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我的右派父親

右派父親

文:阿城

1987年3月某晚我正在紐約夏陽的畫室裡,這個畫室是倉庫改建的,舊得好像隨時要出危險,但實際上什麼意外也不會發生,意外是繞了半個地球從電話里傳來的:父親病重,我立刻準備自美國離去。

從60年代初,家裡就籠罩在父親病重的氣氛裡,記得夏天我們在院子裡與鄰居喧嘩,母親出來製止,我們還小,還不能隨時將父親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親的病是在唐山勞改時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後,它將是父親死亡的原因。在隨時準備父親離開我們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父親是1957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鬥,陪鬥,交代,勞動是像徵主義的,表示侮辱,之後,去幹校,一切都是當時的理所當然,但是,父親在理所當然會死去的時代沒有死,居然活到1979年。

這一年,對父親來說是重要的一年,猶如1957年。

我記得春節之前的某日,接到電話,晚上回到父親家裡,父親背對著桌燈坐著,父親工作時面向桌燈,累了就轉過來。母親說,組織部來人了,準備在春節前把全國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實,這當中有你父親,你怎麼看?我只想到,鐘惦棐這三個字前將要沒有形容詞了,但是,我沒有這樣說,我知道這件事對母親是非常重要的。

母親在1957年以後,獨自拉扯我們五個孩子,供養姥姥和還在上大學的舅舅。我成年之後還是不能計算出母親全部的艱辛,我記得衣褲是依我們兄弟身量的變化而傳遞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燈芯絨,走起路來腿當中吱吱響,中式剪裁,可以前後換穿,所以總有屁股磨成的四個白斑,實在不能穿了就撕開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總說膀子疼,一年二十多只鞋要一針一針地做。養雞,目的是它們的蛋。冬日里,雞們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紙上的糨糊,把窗戶處理得像風雨後的廟。當時,全國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艱難。由於營養的關係,小妹妹姍姍體弱多病;三弟大陸去和母親拔紅薯秧來家裡吃,興奮得臉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機會作客吃肉,差點成為全家第一個死去的親人,難都難,但不知道父親在勞改中怎麼過。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麼說我對平反這件事並不看重,我怕傷母親的心,可能父親也會生氣,這畢竟是改變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親是右派這件事,也對我們很有影響,大哥裡滿不能上高中,因為我們這樣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學的,而高中是為上大學做準備的。大哥是讀書的人,成績總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對當時十幾歲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響;但父親執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這是一種寄託。大哥1978年從插隊的地方考上大學,父親在給我的信中只陳述了這一事實,不知道父親寫信時於燈下還想到什麼?

十八歲那年,父親專門對我說:咱們現在是朋友了,因為這句話,我省出自己已經成人。中國古代的年輕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禮之後,大約就是我當時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間心理上的力量,於是在這個晚上,我想以一個朋友的立場,說出一個兒子的看法。

於是我說: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裡,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認為平反只是在技術上產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變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許多對人生的定力,雖然這二十多年對你來說是殘酷的。

父親笑著說,我的黨齡現在被確定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時間不在黨內,你媽媽今天燉了鍋牛肉,你去街上看看還有沒有切面賣,我們吃牛肉麵。母親也很高興,敘說著今天的牛肉是托誰才買到的,父親就問有沒有蒜,牛肉麵沒有蒜怎麼成!

1979年以後,父親開始大量地寫文章,發表在那年的《文學評論》上的《電影文學斷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還活著,中國電影出版社要將他1957年以前的文章結成集子,父親於是讓我去搜尋一下,北京圖書館的報和刊分兩處借閱,我剛從鄉下辦回城裡,沒有工作,就終日跑了東城跑西城,國家圖書館是不做索引的,只能逐日翻所有報紙的所有版面,刊物好多了,可以查目錄。

父親以一篇《電影的鑼鼓》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我當時八歲,回答不出老師的詰問,學舌說爸爸是壞人,不會講敵人,因為不明白敵人是什麼意思。二十多年後,我才親眼看到這篇文章,複印了拿回去給父親看,父親亦有他的感觸,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將書名定為《陸沉集》,父親要用《電影的鑼鼓》,最後只有妥協。一個搞地震的朋友,險些上當,經我提醒,才沒有買去作工具書。

父親的家裡,開始有許多人來了,母親見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親明白,感慨門可羅雀和門庭若市的變化,但還是來了請坐,提供所需。父親認識許多死去的人,他說起50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擊隊》首演,老舍在應酬之間,低聲對父親說:這樣的戲你還來看!他講過不少趙丹的事,但只寫了一篇短文《趙丹絕筆》,與趙丹的《管的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同慨。

我曾和父親議論過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是外行領導內行,內行做內行的事,擢其做領導,豈不使之成為外行?豈不浪費?古人說:無能故能使眾能,無為故能使眾為。父親說,論起羅織罪名,顯隱發微,還得內行,這樣的內行當領導,最能傷筋動骨,而外行頂多鬧些「 關公戰秦瓊 」的笑話,以求少傷害計,實在應該外行領導內行,我很少發宏論,但常說「 我認為 」,父親就講起他在幹校每每作檢查時說:「 我認為 」,於是遭到批判:極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檢查的時候還在說「 我認為 」!

父親很感激一個在幹校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的人,這個人見父親的交代總不能通過,便拿去修改一番,於是父親的交代不但通過,而且還被示為其他各種分子的臨時榜樣。父親詢其故,這個人說,我從前在國民黨的報紙做事,看家的本事就是這樣寫文章呀。父親又很可惜全國的交代材料都被銷毀了,認為應該選出一套「 交代文學 」來。

巴金建議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父親說,其中可以陳列各種交代材料,我附議必須編一本文化大革命詞典,否則後人會很難釋讀這些交代,例如「 交代 」;而且副詞連用「 最最最 」會讓後人認為祖先有一個時期都是結巴,於是給後世的古人類學,考古醫學,訓詁學的研究都造成困難。父親大笑。父親身上有兩樣令我羨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還不能從理論上辨別對父親的判決時,只有從父親的笑聲裡認定他不會是壞人。父親的鼻子,從相術講,不但隆中,而且懸膽,但父親的際遇卻總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這和他與電影的關係不無影響。電影發明了才一百年,相術還不能歸納它,但也難說,靠電影發蹟的明星大部分與相好有關。

每年總有幾部影片出麻煩,我向父親請教其中原因,父親說,電影是唯一能進中南海的藝術,唯其能進,所以麻煩。我亦對電影劇本必須文學化不贊同,父親說,那你叫只懂章回話本的審查者怎麼明白你要拍什麼呢?我於是明白父親是知其難為而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親常常憤怒於父親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親,某種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對他們意味著放棄,於是,死亡就顯現了。

紐約大雪,美國不大興送人到門口的,所以夏陽在門外揮手,令我錯覺,以為已身處北京,轉頭便可去醫院看父親,互相說笑話,於是父親大笑,而且說:洗澡吧。

紅樓夢結束於大雪,猩紅的斗篷,兩行腳印一個人,離去時留下的,不似曼哈頓街頭如斯散亂。

父親3月20日去世,因為太平洋上那條人為的國際日期變更線,我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遲到了一天。

火化前,來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親消失者,這使得父親像一個軍人,但父親只是一介連洗澡都不好解決的中國書生。夏天,用布圍住院子的角,提水來洗;冬天,公共澡堂像醫院,等叫到號才擠得進去。父親年紀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暈倒。在熱水里,父親緊閉著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這時想問什麼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

父親凡開會住可以洗澡的旅館,必通知許多同命運者去洗澡,然後大家頭髮濕濕的坐下來談洗澡以外的各種事。父親住醫院,也如此辦。護士對濕頭髮的探視者並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國從上古就是與身體最密切的事,除了飲和食,而且嚴肅到與心有關。漢以後,日本學去不少沐浴的製式,愈洗愈有名堂,父親訪問日本回來後,我問觀感,父親說:隨時可洗澡;再問觀感,說:勝得好慘。

雖然有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親的後事,北京電影製片廠遣專人協助,各地電影製片廠仍欲來人,母親說不出的感激,一一謝絕,吳天明還是從西安電影製片廠遣人助理,此時他環臂立於靈堂之外,不發一言,陝西人是自古見中國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這個書生生前做過什麼,希望什麼,遺憾什麼。

我與大哥去撿拾父親的骨殖,焚化爐前大廳空空蕩盪,遍尋不著,工人指點了,才發現角落裡擺一隻鐵箕,伏下身看,父親已是灰白的了,笑聲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額骨上。

父親的像前無以祭,惟有《電影的鑼鼓》、《陸沉集》、《起搏書》、《電影策》這幾本他的心血文字。

本文選自「 阿城文集 」之《文化不是味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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