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影視劇竟然這麼透徹地談論外國

以前的影視劇竟然這麼透徹地談論外國

文:路西法爾

「千萬裡我追尋著你,可是你卻並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夢裡,在夢裡你是我的唯一。」

《北京人在紐約》的主題曲曾經是中國電視觀眾最熟悉的旋律之一,演唱者劉歡以音色雄渾、音域寬闊在九十年代的華語流行樂壇獨樹一幟。盡管這首《千萬次的問》所唱的是旅美華人的心境,單從歌詞字面來看卻儼然出自一個傷痕累累、疲憊彷徨的傷情者之口,搭配劉歡獨特的個人風格,一個為情所困、愛而不得的獨身男人呼之欲出。

《北京人在紐約》(1993)

歌曲中這個令人神往又莫名冷淡,使追求者痛苦不堪、又愛又恨的女性就是初代移民眼中的美國,移民就是求偶,男女即是家國,這種換喻結構普遍地存在於九十年代以來講述中國移民故事的大眾文化產品中,而故事的敘述者多半是與王起明類似的男性。

對於習慣了家國同構的中國人來說,這並不是一種陌生的比喻。今天再看這些作品,在悲歡離合的個人命運下浮現的宏大敘事格外引人註目,重溫的意義或許正在於此。

鄭曉龍、馮小剛既是《北京人在紐約》的導演,也是《大撒把》的編劇,後者早於前者一年上映,二者的背景都是八十年代以來的「出國熱」:隨著自費出國留學條件在1984年放寬,中國人掀起了繼甲午、五四之後的第三撥留學浪潮,爭相出國造成了許多家庭的撕裂,《大撒把》所講述的就是此類家庭中留守國內一方的情感狀態。

《大撒把》(1992)

與倔強張揚的王起明不同,《大撒把》中葛優飾演的顧顏是忍辱負重的一方。和馮氏喜劇中的許多角色一樣,顧顏是一個帶有漫畫感的悲喜劇角色,徐帆飾演的女主角林周雲也是如此。二人相識於送各自的配偶出國的機場,林周雲因傷心過度而當場暈倒,著急出國的丈夫將身懷六甲的妻子托付給素不相識的顧顏後便匆匆離去,這次意外也造成了林周雲的流產,從一開始影片便將出國的一方置於背信棄義的道德弱勢境地。


同病相憐的顧林二人共度除夕,顧顏提議和林周雲「重溫家庭生活的溫暖」。二人訴說各自對於愛情的理解,林周雲流露出過度理想化的一面,她對於愛情的理解近乎童話般幼稚,而顧顏則顯得更為理智和成熟,然而清醒也讓他的痛苦更加深刻,在內心深處他是比林周雲更加渴望「家庭生活溫暖」的一方。

在林周雲面前,顧顏表現得坐懷不亂,保住了他對於合法妻子的道德優勢;送走了林周雲之後,他有痛快地在離婚協議上簽了字。「顧顏」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要臉」,他真正愛惜的是自己的自尊心,這是經濟和文化上正承受著雙重失落的中國觀眾所感同身受的。

在《大撒把》中,自尊具有至高無上的倫理價值,高於財富,高於愛情也高於家庭,而自尊的承載者「碰巧」都是男性。顧顏自不必說,林周雲的丈夫最終也把妻子接到了外國,他就像是顧顏的鏡像:男人擁有了自尊便擁有了一切,反之男人即使失去一切也不能失去自尊。

身為女性的林周雲,她的家庭幸福和道德完整也都得益於丈夫在國外的成功,如果她繼續滯留國內,勢必難以抵擋顧顏的男性魅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她的自尊必然是她丈夫自尊的附屬品。一種以男性自尊為中心的倫理機制悄然建立了起來,遠比《中國可以說不》之類的小冊子要更加深入人心。


對於自尊的敏感和焦慮在《北京人在紐約》中被進一步放大,王起明可不像顧顏那麼隱忍。曹桂林所著的長篇小說《北京人在紐約》最初發表在文學雜志《十月》上,原作所講述的僅僅是一對華人移民夫婦的奮鬥史,電視劇在小說的基礎上增添了大量爭風吃醋的感情戲碼,如從一見面起便莫名覬覦郭燕的制衣廠老板大衞,就是一個原作中並不存在的人物。大衞憑借金錢從王起明手中奪走了他的妻子,隱喻著美國奪走了中國移民的自尊。

《北京人在紐約》(1993)

另一個華人女性阿春適時地出現,她被一無所有但一身傲骨的王起明所吸引,不僅對他投懷送抱還贊助了他一筆創業資金,這個織女一樣的阿春同樣是電視劇的原創人物,她的真正作用是安撫王起明受傷的自尊心。除此之外,電視劇還添加了阿春用中醫為兒子施治,被傲慢自大的前夫告上法庭的情節,如此編排當然也是為了刺激觀眾的民族自尊心。


阿春告訴王起明:美國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戰場——「你不害別人就等著別人來害你好了,你不要抱著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放,這是美國紐約。要不等死,要不就去害別人。」這番話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初來乍到的新移民對於美國社會的認知,也反映了中國人對於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認識。中國的美國的、計劃的市場的、西方的東方的、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種種宏大敘事扭結在了一起,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對此,馮小剛的回應是:「不希望人們在我們的片子裡尋找政治,我們的基本目標是娛樂。」但他又說:「這裡確實有我們的情緒在裡面。美國人拍《龍年》可以把中國人寫得一塌糊塗,我們拍《北京人在紐約》只是拍出了一點感受而已。美國警察對我們非常橫,他們說的話那是在侮辱中國人。我覺得他們應該允許我們演一下對美國和它那兒的人給我們的感受。」

馮小剛的回應顯示,自尊的確是他關心的首要問題。王起明找回自尊的方式之一是接受了阿春的「狼性哲學」,想盡辦法發家致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和王起明同在中餐廳打工的大李和在紐約街頭敲桶的黑人,在電視劇中他們都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王起明另一種找自尊的方式則是貶低美國的文化,他說:「美國人只崇拜三種人,電影明星、體育明星和成功的商人,這三種人都有天文數目般的錢!」

然而他的女兒寧寧卻被這種文化所吸引。與大衞沖突是為了捍衞丈夫的自尊,與寧寧的沖突則是為了保衞男性的另一種自尊——父親的自尊,再次奪走他自尊的同樣是美國。


沒完沒了的自尊心保衞戰令王起明身心俱疲,也讓《北京人在紐約》顯得乖張狂躁。相比之下,三年之後播出的電視劇《上海人在東京》態度就成熟許多。

《上海人在東京》的主人公同樣是一名男性。祝月是一名律師,在事事講求論資排輩的體制內,學歷不足的他處處碰壁,遂一氣之下出走東洋,決心幹一番事業。電視劇的第一場戲就是祝月在測字先生面前寫下了一個大大的「路」字,陳道明的表演裡多了幾分知識分子清高而少了些許薑文的匪氣。

《上海人在東京》(1996)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上海人在東京》就忽視男性的自尊,只是這部劇中自尊會以更加從容的方式表現出來。祝月和同一天來到日本的白潔情投意合,又贏得了伊美小姐的傾心,即使如此受到女性的幻影,祝月依舊保持著對妻子忠誠——顧顏所維護的、王起明所追求的,祝月一開始便全部具備。


有一次他未能把持住自己,與白潔沖動地發生了關系,但那件事的起因是他為了替打黑工不幸致殘的同胞討要補償而遭到流氓的毆打,性被視為對男子氣概的獎勵,且最終祝月還是了斷了這種不倫關系,又回到了妻子身邊,因而祝月獲得了劇作者的原諒。

王起明是一個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基本沒有同胞之愛,國內的哥們兒鄧衞來投奔他,他把鄧衞扔到了當初自己住過的地下室,而祝月的體面之處在於,他的抱負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業成功,還包括為那些在日本打黑工的同胞爭取權益:在祝月身上,民族大義和個人自尊都得到了一種更符合現代性規範的闡釋。


同一時期中國拍攝的反映海外新移民生活的影視作品還包括《走入歐洲》(1997)、《別了,莫斯科》(1995)等等,都沒有跳出以男性為中心的創業史加感情史糢式。

和《北京人在紐約》一道走紅的「自傳」《曼哈頓的中國女人》本來有機會展示華人女性移民的獨特視角,但隨著本書的傳主被爆出捏造事實並陷入訴訟糾紛,同名電視劇的拍攝計劃也不了了之。當然,以作者周勵專投讀者所好的浮誇文風,即便影視化成功也不能指望它真實地還原華裔女性立場。

《走入歐洲》(1997)

也許這些作品都不如胡雪楊在1991年拍攝的《留守女士》。《留守女士》和《大撒把》是同樣的題材,講述的都是分居夫妻中留守國內的一方所承受的情感撕裂,但與之相比,《大撒把》中男女主人公故作姿態、實則挑逗的約定就暴露出輕佻的趣味。

在《留守女士》中,沒有人能占據道德高地,無論是出國的一方還是留守的一方,沒有誰更加高尚,都要面對真實的欲火煎熬。而外國並非是一片「月比故鄉明」的樂土,故鄉也在急劇地變化,無論身在何方,變化都不會停止。在狹隘的自尊心保衞戰之外,胡雪楊導演展現了一種更加深沉也更加流動的立場。

《留守女士》(1991)

2000年之後,隨著網路的發達,中國觀眾對於海外華人的故事興趣驟降,以此為背景的作品漸漸向著類型片靠攏,典型如趙寶剛指導的《別了,溫哥華》,實際上是一部放之四海皆可的苦情偶像劇。

《別了,溫哥華》(2003)

隨著中國國力的攀升,大小屏幕上的海外華人不再不惜代價地出國淘金,而是學成歸來,甚至在創業成功之後加倍地報複當初令自己飽受屈辱的發達國家,以此來醫治自己的心靈創傷,如《中國合夥人》中的孟曉峻。雖然王起明以破產告終,孟曉駿飛黃騰達,二人的精神底色倒是一脈相承。


從顛沛流離的王起明到春風得意的孟曉峻,的確有恍如隔世之感,然而不同時代人們所需要面對的焦慮卻未必有實質性的變化。自尊,仍然是與不同文化碰撞時中國人所考慮的首要問題,盡管這其中有幾分男性主導文化的虛驕,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以「現代性」「發達資本主義」為通行證的全球化對於本土文化來說,的確是如同粉碎機一樣的毀滅力量,對被動卷入這一進程的人來說,痛苦、屈辱、迷茫都是真實的感受。


一切都回到馮小剛的出發點上:美國警察對我們非常橫,我們拍一點自己對他們的真實感受,怎麼了?歧視是真的,憤怒也是真的,全球化讓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空前頻繁,這些交流並非都是出於自願也並非都是出於善意,該如何療愈和安撫受傷的自尊,根本就沒有標準答案。

來源: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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