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給她們吃下裹著毒藥的巧克力!

金斯伯格 大法官

文:漫天霾

導讀

1、美國「三權分立」,聯邦最高法院握有「大殺器」,那就是憲法解釋權。最高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表決任命,終身任職。因此,任命誰當大法官,決定了今後一段時期美國社會的走勢,也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主要的兵家必爭之地。

2、法官只能遵循憲法,而無權創新法律。一位大法官想要「有所作為」,是美國人民的災難。但現實很打臉,法律成為隨意解釋的對象。

3、金斯伯格屬於民主黨陣營的自由派,是美國女權運動旗手。她的所作所為,剛好事與願違。給一個群體特權,就像給他們裹著毒藥的巧克力,最終只能使他們更加被孤立,被歧視,被溺殺。黑命貴也是同樣道理。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離世,為本來就波詭雲譎的2020年美國政壇又增添了一份更大的懸念,也為美國社會不斷加劇的撕裂火上澆油。

眾所周知,在「三權分立」的美國體制中,聯邦最高法院手中握有一件「大殺器」,那就是憲法解釋權,對重大案件有一錘定音的權力。2000年的「布什訴戈爾案」直接決定了美國總統的人選就是著名的一例。

最高法院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表決任命,當總統和參議院多數屬於一個黨派時,提名通過的機率就大大增加。若沒有特殊原因,大法官終身任職。所以任命一個什麼樣的大法官,不但決定了總統的施政方略能否得到順利執行,而且決定了今後一段時期美國社會的走勢。歷任美國總統都將提名大法官作為自己的重要政績和政治遺產,千方百計將與自己黨派政治傾向接近的法官安插進最高法院。

因此驢像兩黨在此問題上展開政治角力,也就不足為奇了。最邪惡的是F·D·羅斯福,為了推行他瘋狂而愚蠢的「新政」,不惜要改組最高法院。2018年,特朗普提名的卡瓦諾大法官被卡馬拉·哈里斯(中文名賀錦麗,現為喬·拜登的競選搭檔)及其他參議院民主黨人在任命聽證會上盤問得哭出聲來,不得不上電視自證其上高中時還是處男……

如今,金斯伯格屍骨未寒,鬥爭卻立即上演。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眾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參議員共和黨領袖麥康納爾、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等一眾政壇大佬紛紛表態。然而他們對她離世的哀悼都是例行公事一筆帶過,聚焦的都是一個話題:能不能在總統大選年由現任總統提名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美國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極端厭惡黨派爭鬥,他對後世美國人的告誡,無非兩個方面:一要防止黨派鬥爭,二要奉行孤立主義。若不堅持這兩點,可能會毀掉美國。

現在看來,他憂心忡忡的告誡的確有先見之明。看看那些政壇大佬們的表現,只能用「吃相難看,斯文掃地」來形容。

金斯伯格在意識形態上屬於民主黨陣營的自由派。她的律師和大法官生涯中,在爭取婦女受教育權利、同工同酬、就業平等、婦女自主墮胎權等方面不遺餘力,被視為美國女權運動的旗手。

我們先來看她參與的一些有重要影響的案件。

她曾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擔任女權律師。1970年代,她為在空軍服役的女性弗朗蒂羅爭取住房補貼,原因在於當時男性同事只要結婚就有這項補貼,而女性沒有。金斯伯格認為這是對女性的歧視,官司最終在最高法院取得勝訴。

1975年,維森菲爾德由於妻子難產不幸離世,要獨自照料孩子。但當時法律規定只有寡婦可以獲得單親家庭保障金,鰥夫沒有此項政府福利。在金斯伯格的努力下,男性最終也獲得了此項福利。她由此得出結論:「性別歧視的受害者並不僅是女性,而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

對於婦女的墮胎權,金斯伯格可謂一以貫之。在她還是律師時,代理了斯科拉科案。當時斯科拉科在空軍醫院任護士,在她懷孕後,空軍軍方要求她要麼墮胎,要麼辭職。金斯伯格從當事人是天主教徒,要求其墮胎侵犯其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墮胎是女性自主權等方面出發,據理力爭。最終在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反懷孕歧視法案》。

2003年,金斯伯格已經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布什總統簽署了「禁止部分分娩墮胎術」的法律,對墮胎實施一定的限制。最高法院以5:4的比例裁決該法律不違憲,金斯伯格提出了著名的異議意見,堅持了自己的一貫主張:「墮胎是女性的自主權」,「真正的生育自由,不僅是能生育的自由,也包括不生育的自由」。

在爭取女性平等的受教育權方面,1996年的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案具有標誌性意義。金斯伯格獲得了撰寫判決書的機會,她對弗吉尼亞軍事學院辯稱「訓練方式過於嚴苛不適合女性」大為光火,認為「你不能僅因為性別原因而將女性排除在外」。最終迫使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改變了招生政策。

她全力以赴爭取男女同工同酬。1998年,在固特異輪胎公司工作的莉莉·萊德貝特提前退休,發現她的工資加總起來比同樣崗位上的三名男同事少40%,於是發起了訴訟。此案在2006年宣判,最高法院以訴訟時效為由駁回了她的起訴。金斯伯格發表了異議意見,認為最高法院在迴避問題,不關心顯而易見的薪酬歧視,並訴諸國會要求糾正此案錯誤。2009年,奧巴馬上台執政後,不顧共和黨人認為這種做法侵犯企業自主經營權、延長訴訟時效會使得訟爭輕率化等反對意見,在就任總統的10天之內,就簽署了《莉莉·萊德貝特公平薪酬法案》。

觀察美國政治的人都不免發出一個疑問,為什麼美國兩黨會在女權、墮胎、同性戀、大麻合法化等看似「雞毛蒜皮」的問題上糾纏不休?這不過是因為黨派鬥爭到了一定階段,一定要有一個區分於他者的鮮明標誌,並且不斷強化這種標誌以強化黨派身分認同。於是,這些議題就成了區分保守派和自由派、共和黨與民主黨,以及一個人政治傾向的標準。支持的就是民主黨、自由派,反對的就是共和黨、保守派。這顯然是一種集體主義的敘事。

意識形態、經濟與法從來就是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是認為法律源於經濟生活的自發秩序,還是用人為制定的法律來規範經濟生活,是兩種意理的根本分野。在經濟議題和政府職能上,分歧表現為自由市場、小政府與計劃干預、大政府;在憲法議題上,則表現為司法克制主義與司法能動主義,也即「憲法原旨主義」與「活憲法」的較量。金斯伯格不論在那一方面,都是堅定的自由派司法能動主義大法官,他們主張對憲法進行與時俱進的解釋,希冀通過「法官造法」——而不是市場自發的形式,推動社會進步,塑造一個符合他們願望的理想國。

由此我們也可進一步理解,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不僅僅是黨派利益之爭,而且已經上升到相互對立的意識形態層面。這也是金斯伯格的離世引起如此大的關注的原因所在。

在女性社會地位、就業機會和薪酬標準等方面,司法克制主義者主張應當交給市場,政府不應當干預,維護企業自主權,尊重個人能力有差異這個客觀事實,法律只能維護機會平等;司法分支應當謹守克制原則和謙抑本性,讓立法的歸立法,司法的歸司法。而司法能動主義則認為,政府應當積極介入經濟事務,通過立法方式推動社會進步,強行要求企業男女比例的均衡,並將男女工資規定為統一的標準;司法分支應當積極作為,如果立法部門沒有動作,司法部門應當通過「法官造法」的形式反映時代的聲音,實現進步的目標。

不難看出,司法能動主義被社會思潮左右,脫離了憲法這個錨,就容易成為某種意識形態的助推器和政治的附庸,從而偏離司法中立的本質。這一點,在2016年金斯伯格認為特朗普是「騙子」、「他的當選將是災難」的評價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一個大法官對行政分支領導人的產生發表這樣的言論,既違背了他們自己宣稱的不介入政治(其實他們頻頻介入政治)的原則,也違背了法官職業倫理。

一位大法官想要「有所作為」,從來不是美國人民的福音,而是他們的災難。正如堅定的憲法原旨主義者安東寧·斯卡利亞所說:「一個法律的——而非人的——統治意味著,立法者未表達的意圖不能對公民產生約束力。法官無權探尋法律中過於寬泛的立法目的,更無權創製新的法律。試圖使憲法在任何時代都無所不能的企圖,會導致憲法一事無成」。

美國的不斷墮落,實際上就是不斷對憲法擴大化解釋的過程。這一過程中,司法能動主義者「功不可沒」。從美聯儲的設立,到第十四修正案將聯邦權力擴展到各州,再到二戰以後的福利主義導致經濟發展放緩和道德危機,哪一步不是進步主義者和能動主義者的「功勞」?試問:美國憲法哪一條規定了可以設立中央銀行?哪一條規定聯邦可以干涉州的宗教事務和貿易政策?哪一條規定聯邦政府可以給人民派錢?托克維爾早就警告過:「當政客們發現可以用福利收買人民的時候,共和制度就岌岌可危了」。

司法能動主義者打著進步的旗號,實際上以工程師和計劃者的面目出現,試圖塑造一個符合他們意願的理想國。他們藐視經濟規律,其結果就是福利的不斷減損和道德的全面潰敗。以自由立國、崇尚自我奮鬥和冒險精神的建國理想一步步幻滅,最高法院的能動主義大法官們真可謂「厥功至偉」。

他們不但忘記了立國原則,也忘記了他們的建國先賢托馬斯·傑斐遜的教導:「最高法院的法官應該是『技術性』的。賦予法官造法的權力,既違反民主原則,又將巨大的專斷權力賦予幾位品格學識既不比普通人高也不比普通人低的大法官,這足以摧毀我們的共和制度」。

回到金斯伯格所倡導的女權運動。

歷史上女性受教育程度低,薪酬待遇低,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我們卻必須思索,是什麼樣的力量衝破這種巨大的障礙,使得女性取得了如今和男性同等的社會地位?是金斯伯格的努力嗎,是所有女性爭取權利平等的鬥爭嗎?不能說沒有作用,但是最根本的,是市場的力量。

市場創造了更多的職業,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崗位,將人從僅為活口而進行的繁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投身於更具生產力和發揮各自特長的工作中。於是,那些女孩子們的父母,有了更多的資本積累,他們才可以在滿足日常消費之餘投資於子女的教育。由於他們有了這樣的需求,市場上的企業家就千方百計提供這樣的產品和服務,因此才有了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和能力的提升。

同樣是因為市場經濟,把女性從家庭和家務中解放出來,才為她們提升技能提供了機會,搭建了上升的階梯,於是他們才有了成為飛行員、建築師、法官的機會,同時也創造出了更適合女性從事的工作,她們才得以和男性平等地競爭,不斷改善自身處境。

企業是否僱用一個人,給ta開多少工資,從來不應該基於身分標籤,而是基於ta的能力和為消費者創造的價值,這才是最公平正義的市場經濟。基於身分的結果平等,只會使他們的處境變差。因為假如你無法創造出應有的價值,企業經過經濟計算,會減少僱傭,很多女性就永遠沒有工作。爭取更多的帶薪產假,只會加劇這個結果,使企業想方設法減少僱傭女員工,或者以降低平時工資為代價。總之,工資的提升、假期的長短,是資本投資和勞動生產力提高的結果,不是人為立法的結果。揠苗助長式的提升女性工資,只會事與願違。

而且,由於你是女性,我就要僱傭你,不論你能力如何,都要給你開和其他人一樣的工資,這和由於你是黑人,所以就要享受入學配額和福利,有什麼本質區別嗎?這本身才是根深蒂固的歧視,因為它預設了一個前提:如果不照顧你,你是沒有機會的。

因此要讓所有人的處境變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唯有不斷提升市場自由度。沒有任何可替代方案。因為要麼自由市場,公平競爭,要麼計劃干預和控制,打造一個為所有人安排工作和生活、決定人們領取多少薪酬的全能政府。

也許,我們應該將金斯伯格在弗吉尼亞軍事學院案件中的判詞送給她自己——「女性看似是被捧在高台上細心呵護,但細看之下卻是被關在了偽裝成高台的牢籠之中」,「任何看起來是對女性的特別優待,最終都會反過來限制她們」。

我們從不否認金斯伯格的良好願望,也不否定她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只是說,她在女權運動中的一系列做法,實際上都與她所追求的目的背道而馳。之所以讓人看到了一些成效,歸根結底不過是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進步抵消了她的做法造成的負面效應。許多人只看到了「看得見的」,卻看不到「看不見的」——人們本來可以生活得更好。

平等就業、同工同酬方面的訴求侵犯了企業財產權,這是動搖市場經濟根基的錯誤做法,必然減損所有人的福利。她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擔任女權律師期間代理的著名案件,與其說是在爭取男女平權,不如說在爭取男女福利平權。她不是著眼於不斷提升市場自由度由此造福所有人,而是不斷地伸手向政府要錢,以實現所謂的平等。她似乎從來沒有想過,這些錢來自哪裡?政府有沒有這樣的職權?這樣做的後果同樣是,美國政府權力的不斷擴張,並最終損害包括女性在內的所有人。

而莉莉·萊德貝特案中,她的薪酬並非宣稱的40%的巨大差距。她在用該公司男性員工最高工資與自己比較,並且採用的是入職以來的加總數字,任何人入職時的薪酬都較低是不爭的事實。她的加薪受到影響更多的是與主管之間的私人恩怨——主管試圖騷擾她,她拒絕後升職加薪處處受限——而不是企業在薪酬方面制度性的性別歧視。她在2008年深度參與了奧巴馬的競選活動,處處為奧巴馬站台,鼓吹女權主義,迎合部分女性選民的無理訴求。奧巴馬上任伊始就邀請她來到白宮,並迫不及待地簽署《莉莉·萊德貝特公平薪酬法案》,更加確證了她不過是迎合政客們表演的工具,成就了自己的名利雙收。

總有許多人,將自己的能力不足歸罪於某種歧視。其實金斯伯格本人的經歷已經告訴我們,只要你足夠強大,從來不會懼怕競爭。而這種強大和競爭,只有在自由市場,而不是在身分等級社會中才能實現。

我們今天歡呼女性的勝利,但是永遠不要忘記,我們要爭取的是權利的平等,崇尚的是公平的競爭,而不是結果的均等和某類群體的特權。我們更不能忘記,是什麼成就了這樣的平等。權利平等從來不是虛無縹緲的,而是能力提升、為他人創造更多價值的結果,這一切都歸功於市場經濟。沒有投資推動的勞動生產力的提升,沒有市場創造出無數機會讓每個人的才幹充分發揮,再多權利平等的呼籲和法條都成為一紙具文,再多的運動和鬥爭都於事無補,反而可能造成權力邏輯下的壓迫,只不過壓迫者變換了而已。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知道努力的方向是什麼,也知道應當去感恩什麼。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市場經濟用不著辯護者和宣傳者,如果你要尋找它的紀念物,你就四周望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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