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明復:我在秦城監獄的日子

閻明復

文:閻明復

01  值班的軍人用一種探測棒反覆伸到鞋裡

秦城監獄有中國「第一監獄」的稱號,專門關押重要犯人,曾關押過國民黨戰犯,各類大案、要案的案犯。「文革」中關押著不少當時所謂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專案辦公室審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政治局委員,由第二專案辦公室審查的軍隊系統的相關人員,由第三專案辦公室審查的中央委員、省部級領導。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成員後來也被關在秦城監獄。

閻明復

我的七年半噩夢般的人生從此開始了。1967年11月17日那個漆黑的夜晚,被「公審」、「逮捕」的我,坐在兩名軍人的中間,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轎車開向哪裡去……走了很久,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在夜燈的照明下,看到馬路北側有一大排平房,當中有一個緊閉的大門,外表看上去同農村地區的政府大院沒什麼兩樣。我們的車在大門前停了下來,一個軍人下車向哨兵說了些什麼。過了片刻,大門大開,車駛進大院,在一座平房前停下,押送我的軍人把我帶進室內,交給了那裡的軍人,他們就走了。

值班的軍人叫我把衣服脫光,換上他們發的白色粗布的襯衣襯褲、黑色的棉襖棉褲。褲子沒有褲帶,只在上端縫了兩根短短的窄布條,用以系扎褲子,棉褲根本扎不緊,走路時要用手提著。值班的軍人叫我把鞋襪都脫下來,用一種探測棒反覆伸到鞋裡,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發報機吧。我的腳大,穿四十五號鞋,他們找了半天,也沒找到合適的鞋,就讓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的衣物都沒收了,只有這雙鞋伴隨我度過了漫長的鐵窗下的嚴冬。

接著,一名軍人帶著我走過庭院,來到一座設有電網的高牆院子,高大的鐵門緊閉著,旁邊的哨兵接過通行證,打開了小門,放我們進去。高牆院子裡有幾座院落,每個院子都有大牆圍著,從一個小門進去,就是關押犯人的樓房了。

在樓裡,押送我的軍人把我交給了管理員。管理員領著我走過很長的過道,其一側是灰牆,一側是一間一間的牢房。走到一間牢房的門口,他用鑰匙打開了門上的鎖,打開外面的鐵門,接著又打開裡面的木門,讓我進去,對我說,你的代號是「67124」,在這裡不允許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號。除了不准說自己的名字外,他還接著宣布了其他幾條紀律:一、不許大聲說話、唱歌;二、不許在牆上亂畫;三、按哨聲起床和就寢,有事報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談。他發給我兩個搪瓷飯碗、一個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臉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紙。他說,每次開飯的時候發開水。說完他就走了,先關上木門,後關上鐵門,最後聽見了上鎖的聲音。

02  成年累月單側睡眠導致臉的一側都變形了

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來不及思考。直到管理員的腳步聲在走廊裡消失後,在萬籟俱寂的獨牢裡,我最終意識到我被捕了,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的監獄,也不知道要關多久,等待我的是什麼,立刻陷入了一種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

我開始向四周觀看,這是一間不算太小的囚室,長方形,橫向有十多步,豎向有五六步。門對面的牆上有兩扇關得嚴嚴實實的長條鐵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鐵窗下面擺著一張矮矮的木床,上面疊著一床薄薄的舊棉被和棉褥。門的左側牆角有帶小門的廁所,裝有沖水的坐式便桶,牆上有「窺孔」,犯人上廁所時哨兵從走廊可以觀察。廁所旁邊的牆上裝有自來水的洗臉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懸掛著一隻裝有兩層防護罩的電燈。每天傍晚時燈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寢哨吹響後,燈光就調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證哨兵夜間能看清犯人的一舉一動。哨兵若有什麼懷疑,可隨時將大燈打開。

我正在觀察,突然聽到門上傳來聲音催我睡覺。我抬頭一看,原來門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門,此時小門打開了,只能看見哨兵的臉。原來入寢時間早過,我趕快脫下棉衣,鑽進被窩。這時才發現,好像室內沒暖氣,被褥又太薄,又沒枕頭,當晚凍得我徹夜未眠。以後過了一段時間慢慢習慣了,把棉衣和棉褲壓在棉被上,整夜一動不動,以免棉衣褲掉下來。至於沒枕頭,就把大棉鞋墊在薄褥子下面,一鞋多用,倒也方便。有時睡著了,不慎翻身臉向牆,那可不得了了,只聽見哨兵用大皮靴使勁踢鐵門,直到把人吵醒,再翻過身來,或身體正臥或朝向鐵門。哨兵一定要隨時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發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單側睡眠,不少犯人的臉的一側都變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個特徵,這都是後話了。

03 在囚室裡毆打、虐待犯人都出於管理員之手

次日清晨,我聽見哨聲立即起床。我始終沒搞清楚幾點鐘起床,可能是六時或六時半,也可能是七時。過了一會兒,走廊裡傳來小車的輪聲。小車很快到我門前停了下來,突然看見木門下端的小門打開了,管理員說,開飯了,把飯碗、水杯拿出來。於是,我連忙把兩個碗和水杯放在小門外面,管理員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飯放在一隻碗裡,另一隻碗裡則放了一個窩窩頭和一點鹹菜,又用大勺舀了開水倒在水杯裡,說一天就三杯開水,省著點兒喝。我把飯碗和水杯拿進來後,小門就關上了。這樣,我才知道小門的用途。昨夜徹夜未眠,早飯後困勁上來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沒等合眼,木門上端的小門打開了,哨兵厲聲地說,白天不准睡覺!我立刻爬了起來,坐在床上。

我們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層建築物,東、西、北側各有五間囚室,由走廊相連,北側牢房走廊的兩端有鐵門與樓內的管理區相通,其中有若干間審訊室和看守人員辦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員的眼皮底下被「牢規」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員、看守。我不知道他們應怎樣稱呼。

所謂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們的牢門外是一道長長的走廊,一個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們在走廊裡巡視,從每間囚室門上的窺孔監視犯人,發現有違規時,如白天臥床、大聲說話,等等,當即糾正,或報告管理員處理。每天起床哨一響,就得迅速地爬起來,誰起來得慢或起不來,他們就來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會命令你站起來。睡覺時如果不面向門,他們也會立刻踢門。他們不能隨意開門進入囚室。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換新的。

管理員是不常換的,通常少言寡語。管理員做的事情,據我看到的,則是處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務,如放風、洗澡、發飯、發報、押送犯人去審訊室、去門診室、去探訪室(如有親屬來探監),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們講。同他們講話要先說「報告」。管理員有權打開囚室的門,進入囚室,對犯人進行管制。在囚室裡毆打、虐待犯人都出於他們之手。

04  秦城監獄的第一次提審

辛酸和恥辱,以及饑寒交迫、飢餓難挨的日子,而這些不過是這場牢獄之災的一角而已。

七年多來,我不記得監禁期間的審訊一共有多少次,頭一兩年多一些,後來幾乎沒有了。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審訊。

入獄後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8日上午,不知道幾點鐘,囚室門開了,管理員走進來說:「提審,跟我走。」

從囚室出來,沿著走廊向左走,過了一個鐵門向右轉,又是一個長長的走廊,一邊是牆,一邊是一間一間的房間。在其中的一間的門口,管理員叫我停下來,他打開門,對屋裡的人說了些什麼,然後叫我進去。這是一間長方形的房間,門的左邊有一長條桌,上面鋪著白色桌布,後面坐著幾個軍人。在室內另一側,正對著桌子大約二三米,放了一個橢圓形的礅子,看上去是瓷的,後來聽說,是實心的,灌了鉛,怕犯人拿來砸審訊的人。

專案組讀罷語錄,又講了一大篇話,大概都是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套話,我早已忘記。只記得他們叫我交代同彭真以及同楊尚昆的關係。

這對我來講簡直是輕而易舉、駕輕就熟的事啦。中辦「文革」開始,還在中南海的時候就講起,一直講到「學習班」,材料寫了一篇又一篇。於是我就滔滔不絕地「交代」。講到中午了,專案組宣布暫停。管理員帶我回囚室吃飯,吃完飯,又把我帶回審訊室。我又接著「交代」,直到天色已黑。

冬天日短夜長,大概快五點了,我也餓了。於是我說:我交代完了。專案組裝出一副驚訝的樣子說:怎麼,完啦?我說:是呀,完啦!專案組說,怎麼完了呢?你最主要的還沒有交代呢!我倒是真驚訝地問道,有什麼最主要的還沒交代呢?專案組神氣十足地說:「你『裡通蘇修』還沒交代!」我聽了哈哈地笑了兩聲說:「我『裡通蘇修』?毛主席還表揚我是反修英雄呢!」

其實,毛主席從來也沒說過我是反修英雄。毛主席說過:「小閻不怕外國人!」說的是毛主席同赫魯曉夫「吵架」時,我當翻譯不怯場,理直氣壯。專案組竟一口咬定說我「裡通蘇修」。我氣極了,就未加思索地脫口而出:「毛主席表揚我是反修英雄。」專案組當然不知道毛主席是否講過這類話,更不敢否定,毛主席講過的話誰敢否定!於是,他們說:毛主席表揚過的人多著呢。我說:那好,你們就查吧,純粹是……本來想說白白浪費時間,話到嘴邊又咽下去了。

應該說,我的這個專案組從一開始就沒大聲地訓斥過人,沒有搞過「逼、供、訊」。從這個時刻起,那種忐忑不安的思緒一掃而光,完全消失了。我從來沒有「裡通蘇修」,多年來,我努力地跟著毛主席在反蘇修鬥爭中當好翻譯,水平高低任人評說,但我不是特務!毛主席的教導「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成了我的「定心丸」。

這樣,第一場審訊就結束了。回到囚室後,心情平靜下來,反而開始感到「饑寒交迫」了。

 05「不交代拉出去槍斃!」

我的特嫌問題似乎「無文章」可做了,但針對被打倒的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莫須有的「揭發」接踵而來。各式各樣的專案組都到秦城來提審,企圖從我這裡找到「突破口」,軟硬兼施,威逼利誘,審訊並沒有停止。

審查陸定一的專案組的組長(不知道他是不是組長,姑且稱之)蠻不講理,胡攪蠻纏,毫不懂政策,看樣子不過是個芝麻大的軍官,卻裝出一副大官的模樣,真是令人噁心!

本來,審訊室的桌子上已給專案組擺上了茶杯,但這位組長來後,看也不看,從自己的皮包裡掏出一個又長又大的玻璃瓶,用手絹擦了又擦,然後用眼睛仔細看了又看,再掏出一個信封,倒出幾片茶葉,用水沖開,再品嘗幾口,才抬起頭來,看我幾眼,然後發問,你是閻明復嗎?我說,是。他問,你是中辦翻譯組組長嗎?我說,是。他問,你認識陸定一嗎?我說,認識。他問,你給陸定一當過翻譯嗎?我說,沒有。他說,陸定一當時是中央領導人,你怎麼可能不給他當翻譯。我說,沒當就是沒當,我們只為常委服務。他問,你給尤金當過翻譯嗎?我說,當過呀。他說,那陸定一同尤金談話你一定當過翻譯啦。我說,沒有,毛主席接見尤金我當翻譯。他說,不准你提偉大領袖!我說,你問我給尤金當過翻譯沒有,我才提到毛主席。他喊了起來:你沒有資格提到偉大領袖,你再抵賴,拉出去槍斃!我說,槍斃我也沒給陸定一當過翻譯。他這樣胡攪蠻纏地喊了半天,只能無奈地收攤了。

過了幾天,我的專案組來了。我對他們講了陸定一專案組提審的情況。他們說,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實事求是,絕不能講假話。要相信黨的政策。

後來,陸定一專案組又來提審,還是老一套,「不交代就拉出去槍斃!」「坐一輩子牢!」等等。我只是一句話:我從來沒給陸定一當過翻譯,我不能講假話。氣得他們只好悻悻而去。

應該說,審訊的過程是考驗人的良心、勇氣、信念的過程。在審訊中順著提審人的「誘供」,「講假話」、「亂咬人」可能是恢復自由的一個機會。對於一個被關押在暗無天日的獨牢裡的「犯人」,沒有比「馬上恢復自由」的許諾更具有誘惑力了,但是要付出「講假話」的代價以及由此而產生嚴重的後果,殃及的將不僅是第一專案辦公室審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還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誣陷!面對「檢舉揭發,立即釋放」的誘惑,面對「不交代拉出去槍斃」的威脅,我從來沒有產生過「講假話」的念頭。堅持不講半句假話,在艱辛漫長的囚禁生涯中,倒使我心境豁然。

「四人幫」被打倒後,對專案辦公室的人員進行了審查。組織上找我了解我接觸過的專案組的表現。我說,審查我的專案組講政策,實事求是。而最不講政策的、胡攪蠻纏的就是審查陸定一的專案組。

若干年後,陸定一陸老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療時,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談到「文革」時期的專案組時,陸老氣憤地說,這些傢伙壞透了!

06 熟悉的咳嗽聲

1968年四五月間,我偶爾聽到十分熟悉的咳嗽聲,真像我父親的聲音。但是轉念一想,我父親怎麼可能被捕呢。一來,我父親早已淡出政壇,不是當權派,更不是走資派。二來,他是周總理介紹入黨的,在白區一直在總理領導下工作,歷史上也沒有什麼問題。誰能想到,這位對革命作出重大貢獻的老人竟然也被關進秦城監獄,竟然也成了我的難友!父子同獄,中間只相隔二十三個人:父親的代號是67100,而我的代號是67124。

「文革」後才知道,就在我聽到父親的咳嗽聲後過了沒幾天,備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離開了我們。

與世隔絕的監獄,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間。在獨牢中我看不見他們,只能從時隱時現、斷斷續續飄來的各種聲音中來辨別「誰在這裡?」「發生了什麼?」為難友的命運惋嘆。那冥冥中傳來的老父親痛感至心的切膚之聲,多少年過去了,還在心裡、還在耳邊,還在那些艱辛苦澀的日子裡……

07  吃飯——菜裡夾著螞蟻、蒼蠅是司空見慣的事

再談談監獄的伙食。入獄後的大半年,的確嘗到了「饑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質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飯、一個小窩頭,就是一頓早飯,中飯或晚飯,有時是兩個小窩頭或一碗糙米飯和半碗菜。我們吃的菜可能是勞改農場供應的。看來,農場收什麼菜,我們就吃什麼菜。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來了就吃菠菜,一吃就連續吃上個二十多天,然後就是小白菜、蘿蔔,等等。這些蔬菜看來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鍋煮一下,盛到碗裡上面是菜葉,下面是泥湯,菜裡夾著螞蟻、蒼蠅是司空見慣的事。

有一次吃菜,一下子咬了一個肉鼓囊囊的東西,還有點香味,我還以為是一塊肉呢,連忙咽了下去,剩下一半用筷子夾起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條青色的大菜蟲,也不敢扔,只好放在碗裡,等洗碗的時候才扔到便池裡。前些時候,我的鄰居吃飯的時候不知把什麼扔到便池中,沒等沖洗,就被哨兵看見,立刻從走廊裡把自來水閘門關上,硬是強迫這位難友從便池裡把扔掉的東西撈上來,一口一口地吃掉,還大罵他這個反革命不想活了,竟敢糟蹋人民的糧食。

最難熬的是星期天和節假日,一天只給兩頓飯,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來早飯,大都是兩個窩頭,下午兩三點鐘就開中飯,也是兩個窩頭。這樣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飯吃,這十五六個小時真是餓得心裡發慌。而遇到五一、十一節日連續放兩天假時,更是難上加難。

1968年夏天以後,伙食有明顯改善。我獲釋後了解到,當時有幾位老同志在獄中死去,周總理聞訊後特地到秦城視察,指示要認真改善審查對象的生活。於是,每個星期菜裡也出現一兩小塊肉,或菜湯裡有一點點兒的油花。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而每次過春節,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餅,我們要幾個,管理員給幾個,而且還來回地打開每個囚室的小門問,還要不要,還要不要……記得一次,我吃過十多個包子、八九個大油餅,吃完以後,胃漲得難受。真是餓也難受,飽也難受呀。

08   理髮——沒有指甲刀只好用牙齒來咬斷

 「文革」初始,公安系統受到極大衝擊,軍隊進行接管。秦城監獄也不例外,原有的公安管理人員所剩無幾,我接觸到的都是軍人。原來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壞了。比如說,我入獄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放風,整天憋在囚室裡。幸虧是冬天,牢房又大,沒感到空氣污濁。頭幾個月一直沒理髮,頭髮長得長長的,這倒也能忍受。最難受的是頭幾個月無法剪手指甲和腳趾甲,指甲不僅長得老長老長的,而且向肉裡長,我只好用牙齒來咬斷手指甲。當然,更談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對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軌。每個月管理員給犯人剪一次頭,當然剃成光頭,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幾下就完工,推子鈍有時免不了連推帶拔,但總算是剪頭啦,總不至於成了披頭散髮的「嬉皮士」了。剪頭的時候,管理員叫犯人到走廊裡,坐在凳子上,披一塊布,就動手推起來了。而剪指甲時,當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員打開囚室的門,走進來,說剪指甲啦,然後遞給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讓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嚴肅地監視,一言不發,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09  洗澡——提前解開衣扣搓掉身上的泥垢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節前後,開始安排犯人洗澡。因為是隔離性的監獄,每個犯人住獨牢,不能讓彼此有任何接觸,所以不論是洗澡、放風或提審,都要嚴守犯人彼此不見面的監規。浴室就在這座樓內的北邊,有五間淋浴間排成一排,每間有門,對面的牆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裡有一個管理員,在第一個拐角處有第二個管理員,在第二個拐角又有第三個管理員,以此類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洗澡時,第一個犯人在走廊裡走過拐角,才讓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個犯人走過第二個拐角,才讓第二個犯人轉彎走到第二個走廊,此時才讓第三個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處,以此類推。

在浴室,第一個犯人走進最裡面的淋浴間,管理員從外面把門閂上,才讓第二個犯人走進浴室,進到倒數第二個淋浴間,如此類推……直到第五個犯人走進第一間淋浴間。從第一名犯人走進淋浴室起,就有一個管理員在只砌了一半的牆外走來走去地監視。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順序也是如此,只不過是倒過來,第五個犯人先走,以此類推。總之,犯人彼此連背影都看不見。洗浴的時間大概不到十分鐘,動作慢了,管理員就會大聲催促,快一點兒,快一點兒……這也難怪,一個樓裡大約四十五個犯人,一批五人,要分九批,而押送的時間可能比洗澡的時間更長。習慣了以後,每次聽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裡就解開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熱水沖幾下就萬事大吉了。

10  放風——防範犯人在地上留暗號,有專門掃地的哨兵

放風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開始的。

監獄的樓形像一個「U」字,中間就是放風場。放風場是由長方形的格子間組成,東西兩側各十間。每個格子間都是露天的,有個小門,進去三面是牆,放風就是在格子間裡「坐井觀天」。放風場上面有一「天橋」,哨兵在上面來回巡視,監視每個格子間裡犯人的動靜。犯人從囚室到放風場的押送辦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辦法相同,只不過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罷了。

放風的時間大概是四十分鐘。一開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後,放風的時間多了,一週至少有一兩次。每次放風,都走進不同的格子間,每次都發現地上總是有掃帚掃過的痕跡,後來才猜到,這是防範犯人們在地上留下什麼暗號,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後,哨兵們趕快掃一遍。

11  讀報——有一天林彪的名字突然從報紙上消失了

1967年年底,我的「蘇修特嫌」問題查清後就允許我看《人民日報》了。每天上午,管理員把當天的報紙發給我,第二天發報時收走前一天的。當時,每三個犯人看一份報紙,第一天管理員發給我當天的報,第二天發報的同時要收回前一天的報紙,再發給鄰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這份報發給第三位犯人。

並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報紙。我記得,有一次管理員給我右邊囚室的犯人發了報,接著他又對這位難友說,發錯了,發錯了,你現在沒有資格看報,快退給我!這位難友可能與外界隔離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張報紙,哪裡肯退給管理員。管理員只好打開囚室的門,走進去把報紙搶了回來。這樣我才明白,入獄後一個多月沒讓我看報,是專案組第二次來提審後才讓我看報,顯然是我的問題基本查清了。

在漫長的監禁中,《人民日報》成了我的無聲同伴,是我了解大牆外面的世界的唯一途徑。我每天都焦急地等待管理員來發報紙,一旦拿到報紙就如饑似渴地從頭版頭條開始閱讀,逐行逐字地一直讀到四版的最後一條消息,讀完一遍後又重頭再讀一遍。我一生中從來沒有如此認真地讀過報紙。我與報紙上的信息同樂同悲。

我記得,1971年9月中旬以來,林彪的名字突然從報紙上消失了,他的語錄也不登了,照片也不上報了,我馬上意識到林彪出事了。但是,我無法猜出問題有多嚴重,直到林彪專案組審訊時,才聽說他叛逃未遂,機毀人亡。黨章封的接班人居然叛逃,我百思不得其解。林彪是「文革」的主要罪魁禍首之一,煽動造神狂熱,迫害大批昔日的戰友,同時,我還為自己的敏感、判斷力並未因多年的獨牢喪失而頗感欣慰。

 

    

傳播真相   探究歷史 支持正義  分享快樂

💰 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