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紅線女:天要下雨,娘要改嫁

紅線女
文:馬鼎盛

 媽媽,你不要結婚

大概在我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有人告訴我:「你媽媽要結婚了。」好像沒聽見一樣,我的眼珠轉都沒轉一下,該幹嗎就幹嗎去了。晚上,我卻總也睡不著。這一天終於來了嗎?有個後娘還不夠,非得添個後爹?

記得暑假回廣州,到爸爸(馬師曾,1900—1964,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那兒去探望祖母。吃飯時,父親介紹:「這是王同志。」一張大臉很白很白,屁股大得不像話,樣子記不清楚了,無非一個上海婆吧。一貫對兒子嚴厲的父親,這次十分體貼:「叫王同志。」不用叫甚麼阿姨之類,我還有甚麼好說的?

馬師曾與紅線女結婚照

那年父親剛六十歲吧?那位王同志三十歲出頭,直到父親去世,四年中我沒有同她說過一句話。直覺的敵意,好像也沒怎麼冤枉她。王同志過門也就一年吧,祖母去世了。原來是何嬸在做管家婆,我二叔把她拋棄後,何嬸在我家十多年了,照顧祖母無微不至。王同志要進門,再大的屋子容不下兩個管家婆,何嬸能不走嗎?

我是何嬸帶大的。在香港住跑馬地黃泥甬道時,從記事起,媽媽就沒在家吃過飯。後來才知道,父母分居了,媽媽帶著二姐搬出去住。何嬸無子無女,一直帶大我,上幼稚園、聖保祿小學。直到父母回廣州定居,我又被「分配」到媽媽家住,同何嬸分開了。一年後,不知誰告訴我,何嬸要回香港了。我馬上跑上樓,回房間收拾好小籐篋,沖下樓說要去跟何嬸走,誰也勸不住。直沖到大鐵門,開不了鎖,就大哭大鬧。 「我要何嬸!」這號哭一直傳出街外。

好在爸爸住得極近,何嬸聞訊趕來,她是一路哭著來的。 「何嬸不走,何嬸守著盛仔。」她安慰我好大一陣子。果然,何嬸沒有走,倒是我走掉了。讀完二年級,我轉到北京念書去了。跟著父親住的哥哥,被媽媽接過來住,不用受後娘的白眼了。現在可好,又要有後爹進門了。這回我們哥兒倆往哪兒躲?宿舍門縫鑽進一股風,吹得脖子一陣發涼。

不行,馬上要寫信表態!心裡明白,信兩句話就寫完了。現成的信封早貼上了航空郵票,外加航空郵簽,準時半個月一封家信,破天荒沒有向老娘匯報學習成績。心算著飛機送信兩三天到,兩三天回,怎麼十天不見回信?等足半個月,媽媽的回信也是一張紙,循例問功課、問身體,根本沒提我的信。

紅線女在研讀劇本

時隔兩年,我上了初二,媽媽到北京開會,住在民族飯店,才舊事重提:「是誰教你這麼寫的?」百分之百的心聲,誰人教得出?信上寫道:「媽媽,請你不要結婚,你結了婚,我就像哥哥一樣慘。」

有位高級領導幹部對我說:「你媽媽還年輕嘛!」那一年,她該是三十五六歲吧,來我家的客人,上自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下至二十來歲的小夥子,我看著都可疑,一律不假以辭色。幫我補習功課,噓寒問暖的,送禮物獻殷勤的,沒有不碰釘子的。好在我和媽媽見面的機會有限,彼此沒有大麻煩。

小麻煩嘛,我也免不了。那年媽媽在北京療養,住進頤和園,四合院裡兩室一廳的廂房。晚飯後做功課,我偏不在自己房裡做,要跑到大廳占一張八仙桌,轉眼就是11點。和媽媽一起吃過夜宵,精神大振,熬到一兩點不成問題。來訪的客人再也熬我不過。

紅線女(資料照片)

我在北京讀書,媽在廣州工作,像這樣給她站崗放哨的日子寥若晨星。媽媽打長途電話來詢問,我騎車到郵局接聽,聲音沙啞,勉強對話,媽說不如回廣州讀中學吧?我不假思索地拒絕了。

作為名人之後,委實不容易,被人介紹一句是某某的兒子,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她是一個女藝人,又是離了婚獨身的,三姑六婆的閑言碎語誰聽得過來?當兒子有甚麼法子?躲在遙遠的北京,耳根多少清淨一些。下農邨插隊四年之後,我被分到粵北山區一個機械廠當工人,學徒工還沒出師那年,媽媽不到五十歲。媽媽結婚,當兒子的未免會尷尬,尤其是二十五歲的我。

所以,我的探親假寧願到兩千公裡外的北京過。在北京見得到的同學,都是一家大小親親熱熱的,那年頭,沒有幾家離了婚又結婚的。

最糢範的夫妻是周家叔叔,「文革」前的文化部藝術局局長。我父母親1955年從香港回內地,周(巍峙)叔叔曾非常關照;我在北京念書,周叔叔還做過家長代表去我學校開過會呢!他和王昆阿姨相濡以沫幾十年,也一直關心我媽媽的家庭生活。這次我上京,雖然沒向他們吐苦水,但他們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好吃好喝招呼我好幾天,有空就說說媽媽工作的成績和辛苦。周叔叔說我媽這一輩子不容易,王昆阿姨也說我媽是個很要強的人,做兒子的,是不是得體諒她一點?

1977年,十年後第一次全國大學公開招生,我考上了大學,戶口也遷回廣州。重新和老娘同桌吃飯,已是二十年前的記憶。

馬師曾、紅線女一家(資料照片)

盡管在人前人後,我媽老伴長老伴短地營造氣氛,但那八成是做戲。她第一段婚姻,年紀差太遠,性格喜好格格不入,好在事業上是最佳拍檔。直到近年廣州「紅線女藝術中心」落成,人們看到水落石出,紅線女、馬師曾六個字是如此密不可分。

我媽認為她第一段婚姻並非自願,因此,自主的第二春一定要全方位成功。恰巧,同第一段婚姻一樣,也不過十年光景,而且,最後一年,那位大作家患絕癥臥牀,我媽天天跑重病房照顧得無微不至,不惜工本。治肝癌的藥費、營養品是無底洞,「盡力而為」這四個字,我媽算是做得漂亮得體。缺乏感情的婚姻,有時用錢也能彌補。

後來,當我們鬥膽問到她第二段婚姻時,她也坦承「缺乏愛意」。唉!普天下眷屬有幾對是有情人?就算是一般的也總比沒有強。

紅線女(資料照片)

父母婚事

天下最無奈的事,莫過於「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其實爹要娶人才是古今中外更無奈的事。我爹娶後娘的時候,我大概十一歲。為甚麼大概?因為父母離異,我才六七歲已經跟母親過了。那位王姓後娘同我總共沒有見過幾面,從來沒說過話。在父親的遺體告別會上,新華社照相,有關人士請我站在王同志旁邊,我死活不幹。十五歲的半樁男孩,大人們一時拿我沒轍。

現在拿起我在父親遺體旁的照片,看著五十年前自己的一臉黑氣,才懂得甚麼是不識大體。這種事在香港媒體的娛樂版面報道,觸目的標題少不了是「名伶馬師曾幼子大鬧靈堂」「馬師曾遺體前,幼子與晚娘分庭抗禮」等。放到今天,一個五十九歲的盛年男子,事業有成,已經離婚多年,迎娶一個三十大幾的女人,家裡念中學的兒子應該沒有甚麼社會壓力吧。

「娘要嫁人」的問題對我的刺激極大。當年一副憤怒青年的架勢,相信驚動了母親的領導方面。不記得是北京文化部甚麼頭面人物,找我認真地個別談話,說你媽媽年紀很輕,應該找個終身伴侶。一番義正詞嚴我充耳不聞,不是白眼相向,就是拂袖而去。當年在我眼中,接近母親的除了油頭粉面,就是人面獸心。有的前來搭訕,我肯定叫他下不來臺。
後來在十年浩劫中,母親好不容易結了婚,我也算同吃同住了三年。當時那種敵視的立場,有幾件事印象很深。外婆同母親相依為命一輩子,老太太親手奉上燕窩、人參、蟲草、三蛇這些滋補品燉湯,如今不但要同別人分享,有時我媽還把大部分喂給「那個人」吃。外婆同我們提起「那個人」都憤憤不平又無可奈何。祖孫之間突然多了一個最熱門的話題。

母親夾在兩個勢同水火的男人中間有多麼難過,我當時只顧自己的感受,並不懂得為人子的道理。直到1996年,外婆以一百零三歲壽終正寢,母親孤身一人住在華僑新邨的大屋。僻靜的街區,隔壁發生過滅門血案;竊賊多次穿房入戶洗劫,母親被強盜打成重傷。我才醒悟到,媽媽身邊沒有一個老伴,在情在理都是我們的不孝。所謂做人難,做女人更難,做單身的名女人最難;母親前前後後難了整整四十八年。

母親突然離世

母親走得太突然,2013年11月30日,我在廣州圖書新館開了一場國防教育講座,母親從頭到尾在第一排聆聽。會後,她推掉和徒弟約好的飯局,堅持要和我吃午飯。最後她堅持親自送我到火車站回香港,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她好像很舍不得我。我們早就約定12月底為她祝壽,我們母子合作的藝術紀錄片《永恆的舞臺》作為她「米壽」的獻禮,誰料想12月8日她就走得那麼急!

作者與母親

1938年日寇轟炸廣州,外祖父的生意毀於一旦,母親從「西關小姐」淪落為澳門難民。中華民族的苦難歷史給母親刻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記,我們沒有經歷戰爭年代的後輩不能淡忘民族的傷痛。好在我學歷史出身,幾十年文字工作更從歷史角度觀察思考人生。從中年步入盛年,我和媽媽的「代溝」逐漸冰釋。

母親對我女兒的家庭非常緊張,以前一直問她「幾時結婚」,接著追問「幾時生孩子」。她知道重孫輩預產期時,比我們迫不及待提前「封利是(紅包)」。母親走得太急,我的外孫女還差一個月,沒有見到太婆婆。

2013年4月,我提出拍攝一部母親的紀錄片,原定於12月27日首播。以祝紅線女九十大壽,但沒想到「生日片」變成了追悼片。

母親去世一個星期來,我的胡茬兒已經長出一臉但沒剃,因為這是守孝的規矩。一直以來,我都自命是一條漢子,從沒那麼崩潰過。在醫生的安排下,家人最後瞻仰遺容,步伐緩慢地行到牀前,事前我沒有想過會這樣,我的心情筆墨難以形容。就在最後那幾步,我完全崩潰了。那種摧肝裂膽的感覺實在無法描寫,後來我如何被人扶起來,休息及飲口水定神,我的腦袋始終空白一片。現在回想起來,母子生死別離,是如何刻骨銘心。隨著時間過去,思念越來越深,恐怕到我死,這種痛都只會更深,人總是在失去時才更覺珍貴。

選自《名家憶文系列 家族往事》

來源 漢嘉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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