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裡唯一的年輕人龐麥郎：精神醫院把我的明星形象徹底破壞了

龐麥郎曾一度拒絕媒體對他家鄉的曝光，白曉解釋，“他會覺得公眾人物就應該有很好的生活、很好的家庭，但他下了舞臺一轉身，是一座大山，一個破舊的房屋。這是他在做自我保護，當然這跟他生在骨子裡的自卑是有關係的。”

龐麥郎還在寫歌，最新的一首叫《我在小河的岸邊》，他想寫一首慢歌，一首舒緩的歌，於是想起家門口的小河，潺潺地流，“從家門口一直流到天邊”。

在他的描述裡，天邊並不美好，沒有日出和日落，人們在那裡很孤獨。

從精神病康復醫院出院後，龐麥郎回到老家。這裡只有8戶人家，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只剩幾位老婆婆和老頭子。他成了這裡唯一的年輕人。

某種程度上看，這首歌像極他人生的隱喻，嚮往著遠方、天邊，卻無數次重返小河流過的故鄉。

治病

龐麥郎出院了，寧強縣精神病康復醫院的醫生建議父母把他接走，帶去更好的醫院檢查。那是5月13日，他在醫院住了兩個月十三天。

根據他的說法，在那裡每天吃兩次藥，每次三顆。白天裡，吃飯外的時間都要圍在一起轉圈圈。伙食也不好，只有包菜，包菜，和包菜。

“我本來沒病的，給我住得有病了。”龐麥郎說，“醫院怎麼能控制人呢？”“我堅決反抗。”反抗指的是，有且只有一次，他吃藥時趁醫生沒注意，把藥放進口袋裡。

在醫院裡，有人認出他，放了他的歌。他感到高興，但沒上去唱，他覺得場地不夠正規，“那裡沒有話筒”。

出院後的龐麥郎認為自己得了病，不是精神分裂症——他反覆強調自己沒有精神分裂症——而是服用精神類藥品之後的副作用。

在形容現在的身體狀況時，他用了一串擬聲詞：

肚子咕嚕咕嚕的，吃藥吃壞腸胃了，消化不好；胸腔的聲音是哐嗆哐嗆的，他在網上問過中醫，醫生說胸部的問題是由肚子的問題導致的，“胃反流”。他到鎮上買了腸胃相關的藥。

最嚴重的是耳鳴，左耳裡“嘶嘶”的聲音不斷，像電流流過。聲音不大，但無法忽略，“它完全影響了我的生活”，“頭痛，我夜裡有時睡不著”。

總之，對龐麥郎來說，這個細小的聲響成為他當下生活的最大阻礙。“精神醫院把我搞壞了，把我的明星形象徹底破壞了，所以現在我又重新起步，（有這個病）就更難了。”

一切都為治病讓步了。

出院一週後，父親帶他到西安治療耳鳴，也做精神相關的檢查。先後去了西安中心醫院、長安醫院、和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他在長安醫院住院一週，耳鳴情況緩解了一點，沒完全好。

他在西安市精神衛生中心的檢查結果顯示，心率變異分析的結果為，心率正常，抗壓能力良好，壓力指數一般，疲勞程度較高；陽性症狀量表測量結果總分44分，滿分170分，得分越高表明精神症狀越嚴重；抑鬱自評結果為無明顯抑鬱症狀；艾森克個性檢測結果顯示，無精神質傾向，l高分，掩飾性過高，對外界過分驚覺，不輕易暴露自己的想法，測驗效度低；症狀自評量表結果分析，無明顯心理問題，根據其他因子的得分，可能存在輕度的睡眠問題及食慾方面的問題。

又帶著耳鳴的症狀回到老家了。西藥不行，他尋求中藥幫助，在網上搜尋耳鳴，網頁裡隨機彈出一些專家及其聯絡方式。

他加了其中一個微信名為“耳鳴耳聾康復中心”的醫生，醫生自稱為老師，向他保證，一個療程兩千五百塊，可以根除病根。

龐麥郎猶豫了，他認為這個價格太貴。醫生髮來一大段話，反覆強調治療的必要，“等到耳鳴的頑固期，你花的就不是這點錢了”，“你這樣的患者我見多了，都是耽誤了最佳治療時間”，“不信你可以去查一下耳鳴帶來的後果有多嚴重”……

每天早上，龐麥郎都會收到他的問候——龐先生，今天身體怎樣，你考慮好了嗎？龐麥郎還是那個顧慮：價格太貴了。

十天後，深受耳鳴影響的龐麥郎考慮好了，轉去100定金，收到快遞後補完剩餘的尾款。

在給醫生的收貨資訊上，他沒寫龐麥郎，寫的是“龐明濤”——他原本的名字。

那是些和袋裝豆奶一樣包裝的棕色液體，味苦，難以下嚥，發貨地是山東濟南的某一酒店，藥方及成分不詳。

龐麥郎快把這個療程的藥喝完了，幾乎沒有效果。他把這些情況跟那位“醫生”反饋，又補充了自己肚子和胸部的不舒服。

醫生嗔怒，你怎麼之前沒跟我說你有這些毛病呢？並建議他再買一療程，所有的病都“藥到病除”。

龐麥郎還在猶豫，“價格能不能少點。”

安靜

從寧強縣城去往龐麥郎的老家代家壩鎮南沙河村。需要從大路轉小路，再轉更小的路，在盤山公路轉一個又一個彎，耗時約一小時。

這裡不通公交，來往只能包車或者拼車，每戶人家都存有幾位司機的電話。

鄉村青年龐明濤正是從這裡出發，從漢中到西安，再到北京。

2014年，他憑藉一首《我的滑板鞋》為人熟知，其自稱來自臺灣基隆，90後。謊言被戳穿，他與經紀公司鬧掰，落荒而逃。

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裡時，他有了經紀人白曉，要開始一場全國巡演。經紀人將他稱為中國版梵高，稱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像堂吉訶德和桑丘。巡演多在livehouse，時常入不敷出。於是他退掉在西安的房子，回到漢中老家，有演出時再出去。

再後來，2021年3月1日，他被送進寧強縣精神病康復醫院，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現在，他回到老家南沙河村。

村莊之所以叫南沙河，據說因為那裡位於河流下游，河裡有泥沙堆積。說是小河，看起來更像小溪，不寬亦不深，卵石裸露著。其中一側的河水稍深，水面泛著幽幽的藍，蜘蛛漂過。

龐麥郎說他的童年是幸福的，幸福圍繞這條小河展開。

小河就從他家門前流過，他在這裡學會了游泳、抓魚、打水漂；和夥伴們比賽，把石子扔進水裡，然後一頭紮下去，看誰先從河底找到。

現在，37歲的龐麥郎打起水漂，石子一路跳躍，濺起四五個漣漪。小河還是從前的小河，只是沒有了玩耍的孩子，龐麥郎成了村裡唯一的年輕人。

這裡只有8戶人家，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剩下幾個老婆婆和老頭子，包括一位70多歲的坐家女，一位耳朵不靈光的老太太。一位鄰居的女兒和龐麥郎曾是同學，女兒已經結了婚有了娃，不住在這裡。

龐家位於最邊上，陌生人去到那裡，需要躲過至少三隻狗的狂吠。動物的聲音——狗、貓、樹上的蟬和說不清是什麼的小蟲子——在這裡遠大過人的聲響。

仔細聽的話，能聽出蟬叫的層次，大片的嗡鳴裡，有那麼一兩隻的叫得格外響亮。風吹過，樹葉和農作物的枝幹搖動，簌簌的聲音像漣漪一般盪漾開，可以從聲音的遠近判斷風的方向，捕捉風經過的蹤跡。

在這樣的安靜裡，龐母劈柴和切菜的聲音變得尤為明顯。

龐麥郎的母親。圖/武漢晨報記者 覃鈺鈺

“去過鎮上嗎？要不要去鎮上？”龐麥郎問。

村裡沒有任何娛樂設施，他偶爾到大約一公里外的小賣部買東西；趕集的日子，也會坐包車到七公里外的鎮上。鎮上有什麼好玩的？“在鎮上，可以逛街，買東西”，他想著，繼續列舉，“可以買水果，買梨，買蘋果。”

儘管如此，龐麥郎認為他的生活並不無聊，他可以寫歌、看書、看電視。

說到寫歌，他的話多了起來，開啟手機展示最近作品。由於家裡沒有wifi，他寫歌都在手機備忘錄上，桌上的膝上型電腦落了灰，成了擺設。

最近的一首歌叫做《自由的我》，“寫神的”，他說。副歌部分的“你我自由高歌呼喊自由的神”要重複幾次，他比劃著動作，兩手握拳往上衝，像舉重，眼睛亮亮的。“我喜歡舞臺上的感覺”。

如果有神，會向他許什麼願望？龐麥郎回答，“希望讓我創作出更多的作品。”“不要更好的作品嗎？”“那就希望能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錯位

龐麥郎直到入院之前，凡是出門都會戴上帽子，那是他作為公眾人物在穿著打扮上的自覺。

出院後，這位南沙河村的青年比之前胖了一些，穿著白色T恤，踩著一雙豁了口的紅色皮鞋，褲子起了線頭。他沒戴帽子，也不打算戴上。

從2008年到現在的帽子都擺在桌子上了，整整齊齊，共有五頂。紅色那頂最常見，寫著“困獸”；另一隻黑色的寫著be yourself（做自己）和brave（勇敢）。他把“困獸”和“勇敢”拿過來，用力拍走上邊的灰。

同樣落灰的還有牆角那把藍色吉他，絃斷了，不過影響不大。他不會彈琴，每次都是隨機發揮、做做樣子。區別在於，到了副歌部分，會把琴絃撥動得快一些。

龐麥郎沒有學習過演奏、編曲等知識，也從沒打算學。他認為這沒有必要。

“音樂是靠天賦，不是靠學出來的”。

“寫歌是靠靈感，沒有靈感再怎麼寫都寫不出來，就像我小時候寫歌，怎麼想都想不出來，那時候一點天賦都沒有。”

“我都是靠天賦，努力只會給你經濟上的支援。多多演出這個算努力，（能讓我）有錢來做音樂，這只是一個外加的支援。”

七年前的那場爆紅讓他篤信自己擁有過人天賦。“如果沒有天賦的話，我過去怎麼會起來？”他不認為那是運氣使然，“運氣是偶爾的，天賦是永久的……我都是靠天賦，沒有靠學習，我從來沒有上過音樂學院，也沒上過什麼正規的（輔導機構）。”

走紅初期，一家遊戲公司曾以25萬的價格買下他的歌曲，他在雲南租下一套別墅。現在想來，是有點奢侈了，“沒有人跟我說不要住那麼貴的，要是有人跟我說就好了……我都是一個人，一個人走過來。”儘管如此，他相信自己還能東山再起，因為他有天賦。

他自況梵高，那個瘋狂的天才，他最早從經紀人白曉那裡聽到梵高其人其事。

白曉曾說，“我把龐麥郎喻為中國的梵高，我自認為是可以的。他是一個藝術家，他在精神分裂的情況下做出了一些很優秀的作品，往往他恢復正常的時候，他又不願意把這些東西給大家看。”

龐麥郎部分接受了這個說法，“我和他還是有區別，區別就在於，我的藝術比較現代。”

所以，當代梵高為何還沒有翻紅？龐麥郎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製作。”

龐麥郎在翻閱梵高的畫集。圖/武漢晨報記者 覃鈺鈺

那是7月14日的下午，天氣悶熱，寧強縣上方醞釀著暴雨，厚厚的雲層自東南方向席捲而來，天色陰沉。

屋裡太熱，龐家沒有電扇，更遑論空調，一家三口搬過板凳到屋外吹風。他們在等待這場雨的到來，唸叨著，下過雨就涼快了。

大雨降至，狂風捲起細小的樹葉，龐麥郎坐在凳子上，述說著自己對天賦的認識，語速很快，言之鑿鑿。

當被問到這是對應媒體的措辭還是真心認為的時候，他回答，“真心這麼覺得，有什麼問題？”

龐麥郎對自身的認識和外界對他的認識似乎總是存在錯位。

那首成名之作《滑板鞋》，講的是他自己的故事，南沙河村的青年遍尋漢中，終於找到那雙想象中的滑板鞋，他興奮地在月光下跳舞，鞋子與地面摩擦，影子似魔鬼的步伐。他“最時尚”，他“充滿了力量”，他什麼都不怕。

人們被其中的樸素和真誠打動，從那個懷揣著渴望的小人物身上獲得共鳴。包括小鎮青年出身的導演賈樟柯，他說，“‘時間，時間，會給我答案’，多準確的孤獨啊。”

而在龐麥郎心裡，他認為這首歌之所以走紅，在於“它很現代，很搖滾，很時尚。”

雨終於落下了，豆大的雨滴砸在地面上，一家人回到屋裡。

龐麥郎突然想到了什麼，“你說我這輩子有沒有後悔的事情，我就後悔這麼一個，就是我沒有上高中，沒有上公立的大學。”

他說自己曾經因為沒考上一中，只考上二中就不讀了，要是上了高中，學習一些知識，哪怕最後沒能考上大學，一切都還可能不一樣。

在小河的岸邊

龐麥郎盡力表現出善意和周到，不停盛飯、夾菜。

午飯是一盤糖漬番茄和一碟拍黃瓜。吃飯是在茶几上，一塊黃瓜掉了，他主動撿起來扔掉。家裡沒有垃圾桶，他捏著那塊黃瓜徑直走向門外，扔進田裡。

飯畢，他拿來抹布擦桌子。一塊汙漬怎麼擦也擦不掉，他直直盯著，擦了又擦，最後上手摳下來。

這是龐麥郎的家，三間民房，一間豬圈。房子在汶川地震後開始漏水。牆壁上的汙漬東一片、西一塊，水泥地上總是積著土。

龐媽媽說因為這個事情他發過火，“家裡沒有裝修，房子破，不好找媳婦。”

龐麥郎曾一度拒絕媒體對他家鄉的曝光，白曉解釋，“他會覺得公眾人物就應該有很好的生活、很好的家庭，但他下了舞臺一轉身，是一座大山，一個破舊的房屋。這是他在做自我保護，當然這跟他生在骨子裡的自卑是有關係的。”

父親龐德懷63歲，還在下地幹活，天氣太熱，他隔一段時間就得回來坐一坐。最近種了些銀杏樹，忙著照顧，樹葉一斤能賣一塊錢。

龐麥郎的父親在摘銀杏樹葉，一斤能買一塊錢 /覃鈺鈺攝

“去西安，都是我花錢啊。”龐父笑得很無奈，嘴裡牙幾乎都掉了。

他曾經在工地上做泥水匠，一個月三四千塊。由於年紀太大，去年起這樣的工作也找不到了。

在龐德懷眼裡，兒子曾是好孩子，話多，勤快。

直到2008年，走紅後的他像變了個人，“懶了”，回家再也不下地了。這次出院後情況稍有好轉，“講話多了，但還是懶。”

他操心著兒子的將來，他打心底裡是不同意兒子做音樂的，“要是平常的打工，哪有這些事？”但事已至此，還能怎樣。

他說不清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我說的話他不聽啊”。

龐麥郎卻不急不慢，家裡有地，大不了回來種地嘛。當然，這是最保底的方式。

他從沒想過不做音樂，過回普通人的日子，“這麼好的事業你不幹，用我們農村的話說成敗家子了。”至於有沒有可能一邊打工一邊寫歌，龐麥郎說，“我上這一份班就已經夠累了，還要再上一份？”

他還在寫歌。最新的一首歌叫《我在小河的岸邊》，他想寫一首慢歌，一首舒緩的歌，於是想起家門口的小河，潺潺地流，“從家門口一直流到天邊”。

在一個日頭熱烈的午後，龐麥郎在波光粼粼的小河邊，踩著河道里裸露的石頭，唱起這首歌。

在天邊有一條美麗的小河

人們在那都很遙遠

在河的下游划著小船

人們在那都很孤單

……

回去聽錄音時，背景裡都是河水沖刷和夏蟬嗡鳴的聲音。

龐麥郎說，他寫的是家鄉的小河，也是天邊的小河，“要寫天邊，越遠越好。太遠了，看不到日出，看不到日落。寫一條與眾不同的小河，別開生面的小河，孤獨的小河。”

那你想到天的盡頭去看一看嗎？記者問。“想去，太遠了。臺灣算遠嗎？”他去過臺灣，那個稱之為希望那是我未來的祖籍的地方，“臺灣就像看不見日出日落，太熱了，只感覺到熱，看不見太陽。”

聽起來一點也不美好啊。“是啊，天邊是不美好的，可是小河是美好的。”

武漢晨報記者覃鈺鈺陝西漢中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