾拿著金瓜子,到琉璃廠購物。還曾在某酒肆之中遇到過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把後者嚇了一大跳,趕緊讓步軍統領衙門派來衛士十餘人貼身保護。[5]

載淳

同治皇帝載淳

這些說法的具體情節,未可視為真事,金瓜子云雲,即顯出頗多演義成分。但載淳喜歡「微行」、甚或有眠花宿柳之舉,在朝臣中實是不公開的祕密,帝師翁同龢日記中即有記載。

1874年10月31日(九月二十二),翁在日記裡說,昨天有馬車驚逸入神武門,一直飛馳到景運門,「然同坐車者中官小李(旁註:上乘轎),照舊當差莫問也」[6]。中官就是太監。翁這段含蓄的日記,說明皇帝又悄悄出宮去了,回宮時太監所乘馬車發生了「驚逸」的意外,萬幸皇帝「乘轎」安然無恙。

據翁日記,該日之前的10天裡,皇帝都沒有進入書房讀書。該日之後,又是頻繁的「無書房」(皇帝傳旨今天不上課),「翁日記整整一個月未見赴弘德殿授讀」[7]。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謂不言自明:「為什麼皇帝懶於讀書?說白了就是經常夜間外出,弄得筋疲力盡,第二天哪有精神讀書。學生放老師的假,老師無可奈何,只能幹著急。」[8]

如此,當載淳在1875年初驟然去世,民間難免就會生出皇帝死於梅毒的傳聞。御醫李德立是載淳的主治醫生之一。其曾孫即如此這般說道:

「五十年前我的祖父在世時,我為此疑案當面問過他,他說,『同治確實是死於梅毒』,據祖父面告,曾祖父奉詔入養心殿請脈之初,已經看出是梅毒之症。為了慎重起見,曾約一位有名外科御醫張本仁會診,一致肯定是梅毒大瘡。自忖若奏明載淳生母慈禧,她通曉醫道,喜怒無常,如若一時火起,指責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殺身之禍。倘若知情不報隱瞞病情,又怕責任重大,最終難免治罪,真是左右為難,經與右院判莊守和商議,認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何況這是自古以來少見的帝王之絕症,難告於天下,不如裝糊塗吧。既然宮中都說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來治。好在皇室近臣對天子微服尋花問柳,都睜一眼閉一眼,諱而不言,自己又何必戳穿,自討苦吃呢。」[9]

第一種可有效治療梅毒的藥物Salvarsan,要到1910年才被歐洲醫學界發現。對1874-1875年的清廷御醫來說,梅毒確實是一種讓人束手無策的疾病。而翁同龢日記中記載的某些載淳症狀,如「腰間、臀部腫處兩孔皆流膿,而根盤甚大」等,與「楊梅大瘡」之間,似也難有界限分明的區分。如此,御醫們站在自保的立場,與其診斷稱皇帝得了梅毒並將之記入藥方,確實不如不說、不做記錄為妙。

不過,檔案裡治療天花的藥方畢竟難以否定,梅毒也未必會在短短一兩個月內即致人死亡(不少人患病後還可存活多年)。據此,有學者認為,「同治皇帝之死,起因天花,終於梅毒」[10],天花誘發了潛伏的梅毒(梅毒一般有10-90天的潛伏期),是載淳迅速死亡的真實原因。

還原載淳的死因,不難窺見:他的性格之中,同時具有壓抑、任性與宣洩三種傾向。慈禧太后的嚴格管控讓他壓抑,但他敢於在帝師翁同龢面前任性放肆,徹夜微行不歸則是他宣洩不滿放飛自我的重要手段。這些性格傾向,在他親政期間,曾淋漓盡致地展示於廟堂之上,使朝政震盪不已,讓群臣叫苦不迭。

「重修圓明園風波」,即是一個典型案例。

圓明園正大光明殿

圓明園在庚申之變裡被英法聯軍焚毀,是愛新覺羅皇室最沉重的隱痛。同治年間,太平軍、捻軍俱被平定,與歐美各國的關係也因總理衙門奉行條約外交而有所緩和,雖最高決策層仍時常因天津教案等突發事件而憂懼庚申之變重現,但在一般官員和普通知識分子眼中,清王朝已是一派「中興氣象」。1863年太平天國行將潰滅之際,通政使王拯即上奏說「此誠我國家運際中興,千載一時之際會也」;1875年,又有陳弢收錄朝臣奏章編輯成書,直接定名為為《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11]。

與「中興」的輿論大體同步,朝堂上也出現了重修圓明園的主張,比如1868年御史德泰上奏「請修理園庭以復舊制」,結果被恭親王奕訢以「軍務未平,民生困苦流離」[12]為由嚴詞駁回,並將建議者德泰革職。

1873年同治皇帝宣布親政,重修圓明園的計劃再度被提上日程。這年10月,載淳以為兩宮太后修築頤養天年之所為由,頒布上諭重修圓明園。帝師李鴻藻一再諫阻,說這是「以有用之財,置無用之地」[13]。作為應對,載淳在11月17日再發上諭,說自己只是「擇要重修」,並不是要全盤恢復圓明園的舊觀,目的只是向兩宮太后盡孝,且希望「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員量力報效捐修」[14]。所謂「擇要重修」只是一個好聽的名詞,實際涉及建築多達三千餘間

皇帝的一意孤行,引來陝西道監察御史沈淮的反對。沈上奏說,國庫空虛,水旱災害頻發,軍務也尚有許多待辦之事,此時絕非修理圓明園的時機。載淳接到奏摺後大怒,「上震怒,立召見,諭以大孝養志之義」[15]。為示圓明園必修的決心,載淳于沈淮上奏的第二天,又下了一道諭旨,說現在確實國庫空虛,水旱災害頻發,軍務也還有許多該辦之事,自己也一直是個「躬行節儉」之人,絕不肯大興土木增加天下負擔,但兩宮太后「親裁大政十有餘年」,現在退下去了,如果沒有一個頤養天年的所在,「朕心實為悚仄」,心中是有恐懼和愧疚的。所以圓明園還是得修,但「不得過於華靡」[16]。

這道諭旨,在5天之後又引來了福建道監察御史游百川的反對。載淳大怒,又將游百川召來詰責。與沈淮不擅言辭不同,游面對皇帝的當面斥責竟仍能侃侃而談,「廷諍諤諤數百言,聲震殿瓦」[17]。憤怒的載淳再次親擬諭旨,痛斥游百川不能體察自己對兩宮太后的孝心,實在是可恨至極。

1874年3月,在載淳的一意孤行下,圓明園重修工程正式宣布啟動。內務府開始行文湖廣四川等南方省份,要他們採辦大型木材(主要是楠木、柏木等)三千件運往京城使用。然後就發生了荒唐的「李光昭案」,原本已成定局的「圓明園重修工程」再度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李光昭是一名廣東商人,曾通過「捐輸」買了一個候補知府的官銜,但始終沒有拿到朝廷發的部照(也就是證書)。載淳命各省採辦木料的諭旨發下去之後,引起了李光昭的注意。他試圖做一回「兩頭通吃的中間商」,先是聯絡內務府說自己可以弄到一大批巨木,「價值數十萬金」,願意砍伐後運往京城報效皇上。內務府向載淳報告此事,載淳遂下旨給了李光昭一堆特權,比如沿途關卡免稅放行,可前往各處與督撫會商事務。李遂搖身一變成了「奉旨採辦」的欽差。

搞定了皇帝,下一步自然是去搞定木材。但李光昭並無經營木材的經驗,他跑到湖北一番考察後,發現去深山砍伐巨木耗時費錢,並無多少差價可賺。於是改變主意去香港,以「圓明園監督代大清皇帝」的名義,與一名法國商人訂立合同,向其購買5萬餘兩白銀的木材,運抵天津後付款。另一頭,李光昭則向內務府報告稱該項木料價值30萬兩白銀。待洋商將木料運抵天津,李光昭卻未能籌集到足夠的資金履約付款,遂被洋人告到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處。李細察合同大驚,發現立約者竟是同治皇帝。李光昭與內務府勾結,一頭騙朝廷一頭騙洋人,空手套白狼的把戲,隨之也曝了光。[18]

1874年8月18日,李鴻章上奏報告「李光昭案」的調查情況。針對圓明園的不滿輿論即開始在朝堂之上醞釀。9天後,8月27日,恭王奕訢、醇王奕譞、惇王奕誴、軍機大臣文祥、大學士李鴻藻等十位王公重臣聯名上奏,請求停止修建圓明園。這是載淳親政以來從未見過的陣勢。他遲滯了兩天,才在眾人的再三請求下召見奕訢等人。

召見中,載淳極為不悅地質問奕訢等人:「我停工如何?爾等尚有嘵舌?」(我停工你們總能滿意了吧?我都停工了,你們還有什麼可喋喋不休的?)奕訢回覆說:「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誦」(我們要上奏的事情還很多,不止停工這一件事,請讓我一件件說來),隨即開始念眾人共同起草的奏摺內容。載淳大怒,喝問奕訢:「此位讓爾如何?」言語激烈至此,以致於本就有病在身的文祥「伏地一慟,喘息幾絕」,不得不被人攙扶先行離開。奕訢被怒斥後,換醇王奕譞出面「泣陳」,當奕譞說到皇帝不該頻繁「微行」時,載淳再次發飆,「堅問何從聽聞」,堅持要奕譞說出消息來源拿出人證,否則就不能與他甘休。無可奈何,奕譞只好說出具體的時間與地點,載淳才「怫然語塞」沒有話說。[19]

恭親王奕訢

「微行」之事被群臣指責,讓載淳極為惱怒。數天後,他再次召見奕譞,欲逼問出究竟是誰泄露了他的「天機」。適逢當天奕譞外出至南苑驗炮,只好轉召奕訢盤問。皇帝威脅稱,若說不出消息源,就等於捏造言辭誹謗君主的威脅,奕訢只好如實回覆信息來自「臣子載澂」,載澂比載淳小兩歲,二人曾多次結伴「微行」。[20]

9月9日,載淳迫於壓力發布上諭,停止圓明園工程,改為修繕三海。該上諭發布之前,載淳另擬了一道朱諭給軍機大臣文祥等人,其中列舉了恭親王的種種罪狀,包括「目無君上,欺朕之幼,諸多跋扈,並種種奸弊不可盡言」,皇帝宣布革去奕訢的親王世襲罔替及所兼軍機大臣等一切差使,降為不入八分輔國公,同時免去其子載澂的一切爵秩,交宗人府嚴議。

顯然,這是對奕訢反對圓明園修復工程、載澂泄露皇帝「微行」天機的嚴厲報復;「欺朕之幼,諸多跋扈」一句,還顯示年輕的皇帝對這位輔政親王早已心生怨恨。文祥等人接到朱諭後大驚失色,回奏說「目無君上」等罪名,或許存在盛怒之下措辭過重的問題,希望載淳冷靜一天,「容臣等明日召見後請旨」;或由文祥等現在另擬一道諭旨「進呈御覽」。載淳對文祥的建議毫不考慮,寫下了「文祥等所奏著不准行」的朱批。[21]

次日,朱諭下發,裡面說:「朕自去歲正月二十六日親政以來,每逢召對恭親王時,語言之間,諸多失儀,著加恩改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載澂革去貝勒郡王銜,以示懲儆。」[22]較之文祥前一天看到的版本,過於激烈的言辭如「目無君上,欺朕之幼,諸多跋扈」等已經刪去,改為只有當事人心知肚明的「語言之間,諸多失儀」。可知文祥的建議雖未被採納,但多少仍對載淳起到了一些影響。

再次日,載淳又以「朋比謀為不軌」的罪名,將包括惇王、醇王、文祥、李鴻藻在內的十名力主停修的王公重臣盡行革職。皇帝暴走至如此程度,兩宮太后終於不得不出面阻止,強迫載淳停止對王公大臣的懲罰,並下發新諭旨賞還奕訢父子的爵位與職務。[23]至此,「圓明園重修風波」終於算是消停了下來。

據統計,此番風波之中,公開站出來反對重修圓明園者,「王公重臣有10人: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壽、奕劻、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翰詹科道學政12人:御史沈淮、游百川、陳彝、孫鳳翔、鄧承修、李宏謨、張景清,詹事袁保恆、王家璧,內閣學士謝維藩,侍講寶廷,學政李文田;直接或間接起作用的地方總督巡撫有吳棠、李宗羲、李翰章、李鴻章4人。」[24]可以說,載淳遭到了清廷官僚集團中堅力量的強力阻擊。

載淳執著於重修頤和園,實有深意存焉。有學者說得很明白:「乾隆皇帝的操控(註:指乾隆將母親安置在綺春園)為同治提供了一個利用盡孝來實現政治目的的先例。同治或許希望慈禧太后能一直熱衷圓明園的重建,減少對國家事務的關注。通過將太后移至園林,從而掌控皇權。」[25]圓明園的修築可以轉移慈禧太后的精力和注意力,修好後更可以將慈禧太后名正言順禮送出紫禁城。如此,年輕的皇帝就可以徹底掙脫母親以關愛之名構築起來的牢籠

對這種隱祕動機,慈禧與奕訢,自然也是洞若觀火。但慈禧愛子心切,在1873-1874年間,似懷有一種樂見載淳順利親政實現乾綱獨斷的心態,故長期未就圓明園重修之事發表意見。奕訢審時度勢,也曾一度響應載淳發出的「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員量力報效捐修」的號召,在1874年初帶頭捐獻了第一筆白銀共計2萬兩(後來又補捐了5000兩)。隨後,醇王等8名皇室成員也在1874年5月份捐獻了5.6萬兩白銀。再之後,帝師群體也也捐助了銀兩,雖然數額頗小,卻相當於一種立場上的重要認同。[26]直到李鴻章借著「李光昭案」將「圓明園重修」再次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言官們衝鋒在前,眾王公大臣才又再次堅定立場,聯名向載淳施壓。

載淳在風波中的種種表現,可謂集輕狂與躁進於一身,衝動而不顧後果,決策被情緒嚴重左右。這或許足以提供一種理解:1874年的奕訢與文祥們,其實並不希望慈禧太后全然退出政治舞台。

之前的十餘年裡,慈禧太后已充分展示出了她在「維持大局」一事上的隱忍與得體,而年輕的載淳顯然無法做到這一點——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裡,他發出過「若得僧格林沁三數人把截海口,不難盡殲此輩(法國人)」的妄言[27];在1873年的「公使覲見」中,他又對洋人立身不跪一事始終耿耿於懷,以致於在「圓明園重修風波」中仍拿當日之事來質問反對者:「當洋人求覲之時,汝何不奏請止其覲見乎?」[28]略言之,「庚申之變」對慈禧與奕訢而言是銘記於心的沉痛往事,但年輕的載淳似乎很難感同身受(他當時年僅四歲),他念茲在茲的,是要將洋人們盡數殲滅。

在帝師李鴻藻看來,載淳上述種種政治上的不成熟,本質是他只熱衷「游觀」而不願為清王朝的命運擔起責任。在1874年的一份奏摺裡,李鴻藻說:前幾年皇帝來弘德殿「讀書看折」,是一種「孜孜討究」的態度,如今卻說「每月書房不過數次」,且來去匆匆,可謂有讀書之名而無讀書之實。他告誡皇帝並提出希望:

「夫學問與政事相為表裡,於學問多一分講求,即於政事增一分識見,二者不可偏廢也。伏願我皇上懍遵皇太后懿旨,每日辦事之後,仍到書房認真討論。」[29]

李鴻藻這份勸皇帝多讀書的奏摺,顯示他將約束載淳的期望放在了慈禧太后的身上,輔政的恭親王與諸位帝師都拿年輕皇帝的任性胡為毫無辦法。只有慈禧太后住在紫禁城,才能管控住載淳的輕狂躁進。這一點,也在「圓明園重修風波」即將失控之際,得到了事實上的證明。

1875年1月12日酉時太陽方落之際[30],同治皇帝載淳去世。

朝中重臣,幾乎無人感到惋惜。

 

注釋

[1]朱瓊臻:《同治皇帝感染天花的進藥用藥底簿》,《歷史檔案》2018年第3期。

[2]沈渭濱:《從﹤翁同龢日記﹥看同治帝病情及死因》,《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1期。

[3]《咸同兩朝上諭檔》二十三,第33頁。。

[4]《清代野史》第1卷,巴蜀書社1998年版,第100頁。

[5]《清代野史》第1卷,巴蜀書社1998年版,第101頁。

[6]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二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069頁。

[7]丁燕石:《正說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189頁。

[8]沈渭濱:《從﹤翁同龢日記﹥看同治帝病情及死因》,《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1期。

[9]李鎮:《同治究竟死於何病》,《文史哲》1989年第6期。

[10]丁燕石:《正說慈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頁。

[11]任念文:《論「同治中興」》。收錄於《晚清政治散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頁。

[12]《咸同兩朝上諭檔》十八,第297頁。

[13]李宗侗、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上冊,1969年版,第190頁。

[1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26-627頁。

[15]陳康祺:《郎潛記聞》。收錄於《歷代小說筆記選·清》第四冊,第967頁。

[16]《咸同兩朝上諭檔》二十四,第219頁。

[17]陳康祺:《郎潛記聞》。收錄於《歷代小說筆記選·清》第四冊,第967頁。

[18]許吉敏:《試論李光昭案》,《黑龍江史志》 2010年第3期。

[19]蕭一山:《清代通史(三)》,第673頁。

[20]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04頁。

[2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44頁。王無生《述庵祕錄》裡說,載淳曾擬出過一道誅殺恭親王的諭旨,命文祥直接傳詔不許展視。文祥違命打開諭旨後大驚,「叩太后宮,泣訴之」,慈禧遂出面制止了載淳的胡作非為。此說過於聳人聽聞,載淳但凡尚存半分理智,當不至於做出這般震顫天下之事。或可視為載淳摘去奕訢爵位與職務、後又由慈禧出面恢復奕訢爵位與職務這一史實的「民間加強版」。

[22]《咸同兩朝上諭檔》二十四,第260頁。

[23]《越縵堂國事日記(三)》,第1155頁。

[24]趙雅麗:《同治朝重修圓明園之議的政治文化淺析》,《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本文關於同治皇帝與「圓明園修復工程風波」的回顧,亦主要參考了趙雅麗《晚清京師南城政治文化研究》一書的梳理,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494-506頁。

[25](美)墨安屴:《重振帝國:同治時期的政治、交流和圓明園》,收錄於《清代皇家園林史料彙編》第1輯,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2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94頁。

[27]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二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98頁。

[2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圓明園(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38頁。

[29]吳相湘:《晚清宮庭實紀》,(台北)正中書局1988年版,第194-195頁。

[30]陳義傑整理:《翁同龢日記》第二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0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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