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宋朝

清明上河圖

文:吳鉤

【政府歲入】

兩宋的財政歲入,基本上都保持一億(貫石匹兩)以上。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數字是11600萬(貫石匹兩)——這個數目並不是北宋歲入的最高額,卻已是唐代最高歲入的一倍;其中貨幣性歲入為6000萬貫以上,比重超過了50%。

作為對比,明末在田賦中加派「三餉」,又派出稅監礦使,四處搜刮工商稅,搞得天怒人怨,歲入也不過增加了2000萬兩(其中稅監搜刮的工商稅每年只有四五十萬兩)。

【財稅結構】

宋朝的財政收入中,從宋真宗朝開始,來自工商稅與征榷的收入超過了農業稅,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

作為對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2680萬石,占全部稅收的75%。隆慶朝與萬曆朝前期(1570—1590),國家的雜色歲入(含商稅、海外貿易抽稅、鹽課、輕齎銀、役與土貢折色等)約370萬兩白銀,這個數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頭。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銀(農業稅)占全部歲入的70%以上,關稅與鹽課的比重不足30%。

【外貿收入】

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億貫的財政收入中,來自市舶的收入(包括進口商品抽稅、進口香藥專營利潤)最高貢獻了340萬貫,大約占3.4%。年進出口總額接近3800萬貫。

作為對比,晚明的隆慶開關,只是開放一個月港,海關抽解每年不過區區二三萬兩銀,跟宋王朝整個海岸線都對外開放、每年抽稅以百萬貫計的格局不可相提並論。

【鐵產量】

按日本學者吉田光邦的估計,北宋的鐵年產量為3.5~4萬噸,美國學者郝若貝則相信有7.5~15萬噸,國內學者葛金芳也認為宋代一年用鐵約在15萬噸上下。

作為對比,到18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歐洲部分)的鐵總產量才有14.5~18萬噸。

【貨幣發行量】

北宋的最高年鑄幣量則是570萬貫,這還不包括鐵幣與紙幣的發行,平常年份都維持100萬貫至300萬貫之間。

作為對比,唐代的最高年鑄幣量為33萬貫,通常年份只是維持10萬貫左右。而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

【城市人口】

北宋東京有26萬戶,以每戶6人計算(這是保守的估計),26萬戶即有156萬人之眾。另按趙岡先生在《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中的推算,如果計入郊區的人口,南宋臨安的總人口「應有250萬左右」。

作為對比,宋代那時候,倫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歐城市,人口不過10萬,被歐洲人稱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馬士革,人口也不過50萬,相當於唐代的長安。今日開封市的市區人口,也才80多萬。

【城市化率】

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如果以1億人口計算,即有超過2000萬的宋朝人成為城市居民。南宋時達到22.4%。如果據斯波義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時期的城市化率可能達到30%。

作為對比,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約為7%,民國時才升至10%左右。

【農業產量】

葛金芳教授認為,宋代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食在4000斤上下,跟1984年每個勞動力產糧4379斤的水平大致相當。另據宋史學者方健的推算,在江南,每個農戶可以養活2.35個五口之家,糧食商品率達40%。當時民間有諺:「蘇湖熟,天下足。」

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畝產約有二三石(米),低產時也有一石,最高時畝產量可達六七石(谷),這個產量差不多是戰國時期的5倍、唐代的3倍。

【勞動力報酬】

不管是當傭工,還是在城市做點小生意,一名宋代底層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這個水平線上下浮動。

這個收入水平相當於明朝一位知縣的月俸。另據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考述》的統計,明代城市傭工的日工價以30文為常價,農村傭工則以20多文為常價。到清代時,日工價才回升到50~70文。換言之,一名宋代傭工的收入,相當於一名明代傭工加一名清代傭工的收入。

【人均收入】

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提出:「在960~1280年間,儘管中國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後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著此水平。歐洲在960~1280年間,人口增加了70%,人均國內總值則從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說,宋代的經濟與生活水平,不但在縱向上優於其他時代,而且在橫向上遙遙領先於同時代的歐洲。

另據香港科技大學劉光臨先生的估算:宋朝人均國民收入為7.5兩白銀。這個水平超過了被認為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晚明(晚明人均國民收入才2.88兩)與所謂的大清「康雍乾」盛世(人均6.45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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