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邨裡唯一的年輕人龐麥郎:精神醫院把我的明星形象徹底破壞了

龐麥郎

在他的描述裡,天邊並不美好,沒有日出和日落,人們在那裡很孤獨。

從精神病康複醫院出院後,龐麥郎回到老家。這裡只有8戶人家,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只剩幾位老婆婆和老頭子。他成了這裡唯一的年輕人。

某種程度上看,這首歌像極他人生的隱喻,向往著遠方、天邊,卻無數次重返小河流過的故鄉。

治病

龐麥郎出院了,寧強縣精神病康複醫院的醫生建議父母把他接走,帶去更好的醫院檢查。那是5月13日,他在醫院住了兩個月十三天。

根據他的說法,在那裡每天吃兩次藥,每次三顆。白天裡,吃飯外的時間都要圍在一起轉圈圈。夥食也不好,只有包菜,包菜,和包菜。

「我本來沒病的,給我住得有病了。」龐麥郎說,「醫院怎麼能控制人呢?」「我堅決反抗。」反抗指的是,有且只有一次,他吃藥時趁醫生沒註意,把藥放進口袋裡。

在醫院裡,有人認出他,放了他的歌。他感到高興,但沒上去唱,他覺得場地不夠正規,「那裡沒有話筒」。

出院後的龐麥郎認為自己得了病,不是精神分裂癥——他反複強調自己沒有精神分裂癥——而是服用精神類藥品之後的副作用。

在形容現在的身體狀況時,他用了一串擬聲詞:

肚子咕嚕咕嚕的,吃藥吃壞腸胃了,消化不好;胸腔的聲音是哐嗆哐嗆的,他在網上問過中醫,醫生說胸部的問題是由肚子的問題導致的,「胃反流」。他到鎮上買了腸胃相關的藥。

最嚴重的是耳鳴,左耳裡「嘶嘶」的聲音不斷,像電流流過。聲音不大,但無法忽略,「它完全影嚮了我的生活」,「頭痛,我夜裡有時睡不著」。

總之,對龐麥郎來說,這個細小的聲嚮成為他當下生活的最大阻礙。「精神醫院把我搞壞了,把我的明星形象徹底破壞了,所以現在我又重新起步,(有這個病)就更難了。」

一切都為治病讓步了。

出院一周後,父親帶他到西安治療耳鳴,也做精神相關的檢查。先後去了西安中心醫院、長安醫院、和西安市精神衞生中心。他在長安醫院住院一周,耳鳴情況緩解了一點,沒完全好。

他在西安市精神衞生中心的檢查結果顯示,心率變異分析的結果為,心率正常,抗壓能力良好,壓力指數一般,疲勞程度較高;陽性癥狀量表測量結果總分44分,滿分170分,得分越高表明精神癥狀越嚴重;抑鬱自評結果為無明顯抑鬱癥狀;艾森克個性檢測結果顯示,無精神質傾向,l高分,掩飾性過高,對外界過分驚覺,不輕易暴露自己的想法,測驗效度低;癥狀自評量表結果分析,無明顯心理問題,根據其他因子的得分,可能存在輕度的睡眠問題及食欲方面的問題。

又帶著耳鳴的癥狀回到老家了。西藥不行,他尋求中藥幫助,在網上搜尋耳鳴,網頁裡隨機彈出一些專家及其聯繫方式。

他加了其中一個微信名為「耳鳴耳聾康複中心」的醫生,醫生自稱為老師,向他保證,一個療程兩千五百塊,可以根除病根。

龐麥郎猶豫了,他認為這個價格太貴。醫生發來一大段話,反複強調治療的必要,「等到耳鳴的頑固期,你花的就不是這點錢了」,「你這樣的患者我見多了,都是耽誤了最佳治療時間」,「不信你可以去查一下耳鳴帶來的後果有多嚴重」……

每天早上,龐麥郎都會收到他的問候——龐先生,今天身體怎樣,你考慮好了嗎?龐麥郎還是那個顧慮:價格太貴了。

十天後,深受耳鳴影嚮的龐麥郎考慮好了,轉去100定金,收到快遞後補完剩餘的尾款。

在給醫生的收貨資訊上,他沒寫龐麥郎,寫的是「龐明濤」——他原本的名字。

那是些和袋裝豆奶一樣包裝的棕色液體,味苦,難以下咽,發貨地是山東濟南的某一酒店,藥方及成分不詳。

龐麥郎快把這個療程的藥喝完了,幾乎沒有效果。他把這些情況跟那位「醫生」反饋,又補充了自己肚子和胸部的不舒服。

醫生嗔怒,你怎麼之前沒跟我說你有這些毛病呢?並建議他再買一療程,所有的病都「藥到病除」。

龐麥郎還在猶豫,「價格能不能少點。」

安靜

從寧強縣城去往龐麥郎的老家代家壩鎮南沙河邨。需要從大路轉小路,再轉更小的路,在盤山公路轉一個又一個彎,耗時約一小時。

這裡不通公交,來往只能包車或者拼車,每戶人家都存有幾位司機的電話。

鄉邨青年龐明濤正是從這裡出發,從漢中到西安,再到北京。

2014年,他憑借一首《我的滑板鞋》為人熟知,其自稱來自臺灣基隆,90後。謊言被戳穿,他與經紀公司鬧掰,落荒而逃。

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裡時,他有了經紀人白曉,要開始一場全國巡演。經紀人將他稱為中國版梵高,稱他們之間的關系就像堂吉訶德和桑丘。巡演多在livehouse,時常入不敷出。於是他退掉在西安的房子,回到漢中老家,有演出時再出去。

再後來,2021年3月1日,他被送進寧強縣精神病康複醫院,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現在,他回到老家南沙河邨。

邨莊之所以叫南沙河,據說因為那裡位於河流下游,河裡有泥沙堆積。說是小河,看起來更像小溪,不寬亦不深,卵石裸露著。其中一側的河水稍深,水面泛著幽幽的藍,蜘蛛漂過。

龐麥郎說他的童年是幸福的,幸福圍繞這條小河展開。

小河就從他家門前流過,他在這裡學會了游泳、抓魚、打水漂;和夥伴們比賽,把石子扔進水裡,然後一頭紮下去,看誰先從河底找到。

現在,37歲的龐麥郎打起水漂,石子一路跳躍,濺起四五個漣漪。小河還是從前的小河,只是沒有了玩耍的孩子,龐麥郎成了邨裡唯一的年輕人。

這裡只有8戶人家,能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剩下幾個老婆婆和老頭子,包括一位70多歲的坐家女,一位耳朵不靈光的老太太。一位鄰居的女兒和龐麥郎曾是同學,女兒已經結了婚有了娃,不住在這裡。

龐家位於最邊上,陌生人去到那裡,需要躲過至少三只狗的狂吠。動物的聲音——狗、貓、樹上的蟬和說不清是甚麼的小蟲子——在這裡遠大過人的聲嚮。

仔細聽的話,能聽出蟬叫的層次,大片的嗡鳴裡,有那麼一兩只的叫得格外嚮亮。風吹過,樹葉和農作物的枝幹搖動,簌簌的聲音像漣漪一般蕩漾開,可以從聲音的遠近判斷風的方向,捕捉風經過的蹤跡。

在這樣的安靜裡,龐母劈柴和切菜的聲音變得尤為明顯。

龐麥郎的母親。圖/武漢晨報記者 覃鈺鈺

「去過鎮上嗎?要不要去鎮上?」龐麥郎問。

邨裡沒有任何娛樂設施,他偶爾到大約一公裡外的小賣部買東西;趕集的日子,也會坐包車到七公裡外的鎮上。鎮上有甚麼好玩的?「在鎮上,可以逛街,買東西」,他想著,繼續列舉,「可以買水果,買梨,買蘋果。」

盡管如此,龐麥郎認為他的生活並不無聊,他可以寫歌、看書、看電視。

說到寫歌,他的話多了起來,打開行動電話展示最近作品。由於家裡沒有wifi,他寫歌都在行動電話備忘錄上,桌上的筆記型電腦落了灰,成了擺設。

最近的一首歌叫做《自由的我》,「寫神的」,他說。副歌部分的「你我自由高歌呼喊自由的神」要重複幾次,他比劃著動作,兩手握拳往上沖,像舉重,眼睛亮亮的。「我喜歡舞臺上的感覺」。

如果有神,會向他許甚麼願望?龐麥郎回答,「希望讓我創作出更多的作品。」「不要更好的作品嗎?」「那就希望能創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錯位

龐麥郎直到入院之前,凡是出門都會戴上帽子,那是他作為公眾人物在穿著打扮上的自覺。

出院後,這位南沙河邨的青年比之前胖了一些,穿著白色T恤,踩著一雙豁了口的紅色皮鞋,褲子起了線頭。他沒戴帽子,也不打算戴上。

從2008年到現在的帽子都擺在桌子上了,整整齊齊,共有五頂。紅色那頂最常見,寫著「困獸」;另一只黑色的寫著be yourself(做自己)和brave(勇敢)。他把「困獸」和「勇敢」拿過來,用力拍走上邊的灰。

同樣落灰的還有牆角那把藍色吉他,弦斷了,不過影嚮不大。他不會彈琴,每次都是隨機發揮、做做樣子。區別在於,到了副歌部分,會把琴弦撥動得快一些。

龐麥郎沒有學習過演奏、編曲等知識,也從沒打算學。他認為這沒有必要。

「音樂是靠天賦,不是靠學出來的」。

「寫歌是靠靈感,沒有靈感再怎麼寫都寫不出來,就像我小時候寫歌,怎麼想都想不出來,那時候一點天賦都沒有。」

「我都是靠天賦,努力只會給你經濟上的支持。多多演出這個算努力,(能讓我)有錢來做音樂,這只是一個外加的支持。」

七年前的那場爆紅讓他篤信自己擁有過人天賦。「如果沒有天賦的話,我過去怎麼會起來?」他不認為那是運氣使然,「運氣是偶爾的,天賦是永久的……我都是靠天賦,沒有靠學習,我從來沒有上過音樂學院,也沒上過甚麼正規的(輔導機構)。」

走紅初期,一家游戲公司曾以25萬的價格買下他的歌曲,他在雲南租下一套別墅。現在想來,是有點奢侈了,「沒有人跟我說不要住那麼貴的,要是有人跟我說就好了……我都是一個人,一個人走過來。」盡管如此,他相信自己還能東山再起,因為他有天賦。

他自況梵高,那個瘋狂的天才,他最早從經紀人白曉那裡聽到梵高其人其事。

白曉曾說,「我把龐麥郎喻為中國的梵高,我自認為是可以的。他是一個藝術家,他在精神分裂的情況下做出了一些很優秀的作品,往往他恢複正常的時候,他又不願意把這些東西給大家看。」

龐麥郎部分接受了這個說法,「我和他還是有區別,區別就在於,我的藝術比較現代。」

所以,當代梵高為何還沒有翻紅?龐麥郎說,「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制作。」

龐麥郎在翻閱梵高的畫集。圖/武漢晨報記者 覃鈺鈺

那是7月14日的下午,天氣悶熱,寧強縣上方醞釀著暴雨,厚厚的雲層自東南方向席卷而來,天色陰沉。

屋裡太熱,龐家沒有電扇,更遑論空調,一家三口搬過板凳到屋外吹風。他們在等待這場雨的到來,念叨著,下過雨就涼快了。

大雨降至,狂風卷起細小的樹葉,龐麥郎坐在凳子上,述說著自己對天賦的認識,語速很快,言之鑿鑿。

當被問到這是對應媒體的措辭還是真心認為的時候,他回答,「真心這麼覺得,有甚麼問題?」

龐麥郎對自身的認識和外界對他的認識似乎總是存在錯位。

那首成名之作《滑板鞋》,講的是他自己的故事,南沙河邨的青年遍尋漢中,終於找到那雙想象中的滑板鞋,他興奮地在月光下跳舞,鞋子與地面摩擦,影子似魔鬼的步伐。他「最時尚」,他「充滿了力量」,他甚麼都不怕。

人們被其中的樸素和真誠打動,從那個懷揣著渴望的小人物身上獲得共鳴。包括小鎮青年出身的導演賈樟柯,他說,「『時間,時間,會給我答案』,多準確的孤獨啊。」

而在龐麥郎心裡,他認為這首歌之所以走紅,在於「它很現代,很搖滾,很時尚。」

雨終於落下了,豆大的雨滴砸在地面上,一家人回到屋裡。

龐麥郎突然想到了甚麼,「你說我這輩子有沒有後悔的事情,我就後悔這麼一個,就是我沒有上高中,沒有上公立的大學。」

他說自己曾經因為沒考上一中,只考上二中就不讀了,要是上了高中,學習一些知識,哪怕最後沒能考上大學,一切都還可能不一樣。

在小河的岸邊

龐麥郎家門口。圖 /武漢晨報記者 覃鈺鈺

龐麥郎盡力表現出善意和周到,不停盛飯、夾菜。

午飯是一盤糖漬番茄和一碟拍黃瓜。吃飯是在茶幾上,一塊黃瓜掉了,他主動撿起來扔掉。家裡沒有垃圾桶,他捏著那塊黃瓜徑直走向門外,扔進田裡。

飯畢,他拿來抹布擦桌子。一塊污漬怎麼擦也擦不掉,他直直盯著,擦了又擦,最後上手摳下來。

這是龐麥郎的家,三間民房,一間豬圈。房子在汶川地震後開始漏水。牆壁上的污漬東一片、西一塊,水泥地上總是積著土。

龐媽媽說因為這個事情他發過火,「家裡沒有裝修,房子破,不好找媳婦。」

龐麥郎曾一度拒絕媒體對他家鄉的曝光,白曉解釋,「他會覺得公眾人物就應該有很好的生活、很好的家庭,但他下了舞臺一轉身,是一座大山,一個破舊的房屋。這是他在做自我保護,當然這跟他生在骨子裡的自卑是有關系的。」

父親龐德懷63歲,還在下地幹活,天氣太熱,他隔一段時間就得回來坐一坐。最近種了些銀杏樹,忙著照顧,樹葉一斤能賣一塊錢。

龐麥郎的父親在摘銀杏樹葉,一斤能買一塊錢 /覃鈺鈺攝

「去西安,都是我花錢啊。」龐父笑得很無奈,嘴裡牙幾乎都掉了。

他曾經在工地上做泥水匠,一個月三四千塊。由於年紀太大,去年起這樣的工作也找不到了。

在龐德懷眼裡,兒子曾是好孩子,話多,勤快。

直到2008年,走紅後的他像變了個人,「懶了」,回家再也不下地了。這次出院後情況稍有好轉,「講話多了,但還是懶。」

他操心著兒子的將來,他打心底裡是不同意兒子做音樂的,「要是平常的打工,哪有這些事?」但事已至此,還能怎樣。

他說不清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我說的話他不聽啊」。

龐麥郎卻不急不慢,家裡有地,大不了回來種地嘛。當然,這是最保底的方式。

他從沒想過不做音樂,過回普通人的日子,「這麼好的事業你不幹,用我們農邨的話說成敗家子了。」至於有沒有可能一邊打工一邊寫歌,龐麥郎說,「我上這一份班就已經夠累了,還要再上一份?」

他還在寫歌。最新的一首歌叫《我在小河的岸邊》,他想寫一首慢歌,一首舒緩的歌,於是想起家門口的小河,潺潺地流,「從家門口一直流到天邊」。

在一個日頭熱烈的午後,龐麥郎在波光粼粼的小河邊,踩著河道裡裸露的石頭,唱起這首歌。

在天邊有一條美麗的小河

人們在那都很遙遠

在河的下游劃著小船

人們在那都很孤單

……

回去聽錄音時,背景裡都是河水沖刷和夏蟬嗡鳴的聲音。

龐麥郎說,他寫的是家鄉的小河,也是天邊的小河,「要寫天邊,越遠越好。太遠了,看不到日出,看不到日落。寫一條與眾不同的小河,別開生面的小河,孤獨的小河。」

那你想到天的盡頭去看一看嗎?記者問。「想去,太遠了。臺灣算遠嗎?」他去過臺灣,那個稱之為希望那是我未來的祖籍的地方,「臺灣就像看不見日出日落,太熱了,只感覺到熱,看不見太陽。」

聽起來一點也不美好啊。「是啊,天邊是不美好的,可是小河是美好的。」

武漢晨報記者覃鈺鈺陝西漢中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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