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自述:被一陣風改變的人生

倪匡
被一陣風改變的人生
口述:倪匡撰文:陳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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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

 

華東人民革大 命運的契機

我到華東人民革大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那一年(1951年)我16歲都不到,讀高中,有一次逃課在馬路上亂逛,走過外百渡橋的時候,剛好有一陣風吹來,把牆上布告的一角吹了起來,遮住了另外一角,看不到布告的內容了。如果沒有風吹著,我根本不會看那個布告,誰管他甚麼內容呢,可是風偏偏把布告吹了起來,我偏偏又有好奇心,就走上去把布告揭開來看。

一看,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在招生,最後一天,招生處就在附近不遠的地方。反正也沒事,就走過去看看。結果就報了名。當時要求報名的人要年滿17歲,可是也沒有人管你,他們問我念到哪裡,我說初中畢業,他們說好,那你來吧。就這樣,我被送到蘇州去受訓三個月,三個月之後就分配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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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倪匡

還沒有畢業,就去參加了抓反革命。當時我們是跟著公安部出去走走,看看門而已。我記得一個晚上在蘇州就抓了很多人。我們很迷惑:怎麼那麼多的反革命?後來了解到,鎮壓反革命的活動先是在上海展開,很多人從上海跑到了蘇州。這是1951年第一次鎮壓反革命的時候。後來槍斃反革命,我們跑去看,小孩子看到那種場面,回來吃不下飯。

接下來就是土改鬥地主,鬥爭地主的時候,說我同情地主。怎麼回事呢?當時讓我寫一個布告,公示判處死刑,寫判處死刑理由的時候我問寫甚麼,領導告訴我寫地主。我說地主不構成死刑理由。領導說:讓你寫你就寫,囉嗦甚麼!後來我寫的第一個關於衞斯理的小說,就把這段經歷寫了進去。

內蒙古歲月 不屈的靈魂

在革大受訓完後,還有另外一段故事,才去了內蒙古。

在內蒙古,因為大雪阻路,煤運不進去,天寒地凍,很多人都凍死了。我拆了一個搖搖欲墜的木橋當柴火,我想河水已經凍到底了,要化凍至少也要到六月,那時我砍一些樹再搭好就是了。我以為我在挽救同志生命,結果被冠上了「破壞交通」的罪名,「破壞交通」是現行反革命,很大的罪。我被關在一間周圍沒有人煙的小房子裡,門也是透風的,裡面只有一個炕,每天晚上,狼就圍著小房子,嗷嗷地叫,狼叫聲真是可怕。這小房子以前不知道做甚麼的,我壘了爐灶。當然沒有煤,要自己收集幹草,不然零下三十度的嚴寒,要死掉的。他們每兩個星期給我送一次吃的,第一次給我送來一塊很大的「花崗石」,我問:「這是甚麼?」送東西的人答:「豆腐。」好家夥,豆腐要拿斧頭砍著吃。幸好那時候年輕。

我是騎馬離開我所在的單位的,當時我的單位要組織一個法庭審判我,所以我要逃走。一個朋友給我偷了一匹馬,朋友告訴我:騎著馬一直往北走。我說,往北走不是蒙古游牧部落嗎?朋友說:就是要去游牧部落呀,他們一定會收留你的。到了那裡,你學蒙古話,過兩年,改個蒙古名字,你就變成蒙古人了,娶個蒙古姑娘更好。那時候你就可以大搖大擺地出來,不會再有人管你。我就騎著馬一直往北走,當時是五月中旬的樣子,抬起頭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北鬥星,就像現在這個時候。從九點鐘走到十一點鐘,忽然天陰了,下了一場大雪,東南西北再也無法分辨,只好隨著馬亂走。大概走了幾十裡路,天快亮的時候,走到了一個小火車站,正好有一輛火車開來,我也不知道火車是朝南還是朝北,就上去了。沒有目的地,只想趕快離開就好了。

上了火車,沒有地方可去。一想,大哥在鞍山,不如到鞍山好了。到了鞍山,在那裡報了一個臨時戶口,我在鞍鋼做了兩個月的小工。每個月的工資也不低,有四十多塊人民幣。那時候舊幣已經改成新幣,是第一套新人民幣。

身邊有了一點錢,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就想到上海看看再說。因為父母在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在那時就已經想到了最終目的地是要到香港來。

初到香港 文壇露崢嶸

初到香港的時候,甚麼活都幹過。我喜歡看書,那時我跟身邊的人說香港報紙上的那些小說我也會寫,他們都不相信。結果我花了一個下午,寫了一篇一萬字的小說,投稿到《工商日報》。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寫的那篇小說,十月份發表出來。文章登出來,通知我去拿稿費,我以為只有十塊八塊的,結果給了我九十塊錢。報館的人跟我講:「你的文章有一萬字,但是我們刪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塊錢,滿意不滿意?」我當然滿意極了,問他們這樣的文章還要不要,他們說需要,讓我繼續寫。我才覺得原來寫東西也可以作為謀生的手段。寫一篇那樣的文章,太容易了!

後來我就到處去投稿,從我第一次投稿到現在為止,沒有被人家退過稿。

寫到後來,有家報館的社長找到我,他說:「你不如來我們報館幫忙好了。」我說:「好啊。我反正沒有事情做。」那時候的報館很簡單,總共五六個人,一個社長,一個採訪部主任,旁邊就是字房。我問社長:「我做甚麼?」他說:「甚麼都幹,叫你幹甚麼你就幹甚麼好了。」比如說採訪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給他買;字房裡說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評,我馬上就要寫三百字的影評,盡管電影連看過都沒有看過;甚至社長出去應酬,要六百字的社論,我也要馬上寫六百字的社論。報館一個月給我一百一十塊錢,可以生活了。那時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個月要靠借高利貸生活。我看不過眼,當時我半個月發一次薪水,55塊錢。我就跟字房工人說:「你們真是要借的話,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們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們還。」我離開香港十幾年,前年回來,走在大街上有人看見我了就擁抱,一報名字才記得是當時報館字房的工人。

當時臺灣有個很出名的作家,叫司馬翎,在我任職的那家報館,連載武俠小說,寫著寫著,稿子不來了。我就跟社長說:「這種小說,老實講我寫出來比他好。」社長不相信,我就說:「先續下去再說,因為他的稿子可能會來的。」續了兩個星期,不僅沒有人看出來,而且讀者的反應好得不得了。後來司馬翎來了,還大發脾氣:「誰敢續我的小說?」我說:「誰敢啊我敢。」司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來歲,他看了我續的內容,笑著跟我說:「續得很不錯。」我說:「豈止很不錯,簡直是寫得比你好!」司馬翎氣得要死。

後來他不寫了,社長說幹脆你開一篇新的好了。我就開始寫,三塊錢一千字,一天兩千字。簡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麼容易的事,半個小時都不用!

巔峰 與金庸過招,為張徹編劇

這篇小說發出來之後,一個月內有四家報館找到我,要我給他們寫武俠小說。金庸差不多就是在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讓我給《明報》寫。他給我十塊錢一千字,每天寫兩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塊錢的稿費,這是我第一次拿到一張五百塊面額的鈔票。我和老婆拿著那張大鈔笑了半天,商量著怎麼辦。我老婆要把它存起來,可是我卻想把它花掉。當時在香港,我和我老婆兩個人去飯店,五塊錢,可以要三個菜一個湯,白飯可以隨便吃;去看電影,一張票一塊半,我們兩個人只要三塊錢。

有一次我在《明報》上與金庸論戰。那時候《明報》已經接近創刊兩周年了。有人開玩笑說:「你這樣和金庸對著幹,小心他不讓你寫稿呀。」我想那有甚麼關系,反正有大把報紙讓我寫稿。在《明報》兩周年的時候,我去參加,查太太在宴會上大聲問:「倪匡來了沒有?他這樣罵我們,還敢來嗎?」我笑嘻嘻地說:「早就來了,就在你後面。」查太太大笑,這個鏡頭我記得太清楚了。那時我在《明報》上寫的是《南明潛龍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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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右)和金庸(左)

和金庸的交往,我覺得是君子之交,我們之間永遠是他來找我,這麼多年來我從來沒有去找過他。因為我覺得他是大人物,那麼忙,又有錢。他有學問,我也很喜歡和他在一起。他現在返老還童,我回香港之前,他打電話給我:「你搬回來住?太好了,你搬回來我就不去英國念書。」結果我真搬回來了,他還是去英國念了博士。我問他:「你怎麼又到英國去啦?」他說:「我有說過嗎?」

你說「屢為張徹編劇本,曾為金庸續小說」那個對子?很好玩啊,是不是?張徹的劇本差不多都是我寫的。和張徹的交往太早了,那時他三十來歲,穿一個花襯衫,頭髮吹成卷的,個子又高,真是神氣!張徹是個非常出色的文人,書法、作曲甚麼都能幹。那時候他在另外一個報紙上寫影評,我在《真報》客串寫影評。我寫影評你知道,有時候根據一張海報就開始寫了。張徹是真正懂電影的人,看到我寫的影評,看不過眼,就在報紙上寫文章罵我,說我沒有題材寫東西,沒有看過電影就亂寫。我就跟他論戰:「你這位先生真有趣,不是評電影,是評影評,不是影評家,是評影評家。」後來董千裡看到了,說:「張徹我認識的,找他出來喝咖啡。」一見面,就很投機,成了很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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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左)和張徹(右)

後來他做了導演,找我寫劇本,我說我不會寫劇本。他說:「你知不知道有一種形式叫電影文學劇本?」我說:「知道,我很喜歡看。」他說你照那樣寫。所以我給張徹寫的劇本都是文學劇本,你看我的劇本就像看一篇小說一樣,從頭到尾沒有電影術語,直到現在我也不會寫那種劇本。

當時有個導演,以為所有寫劇本的人都想做導演,在我寫劇本很出名之後了,找到我問我想不想做導演。那位導演下午五點鐘到我家,一直講到半夜一點。他撐不住了,說:「我餓了。」我說:「你還沒有吃晚飯?我陪你去吃宵夜。」吃完宵夜,他又問我:「怎麼樣?有沒有興趣?我馬上給你安排?」我說:「沒興趣。」氣得他大罵:「你為甚麼沒興趣?」我說了一句話,讓他三個月沒有理我:「我自認上輩子沒有做過甚麼壞事情,這輩子何至於淪落到要做導演?」因為我知道那時候一定不能敷衍他說:「讓我考慮考慮。」否則的話他三天兩頭地來,豈不煩死了。所以一定要嚴詞拒絕他。

摯友 古龍的葬禮

1967年,我去臺灣,第一次認識古龍。先是幫一份武俠雜志向他約稿,一見如故。(和古龍見面一定要喝酒吧?)喝酒喝酒。(你和古龍酒量誰大?)古龍的大。古龍喝酒不是喝,是張開喉嚨往裡倒,直接倒進胃裡。很奇怪,他這樣喝應該辨不出酒的好壞。但是他能,有一次我試探他,把壞酒放到好酒的瓶子裡給他喝,他馬上就知道酒不好:「這樣的酒我不喝,我要喝好的。」我說:「你喝酒都不經過喉嚨的,怎麼分辨酒的好壞?」他說:「用嘴巴也可以感覺到。」

1967年見面之後,很長時間我們沒有見面。直到1980年之後我才經常到臺灣去,見面才多一些。他經常罵我重色輕友,因為我不是很肯為朋友到臺灣去,反倒是為女人去多一點。他因為逃避兵役,不能出國,也不能離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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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右)和古龍(左)

古龍去世之後,一幫狐朋狗友也不管他,只有我和另外一個朋友合辦古龍的葬禮,說好一人一半。結果我到了臺灣,那個朋友不見了,我一個人哪有那麼多錢?這時候邵氏公司的經理邵太太說:「只要你們不胡鬧,古龍葬禮所有的費用邵氏來出。」這簡直是及時雨,我說:「你真是偉大,否則的話我頭都大了,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邵太太又叮囑:「你們不要胡鬧。」我說:「我明白。」否則的話48瓶XO我哪裡買得起。所以很多人說邵太太不好,我從來不說。

葬禮舉行的時候,把酒放在古龍身邊,有人說:「酒這樣放的話,你們又這麼招搖,報紙上登出來之後,古龍死了也不得安寧,肯定有人要偷酒的。」我說:「那怎麼辦?」那人說每瓶喝一半再放下,這樣就不會有人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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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在古龍葬禮上

守在棺材旁邊的人開始打開酒來喝。喝著喝著,前面禮堂的人們聽到後面有酒喝,也跑過來,大概48瓶酒都打開了。喝了一半就放下,喝了一半就放下。我喝著喝著,悲從中來,對著躺在棺材裡的古龍說:「古龍,你也來喝一點。」酒還沒有倒進古龍嘴裡,他嘴裡噴出兩公分的血柱。當時在場的有很多朋友,有三毛,他們見了,趕忙拿紙去堵住古龍的嘴巴。我那時候已經喝得差不多了:「小古龍,豈有此理,原來你沒有死,你裝死來嚇我們。」我就要上前去把古龍扶起來。兩條大漢走上來扭住了我的胳膊,扭得好疼。我罵他們:「你們幹甚麼?」他們說:「這種情況下你不能碰的,屍體碰到陽氣會屍變的。」然後他們就急急忙忙加上了棺蓋。

三毛拿了一大捧帶有古龍的血的紙,問我:「怎麼辦?」我說:「我要我要。」結果帶回香港,我老婆嚇得要死,給扔掉了。前兩年古龍的兒子打官司要做親子鑒定,給我打電話,說:「匡叔,聽說你收藏著我爸爸的血跡。」我哪裡還找得到?

歸隱 我是個極個人化的人

風流事?那當然相當多,年輕的時候我在這方面很出名的。因為這個,曾經和太太鬧得非常不愉快。我移民到美國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那一段時間,我們非常不愉快,我跟她說:「我知道大概是因為我在外面花天酒地。」她說:「是啊。我們剛結婚的時候,窮得要死,但是兩個人在一起,多愉快!」我說:「你要兩個人生活的話那太容易了,我們移民到美國去,到那裡沒有人認識你,誰來理你?」她說:「你肯去嗎?」我說:「那有甚麼不可以?」

我們就移民去了美國。對外宣稱是為了躲避酒氣,其實我哪裡怕甚麼酒氣!

到了美國,我種花養魚,自得其樂。十四年沒有回過一次香港。黃霑知道我去美國的原因是甚麼,他說:「真是好笑,倪匡到了美國,不知道有多自在,倒是倪太,悶得要死。」你知道她十四年回來多少次?四五十次!

回到香港其實也是為了她,可是她不肯承認。在我七十歲之後,她突然打定了主意,不肯一個人回香港來了,說我一個人不能在美國生活,要陪著我。你知道,女人最有主意,隨便你怎麼說都改不過來。她十個月沒有回來,結果悶得整個人像脫相了一樣。我說:「你一個人回去好了。」但是她不放心我一個人。我沒有辦法:「你一個人不肯回去,我陪你回去好了。」她問我:「你肯回去?」

「那有甚麼不肯?我當然可以回去。」

就這樣我們又回到了香港,就在三年前,2005年。回來的時候,我以為一個老頭子回來,已經沒有甚麼新聞價值,沒想到一出機場就讓記者包圍了,閃光燈亂閃。第二天,各大報紙的頭條都是:七十歲倪匡回來了!標題處理得那麼大。

回來之後,有些記者一直跟著我,就是通常人們說的那些狗仔。我到哪裡跟到哪裡。我問他們:「是不是你們一定要跟?」他們以為我要罵他們:「對不起,匡叔,我們也是有任務的。」我說:「太好了,你們誰的車子漂亮,我坐你們的車子。」我從來不怕記者拍照,我不明白電影界的那些人為甚麼那麼怕被記者拍照,要是怕拍照的話,怎麼會躲不開嘛。

他們不但跟我,還跟我太太,但是他們不敢問我太太,覺得我隨和,就都來問我。比如說看到我太太去藥房,就跑來問我:「你太太去藥房啦?」我說:「是啊。」

「去買甚麼?」

「避孕藥!」哈哈哈哈。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你越躲躲閃閃,他們才會越跟著你。

我從美國回來兩年多了,不斷有人請吃飯。朋友對我真是好得不得了,每個月三十天,至少有二十天是赴約和新老朋友吃飯。

我這個人,是很個人化的一個人,對於我來說,最適宜的工作就是寫作,完全是個人的,不必聽任何人的意見。我在香港不聞不問,一混就是幾十年,寫作是我惟一的謀生方式,稿費越來越高。提高稿費的辦法也很簡單,最多的時候同時要寫十二個武俠小說,在牆上拉一個繩子,拿小夾子把每個要寫的小說夾在繩子上。今天該寫這個了,就把這個摘下來,一口氣寫上12天的,明天該寫那個,就把那個摘下來寫上12天的。每次寫大概不到兩萬字的樣子。我那麼多武俠小說,自己從來不收,很多人來找我談出版我的書,我說那要你們自己去找。

陳遠手記

2008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除了利用香港中文大學豐富的館藏之外,還有一個收獲就是訪問了幾位香港的文化名宿。

見到倪匡,就是最讓我高興的事情。

從中學時代,就四處搜羅倪匡的書,徹夜地讀。當時有個朋友,和我一樣,是倪匡迷,搜羅的倪匡的書奇多,卻舍不得借給我,我就天天跟在他後面,讓他給我講。那時候,不但看了很多倪匡的書,還搜集了很多關於倪匡的傳奇。其中包括江湖上傳聞甚廣的倪匡千裡走單騎到香港的故事,後來,我成了這個傳奇的傳播者,跟無數人講過。

見到倪匡,第一句話就是:江湖上關於你的傳聞甚廣。他哈哈大笑:都是胡扯。沒有一件是真的!倪匡的笑,幹脆利落,總是哈哈哈哈連笑四聲,像是武俠小說中的人物。

「包括你連夜騎馬到香港?」

「當然,騎馬到香港,那馬豈不是要累死?哈哈哈哈!」「這是我聽到的關於我的傳聞最離譜的,哈哈哈哈!」

然後,聽他講故事,比他的小說絲毫也不遜色,我聽得入神,都忘記了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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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編劇作品《獨臂刀》

之前聯繫他,他推辭,理由和他當初見蔡瀾的理由一樣:「我這個人脾氣很古怪,談不攏不歡而散的時候多。」我說:「我已經和蔡瀾約好了後天見面的。」

「那你就來。」幹脆利落。比約定的時間早到了半個小時,在樓下轉了幾圈,想早一點見到他,就去敲門,開門的是倪太,倪匡還在睡覺。

「打擾你休息了?」

「是啊,你為甚麼不在樓下等半個小時再上來?」我忐忑不安,心想這次聊天可能不會那麼愉快。

「哈哈哈哈,沒關系,早來就早來,你都沒想到送一本你的書給我?」倪匡是化解尷尬的高手。

這次輪到我大吃一驚:「你知道我寫書?」

「是啊,同名的人很多,我想大概沒有這麼巧合。你寫李宗吾的那本書,我很感興趣。」

越聊越投機,倪匡坦蕩蕩,連年輕時的風流事一並講給我聽。那時候我才發現,自從我一進門,倪太就出門去了。「她不喜歡我對人甚麼都講,所以幹脆出去,你看,你又讓我們倆幾個小時不能在一起。哈哈哈哈。」這次我也跟著他笑。

他寫了三百多本小說,六百多部劇本,對自己的文字自信滿滿:「我寫的書本本都好看!」卻又不在意,家中都沒怎麼保留自己的書。現在的倪匡,退出江湖,自得其樂,香港人說起他,已經是「亦舒的哥哥,倪震的爸爸,周慧敏的公公」。

而過去,他是倪匡,亦舒是「倪匡的妹妹」,倪震是「倪匡的兒子」。但是他一點都不以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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