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義和團的人,是品德齷齪、靈魂卑賤的社會渣滓

義和團

義和團的人都是社會渣滓,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或者街頭混混—–這是權威的洋專家給出的結論。

罵義和團的這些社會渣滓們關於鴉片戰爭以來的各種說法,幾乎全部是顛倒黑白的胡言亂語。

 一、清朝真的閉關鎖國嗎?

清朝閉關鎖國,純屬顛倒黑白。

先說政治上、科技上。

清朝政府一直聘請歐洲的洋人在朝為官,而且是負責科技工作的高級官員。《清史稿·職官二》:

「初,順治元年設欽天監,……以西人湯若望推算密合,大統、回回兩法時刻俱差,令修時憲,領監務。……康熙二年,仍屬禮部。明年,增置天文科滿洲官五人,滿員入監自此始。又明年,定滿、漢監正各一人,左、右監副各二人,主簿各一人,滿、蒙五官正各二人。……雍正三年,實授西人戴進賢監正,去監修名。八年,增置西洋監副一人。乾隆……十年,定監副以滿、漢、西洋分用。十八年省滿、漢各一人,增西洋二人,分左、右。四十四年,更命親王領之。道光六年,仍定滿、漢監正各一人,左、右監副各二人。時西人高拱宸等或歸或沒,本監已諳西法,遂止外人入官。」

從清朝入主中原開始,國家天文台基本由西洋傳教士把握著,直到道光六年(1826年),西洋傳教士一直擔任天文台的最高長官。

這,足夠開放的了吧!開放的最終結果是:中國一直領先於世界的天文學,被洋大人徹底玩廢了。參閱《 中國古代的科技,是如何被玩廢的?

英國人敢於發動鴉片戰爭的原因很簡單:清朝軍備廢弛,有國無防。

英國人敢於發動鴉片戰爭,還有一個祕密原因:長期在中國任職的洋教士,對中國的情況了如指掌。

子曰:有文治者,必有武備。開口閉口談經濟、貿易的人,必須牢記一點:西洋人從來就是仗劍經商—-打得贏就搶,打不過才坐下來談生意。嗯,漂亮一點的說法就是:商業跟著國旗走。

清朝不僅沒有閉關鎖國,反而近乎:開門揖盜!

再說經濟上

這裡只談海上貿易。

清朝初年,因為戰爭需要,閉關二三十年。平定台灣之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便「詔開海禁」,以福建泉州、浙江寧波、廣東廣州、江蘇松江為外貿港口,實施多口貿易,相應設閩海、浙海、粵海、江海等四處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可以說,清朝幾乎開放整個東南沿海地區,進行對外貿易。

長期以來,閩海、浙海、江海三處海關一直生意清淡,其中雲台山的浙海海關甚至沒有洋船到來的記錄;唯有廣東外貿生意興隆。因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決定關閉其他三處海關,實行廣東一口貿易。保留下來的粵海關口岸,下轄澳門總口、烏坎總口、高州梅菉總口、海安總口、海口總口等5大總口、43小口,「東起潮州,西盡廉南,南盡瓊崖,凡分三路,均有出海門戶」。

因此,鴉片戰爭前,中國對西方各國的貿易,主要是在廣州,通過十三行進行的。

所謂十三行,大致意思,就是由清朝政府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企業。

有人要說十三行「壟斷」了。

說到壟斷,十三行真是冤死了!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才夠格稱壟斷二字!當時,根據英國法律,全英國及其殖民地,要想和印度、中國做生意,必須而且唯有找英國「東印度公司」,別無分店。

也可以說「十三行」腐敗。

說到腐敗,十三行也是冤死了!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才夠格稱腐敗二字!一個繁榮的印度次大陸,任其肆意搜刮、搶劫,竟然連年虧損;公司連年虧損,股東們依然連年索要巨額分紅。儘管英國政府為了挽救東印度公司,弄出了美國獨立的亂子,但是這家海盜公司依舊沒有逃脫破產的命運。

稍稍有點歷史常識的人,就應該知道:正是因為東印度公司太壟斷、太腐敗,才有了美國獨立。

這裡只談貿易。

1840年,中國的GDP,超過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比當今的美國牛得多!當時的英國,儘管霸占有龐大的殖民地,卻仍然不如中國。

前年年底,本人參觀了廣州的十三行博物館,拍了一些照片。

這是廣州出口的 一組數據——「閉關鎖國」的中國,出口竟然如此牛逼,持續增長

請在大腦裡安裝一點邏輯,思考這個麼問題:既然是「閉關鎖國」,那麼,中國的如此嚇人的出口,又是如何出現的呢?

二、清朝工商業真的很落後嗎?

 同樣是在廣州的十三行博物館裡。

 中國出口的是些什麼東西呢?

當時,中國 出口的,還有好多好多的好東西—-奢侈品

中國進口的,又是什麼呢?

中國出口的是工業製品、奢侈品;進口的是金銀、原材料。

換句話說,西方人是用金銀和原材料,換取中國的工業製品和奢侈品。

大跌眼鏡吧!

最有趣的,是上面的這一句話:「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造成了洋貨在國內市場銷路舉步維艱」—-這話,足以侮辱人類世界的一切邏輯—-洋貨在中國沒有銷路,是因為中國是「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

這,就是當今學術界的奇特理論、奇特的學術現象:中國如果有什麼比洋人強,中國就要進行深入檢討:中國到底是在哪兒犯了錯。

自給自足、「小農經濟」 的中國,如何能夠 大量出口 紡織品、瓷器 等工業品和奢侈品呢?

沒人解釋!沒人解釋!

沒人解釋!沒人解釋!沒人解釋!

今天,有一種先進的產業發展模式,叫做「完全工業產業鏈」——不需要「進口」、自給自足生產、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是否應該挨一場鴉片戰爭?

據洋大人說,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於亞洲;在世界十大城市中,中國就占了三個(北京、廣州、杭州),而北京是世界第一大城市。如果搞世界前一百城市排名,中國就更不得了了。

那麼,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中國,如何會有這麼多的大城市呢?

沒人解釋!沒人解釋!

沒人解釋!沒人解釋!沒人解釋!

平心而論,洋大人撰寫的《劍橋中國晚清史》,比國內專家們要實在得多,因為洋大人承認:與中國相比,當時的歐美的產品,毫無競爭力!參閱《 1840年,中國GDP到底多少?占世界比例多大?

總之,號稱「紡織業」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英國,即便是紡織品也干不過中國。於是,英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一直就是虧虧虧、赤字赤字赤字,從沒占過便宜。

三、爆發鴉片戰爭的真實原因

正經生意做不過中國,於是,英國人搬出了他們第一個祕密武器—高科技產品:毒品

當時,在中國面前,真正能代表英國工業革命成就、具有強大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大概就是鴉片了。

《清史稿》:

「道光元年,復申鴉片煙禁。……十六年,定食鴉片煙罪。初,英自道光元年以後,私設貯煙大舶十餘只,謂之「躉船」,又省城包買戶,謂之「窯口」。由窯口兌價銀於英館,由英館給票單至躉船取貨。有來往護艇,名曰「快蟹」,炮械畢具。……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請嚴吸食罪,行保甲連坐之法,且謂其禍烈於洪水猛獸。疏上,下各督撫議,於是請禁者紛起。」

中國政府嚴禁毒品,英國人便武裝走私毒品。 

於是,有了林則徐虎門銷煙;接下來,就有了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是典型的因為「貿易」而引發的戰爭。英國人堅決要向中國販毒,中國堅決要禁毒,為此,雙方打了一仗。中國打敗了,於是,英國人在中國展開了毒品的自由貿易。

關於引發鴉片戰爭的原因,著名歷史學家徐中約在《中國近代史》(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1月):

「回顧歷史,鴉片顯然只是戰爭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於中西方對國際關係、貿易和司法管轄的觀念大相逕庭,即使沒有鴉片,雙方之間的衝突也照樣會爆發。比鴉片問題遠為深刻的是幾個概念的衝突:中國自稱天下宗主的角色與西方國家主權的觀念之間的不兼容;中國的朝貢關係體制與西方的外交往來體制之間的衝突;以及中國農業的自給自足與英國工業的擴張之間的衝突。

確實,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與中國人對商業的鄙視態度是無法共存的。由工業革命產生的力量與通過變化獲得的進步思想,推動了西方向海外擴張,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這股潮流。不幸的是,滿清宮廷與中國的士大夫對這些事實一無所知,因此,中國與西方碰撞時便顯得極其痛苦。」

說「鴉片顯然只是戰爭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我是贊同的。

毫無疑問,英國侵略中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遲早要打的,和英國用武力征服並全面占領印度次大陸一樣。

不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西方人睡得著覺麼!

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於這樣的事實:20世紀初,英國擁有殖民地3350萬平方公里,占全球陸地面積的1/5,世界人口的1/4,變成了地道的日不落帝國。

由於中國有太多太多的義和團,所以,中國沒有成為印度,沒有淪為英國的殖民地

關於「比鴉片問題遠為深刻的是幾個概念的衝突」, 徐先生羅列出來了「西方國家主權的觀念」、「 西方的外交往來體制」、「英國工業的擴張」、「自由貿易思想」這些個洋概念,儘管在書中並未進行「深刻地」分析,但是,對當今 「研究」鴉片戰爭的某些專家影響極大。

遺憾的是,根據徐先生的這部書提供的資料,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個概念,統統不成立。

 1、鴉片戰爭,是「英國工業的擴張」嗎?

有專家一再強調,英國因為「工業革命」了,產品堆積如山,急需拓展中國市場,所以,為了「自由貿易」,向中國開炮了。

果真如此嗎?

號稱工業領先全球的英國,面對中國市場,除了黃金白銀,沒有拿得出手的產品!

從英國開往中國的商船上,裝載的不是黃金,就是白銀。

從中國開往英國的商船上,裝載的全是中國產品。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18世紀時廣州貿易的收支平衡非常有利於中國,因為它不需要什麼外國產品,而西洋商人則購買了大量的茶、絲和大黃。外國船舶必須帶著銀錠來買中國產品;東印度公司的船舶從倫敦出發時,其貨物中經常有90%是銀錠。」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八章:

「18世紀的廣州貿易順差嚴重地偏向中國一邊。外國商人前來購買茶葉、生絲、大黃和其他貨物,是需要用金銀來支付的,因為中國人對西方的工業產品無所需求—-正如乾隆皇帝對英王喬治三世所稱的那樣:「天朝無所不有」。東印度公司駛往中國的船舶經常裝載90%—-有時高達98%—-的黃金,只有10%的貨物是商品。」

所以,與中國「自由貿易」的結果,英國一直是:虧虧虧、赤字赤字還是赤字!

過度地誇耀英國的「工業革命」,確實太不靠譜了!

鴉片戰爭後,中國向西方敞開了大門,結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從「工業化」的英國本土,運到中國的商品不斷減少,而中國的商品出口反而快速增加。

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1840年為52.4萬英鎊,1842年為96.9萬英鎊,1843年為145.6萬英鎊,1844年為230萬英鎊,1845年為239萬英鎊。由於輸入中國的工業品基本無銷路,1846年之後,送來的英國商品逐步減少,到1853年至1855年,下降至100萬~170萬英鎊。

對比鮮明的是,中國銷往英國的商品,1850年為584萬英鎊,1854年更是突破千萬英鎊。1864年以前,中國的對外貿易始終處於出超地位。

作為「工業大國」的英國,在「自由貿易」中,是用什麼戰勝中國的呢?

答案是:高科技工業品—-鴉片。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從1775年到1795年,東印度公司輸入到中國的貨物和銀錠達3156萬兩,而從中國出口的貨物達5660萬兩。這2510萬兩逆差,部分由港腳貿易和私人貿易得到彌補,他們獲得較多的順差。」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八章:

「1781—1790年間,流入中國的白銀達1640萬兩,1800—1810年則達2600萬兩。這種有利於中國的貿易順差持續到19世紀20年代中期才趨於平衡。1826年之後,貿易平衡開始向相反的一端傾斜:1831—1833年間將近有1000萬銀兩從中國流出。隨著時間的推進,這種逆差進一步擴大。是什麼東西引起了這一貿易平衡的急劇逆轉呢?只有一樣東西:鴉片。」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八章:

「東印度公司從鴉片生產中獲得的利潤在1832年為1000萬盧比,1837年為2000萬盧比,1838年為3000萬盧比。得自鴉片的收入, 1826—1827年間,占該公司在印度財政收入的5%,1828—1829年間占9%,19世紀50年代占12%,總額幾達400萬英鎊。……顯然,如果沒有鴉片貿易,他們將承受嚴重的貿易逆差;鴉片已成為一帖醫治英國貿易蕭條的靈丹妙藥。」

 2、英國真的是「重商」、「自由貿易」嗎?

(1)是否重商,口頭的不算數。政府主動降低商稅,才有意義。如果商稅稅率降到全球最低了,那才算真正的重商。

英國是這樣的嗎?

很遺憾地告訴你,當時的英國,商稅稅率之高,全球第一!如果排前十名,那麼,剩下的九名,全部在歐洲。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前來中國貿易的商船要承擔各色各樣的苛捐雜稅,主要分成三大類:船鈔、各種「規禮」銀、貨物的關稅。……正規的關稅是相當低的,約在值百抽二和值百抽四之間,但海關官吏經常索取一倍於此的錢財,勒索高達三、四倍的事件也非罕見。這些費用通常由行商替洋商支付。」

這就是說,中國海關的關稅,大約在2%—-4%之間。即便是充分考慮所謂的腐敗問題,撐破天,也就是:6%—-12%之間。

英國又是如何呢?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英國人對茶葉的需求非常之大,以致東印度公司在1800年輸入了2330萬磅茶葉,而在1808年以後,英國年均茶葉進口達2600萬磅,是其他各國茶葉進口總量的一倍。此時飲茶成為英國的一種國民習慣,……隨著茶葉銷量的增長,英國對茶葉的進口稅也提高了—-驚人地高達100%,這麼高的稅率足以鼓勵茶商從大陸(特別是荷蘭)走私了,據稱走私數額每年在700萬磅左右。最後,在1784年,《減免法案》(Commutation  Act)將茶葉進口稅降至12.5%,結束了有利可圖的茶葉走私。即使如此,中國茶葉仍為英國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國庫收入。」

稅率100%!這是中國的多少倍?

對商人如此橫徵暴斂,也叫重商?應該是對商業的「重傷」啊!

(2)是否玩自由貿易,口頭的不算數,更別拿亞當·斯密來嚇唬人。一切看實際行動,主要看三點:

第一,政府不干預、不參與、當守夜人;

第二,政府主動敞開大門,面向全球開放;

第三,和和氣氣做生意,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由於廣州貿易是在外國私商與中國臣民之間展開,所以無需任何官方的外交關係,只要有非官方的生意往來即可。這樣,洋商與中國官府之間不允許有任何直接接觸;……廣州貿易的主要特徵,是朝廷授權「十三家」成為行(是洋行的變音)的商號,作為唯一的對外貿易代理人。」

這就是說,清朝政府將政治與商業活動嚴格分開,禁止政府參與任何國際貿易活動;一切商業活動交給企業去完成。

清政府的所作所為,才是真正的:自由貿易!

英國又是如何呢?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八章:

「英國國會下議院的特別委員會在1830年和1832年匯報稱「放棄像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之鴉片壟斷這樣重要的收入來源,似不可取」。……精明的惠靈頓公爵(Dukeof Wellington)在1838年5月宣稱,國會不僅不對鴉片貿易表示不快,而且還要愛護、擴展和促進這項貿易,這是不足為怪的。」

瞧,英國的各種官方力量,直接參與了鴉片貿易!直接干預商業活動!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1792年9月26日,(馬戛爾尼)使團從倫敦出發,……馬戛爾尼受命盡一切可能收集有關中國的思想、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和哲學等情報,此外還應達到六項具體的目標:1、要求中國在茶葉和生絲產地及毛紡織品消費區域,割讓一至兩塊土地,使英國商人可在那裡居住,並可以實行英國的司法管轄權。2、談判一項商務條約,以便儘可能地把貿易擴展到整個中國。……(到北京後)馬戛爾尼立即在(1793年)10月30日以英王陛下的名義呈送了一份照會,請求:……5、取消澳門與廣州之間的轉運稅,或至少將稅率降低至1782年關稅的水平。」

英國政府派遣使團到中國,要求中國割讓土地給英國,讓英國商人在中國大地上建一個獨立王國!

英國自己的商稅高的嚇死人,卻派遣使團到中國,要求中國對英國商人免稅、減稅!

這,是「自由貿易」嗎?這叫法制精神?

 3、英國真的商業發達、制度先進嗎?

商業是否真的發達,口頭的不算數,是否有世界著名的大商人、大的商業企業,才是真的。

當時的中國商業水平如何?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四章: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商人處在社會階層的底層,所謂的「商」不僅包括富裕的壟斷商人,也包括小店鋪主和店員及學徒。一些控制了全國茶葉和絲綢經銷的大茶絲商非常富有。揚州的鹽商尤以其富甲天下且生活奢華而聞名遐邇,18世紀下半葉,他們的總利潤估計約2.5億兩。許多從事對外貿易的行商也以其巨富而著稱,比如廣州的(伍)浩官在1834年時已集聚了2600萬洋銀的財富,據馬士(H.B.Morse)稱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產。但總的來說,商業活動被認為沒有士紳那樣的體面,而儒家的正人君子對利潤的追求頗有不滿,這樣一種態度遏制了商業的發展。」

原來啊,當時世界最大的商業資產,屬於中國一位做國際貿易的商人伍浩官!而在中國的揚州,還有一批比伍浩官更富有的大商人。

徐中約說,中國輕商,商人地位低下。幸虧中國輕商、商人地位低下,否則,中國商人豈不富甲宇宙、超越外太空啊!

與中國打交道、英國商業的代表、「股份制企業」東印度公司,又是如何呢?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七章:

「英國的商務在所有西方國家的商務中獨占鰲頭,而且由東印度公司壟斷把持……

另一類私人貿易則發端於公司的一項政策,該政策允許公司船舶的高級船員夾帶一定數量的黃金和貨物,目的是貼補他們微薄的薪水—-船長的月薪僅為10英鎊,大副月薪為5英鎊。比如,在1730年,一艘495噸位的船舶的船長准許夾帶13噸的私人貨物。事實上,公司認為如果高級船員帶了一部分私人貨物上船,他們將會更賣力地保證航行的速度和質量。

此外,公司也認識到,要想靠其它任何方法來杜絕夾帶私貨是不可能的,與其禁止還不如加以規範化。除了這類私人貿易外,東印度公司還允許派駐廣州的低級大班從事私人貿易,以補償他們微不足道的薪水。1764—1800年間,這種私人貿易約占公司在廣州貿易總額的15%,但進入19世紀後卻突飛猛進地增長了。」

原來,英國的壟斷企業—-東印度公司是一個窮廟富方丈的「公司」,職員們一個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船長、大副,都夾帶N多的私貨,忙自己的生意;東印度公司派駐廣州的代表們,一個個也在忙乎自己的生意。

東印度公司的大大小小的和尚都發了財,而東印度公司卻完蛋了。

儘管整個印度次大陸都是東印度公司的財產,並且壟斷了與印度、中國的貿易,但是,東印度公司照樣天天虧損,最後徹底破產了。

四、物質鴉片、精神鴉片、土匪行徑,導致了義和團運動

鴉片戰爭爆發以來,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署了一系列不平條約。

直接結果有三:

首先是中國大量財富被直接搶劫,《清史稿》:

「賠款,始於道光壬寅江寧之約,二千一百萬兩。咸豐庚申之約,一千六百萬兩。光緒辛巳伊犁之約,六百餘萬兩。乙未中日之約,並遼南歸地,二萬三千萬兩。至辛丑公約,賠款四萬五千萬兩而極。以息金計之,實九萬萬餘兩。」

自此,「自給自足」的中國,再也不能「自給自足」,而是將千年積累送給洋人之後,再舉國為洋大人打工,終至百業凋敝,民不聊生。

其次是,鴉片交易合法化。這姑且不論。

第三,精神鴉片—傳教士深入中國各個角落。

1842年,清政府懾于洋大人的槍炮,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自此,耶穌的傳教士們開始闖入中國的各個角落,進而成為近代中國社會中一股特殊的邪惡勢力。

洋教士們發誓:要在中國「每一個山頭和每一個山谷中都設立起光輝的十字架」。

如果以為耶穌的傳教士們在中國僅僅是傳教,那就大錯特錯了。

這些傳教士的祖師爺,便不是專業的傳教士。

 鴉片戰爭前後,第一個來華的西洋傳教士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英國倫敦會傳教士,他於1807年抵達廣州。千里迢迢來中國的原因,用他們自己的話:「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他的兒子,出生於澳門的小馬禮遜,是林則徐眼裡「最壞的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不僅為英軍出謀劃策,為英軍當間諜,在英軍侵略的過程中和中英談判時,一路幫助英軍敲詐勒索,干盡了壞事。1842年,他獲得了回報:被任命為香港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兼香港殖民政府祕書。不過,老天有眼,1843年,這惡棍便因瘧疾死於香港,終年29歲。對此,璞鼎查傷心不已,說這是「國家的一大災難」。

緊隨馬禮遜之後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是美國基督教美部會(後稱公理會)派往中國的第一位美國傳教士,於1830年到達廣州。當時,在廣州的外國傳教士只有英國倫敦會的馬禮遜一人。早在裨治文離開美國前,上級就要求他凡事向馬禮遜請教(組織嚴密吧)。裨治文到廣州後,立即拜馬禮遜為師學習漢語,並執行相應的指令。1832年5月起,根據馬禮遜的要求,裨治文開始主編一份英文的月刊:「The Chinese Repository」,一般譯作《中國叢報》或《中國文庫》。 鴉片戰爭之前的幾年間,《中國叢報》使出吃奶的力氣,研究、論證了中國軍事力量不堪一擊,積極鼓吹對中國發動戰爭:「如不(對中國)使用武力,就沒有一個政府與之保持體面的交往」,「採用低聲下氣的請求,我們必將一無所獲;倘若我們希望同中國締結一項條約,就必須在刺刀尖下命令它這樣做,用大炮的口來增強辯論」。

隨他們之後的傳教士,同樣是無惡不作,終日忙於走私鴉片、巧取豪奪、充當間諜、收羅亡命等等。在列強侵略中華的過程中,洋傳教士們,一直扮演著極其惡劣的角色。

專說山東。

眾所周知,山東是孔孟故裡,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之都。

截止到1900年,山東全省,無處不是洋教士們的據點。他們把山東分為北境、南境、東境三個教區, 108個州縣中,有72個有基督教會的活動,「共大小(教堂)一千三百餘處,教士一百五十餘人,各洋人文牘、函電幾無日無之」。

山東原是受法國保護的天主教方濟各會的教區,德國在荷蘭史泰勒成立了聖言會。1879年派安治泰和福若瑟兩名教士來華傳教。19世紀80年代,安治泰獲得聖言會主教教職後,一方面,大量招致大批德籍教士來山東,另一方面,吸收山東的地痞流氓入教,擴大聖言會在山東的勢力。

安治泰通過德國使館,於1893年迫使清政府授予其三品頂戴,次年改授二品頂戴,在政治上與中國的總督、巡撫平行。

1896年,安治泰就慫恿德國瓜分中國。他「激烈地要求政府為教會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動」,為此,他利用一切機會收集情報、查勘地形、了解政情民情,提交給德國政府。

德皇威廉二世說

「在華的天主教會,無時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時常作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國的各項重要事情報告我。」

1897年,安治泰向德國政府「申說占領膠州是個重要關鍵的問題,不但有關在華教會的發展,而且有關教會的存亡」。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發生時,安治泰正在荷蘭史泰勒,他聞訊後立即來到柏林,要求德國外交部乘機奪取膠州灣,他說:「我們現在應該利用機會占據膠州,它對我們在各方面是個最好的、最能發展的據點」。他覲見德皇威廉二世,強調膠州灣有比上海更大的發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國在東亞取得屬地的機會。

安治泰的意見,促使威廉在11月底作出用武力奪取膠州灣的決定。安治泰在晉見德皇的同時,又寫信給德國外交部,擬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國政府賠償德國的條款三款:

1、賠償全部損失;

2、償還由此產生的一切支出;

3、建兩座教堂,而且每個教堂都應由中國皇帝題詞「敕建天主堂」。

安治泰功勞巨大,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嘉獎,巴伐利亞王室封給他貴族。

從此,德國強占膠州灣,山東有了德國大兵。

安治泰發現,山東成為德國勢力範圍後,山東人民反基督教的行為顯著增多。

洋教士、土教民,無不插手中國官場,干涉中國內政,這在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司空見慣,在山東更為突出。安治泰撈得二品頂戴後,命令山東各級地方官服從教堂指揮;傳教士則肆意欺壓人民。洋教士包攬詞訟,甚至私設刑庭;武城十二里莊、禹城韓莊等百餘座教堂公然購置槍炮,建立武裝。

信洋教者,即所謂「教民」,本來多是一些流氓地痞,在洋教士的支持下,平時,他們便橫行鄉裡。更有甚者,如山東省汶上縣教民,在洋教士指使下,在教堂裡私設公堂,欺壓良善:「聚百餘人捆縛平民,口稱拿獲紅拳會,擅送濟寧教堂,並有毆人勒索情事」。在處理教民案件時,地方官被迫「袒教抑民」。

極其惡劣的是,傳教士竟然強行:

1、「滅我聖教」。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孫17人和山東省舉人103人向朝廷呈文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數,闖入即墨縣文廟,破壞聖像四體,抉取先賢仲子雙眼,肆意踐踏。」大年初一那天,洋教士竟然率領一群流氓地痞的教民,搗毀了文廟,摧毀了孔子像!

2、攤派差役。各教堂儼然以官府自居,「片紙下鄉,中業傾產」,強迫當地百姓為教堂「義務勞動」。

3、擅自收稅。如,山東鄒縣西南鄉教堂的教士,竟然以官府自居,向當地過往的商賈,徵收高額的稅賦。

4、肆意掠奪。如,1861年,天主教教士江羅思,假造地契,在濟南霸占十三畝六分土地和民房三百多間,強修教堂。

5、欺行霸市。如,郯縣神山教堂,德國傳教士戈巴德和布恩溥勾結起來,囤積大批糧食,乘糧價高時牟取暴利。

6、放高利貸。如,滕縣美籍傳教士放高利貸給貧苦農民,進行剝削。

如此等等。

洋基督徒自認為很了解中國,以為養一群社會渣滓,便能魚肉中國百姓。其實,他們根本不了解中國。與奴性十足的歐洲人不一樣,中國百姓一旦忍無可忍,便會產生實際行動。

於是,山東鬧起了義和團。同樣的原因,中國好多地方也有了義和團。於是,有了義和團運動。

洋大人坐不住了,於是組織了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

八國聯軍雖然打了勝仗,但是,此後很久很久,洋教士們至死不敢回到曾經作惡的「教區」去傳教,那些王八蛋「教民」,更是不敢提著腦袋回歸故裡。

如今,某些人以信洋教為榮,儘管他的祖宗曾經是「拳民」。這,是另外的問題。

五、西洋人如何評價義和團

某些精神洋人—洋奴們以為,大罵義和團,能討得洋大人的喜歡。

果真如此嗎?

我們看看洋大人是如何看待義和團

德國《科倫報》1900年7月7日發表題為「我們的中國志願者」的文章,寫道:

我們的傳教士的熱情對於血腥的起義負有很大一部分責任。」

如果中國人想要派遣人來讓我們皈依孔夫子的學說的話,我們歐洲人又會做何感想。對於擁有歷時數千年的宗教的中國來說,今天問題是同樣的;他們在與曾經在1860年焚毀了頤和園的歐洲人進行交往的過程中,也在許多其他事務方面,並沒有看到什麼好事。

次日,《科倫報》又發表文章指出:

「定居在丹吉爾的著名美國人約翰·佩蒂凱利斯向《帕爾馬爾日報》報道了已被謀害的克林德先生有關傳教士的下列評論: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屬於較好階級的人都很少與傳教士交往。投靠外國人的儘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目的在於獲得外國人的保護,而為此他有時要繳納一點錢財。」

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全程參與者、沙俄外交官科羅斯托維茨的回憶錄《俄國在遠東》說:

義和團的產生及其迅速發展……老百姓對洋人的積憤主要是因傳教士的行為引起的,由於某些列強,特別是俄國在滿洲和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政策,使這種積憤在上世紀末更加強烈起來。外國人以戰略上、政治上的考慮以及以賠償為藉口,完全無視中國主權,以租借形式占領了中國的港口和大片領土。」

「他們(指英、法兩國駐北京公使)認為,發生這次事件的原因,與其說是由於中國人的仇恨心理,不如說是由於中國人的無知和歐洲人的過錯。」

著名的「中國通」、曾任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公知的洋祖師爺的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說:

 「引起民眾不滿的一個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後許多中國教徒所表現的傲慢的,甚至肆無忌憚的行為

據報道,有些中國教徒穿著西裝,坐著轎子招搖過市,因教堂事務而闖入衙門,或者利用他們和外國人的關係進行敲詐勒索和拒不納稅。特別令人憤憤的是,中國教徒普遍樂於依仗教會的支持和庇護,同非基督教徒的對手打官司。某些傳教士(主要是天主教傳教士)縱容、甚至鼓勵這種行為。因為他們能夠對衙門施加相當大的影響,使得有時做出偏袒基督教徒而壓制非基督教徒的、是非顛倒的裁決。

事情一發不可收拾到這種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紛紛攀附教會,這便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教徒和普通中國人之間的摩擦……由於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引起的疑懼和憤怒,清末反基督教的衝突極為普遍。從1860年至1900年這40年間,發生了需要通過最高外交途徑來處理的數百起重大事件或騷亂,至於地方上不難了結的案件則有數千起之多。」

《劍橋中國晚清史》承認,洋人的作惡,是導致義和團運動的根本原因:

「半個世紀的外國人的侮辱,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公使、領事和咄咄逼人的傳教士及商人,經常使他們想起中國的不幸。」

顯然,在洋大人看來:

    1、義和團是:品行端正、鐵骨錚錚的漢子

    2、信洋教的教民:儘是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為者

    既然如此,我們不難得出如下結論:

    當今罵義和團的人,就是新一代的為社會所遺棄者或者莠民,通俗地說,就是:社會渣滓。

    當然,這不妨礙洋人利用這些社會渣滓,和抗戰時期日本人豢養二鬼子一樣。

來源:生民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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