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劇救鬧劇:在「中國風」的舞臺上出道的「莎士比亞幽靈」

雜劇

【導 言】

「中國戲劇(元明雜劇)遠勝於莎士比亞的鬼怪鬧劇。」這是法國啓蒙思想家伏爾泰於1755年改編《中國孤兒》時所作的評論。

  然而幾年後,剛剛隆重上演《中國孤兒》的倫敦(德魯裡巷)皇家劇院,趁熱打鐵地把不入流的莎劇,打造成中國風式的「神劇」——已死了150年的莎士比亞被奉為「半神」(demi-god)。伏爾泰對此回應:「這玩意也變為宗教,此乃民族主義狂熱之所為!」

  美國羅格斯大學教授馬奇泰洛(H. Marchitello)批評:「……重建莎劇,發明了莎士比亞經典,並為鬼魂豎起了紀念碑。」

  18世紀下半期,在將「莎士比亞」經典化與神聖化的過程中,如果說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在文學和文字上為之「立言立德」,而其他「莎劇編輯」則難以望其項背;那麼,他的學生,集導演、演員和經理為一身的大衞·加裡克(David Garrick, 1717—1779)則在舞臺上下、劇院內外,為之「立功立事」,其可謂「青勝於藍、後生可畏」。但值得註意的則是,這師徒倆的知識背景都是中國的:

  約翰遜有「三部曲」:首先是著述中國百科,再基於它編纂《約翰遜英語詞典》(1755年),又基於前兩者改寫「莎士比亞」(全集,1765年)。

  加裡克導演和主演《中國孤兒》乃功成名就(1759年),然後再與約翰遜聯手,把如此舞臺變成「莎劇神壇」,掀起了「莎翁崇拜」(Bardolatry)。

  作者:諸玄識

  (一)生花妙筆:雅頌變成西方文藝的「粉妝玉砌」
  (二)生旦淨醜:異國情調如何在泰西「粉墨登場」
  (三)生死未卜:巨星原是應被淘汰的「粉頭淨角」
  (四)生搬硬套:鬧劇被改造成悲壯如「粉骨捐軀」

  正文如下:

  (一)生花妙筆:雅頌變成西方文藝的「粉妝玉砌」

  芝加哥大學教授索薩西(Haun Saussy)說:「書面漢語在現代早期的歐洲,是完美寫作的典範。」西方是在1660—1760年間,從中國獲得了具有哲理性與審美性的語言文字的內涵(「漢語密碼」:表意與寫意)。之前怎麼會有「古典、經典」?怎麼會有文學、科學和哲學呢?!包括誕生「莎士比亞」的歐洲及意大利「文藝複興」是19世紀後期偽造的。

  西方文學誕生於何時何地?並非公元前8世紀的「古希臘」,而是18世紀的不列顛。西方的文學藝術——包括經典版《荷馬史詩》和「莎士比亞」——是浪漫主義運動的產物,後者源於中國。以下介紹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行的三本書:

  第一、《中國與英語文學的現代性》〔2018年,作者:Eun K. Min,首爾大學教授〕,其簡介稱:「該書探討了現代英語文學的特質,是如何被其他——主要是中國——的傳統和历史所塑造的」;「複雜的中國文化意識促成了17—18世紀英國民族文學的發展」;「笛福、艾迪生、戈德史密斯和托馬斯·珀西等人都將中國主題寫進小說、期刊、報紙和『古代文獻』……,凡此,催化了現代英國的身份認同」;「18世紀的英語和英語文學以及不列顛的『現代性』,都是通過參與中國文化與历史的討論來定義的」。

  第二、《18世紀英格蘭的中國品味》〔2010年,作者:David Porter,密歇根大學教授〕,其中寫道:「18世紀,中國思想在英國文化機制的建設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中國品味至今仍活在英國及世界文化之中」;「英國之審美與品味都是在18世紀,與異國情調(中國)的互動中出現的」;「通過對『中國性』(Chineseness)既利用、又否認這一矛盾過程,產生了『英國性』(Englishness),……然後,大不列顛對於自己的審美文化的外國起源,則是有意識地『遺忘』……」。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教授馬克利(Robert Markley)評論:「大衞·波特探索了如此方式,即在18世紀,英國人借助於中國美學來形成他們的民族認同、女性品質和現代觀念……。」

  第三、《中國塑造浪漫主義》〔2013年,作者:Peter J. Kitson,東英吉利大學教授〕,摘錄如下:

  中國思想是形成西方現代性與歐美人文的基本因素……。多年前,洛夫喬伊(A. O. Lovejoy)提出「浪漫主義(運動)起源於中國」……。其他學者如馬克利和巴拉斯特均認為,全球經濟直到1800年一直是「中國中心」(sinocentric)……。事實上,中國對浪漫主義和英國文學的貢獻皆是巨大的;正如在19世紀,中國美學促成歐洲唯美主義和現代主義一樣。……中國知識體系通過印刷文字與視覺藝術,影嚮了各種各樣的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和評論家,包括簡·奧斯汀、柯勒律治、查爾斯·蘭姆和華茲華斯……。在這個历史關頭,不列顛通過對中國文化的禮遇和接納,而凝成起自身的民族認同。……中國文化是構建現代、自由和人文的歐洲之關鍵要素。

  浪漫主義運動即是歐洲在文學上「中國化」(Sinicizing)。18世紀中葉的英國出現了一個有關中國主題的文學潮流,包括亞瑟·墨菲編譯的《中國孤兒》(1759年)、奧利弗·戈德史密斯的書信小說《世界公民》(1762)和匿名的「中國風」小說《青銅》(1765年),以及最重要的,即托馬斯·珀西 (Thomas Percy)翻譯的《好逑傳》和《中國事物匯編》(1762年)……。珀西的漢學成果與歐洲浪漫主義美學的出現,密切相關。…… 上述中式文學為後來西方詩歌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糢型;從而產生了珀西的《英語古詩遺產》和威廉·瓊斯的梵文古詩譯本、以及沃波爾(Walpole)的哥特小說。……大衞·波特斷言,珀西的漢學文本奠基了他的《英語古詩遺產》,後者可使他成為(西方)「世界文學的先驅」。……(以上)是中國如何派生18世紀英國的審美文藝的。

  中國主題和中式戲劇都是那時英國的最流行的文創產品。……(以致可謂)中國理念在舞臺上凝成了英國的民族認同。倫敦劇院都是採取東方的表演形式,包括人物、情節、風景、服裝和舞蹈……。從複辟階段(1660年)起,英國戲劇就充分利用那魅力無窮的中國元素……。一般認為,墨菲的《中國孤兒》與之前由珀西翻譯的《好逑傳》一樣,是浪漫時代漢學的奠基文本,……是「中國風」之洛可可視覺藝術的開始〔標志著中國文藝已被同化。——引者〕。

  
  圖解 包括經典版莎士比亞在內的西方文學起源於中國,它發生在18世紀。

  (二)生旦淨醜:異國情調如何在泰西「粉墨登場」

  流行於17世紀歐洲的中國主題的戲劇有:

  Ⅰ.《東印度中國騎士》〔Ballet des Chevalier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芭蕾,作者不詳,1604年〕;Ⅱ.《朋友與敵人》〔Armetzar ou Les Amis Ennemis, 悲喜劇,1658年,作者:夏皮柔(Chappuzeau)〕;Ⅲ.《韃靼的中國徵服》〔The Conquest of China by the Tartars, 英雄劇,1676年,改編者:塞特爾〕;Ⅳ.《仙後》〔The Fairy Queen, 中西合璧,1692年,改編者:塞特爾〕;Ⅴ.《中國人》〔Les chinois, 戲劇,巴黎的意大利劇院,1692年,改編者:雷納爾和杜康格(Jean Regnard & Charles Dufresny)〕。

  英國舞臺受中國影嚮可追溯至17世紀初,「元明風格的舞臺設計在倫敦的戲劇圈是很有影嚮力的。」大衞·波特(David Porter)說:「在(18世紀)英國,『中國品味』達到了人氣高潮;改編的中國戲劇廣泛上演,劇院所用的中國式的誇張景致、服飾和裝飾都吸引了大批觀眾。中國戲劇在歐洲各國被改編和演出。」

  1673—1674年間,塞特爾(Elkanah Settle, 1648—1724)的戲劇《韃靼的中國徵服》在英國演出,它是根據赴華傳教士衞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所記載的中國反清故事,而改編的。進而在1692年,珀塞爾的《仙後》(Purcell: Fairy Queen)——根據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改編。然而「遙遠的中國似乎離不開這位英國戲劇家的世界觀」,以致中國式的假面劇被置於第五場,而其場景則是瑪麗女王的瓷器收藏和中式花園。總的來講,中國場景在《仙後》這出戲中是個妙境,在奇花異草和珍禽祥獸中展示快樂的中國歌舞。

  1689年,威廉和瑪麗從荷蘭回到英國繼承王位,也把荷蘭的「中國風」帶入英格蘭。尼霍夫(Johan Nieuhof)的《1656年荷蘭駐華使館記事》中的神州景致(the vision of Cathay),變成了流行的想象;其中描述了中國瓷器、寶塔、燈籠、怪獸和奇裝,凡此,讓英國舞臺設計者們從中攝取東方靈感。

  
  圖 英國王室收藏的瓷器,威廉和瑪麗(女王)於1688年光榮革命後不久從荷蘭返回英國,也從那裡帶回了「中國風」。

  18世紀下半期,莎劇的內外環境都是中國氣氛。例如,海洋風景畫家塞雷斯(John Thomas Serres, 1759—1825)曾在多佛鎮創作一幅莎士比亞的畫,……帶有妙趣的中國風格,諸如龍、塔頂和嚮鈴。塞雷斯在那裡的一座劇院裡,發現它有著和倫敦德魯裡巷劇院一糢一樣的設計,包括中國式的簷篷包廂。

  根據範存忠先生的研究:

  在18世紀的英國,「中國」成為戲劇和文學中的常見題材。由於中華文明對於西方公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幾乎人人都希望了解中國;於是一些以中國為題材的喜劇或鬧劇應運而生,層出不窮,展現在歐洲各國的舞臺上。範存忠先生談到1740年代的英國出版物,他說:「……翻閱一下那些日益大眾化的雜志、小報和期刊,就會為英國人對於中國的興趣和了解感到吃驚。」公眾對於了解中國的渴望,為戲劇創作提供了契機;為了招徠觀眾,劇作家們紛紛採用中國題材編寫所謂的喜劇。一位作者在其劇本的前言中寫道:「那兒和我們天各一方,卻又令人神往;對中國那麼缺乏了解,這便使我產生了以這個遙遠的國度為題材的念頭。故事是虛擬的,人物也是憑想象塑造的。」

  
  圖 現代早期歐洲的中國風建築風格與劇場
  

  (三)生死未卜:巨星原是應被淘汰的「粉頭淨角」

  莎士比亞是野蠻時代的文盲戲子。美國甘農大學英語系教授道格拉斯·金(Douglas J. King)說:「莎士比亞未經教育,實為文盲(uneducated and Virtually Illiterate)。」

  只因為他演戲頗得人氣,後世冠其名而編劇和編書,起先只是為了牟利。然而,莎劇在17世紀實在糟糕,群魔亂舞(魔鬼鬧劇),與它的現代版本判若雲泥。

  之所以《仲夏夢之夜》被用「中國風」改造,是因為它太差了。皮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英國海軍部部長、皇家學會 )稱它是「我一生中看過的最枯燥、最荒唐的戲劇」。

  ……道布森(Michael Dobson)是英國莎士比亞學院院長。不久前(2014年),他到中國參加一個莎士比亞學術會議。他回來後的第一次演講,不是有關中國的莎士比亞作品和翻譯的情況,而是中國傳統戲劇如何現身於英國的早期莎劇之中。道布森查詢到,在1604年的漢普頓宮,在演出《好人羅賓》(Robin Goodfellow)的夜晚,一個包括中國飛人魔術在內的劇情插入。這令他聯想到珀塞爾(Purcell)於1792年導演《仙後》,後者是根據莎劇(仲夏夜之夢)改編的。……在劇終的場景,珀塞爾把觀眾帶進中國花園;各種物品均非常時尚。看起來,這是向喜歡「中國風」和收藏瓷器的瑪麗女王獻媚。在1750年代,當大衞·加裡克企圖與法國合作演出「中國節日」(the Chinese Festival)的時候,他指望依靠中國戲劇贏得人氣。……今天的觀眾,他們知道和熱愛《仲夏夜之夢》。然而……有任何人想過,莎士比亞戲劇可能是通過融攝中國場景和特色而被改進的呢?然而,直到複辟時期(1660—1688年),莎士比亞戲劇(作品)都被看成老式的東西,適合於野蠻搶劫(時代)。正值英國正在變得更歐洲、更世界性,那就是為甚麼皮普斯(Samuel Pepys)評論莎士比亞戲劇,是無趣和荒謬的鄉間土戲。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哈撒韋(Michael Hattaway)指出:「對於從複辟時期(1660年)到18世紀許多評論家來說,莎士比亞生活在一個粗魯和粗俗的時代,他的舞臺生涯是原始的……;他的語言不正規,他的表演不成體統,國王如小醜。正如約翰遜博士所寫,舊莎劇違反正義,喪失道德。再如加裡克及其同人所言,莎劇須被改寫才能上演。」

  ……複辟階段和理性時代(1660—1760年)的評價,吟游詩人(莎士比亞)是野蠻環境中的自然之子,……很粗俗(vulgar)。……德萊頓說:「我已經改進了他的語言,之前的都被廢棄;……所以,現在是『神聖的莎士比亞』,……(伏爾泰諷刺為)『糞堆上的幾顆珍珠?』。」

  正因為如此,「亞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毫不猶豫地更新了莎士比亞的詞匯。」進而,「蒲柏為詩歌設定了品味標準,就像建築一樣,它必須是優雅和經典。」英國傳記作家琳達·凱利(Linda Kelly)說:按照蒲柏的標準,「中世紀是野蠻和古怪的黑暗時代,所以,『莎士比亞』只有在被清理和重寫後,才會上檔次。」

  應該指出,蒲柏的語言和詩歌的品味與標準,都源自中國。即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教授尤金妮亞(Eugenia Z. Jenkins)說:在18世紀,「『中國風』確定英國的審美原則,它特別體現在英語及文學的創造能力上,即蒲柏所稱的『多樣之有序』。」

  然而,在蒲柏和德萊頓那裡,莎士比亞的經典化只是開了個頭。根據美國索爾茲伯裡大學教授多特雷爾(Ronald Dotterer):

  早在17世紀後期,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重寫莎士比亞,使之變得更時尚、更有品味和更有教養風範;以致18世紀第一個「莎士比亞編輯」和莎劇的改寫者尼古拉斯·羅(Nicholas Rowe, 1674—1718),說德萊頓的重寫是很有用的。尼古拉斯·羅在其前輩編輯的基礎上,把莎劇從拙劣的舞臺演技改造成正規的場景,從而讓18世紀的觀眾能夠很好地欣賞之。

  「每一代(編輯)都是不知不覺地按照自己的想象,重新發明(reinvented)莎士比亞;另一方面,這些作家又都是有意識地重新創造(recreated)『他』。」

  在17世紀後期的英國,「中國風」開始成為時尚潮流和審美標準;由此,「莎士比亞」經历了重大的革故鼎新、革邪反正,此前它們都是方言土話、低俗不堪。這就是說,今天流行的「莎士比亞」(戲劇/作品)是經過許多世代的反複改寫,而產生的「經典版」。

  
  圖解 莎士比亞的被神聖化的幽靈(Shakespeare’s “sacred ghost”)。

  (四)生搬硬套:鬧劇被改造成悲壯如「粉骨捐軀」

  如前所述,所謂的「莎士比亞作品」(戲劇),雖說是濫觴於他本人,但僅具有「虛擬傳統」的意義。在其人死後,世代的英國作家、編輯、書商和導演等不斷地將「莎士比亞」名下的作品翻新和翻倍,並且最終使之成為大英帝國的「文化品牌」;而最關鍵的則是在1760—1770年間,塞繆爾·約翰遜和大衞·加裡克兩人聯手,一個在幕後寫「全集」,一個在臺上演「全能」,從而完成了「莎士比亞」之經典化與神聖化。

  道布森說:「到1774年,『莎士比亞』已被完成近代化與历史化(modernizing / historicizing)。」——用新潮偽造「遺產」,從而形成一脈相承的風雅傳統!

  再就整體來看,西方的「近代化」與「历史化」是一體兩面,而這個「體」則是在17—18世紀來自中國——「中體西用」。正如大衞·波特所言:「簡而言之,中國乃歐洲文明的『施主』:一方面作為懷舊境界,代表歐洲似已失去的東西(例如巴別塔之通用語言);一方面作為理想境界,代表歐洲從未有過的東西(例如非宗教之世俗文明)。」所以,大衞·波特的結論是:「西方的近代化(历史化)即中國化」(Sinicizing)。

  「莎士比亞魔鬼的崛起!」西奧菲勒斯·西伯(Theophilus Cibber, 1703—1758)抨擊:「加裡克肆意改版,閹割舊戲;……時尚掌握在他手中,他武斷地設定『經典莎劇』。」

  「加裡克徹底變革了英國戲劇,他通常是以現代風格,來重新演繹『莎士比亞』。」英國卡迪夫大學的坎寧安(Vanessa Cunningham)寫道:

  絕大多數的經典莎劇都是加裡克制作的,並且是為了表演而更新的……。整個的18世紀,莎劇通常是被改寫,而不是改編。……在其職業生涯中,加裡克打造出22部莎劇,尤其是反複修補《李爾王》和《哈姆雷特》。……加裡克是為了創造而表演,而非遵循莎劇舊章。……英國加速把莎士比亞樹為最高民族詩人。作為劇院經理,加裡克不失時機地掀起了「莎士比亞崇拜」(Bardolatry);並且,他還熱情地向公眾展示自己就是「莎士比亞神殿的大祭司」。……加裡克是「莎士比亞」的拯救者,……他揭開野蠻與愚昧的中世紀之面紗,從而發現了最偉大的文豪。……加裡克開發出使上帝豐富多彩的悲劇,他的才幹不是簡單地表演即有戲劇,而是使用嶄新的文字使它們在舞臺上煥發生機……。當然,許多學者批評,莎士比亞已被濫用,旨在適應不斷變化的觀眾品味,而且也讓「他」服務於國家利益與文化導向。

  美國戲劇教育家約翰· 斯蒂恩(John L. Styan)說:「人們已經發現莎士比亞戲劇與中國戲劇的相似,諸如濃鬱的民間氣息的故事、對觀眾的獨白和舞臺運用的靈活性。」如此相似性是偶然巧合嗎?

  17—18世紀,不斷被改進的莎劇一直是步武中國戲劇(或中國主題的戲劇),後者在1759年達到高潮,那就是加裡克導演和主演的《中國孤兒》)。但隨後,其主從關系發生顛倒——「中國風」(文藝)所衍生的經典莎劇與哥特風格,在兩者融合的情況下金蟬脫殼,並且吞沒母體。升級後的「莎士比亞」是哥特化(Gothicized)。歸根結底,「中國風的時尚構成了哥特美學的要素。」

  比較1760年之前幾十年的莎劇與中國戲:前者是下裡巴人、低俗不堪,後者是陽春白雪、獨領風騷。舉個例子來說:

  加裡克與其法國同行合作演出《中國節日》(1755年),恰值英法七年戰爭(1756—1763年)的前夕;盡管國王觀看演出,但英國的「愛國暴徒」還是闖入砸場,演員和導演都跳窗而逃。加裡克如何挽回其名譽掃地?按理說,他應該搬出本土戲——莎士比亞;但事實上,他是依靠《中國孤兒》打翻身仗的。曾任耶魯大學戲劇系主任的尼科爾(Allardyce Nicoll, 1894—1976)著《加裡克的舞臺》,其中寫道:

  (面對著聲名敗壞、場面狼藉,該怎麼辦呢?)其舞臺(劇院)完全不熟悉莎士比亞戲劇。經理意識到,唯一希望就是提供一些壯觀的展示,來吸引觀眾,……。不久,亞瑟·墨菲(翻譯)的《中國孤兒》隆重推出「最壯觀的場景」。……評論道,這部戲非常精彩,服務於更高尚的目的。……四年前發生的臭名昭著的騷亂以來,幸虧墨菲呈現的這部悲劇可以彌補損失。

  確切地說,在其舞臺生涯攀登巔峰之際,加裡克首先導演和主演的是《中國節日》和《中國孤兒》;然後(即1760年代)基於以前的經驗、資源和氣場,他全力以赴、全神貫註地塑造「莎士比亞」。

  「他(加裡克)真的讓莎士比亞回到了英語舞臺,……但這些戲劇已被嚴重肢解和改變。」——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圖書館期刊。

  
  大衞·加裡克(David Garrick, 1717—1776年),18世紀英國的演員、導演、劇作家和劇院經理,主演莎士比亞與「中國風」戲劇,是「莎士比亞崇拜」直接推手。

  
  圖 中國戲裝。上《李爾王》,下面是《中國孤兒》。

  結 論

  「莎士比亞」(作品/戲劇)從下九流變為上上乘,歸功於17—19世紀英國的世代「編輯、編導」連續不斷地撰寫和改寫之;尤其是在18世紀,開始於德萊頓和亞历山大·蒲柏、完成於約翰遜博士和大衞·加裡克的「經典化、神聖化」,最為關鍵。那是一個中國全面塑造歐美文明的大環境,包括:

  ⑴「中國熱」:中國文化 → 啓蒙運動〔思想與制度〕;

  ⑵「中國風」:物質文化 → 生活方式〔雅致與鑒賞〕;

  ⑶「中國字」:漢語密碼 → 語言內涵〔表意與概念〕。

  18世紀下半期的英國,為了迎合迅速提升的觀眾或讀者的品味,特別是為了配合英國的文化沙文主義的傾向,精英們運用中式語言、審美和哲理以及中式舞臺的資源與經驗,集當時「中國風」文藝之大成,來重塑「莎士比亞」,使之脫胎換骨、脫穎囊錐,從而造就了舉世無雙的藝術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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