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輝
李輝：記者，傳紀作家，複旦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77級，人民日報高級編輯，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獲首屆魯迅文學獎，以傳記、隨筆寫作為主，主要作品有《文壇悲歌——胡風集團冤案始末》《沈從文與丁玲》《滄桑看雲》《和老人聊天》《傳奇黃永玉》等。
60歲時的司徒雷登
抗戰勝利日，重慶這位燿眼的明星
抗戰勝利一個多月後的重慶，迎來一位來自北平的客人，他是司徒雷登。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司徒雷登在北平被日本人關押三年有餘，此時，出獄不久的他從北平抵達重慶，第一次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的囚禁生活。1945年10月1日，《時代》以《燕京大學的司徒雷登》為題，對此做了報道。
《時代》配發一幅他的肖像照片：禿頂，眼睛大而圓，銳氣逼人，但微笑又使之有了一種親和力。照片說明很簡單：「司徒雷登，一千五百次猜字游戲。」
《時代》報道司徒雷登出獄後
《時代》雜志寫道：
清瘦、禿頂的司徒雷登，已有69歲，是享有盛譽的美國教育家，可他卻有40年沒有在美國居住過，他自1919年以來一直擔任由美國資助的中國最有名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的校長，最近三年半時間裡，他是日本人的俘虜。上周，司徒雷登－－也許是在中國最受尊敬的美國人－－在重慶講述他的經歷。
1937年日本人占領北平後，離城區五英裡的燕京大學，遂成為一塊自由學習的綠洲。當時，日本人非常忌憚美國對他們進駐校園的態度。但是，他們仍命令司徒雷登懸掛傀儡政權的旗幟，並要求他對日本的軍事入侵表示個人的「感謝」。司徒雷登拒絕了，他把旗幟奉還。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三年時間裡，他不得不在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維持平靜狀態。1941年12月8日，早上8點20分，司徒雷登的這個自由王國被終止。
「雞尾酒小時」與猜字謎。司徒雷登和另外兩個人，被關押在北平一幢英國商人住宅後面的三個陰暗的小屋裡，達三十九個月之久。他的獄友分別是66歲的北平協和醫學院院長亨利?霍頓（Dr. Henry S. Houghton ），59歲的醫學院的財務總管特沃爾?鮑溫（Trevor Bowen ）。
鮑溫早上7點早餐，司徒雷登和霍頓9點早餐。午餐前，司徒雷登撰寫喜歡的題目：《新約》批評。午飯時，三個人輪流大聲朗讀英文版的德國戰爭公報。一天的高潮是「雞尾酒小時」，此時三人聚在一起，討論他們中午讀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消息。每天晚上，霍頓和司徒雷登玩猜字謎－－一共猜了一千五百個夜晚。（霍頓博士寫過一本關於猜字謎的書，該最有權威了。）
1943年5月，三個人被分開了五天，日本人將財務總管鮑溫關進一個窄小得難以躺下的竹籠裡審問，威脅他，抽打他（他們想要他提供協和醫學院隱匿的著名史前化石「北京人」的頭蓋骨，這樣，他們就可以將此作為禮物敬獻給天皇的。但鮑溫並不知道。）
今年7月，日本人簽署一份釋放司徒雷登的帝國敕令，指望他能勸說蔣介石委員長促成美國與日本媾和。他拒絕了，既不離開他的兩位難友，也不傳話。不到一個月，三人都獲得了自由。（《時代》，1945年10月1日）
值得回憶的磨難。正是有了抗戰期間的這番特殊經歷，獲得自由的司徒雷登，在中國取得勝利舉國歡慶之際，也達到了自己在華50年聲望的頂峰。
據司徒雷登日記所述，他於1945年9月3日下午，經輾轉西安、昆明，從北平來到重慶。頭一天，9月2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的簽字儀式在美國海軍停泊東京灣的「密蘇裡號」軍艦上舉行，標志著太平洋戰爭以及中國抗日戰爭的正式結束。
司徒雷登與蔣介石
1936年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長王世傑頒發給司徒雷登的獎狀
9月3日，是中國的勝利日假期，重慶全城乃至全國各地，游行狂歡。為此，蔣介石特地派專機把司徒雷登從北平接來，讓這位曾經與中國同患難共命運的人，也與他關系良好的人，見證這一歷史時刻。
司徒雷登樂觀地出現在9月4日重慶舉行的慶祝抗戰勝利大會上。他先後與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見面。他與蔣介石是老朋友，與共產黨的領袖則是初次見面。這次見面，他記錄在當天日記裡。
1946年周恩來與司徒雷登在美國大使館，身後的小樓至今仍在
在慶祝勝利的晚會現場，陪同司徒雷登與毛澤東、周恩來見面的，是中央社的記者楊富森，他是燕京大學的學生。半個多世紀後，1999年，他在一封信中追憶現場細節：
1945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戰終於結束。那時我在重慶中央社當記者。在勝利的晚會上我又碰到了司徒校長。那時，他剛被釋放出來，蔣介石派飛機把司徒校長接到重慶參加勝利晚會，我正好去採訪消息，沒想到碰到了老先生。司徒校長也很高興，他也沒有料到會碰見我，所以兩人異地相逢，欣喜無已。
正當我們談話的時候，中共三位代表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也被邀請參加晚會，司徒看到了毛澤東，很想和他相會，就拉著我的手，要我陪他去見毛澤東。我是新聞記者，當然願意作牽線人。果然，我拉著司徒校長的手，走過去和毛澤東、周恩來會面。毛澤東一見是司徒先生，也高興極了，滿臉笑容地對司徒校長說：『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好……』」
司徒雷登回憶錄封面
司徒雷登回憶錄封底
此次見面之後，9月19日，司徒雷登應邀再與毛澤東、周恩來見面。司徒雷登這一天的日記，只記載了這樣一句：「與毛澤東、周恩來共進午餐。這次餐敘是龔維航跟她的丈夫喬冠華所安排的。」龔維航即龔澎，燕京大學學生，此時擔任周恩來的英文祕書。
司徒雷登的祕書傅涇波，回憶司徒與毛、周二人第二次見面的情景：
之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又特別在寓所設便宴招待司徒先生。據傅涇波回憶，中共是通過龔澎邀請司徒的。龔是戰前燕大高材生，當時在重慶周恩來領導下工作。毛在席上一再感謝司徒對中國教育之貢獻，並對燕大學生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表示稱贊。毛說話帶濃重的湖南腔，傅涇波經常聽不懂，還多虧司徒不斷為之翻譯。司徒懂多種方言，粵語、滬語都能聽懂。
從這一回憶看，雙方的見面氣氛頗為融洽，司徒雷登這位在中國出生、長大的中國通，以他的語言才能，使見面更顯輕松與別致。這是他與中共領袖的最初接觸，彼此之間一時的輕松與別致，仿佛也為重慶談判的表面順利加了一個腳註，加了一筆亮色。
對於司徒雷登，來自延安的中共領袖當然不會陌生——
當年，紅軍長徵剛剛結束，正處在幾乎與世隔絕、不為人知的狀況，是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的美國人斯諾，冒險而來，成了系統採訪紅軍和中共領袖的第一個西方記者。斯諾回到北平後，燕京大學學刊報道了他的冒險之旅，還舉辦介紹會，展出照片。這成了毛澤東走向世界的第一次最成功的亮相。
燕大心理學系美籍教授夏仁德，在「一二九運動」期間，他的家成了中共地下黨員、清華大學學生蔣南翔的避難所。他的學生黃華－－後來的著名外交家－－祕密離校投奔延安，校務會議曾討論是否頒發文憑，夏仁德力排眾議，為黃華辯護，說：「我在中國多年，黃華是我教過的最好的學生！」
1975年林邁可在倫敦出版的攝影集
勒口介紹
林邁可簽名本
英國籍教授林邁可，畢業於牛津大學，抗戰爆發後與白求恩同船來到中國。到燕大後住進司徒雷登的臨湖軒寓所。北平淪陷後，他用司徒雷登的專車，運走六皮箱軍用器材給八路軍，每次裝上兩個皮箱，開車到西山溫泉附近的一個小廟前，在那裡交到八路軍手中。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幾天，司徒雷登召開外籍教授茶話會，他用命令的口氣對林邁可夫婦說：「你們兩人更是非走不可！」林邁可到延安後，擔任八路軍通訊顧問和新華社對外廣播顧問，並負責播報新聞。
紐西蘭學生貝特蘭，在燕園與黃華住同一個房間，抗戰剛剛爆發，他便前往延安採訪毛澤東，《與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成了毛澤東影嚮世界的又一次亮相。 ……
1947年1月畫報所刊封面人物，司徒雷登在大使館辦公室
關於燕京大學歷史的專著封面
此時，在重慶的司徒雷登真的如同一個明星，在國共領導人之間往返穿插，頻繁接觸。一個教育家，無形之中，多了人脈拓展的微妙，多了在政治舞臺上博奕的資本。這也是後來70歲的司徒雷登，在國共兩黨矛盾激烈時，為何馬歇爾挑選他就任駐華大使的重要原因。
未名湖畔，司徒雷登何處尋？
1930年代的臨湖軒
現在的臨湖軒入口處。李輝攝
臨湖軒北門。李輝攝
從被日本人關押之日起，最讓司徒雷登牽掛的莫過於燕京大學。燕園的未名湖，湖水裡波動的塔影，竹林環繞的寓所－－臨湖軒……
《時代》那篇《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學》報道的最後一句說：「司徒雷登將盡快把燕京大學遷回北平（它一直在成都堅持辦學）。他計劃退休，結束他在中國的日子。」抗戰終於勝利，樂觀的氣氛中，他看到了重振燕京大學，再現教育輝煌的可能。
在司徒雷登被囚禁期間，燕京大學並沒有消失。一批教師輾轉南下，在成都繼續辦學，艱難地舉起燕京大學的旗幟，他們以「燕大人」而自豪。人在重慶的司徒雷登，9月12日特地飛往成都，探望他的師生。
應該說，燕大人此時表露出的對校長司徒雷登的敬重、感激甚至熱愛，是發自內心的。他們深知，沒有眼前這位消瘦、憔悴的美國老人多年的努力，不會有北京海澱那個美麗的校園，更不會有一座嶄新意義的大學，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異軍突起，國際上的影嚮力，竟然一下子堪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相媲美。
燕京大學草創時期的學生，清晰記得學校蝸居於北京城內時的窘狀。
1920年時，所謂燕京大學校園，不過是盔甲廠胡同－－位置在如今北京站與崇文門之間的一座景象破敗的院落。
就在此時，司徒雷登受命執掌燕京大學，他離開南京，在「五四」運動興起之後的1920年春天，走進北京古城，走進盔甲廠。他的最初出場，被白序之詳盡地描述出來：
在1920年春天一個早晨，10點鐘左右，全校學生照例在飯廳（飯廳是兩用的，吃飯之外還可作禮堂）聚會，房門開處，走進一位中等身材，廣顙削顎，面帶褐色，中年的外國人來，後邊跟著教務長傅晨光先生，經他的介紹，我才知道這位面生的外國人，就是我們將來的校長司徒雷登博士，全體不約而同地發生景仰和註意。
靜靜地聽他講話，他說的是官話，口音略帶南方腔調，而操縱純熟，齒頰間多流露文雅字句和現代的名辭。聲音緩而沉著，低而懇摯，假設閉起眼睛來，就好像有一位我們最親信的朋友，在對著我們講話，熱情篤愛，聲聲透入我們的心坎。
那時我最奇怪的是主席未曾詳細地介紹他，而他自己也毫不客氣地，就居然以校長自視，雖然他是初次和我們學生會面，就好像他已做校長很久是的。可是也真奇怪，那時全體學生，雖與他是初次相逢，但心目中並未把他當一位陌生客。
一位徹底改變燕京大學窘狀，決定未來發展的教育家，在盔甲廠不起眼的破舊院落裡登場了。他四處募捐，一次從募捐的旅行回來，他說，「每次我看見叫化子，我總覺得我是屬於他們的行會的。」他與哈利?魯斯－－《時代》創辦人魯斯的父親－－組成最佳搭配，由後者出任副校長，專門負責在美國募集資金。募集收獲頗豐，為選擇新校址，聘請名教授，購置教學設備，提供了可能。進而，他再出高招，直接與著名的哈佛大學建立聯繫，建立燕京學社。
作為新一代的傳教士，作為經歷過世紀之交「義和團運動」的中國通，司徒雷登已經意識到一所新的教會大學，必須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路徑上前行。燕京大學教育理念與實踐，司徒雷登的教育成就，不在本文敘述之內。我更感興趣，也最看重的，則是司徒雷登如何以本人的人格與性情，感染學生，影嚮學生。
在盔甲廠的初次亮相，司徒雷登即讓學生感到親切，留下深刻印象。隨後，母親與夫人，也各以自己的性情，感動師生，從而增加司徒雷登的感染力和影嚮力。美國教師包貴思(Grace Boynton )所撰英文《司徒雷登傳略》，漫溢詩意，以贊美和景仰的語調，描述司徒雷登母親與妻子這兩位女性，一剛一柔的不同特點和魅力。
翻譯這篇傳略的是作家冰心－－她曾就讀於燕京大學，1923年前往美國留學，歸國又在燕京大學任教。冰心的丈夫吳文藻也同在燕京任教，他們二人都頗受司徒雷登器重。新校園落成時，位於未名湖畔的司徒雷登寓所，由冰心起名為「臨湖軒」。
1929年，兩人的婚禮也在臨湖軒舉行，司徒雷登擔任主婚人。彼此關系之密切，可見一斑。從上面所引司徒雷登日記還可看到，抗戰勝利後他初到重慶，吳文藻是最早見面的人之一。由作家冰心以富有文學色彩的語言，翻譯包貴思的傳略，可謂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司徒雷登的母親，精幹而具活力，一直在中國陪伴著他。司徒雷登的妻子，柔弱而顯秀美，但早在盔甲廠時因病去世。這樣，司徒雷登夫人也就成了第一個安葬在燕園的人：
在燕大遷到新校址以前的一個畢業會時，司徒夫人病勢轉劇，遂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去世，她的墓是燕大墳園中的第一座墳墓。司徒博士的密友們都知道，在他心中的關於夫人的記憶，是一件完美的物品，與他一同生活著，與日俱增的被寶愛著。（《司徒雷登傳略》）
妻子未能親自走進燕京大學新校園，看丈夫如何拓展教育事業，對於司徒雷登而言，的確是莫大遺憾。他把妻子安葬這裡，後來又在晚年留下遺囑，希望能魂歸未名湖，與妻子安葬一起。這一願望在1990年代初本來有望實現，卻因北京大學部分老師致信強烈反對而落空，之後，只好轉而被安葬在杭州，與父母魂歸一處。
《在華50年》中譯本封面
可以理解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新校園的感情。當年尋找新校址，恰如一段富有詩意的傳奇。一番周折後，司徒雷登最後把目光確定在清華大學與頤和園之間一位清朝親王廢棄的園地，後轉到陝西督軍陳樹藩手中。司徒雷登向董事們和理事們提出這塊場地，獲得同意。次年夏天司徒雷登去西安與陳督軍見面。司徒雷登回憶，這位督軍對此很感興趣：「他以六萬中國大洋將地產賣給我們，並把三分之一的款項捐作獎學金。……之後又在附近買了些荒廢了的園地，結果總面積達到了原來的四倍多。」 （《在華五十年》）
燕園教學樓。李輝攝
燕園碑，李輝攝
中、西文化的融合，在校園建築風格開始體現。在杭州、南京的生活閱歷，使司徒雷登欣賞江南園林之美，而正是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韻味的喜愛，導致6萬大洋買下的一片土地上，呈現出一個新校園的美麗。
我們從一開始就決定按中國的建築形式來建造校舍，室外設計了優美的飛簷和華麗的彩色圖案，而主體結構剛完全是鋼筋混凝土的，並配以現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設施。這樣，校舍本身就象徵著我們辦學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國最優秀的文化遺產。
1930年代的未名湖
1934年前後就讀於燕京大學的蕭乾在未名湖留影
未名湖塔影，李輝攝
校內水塔的外形是一座13層的中國式寶塔，這也許是校園裡最引人註目的特徵。我們修複了舊花園的景色，此外，我們還自己種植了草木，從附近荒蕪的圓明園遺址移來了奇碑異石，又在景色宜人處修建了亭閣。……另一處景色是那音色清亮的古剎大鐘，這銅鐘現仍在校園裡鳴嚮報時。後是，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贊燕京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以致我們自己也逐漸相信了；它肯定有助於加深學生對這個學校及其國際主義理想的感情。至少就某一方面而言，現實變得比我的夢想更美好了。 （《在華50年》第50頁）
就一所大學校園的建設而言，司徒雷登有充分理由為自己的選擇而自豪。1929年，燕京大學搬進位於海澱的新校園，與著名的清華大學堂毗鄰。
慶賀司徒雷登誕辰60周年，1936年編印的燕京大學特刊
冰心翻譯包貴思的《司徒雷登傳略》，完成於1936年6月10日。此時，燕京大學的師生，為慶賀司徒雷登60華誕，忙碌著一件事：編輯《燕大友聲》第2卷第9期《司徒校務長60壽辰特刊》。特刊的出版時間，選在6月24日－－司徒雷登生日的這一天。
在這一特刊上，冰心除發表這篇譯作外，還發表了一篇散文《司徒雷登校務長的愛與同情》，寫她與司徒雷登的交往，寫這位美國傳教士、教育家帶給她的嚴父慈母般的詩意感覺：
今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校務長60大慶，這些敬他愛他的人們，抓得了這個機會，都鬧盈盈的忙著分頭推進各種慶祝的方式與項目。我呢，是敬愛他的學生中之一，而所能做的，只是「搖筆桿」的事情，「馬負千鈞蟻馱一粒」，亦各盡其力之所能至而已！可是，仔細一問，關於司徒校務長一切的一切，都已有師長同人們寫下了，寫得是那麼嚴肅，那麼詳細，那麼俏皮。我呢，從做學生起才認識他，講臺下仰著，可望而不可即，不知道他的家庭，他的童年，更不知道他的戀愛故事。後來雖然勉強算得和他做了三年的同事，而我是個不重要的人兒，沒有機會同他商量過「大計」，也沒有機會同他騎過馬，游過山。我看見他的時候，只是閑居宴會的時候，可是只是這談笑社交時所表現的一點點，已足使我傾服了。
這十幾年中，曾有過幾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過幾次短短的談話，每次的談話裡，都使我覺得他是兼有了嚴父的沉靜，和慈母的溫存。他款款的笑在你的對面或旁邊，兩手叉握著放在膝上，用溫和懇摯的目光看著你，你不先開口，他是不多說話的，他總盡量的給你機會，讓你傾吐你的來意，然後他用低柔的聲音，誠摯的話語，來給你指導與慰安。 （《司徒雷登校務長的愛與同情》，載《司徒校務長六十壽辰特刊》）
1929年6月15日，冰心與吳文藻的婚禮在臨湖軒舉行，他們身後的司徒雷登是主婚人
燕京大學前後學生冰心與蕭乾，晚年喜相逢。李輝攝
冰心的感覺，恰是司徒雷登所追求的效果。他自己就明確說過，在妻子去世後，他不想再婚，而是把燕京大學當成了自己的家：「燕京已經成了我的迅速發展壯大的家庭。學生們自己常常講，他們是我的孩子，而我對他們也確實懷有父輩之情，我能夠把我的全部時間和精力傾註於工作。」（《在華50年》第85頁）冰心的感覺，印證了他的話。而正是這種感覺，使未名湖的夢想有了詩意，更加讓司徒雷登陶醉其中。
1952年，在全國性院系調整中，燕京大學被解散，原在城內的北京大學遷至燕園，成了這裡的新主人。歷史變遷，世事代謝，許多年裡，司徒雷登的名字與燕京大學的名稱一同從這裡消失，惟他所精心創造出的校園美麗依然保留，成了北京大學校園的精華所在。
燕京大學碑之一，李輝攝
燕京大學碑之二，李輝攝
值得重視的精華。1990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原燕京大學未名湖區」名義將燕園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並在未名湖畔立起一塊石碑。即便舍去燕京大學的教育成就不談，僅留下這一校園的美麗，並使北京大學得以擁有這一美麗，司徒雷登也不應被燕園淡忘。
不過，到燕園尋訪，卻不免有些遺憾。2009年，我踏著秋色從西門走進，緩步穿過一座座燕京大學時期的教學樓、宿舍樓，在未名湖畔矚望寶塔，看風中漣漪裡的塔影閃動，沿岸邊斜坡上的石階，走到竹林掩映、面對未名湖的司徒雷登故居……
司徒雷登留下的校園之美依然動人。未名湖畔，臨湖軒的臺階下，豎有一塊石碑，醒目地刻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未名湖燕園建築」的字樣。原來，2001年，這裡又以「未名湖燕園建築」的名義被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令人不解的是，時隔10年，為何不沿用最初的稱謂，卻非要舍去「燕京大學」字樣。碑上更無文字說明「燕園」與「燕京大學」之間的關系。
臨湖軒修葺一新，尚未對外開放，四圍柵欄緊圍，我隔著柵欄，把相機伸進去，拍下屋頂和大門。臨湖軒一角，有一門前，掛著「香港大學駐北京大學辦事處」的牌子。正門入口處，路邊豎有示意牌，上面則只簡單寫有「臨湖軒」三個字及漢語拼音。
奇怪。為何不註明 「司徒雷登故居」？
我為之困惑。在時間流逝多年之後的今天，在司徒雷登的骨灰已經遷到杭州與父母安葬一起的今天，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學的名字為何在北大校園還被冷落？北大本是一個著名大學，在歷史面前，為何不可以多一點雅量？多一點兒開放心態？對燕園美麗的創造者，對一批又一批在這裡曾經工作過和學習過的「燕大人」，難道不應該以這種最簡單的方式，表達出應有的歷史尊重？這似乎不僅關涉文化理念，也關涉情感，關涉對一個創建者的起碼尊重。
我在想，北大校園裡，有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過的斯諾彫像。那麼，為何不能在未名湖畔，在臨湖軒前，豎立一座司徒雷登彫像？
好幾年沒有去北大校園了，對司徒雷登是否已有所改變，不得而知。
希望有一天，再進北大燕園，可以迎面看到司徒雷登彫像！這不會是奢望吧？
修訂於2016年9月7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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