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8 月 7 日

不要放過幫苟晶編故事的人

文 : 趙家鵬

第歐根尼白日里打著燈籠,倒退著穿過雅典城的街道,然後告訴人們,他在「尋找誠實的人」。

真實是他的食糧,也該是我們在乎的美德。但雅典城裡找不到老實人,今天我們在媒體上也找不到真相。

過去一段時間,沸沸揚揚的苟晶案就是這麼回事。

6月21日起,一名叫苟晶的女子,接連發出微博,說自己在1997年和1998年,連續兩年被高考頂替,並懷疑分數作假。作案者是自己當年的班主任,後者讓自己的女兒頂替了苟晶,去北京讀了大學。

接下來的幾天,苟晶成為了輿論風口。

6月23日,《鳳凰周刊》的微信公眾號,報導了苟晶的故事。緊接著,自媒體們提槍上陣,以燕梳樓為主的一些微信自媒體,講述了苟晶高考被頂替的故事。更多的機構媒體也進場了,以新京報、鳳凰網為首的媒體,繼續把苟晶的故事發酵了,這些媒體還採訪到了苟晶本人。

這些故事收穫了巨大的流量,也成功吸引了吃瓜群眾的關注和憤怒。

問題是,在巨量的報導下,苟晶事件卻充滿了疑點。從證據上來說,上述幾乎所有報導內容,都來自於苟晶本人的自述,缺乏旁證和交叉驗證。特別是,苟晶自述中,她了解此事的同學們,無一站出來發出聲音。不用接受嚴格的新聞訓練都應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苟晶的敘述是站不住腳的。

參與報導的媒體與自媒體卻並未理會這一點。他們所撰寫的故事,大都是苟晶微博的複述。而苟晶的複述,是缺乏嚴格的新聞要素的,諸如具體的時間、地點、旁證人物。這些內容都是苟晶故事中被模糊處理的部分。

我無意於指責苟晶的講述,因為任何人都有表達的權利,也都可以選擇習慣的表達方式,同樣地,每個人的記憶都是不可靠的,這是我們的生理特徵決定的。但令我感到憤怒的的是,這些大量不經調查驗證、涉及有罪推定的苟晶故事,從媒體與自媒體的渠道發出來,這些媒體與自媒體的負責人究竟是怎麼想的?

這不僅是技術與業務問題。此前,有少數自媒體發出調查文章,從證據層面質疑苟晶的敘述有漏洞。但這樣的信息,並未獲得更廣泛的傳播,也同樣沒有獲得主流媒體的採納。同時,有人質疑苟晶並未如自己講述般,後來退學了,而是完整地讀完了書。這件事,依舊沒有在任何針對苟晶的採訪中,被提出並獲得解答。

為什麼苟晶的敘述是可被採納的,但質疑的內容,卻不加採納,進而形成調查呢?為什麼今天面向大眾的媒體和自媒體,會在如此不負責任的情況下,倉促發文?

最近披露的事實,給這個問題帶來了現實意義。

昨天,山東官方組織的苟晶事件專案組,即通報了這一事件的調查進展。調查發現,苟晶確遭遇過高考頂替,但頂替只發生在第一年,苟晶自述中,談及的其他問題,並不成立。

截至目前,還沒有一家報導苟晶故事的主流媒體,除援引官方調查的結論外,就此前自身的報導問題,作出說明或致歉。更有甚者,如燕梳樓這樣最早帶節奏的自媒體,還在官方通報發出後,繼續發布了沒有任何實證支撐的質疑文章。

我也是做調查報導的,我從來不反對質疑的權利,但我們必須知道,任何的質疑都要建築在事實和證據的基礎上。非此,即為造謠,而造謠,不需要付出代價嗎?

別奢談什麼自由與公義,要知道,多少罪惡正在這樣的名義被散播。

必須警惕的是,苟晶案折射了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一種輿論系統性腐敗:以監督權力、自由報導為主張的媒體和自媒體,正在不加甄別地帶動情緒、編造故事,同時並不為此負責。

1997年,《華盛頓郵報》的知名編輯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即作過關於媒體謊言的演講。他認為,媒體的謊言分為三種:不知道真相;引用某人的謊言;接受某人的欺騙,不說實話。

常見情況是,即使後來媒體發現了其報導的謊言,媒體也通常不會站出來揭示真相、承擔責任。

所謂的「屠龍者」,最終變成了惡龍。

最令人感到荒謬的是,在官方通報發出後,不少老媒體人發文說,不要指責苟晶,甚至表達「指責苟晶的都是苟且之輩」這樣的觀點。我想這些人是裁判員當久了,真的以為自己是正義化身了。我們必須再次說明的是,我們的確不該過分指責苟晶,但我們也不能放過、不要原諒幫助苟晶編故事的媒體們。

從一個悲劇中,窺見更大的系統性問題,這才是公共報導的題中之義。幫助苟晶編故事的媒體,不僅褻瀆了公共報導的價值,同時還用謊言傷害了悲劇背後系統性問題的呈現。謊言傷害了人們對這類事件的熱情,更降低了類似受害者獲得公共輿論支持的機會。製造這樣的謊言,是一種更大的惡和不負責任。

讓我們用事實說明這個問題。

過去一周,月光社梳理了歷年關於高考頂替的研究文章以及訴訟案例,我們發現,「高考頂替」這類事件,可能並非我們在憤怒中以為的那樣。在苟晶事件的背後,不僅有著更多無助的人,更有一個尚未被認真檢討的系統性問題。

先說幾個令我印象深刻的被頂替者吧。

第一個人叫錢同輔。他是1954年生人,今年66歲。 1977年,他在安徽懷遠縣新集中學讀書,並在當年參加了高考。高考結束後,錢同輔考了第三名,被上海同濟大學錄取。但他沒等來錄取通知書,後來幾經查訪,他發現,由於教委領導的原因,自己被安徽阜陽一個叫錢達的人頂替了。

錢同輔還記得自己當年的准考證號碼,據他說,這件事還有兩名證人,但三十多年來,他始終沒有要到一個說法。這場我查到的最早的高考冒名頂替案,在2018年獲得了終審裁定。法院認為,錢同沒有證據證明其訴求,故不予受理。

錢同輔從未獲得輿論的關注。相比之下,張樂榮看上去是更「幸運」的。

2010年,《齊魯晚報》刊發了一篇報導,題目為《戶口被人偷提走,山東女子當了30年「黑戶」》。報導的主人公向記者反映,三十年前她被老師選作替考人,自己考上師範學校後,不僅被頂替,還被遷走了戶籍資料,成為了沒有戶籍的人。

山東人張樂榮就是這篇報導的主人公。 2017年,她提起訴訟,要求聊城市教育局公開1978年陽谷縣的大中專高考生錄取名單。

按照她的陳詞,1978年,原名「張月榮」、在陽谷縣一中就讀的她,以社會青年身份參加了當年山東省的大中專高考,報考了聊城師範學校併中榜,後在陽谷縣人民醫院參加體檢,體檢正常卻並未接到高等法院錄取通知書,她懷疑被人冒名頂替。

第二年,1979年,她轉到縣里另一所學校魏海聯中初二年級复讀,並在班主任的授意下,改以「張爱荣」的名字參加了高中加試小中專考試,這場中考她繼續中榜,但依舊未接到錄取通知書,她懷疑,又被人冒名頂替了。

她懷疑的作案者是自己當時的班主任。 2009年,她曾找到這位班主任,後者本打算找到頂替者與張樂榮私了,但後續就沒了音信。後來,張樂榮開始上訪,並從2017年開始,先後向聊城市教育局、陽谷縣公安局、山東省教育招生考試院發起了訴訟。

張樂榮有理由憤怒。在接連疑似被冒名頂替後,她不僅失去了學習的機會,也失去了自己的戶籍。 1983年,當她準備與男友登記結婚時,才發現自己「張月榮」這個戶口,早在1979年9月就被遷走了,遷出理由是「被聊城師範錄取」。

為了結婚,張樂榮只好頂替了另一個人的戶籍資料,她換用了意外死亡的外甥女「張樂榮」的名字。張月榮變成了張樂榮,她本是1958年生人,現有的戶籍身份卻比其實際年齡小了五歲多。

這場令人震驚的冒名頂替案,至今沒有收穫結果。張樂榮在法庭上出示了陽谷縣一中同學以及魏海聯中老師、同學、同事等十人的書證,先期上訴中,法院也裁定並責令,各級政府機構有向張樂榮公開信息的義務。但年深日久,當年的檔案早不復存在,張樂榮沒有辦法給自己討一個公道。

有關張樂榮的最近一場行政裁定書,刊發在去年年底。半年後,苟晶事件成為輿論焦點,但遍查全網,張樂榮無人問津。媒體與自媒體們,都正忙著複述苟晶的故事。

同樣遭遇忽視的還有河南人陳曉。

1991年,她以原名「陳曉玲」參加高考,考上了蘭州商學院。當年暑假,她繼續复讀,所在學校舞陽一高以「給高校解釋,不影響其參加下年高考」為名,收走了她的錄取通知書和准考證。到了1992年,其高考時的班主任告訴她,必須改名才能參加高考,於是她改名為陳曉,並被鄭州大學錄取。

後來,她發現,其同班​​同學、原舞陽一高校長的女兒,頂替了她的名額,改名為「陳曉玲」,進入了蘭州商學院。事後,頂替者的父親、其原校長,曾給她私下匯款,她還遭遇了恐嚇。但陳曉依舊決定起訴。

她手上有證據。 2016年和2018年的兩場民事判決證明,舞陽一高當年確實參與了陳曉玲的檔案造假,頂替者的父親也承認了曾給陳曉送錢。

可陳曉並沒有證據證明,自己就是當年那個考上讀蘭州商學院的「陳曉玲」,舞陽教體局發出的確認當年造假的處理意見,也未認定頂替者的身份。

這場官司最終以原告陳曉敗訴而告終。

法院的判決自有其嚴謹的邏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像錢同輔、張樂榮、陳曉這樣的判決結果,並不奇怪。令人感慨的是,作為「高考頂替」這個系統性悲劇的組成部分,上述人等大多未獲得輿論關注,他們的案例也從未成為輿論反思這場系統性悲劇的註腳。相較於這些事實案例,一些媒體與自媒體,卻熱衷於編造有關「高考頂替」的熱門故事。

當整個輿論場,都流佈著關於「高考頂替」的可疑故事時,那些真正的、更多的受害者,是否會受到傷害?如果說,苟晶有其自我陳述的理由,那麼,那些幫苟晶編故事的人,又該當何罪?

暫且放下這些疑問,我們繼續把「高考頂替」的邏輯說完。

梳理過歷年關於高考頂替的案卷後,我們發現,大多數高考頂替案中,被頂替者勝訴,往往源於三點:要么是先前頂替雙方即存在過交易,證據鏈條保存清晰;要么是頂替者在戶籍檔案上出現造假疏忽;要么頂替者被所在高校查處學籍造假。

由這三點出發,我們發現了「高考頂替」中的一個系統性造假操作鏈條。這個鏈條由三方組成,分別是:考生所在學校、本地招生辦或高校招生辦、管理戶籍的當地派出所。

一場完整的「高考頂替」,必須有三方的協同參與,要同時把學籍和戶籍都進行改造。其中,戶籍信息還需要更嚴密的操作。如果被頂替者有繼續高考的意願,那麼還要在被頂替者大學畢業、戶口遷回本地前,再次修改頂替者的戶籍信息,以免造成戶籍重複,進而被識破造假。

事實上,搞定這三方,進而形成造假,即使在教育信息化和全國身份聯網的今天,依舊不是什麼難事。

高中,特別是知名高中,在教育系統中,一直擁有著較強勢的話語權,同時掌握著學籍管理的部分工作——他們負責給所在地教育局上報學籍。

在能被檢索到的「高考頂替」案中,頂替方大都是通過被頂替者的校方成員,獲取到相關學籍。為此,頂替方付出的報酬,從幾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這些被洩露的學籍資料,構成了身份造假的第一環節。

本地招生辦或相關高校招生辦,負有對學籍進行監督和審核的權力。在教育信息化改革後,按規定,招生辦有義務對考生信息進行當場電子採樣,並對學籍、個人身份信息進行審核。

但在2015年爆出的江西替考窩案中,我們會發現,現實執行中,多地招生辦會把這一權責下放給部分中學或職高。在更具體的一些案例中,我們還會發現,想要打通招生辦的關節,往往買通一位招生辦副主任及其手下的一位微機員就夠了。

不要小看微機員,在各地招生辦的運作中,微機員職位不高,但我們看看其權責:

負責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學考試報名數據與照片採集,進行報名數據統計和上傳,負責高考考生的資格審核、高考體檢表的審核、准考證的發放、驗檔等。

許多涉事地方的招生辦,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玩忽職守」現象。微機員或專職幹事具體經辦,分管副主任有審核職權,但這種審核往往因為一些原因形同虛設。正是這類行為,就為學籍造假,打開了一條門縫。

在這個環節,更深層的原因是,雖然高考是統一的國家行為,但在一些具體環節的落地上,地方的裁量權很大。比如,許多地方對於學籍審核的規定,是按照「誰主管、誰簽字、誰負責」這樣原則進行的。本質上,這是一種缺乏交叉監督的學籍管理模式。

「高考頂替」的另一個關鍵環節是戶籍造假。考生所在地派出所,負有對戶籍管理的義務,按照國家規定,非警人員不得操作戶籍系統。

但我們根據對歷年案例的梳理髮現,在現實執行中,早年具體的戶籍系統操作人員,往往是輔警,近年規定嚴格後,一些地區的戶籍系統的賬戶密碼依舊掌握在輔警手中。從輔警入手,是許多涉及高考造假事件的突破口。

一些案例中,涉事輔警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參與高考造假。大多數情況下,「高考頂替」的戶籍修改需要的只是空白的戶口遷移證,以及後續的戶籍變更信息。對涉事輔警來說,這是他們慣常的操作,協助他人修改戶籍,從而獲取報酬,是其灰色收入的一部分。

整個圍繞「高考頂替」的造假鏈條,就是在這樣的微末之處延伸開來的。要完成整個造假流程,需要付出的成本,也並不高昂。歷年具體的案例顯示,其金額成本多數在幾萬元不等,甚至更低。而即使被發現,涉事人員需要付出的法律成本也並不嚴厲。

有關「高考頂替」的法律裁定中,其中最惡劣的罪行是「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按照刑法規定,涉事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製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現實中,因高考造假獲此罪的,主要是串聯上述三方鏈條的中間人。

對上述三方來說,校方涉事人員,在提供學籍信息的環節上,往往不會面對法律問責,如果是校方涉事人員自身從頂替中獲益,最終產生官司,多數也是圍繞「侵犯姓名權」的民事官司。

各地和高校招生辦的涉事人,面臨的最常見指控是「玩忽職守罪」,其刑期規定與上面的「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罪」相同,具體執行上,刑期往往不超過一年。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針對教育系統官方涉事人員,司法上的判決與行政處罰還會分開。 2015年年底,江西安義縣教科體局中招辦副主任劉丁雲,因在此前高考招生中玩忽職守,被判處拘役五個月,緩刑一年。

但在當年9月,南昌市紀委通報了6起違反「八項規定」的違規事件,其中涉及到劉丁雲的問題,主要是違規收受一所學校的「紅包」,總計8500元。他也因此被免職,並被處以黨內嚴重警告。

給劉丁雲塞「紅包」的學校,就是其高考招生玩忽職守一案中的涉事學校之一。但在該案的判決書中,卻並未提到其收受「紅包」的情由。

涉及「高考頂替」造假,以「受賄罪」論處,主要集中在協助戶籍違規變更的派出所涉事人員,特別是輔警身上。一併論處的往往還有「濫用職權罪」。但如果是投案自首,其處罰力度也並不高。

到目前為止,國內尚沒有專門針對高考造假的專項法規。

在司法實踐中,2001年,涉及「高考頂替」的「齊玉苓案」曾轟動一時。當時,最高法援引憲法第46條,判決被頂替者齊玉苓勝訴,齊玉苓捍衛了自己的受教育權,這也被稱為「憲法司法化」第一案。

到了2008年,最高法審判委員會廢止了一批此前發布的司法解釋,其中就包括從「齊玉苓案」引申出的司法批复,廢止的理由是「已不適用」。

今天,涉及高考造假的風險和鏈條依舊存在,誰也不敢說就不會再出現「高考頂替」事件。事情一旦發生,被頂替者來說,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人生風險,但對於頂替者和造假鏈條來說,其所付出的代價,並不足夠嚴厲。

這種不對等的司法關係,恐怕才是「高考頂替」事件中,最應該被反思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東西,它也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另一個系統性問題。

編造一個故事容易,直面一個真問題,卻需要付出更大的精力和勇氣。苟晶有陳述的權利,也正是因為苟晶的陳述,讓更多人開始關注高考中的問題。

問題是,到目前為止,類似的真問題卻缺乏被關注的機會。在一些媒體和自媒體的輿論引導下,人們同情,人們憤怒,人們又開始質疑,這些情緒都圍繞著苟晶一個人。

造成這樣的局面,概因媒體辜負了民意。

接下來,苟晶事件大概率會在短期內被輿論拋卻。總會有新的事件出來,習慣於編故事的媒體和自媒體,還會給你編造一個又一個流量爆款。一個又一個輕率故事背後,是那些不知負責為何物、從不認錯、不知悔改的報導者,以及一些人身後傲慢顢頇、自以為是的媒體機構。

生活比新聞漫長,新聞中的當事人,總是被拋棄在漫長的生活中。今天的苟晶如是,下一個苟晶也如是,遑論苟晶之外更多被遮蔽的受害者。

要製止這種針對受害者的暴行,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忘記幫苟晶編故事的人。

不要忘記,不要原諒,不要放過。直到這些人和機構,有一天站出來道歉。

Chinese (Traditional)EnglishKoreanJapaneseChinese (Simplified)
向上滑動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