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約翰遜:「一戰」與現代政府規糢的擴張

文:保羅·約翰遜

在擔任陸軍大臣期間(註:一戰期間),溫斯頓·丘吉爾曾在陸軍部的一張紙上匆匆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一切時代的一切恐怖行為都被集中到了一起,不僅有軍隊,還包括全體人民,都被推入了這些恐怖行為當中。那些捲入其中的高度文明的國家都認為——並非毫無理由——它們的生存岌岌可危。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統治者,對於他們認為能夠幫助自己贏得這場戰爭的任何行為,都不加拒絕。對人性或國際法的每次粗暴踐踏都會受到報復——常常是更大規糢、更長時間的報復。無論是休戰,還是和談,都沒有減緩軍隊之間的衝突。傷者在兩軍陣線之間死去,死者朽爛成泥土。商船、中立國家的船隻和醫療船沉沒於大海之上,船上的所有人都只能聽天由命,或者葬身魚腹。人們做出各種努力,試圖用飢餓讓整個國家屈服,不考慮年齡和性別。

城市和紀念性建築被大砲炸得粉碎,來自空中的炸彈不分青紅皂白地投擲下來。各種形式的毒瓦斯使士兵窒息而死,或者把他們燒焦。液體燃燒劑被投射到他們的身體上。人從空中掉落在烈火中,或者在海上黑暗的隱蔽之處窒息而死,常常是慢慢地死去。軍隊的戰鬥力僅僅受限於他們國家的氣魄。整個歐洲及亞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區都成了巨大的戰場,許多年的拼搏廝殺之後,在戰場上潰敗奔逃的不是軍隊,而是國家。當一切都結束,那些文明而科學的基督教國家唯一能夠拒絕接受的兩項權宜之計是酷刑和吃人:它們的效用值得懷疑。

正如丘吉爾正確地指出的那樣,他所列舉的那些恐怖行為被「高度文明的國家」所實施。事實上,它們完全超出了個人(不管這個人多麼邪惡)的力量。常見的情況是,人們過度的無情和殘忍通常並非出自公然的惡意,而是來自被激怒的正義感。對於一些合法構成的政府,情況就更是如此,它們表面上有議會和法院賦予的所有道德權威,個體不管多麼兇殘,其破壞能力都很小;而國家,不管意圖多麼良好,其破壞能力幾乎都是無限的。擴大政府,其破壞能力必然也隨之而擴大。此外,歷史痛苦地證明,集體的正義感遠比任何個體對報仇的追求更難控制。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極大地增加了政府的規糢,並因此增加了它的破壞能力和壓制傾向。 1914 年之前,所有政府部門都很小,儘管大多數部門都在發展,其中有些部門發展得很快。政府活動的實際範圍平均在國民生產總值(GNP)的5%~10%。 1913 年,在美國,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總收入低至 GNP 的 9%。在德國,自俾斯麥時代起便開始建設一套龐大得可怕的福利提供機構,其政府收入佔 GNP 的比例是美國的兩倍:18%;而英國自 1906 年起便步德國的後塵,這個比例是13%。在法國,政府始終佔用了比較大的 GNP 份額。但正是在日本,尤其是在沙皇俄國,政府通過滲透到個體經濟的所有部門,從而在國民生活中扮演了一個全新的角色。

在這兩個國家,為了軍事帝國主義的目的,政府正在強制推動工業化的步伐,為的是「趕上」更先進的經濟體。但是,在俄國,政府在經濟生活各個領域的主導地位正在成為最重要的社會事實。國家擁有油田、金礦和煤礦、三分之二的鐵路系統,以及數以千計的工廠。在東部的新領地,有「國家農民」。俄國的工業即便在沒有公開被國家擁有的時候也高度依賴關稅壁壘及政府的補助、津貼和貸款,或者與公共部門互相依賴。財政大臣與大銀行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一些公職人員被任命為這些銀行的董事。

此外,國家銀行作為財政部的一個部門,控制著儲蓄銀行和信用社,管理著鐵路的金融,給外交政策的冒險融資,充當了整個經濟體的調控者,並持續不斷地想方設法增加它的權力,擴大它的活動範圍。貿易部監管私營貿易聯合體,調控價格、利潤、原材料的使用和貨運費,並把它的代理人安插到所有股份公司的董事會。在其最後的和平階段,俄國進行了大規糢的國家集體資本主義試驗,表面上看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試驗。它給德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讓他們感到害怕:事實上,害怕俄國經濟能力(因而還有軍事能力)的迅速增長,正是促使德國在 1914年決定發動戰爭的最大單一因素。


沙皇尼古拉二世

隨著戰爭的爆發,各交戰國都熱切地審視其競爭對手和盟友,想看看政府在管理和乾涉戰時經濟上有哪些方面可以仿效。資本主義部門對巨大的經濟利益感到滿意,無疑也被愛國主義精神所鼓舞,因而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結果是政府角色在質和量上的一次擴張,這一角色再也沒有充分逆轉——因為儘管戰時安排有時候隨著和平的到來而被拋棄,但在幾乎每一種情況下,它們最終總是被再次採用,通常是永久性的。德國走在了前面,迅速採用了俄國政府的大多數措施,並以更高的效率施行這此措施,以至於當列寧在1917-1918 年繼承俄羅斯國家資本主義機器的時候還要反過來向德國戰時經濟控制尋求指導。隨著戰爭的拖長,以及損失和絕望的與日俱增,戰時政府穩步地變得更加具有極權主義傾向,尤其是在1916-1917年的冬天之後。

在德國,1917年1月9日,當貝特曼·霍爾維格被迫向無限制潛艇戰的要求低頭的時候,文官統治的末日終於到來。 7月,霍爾維格徹底下臺,把一個龐大的政府留給了魯登道夫將軍和海軍將領們。這一插曲標誌著君主立憲的實際終結,因為德國皇帝在來自軍方的壓力下,放棄了他任命和撤銷總理的權力。即便在他依然還是總理的時候,貝特曼·霍爾維格便發現,他的電話被竊聽了,據裡茨勒說,當他聽到咔嗒聲的時候,他會朝著電話大喊:「哪個狗雜種在偷聽?」但根據「圍攻狀態」立法,竊聽電話是合法的,這一立法授權軍方可以下令審查或鎮壓報紙。魯登道夫同樣得到授權,召集40萬名比利時工人進入德國,因此開了蘇聯和納粹的奴工方法的先河。在敵對狀態最後的18個月裡,在一次絕望的努力中,德國的精英階層熱切地施行所謂的「戰時社會主義」,試圖動員每一盎司富有成效的努力,爭取勝利。


魯登道夫

在西歐,政府也貪婪地吞噬了私人部門的獨立性。在法國始終存在的社團主義精神接管了工業,雅各賓黨人的愛國主義偏狹死灰復燃。在野的時候,喬治·克列孟梭曾成功地爭得了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而且,當他通過1917 年 11 月的最後一搏獲得了最高權力之後,他允許在一定程度上批評自己。但是,像馬爾維和卡約這樣的政治家還是遭到了逮捕,並為隨後的追逐、逮捕甚至處決而編制了長長的顛覆分子名單(臭名昭著的「官方B名單」)。信奉自由的盎格魯—撒克遜民主政體對於這些壓迫也沒有免疫力。勞合·喬治在 1916 年 12 月的危機中上臺之後,推行了十分嚴厲的強制徵兵制度和嚴酷的《領土防禦法》,在社團主義的戰時委員會的領導下,製造、運輸和供應被動員起來了。

5 個月後,威爾遜政府甚至更熱心地把美國帶入了戰時社團主義。事實上,這個點子此前就已經存在。赫伯特·克羅利在《美國生活的前途》中預言,只有通過政府有意識的幹涉,促進「更高程度社會化的民主」,這一目標才能實現。 3年後,查爾斯·範海斯的《集中與控制:美國信任問題的解決之道》提出了社團主義的實例。這些觀念是西奧多·羅斯福「新國家主義」的支撐,為了贏得這場戰爭,威爾遜把這一觀念據為己有,並加以擴大。有一個燃料管理局,推行「無煤氣星期日」活動;有戰時勞工政策委員會,插手勞資糾紛;有赫伯特·胡佛領導的食品管理局,給商品定價;還有一個船運委員會,1918年7月4日,該委員會有100 艘新船下水,核心機構是戰時工業委員會,它的第一個功勞便是廢除了《謝爾曼反托拉斯法》,這是社團主義的一個確鑿無疑的標誌,該委員會的成員(伯納德·巴魯克、休·約翰遜、傑勒德·斯沃普等人)為1920 年代的幹涉主義和「新政」經營著一個「學前班」,後者反過來啟發了「新邊疆」和「大社會」的觀念。

1917 年的戰時社團主義開始了美國現代史上最大的連續性思潮,有時候在地下,有時候浮出表面,林登·約翰遜在 1960年代晚期開創的龐大福利國家使之達到了高潮。當時,約翰·杜威指出,戰爭削弱了迄今為止不可抗拒的私有財產權:「隨著戰爭壓力的消失,公共控制的特殊機構當中不管有多少腐敗,這一趨勢絕不會後退。」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準確無誤的預言。與此同時,限制性的新法律,比如《反間諜法》(1917)和《反煽動法》(1918),常常被野蠻地推行:社會主義者尤金·德布斯因為一場反戰演說而獲刑 10年,一個阻撓徵兵的人得到了 40 年刑期的判決。在所有交戰國中(不僅僅在俄國),1917年這個危機之年都證明了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生死與共,休戚相關。


伍德羅·威爾遜

就這樣,戰爭證明了現代政府能夠以怎樣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擴張自己,並因此以怎樣貪得無厭的胃口發展自身,既是為了消滅敵人,也是為了對自己的公民行使專制權力。當戰爭結束的時候,有很多理性的人都懂得這些發展的嚴重性。但是,時鐘能夠撥回到它在1914年7月曾經停留過的地方嗎?實際上,還有人希望把它撥回去嗎?

 

本文摘錄自保羅·約翰遜《摩登時代:從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秦傳安 譯),第一章「相對論的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4頁。

秦傳安 譯

来源 保守主義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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