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障女孩嫁老漢,這句「嫁得好」我夸不出來

智障女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每天熱搜上會出現多少詞條。

在微博上,這個數字是——50。

熱搜輪動,不斷有詞條出現,也不斷有詞條消失。

而我們的注意力,就在這一次次「出現」和「消失」之間,被牽引向各個方向。

牽引著我們的,是什麼呢?

不得不承認,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一些毫無意義的無效信息。

而那些真正值得我們討論和深思的問題和信息呢?

幸運的,可以牢牢霸占熱搜榜。

掀起一波輿論熱潮,引來各方博弈,最終帶來一些小小的變化。

而不幸的,則在大數據的算法和機制之下,短暫出現,又迅速消失。

前兩天,她姐注意到的一個話題便是如此。

#55歲男子娶年輕智障女孩#。

從出現引發討論,到當事人回應,再到官方回應,前後不過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之後,事情「水落石出」,熱搜被下一個話題占領。

高效嗎?

她姐只覺得好笑。

因為,這件事情不只是關乎一個個體和兩個家庭的選擇,更是一個群體的隱身和失聲。

而這樣的一個話題,不該被如此輕飄飄地覆蓋過去。

1+1>2?

事情的最初,是一場「誤會」。

一則視頻被配上了「駐馬店老人娶女童」的文字後,在網上瘋傳。

如果只看畫面,的確容易「想歪」。

兩人一眼看過去年齡懸殊極大,男子甚至還拿出來紙巾為「女童」擦鼻涕。

幾天後,駐馬店的官方人士回復稱,這是因為女方「娃娃臉」而引起的誤會。

事實上,女方今年已經20週歲,並不是網傳的女童。

但,另一個事實也隨之披露——

女性雖然不是女童,卻是一個智力障礙者。

這兩個人的結合,並非什麼衝破世俗的愛情。

一個窮。

當事男子今年已經55歲,但因為家境不好,一直未娶妻。

家裡只有幾間小平房,和一個坑坑窪窪的土院子。

早幾年的時候,他還出去打工。

但近年來,因為家中八旬老父親的身體欠佳,他就回家照顧老父親,靠種地為生。

一個殘。

女孩2001年出生,是家中的獨女。

五六歲時因高燒患病,從此成了智力障礙者。

不會說話,也不能走路,完全無法自理。

因而,這個結合背後的原因顯而易見。

於他們而言——

是退而求其次的各取所需。

是「皆大歡喜」的「最優解」。

沒錢的55歲男子,結婚是他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因而即便女方是智力障礙者,也不妨礙,「我能結上婚,很高興」,沒準兒將來還能有個孩子。

擁有一個智障女兒的家庭,也無所求。

父母年紀大了,沒有辦法長期撫養,所以張羅著給女兒找一個「長期飯票」。

沒要彩禮,也不求其他,「餓不著就行」。

即使,獲得這個「長期飯票」唯一的籌碼,是這個智障女孩的生理優勢——「性別女」。

旁人也是看好。

錄下這個視頻的女性,邊錄邊說:

「雖然說年紀大點,但也對得起她了,她也不會自理。是吧?」

「你這還享福呢,正常人還沒有這種待遇呢,新郎官對你多好。別哭了,別哭了,到新家了,別哭了。」

事情披露出來,網上吵吵嚷嚷撕成一團。

指責男方的——「就是娶過來給他生小孩」。

指責女方父母的——「父母拿女兒當著包袱扔了」。

指責網友的——「換位思考下你願意娶還是你願意嫁?兩個可憐人最低的生活需求也要跳出來指責?」

事情鬧大,官方倒也回應得迅速。

同居不違法,但不能辦理結婚證;如果有了孩子,可以辦理准生證和上戶口。

當地殘聯緊隨其後付諸實際行動幫扶這個特殊家庭:

給提供了智障女孩提供了輪椅等助殘設備。

男方家裡坑坑窪窪的小院,也得到了「會幫忙修繕」的口頭承諾。

至此事情蓋棺定論。

罵戰噤聲,熱搜結束。

隱形

圍觀了全程的她姐看到這裡,不僅不覺得鬆了一口氣,反倒只覺得悲哀。

因為這場景如此熟悉。

前陣子的「方洋洋被虐致死案」的前半場,和這個事件並無二致——家境不好的男方娶了智力障礙的女方。

而最終事情發展成了,男方一家對方洋洋長期虐待,最終致其死亡。

悲劇曾經出現過。

但即便有了前車之鑑,這個20歲的智障女孩,依然被默認可以進行這樣一種資源的置換。

這種置換,還得到了官方的認證和加碼。

而這一切,都跟她本人的意願無關。

悲劇一次次出現,而他們一次次被隱形。

被隱形的群體,到底有多大?

2010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在中國,殘疾人口總數是8502萬人。

其中伴有智力殘疾的有568萬人,多重伴有智力障礙的430萬人,自閉症的200萬人。

一個個冰冷的數字背後,是一個極其龐大的群體,以及一個個鮮活的生命。

這樣的一群人,到底過著怎樣的一生?

2020年的一檔紀錄片《一切都會有的》,就將鏡頭對準了這樣一個特殊群體。

更具體一點,是對準了像上文的智障女孩一樣的,心智障礙者群體。

這檔紀錄片通過長達幾年的拍攝,記錄了北京豐臺區某機構的一群心智障礙患者的日常後,給了我們問題的答案——

「無法自控」。

大部分心智障礙者,都是在很多人看不見的角落,過著失控的生活。

情緒上來了,處理的方式常常異於常人。

尖叫。

把頭埋在工作人員的腰間,拚命尖叫,叫到嗓子疼,也不知道停。

砸玻璃、砸車。

患有自閉症並伴隨智力障礙的劉斯博,兩個月砸了十幾塊機構的玻璃。

以及暴走等等。

失控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情緒。

因為無法和自己的內心和世界正常交流,無法表達自己的需求。

因而,他們的人生也全然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他們一生都在等待。

等什麼?

「如果是住在機構裡面,等吃等喝等上課,如果還可以回家就等媽媽接。

我今天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我永遠不知道。最終的結果是什麼,等死。」

「等待」的這個結果,大多是跟他本人的意志無關的。

而心智障礙者,能做的只有接受——接受別人的安排、接受別人的操控。

對心智障礙者的安排和操控,涉及到他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比如,紀錄片中,一個叫小南的社工,因為不耐煩患者,選擇拿起棍子嚇唬他們。

劉斯博有一陣子情緒極度失控,動不動就要拿磚頭砸汽車、砸玻璃。

後來工作人員一步步推導、調查,才發現是因為那個階段他的奶奶去世了。

而家人的處理方式是——

不告訴他,也沒有讓他出席奶奶的葬禮。

20歲被迫嫁給55歲男子的智障女孩也是如此,因為不會說話,結婚前父母都沒有跟她商量。

兩家一合計,就把她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生活。

儘管她在婚禮上一直在哭泣,家人卻依然堅信女兒「會幸福」。

發現了沒?

心智障礙者接受的安排和操控的背後,是他們的想法、需求、權利,被盡數剝奪。

作為人這個個體在世界上存在,卻沒有享有作為人的權利。

這種剝奪,可能是經濟上的、思想上的、人格上的,也可能是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上的。

而對剝奪他們權利的,不是別人。

反而是跟他們相處最久的人。

他們常常是一線社工、家人、父母……

困境

她姐對這些做法不贊同。

卻也無法作為一個旁觀者,說著輕飄飄的話,對置身其中的人的做法一棒子打死。

和心智障礙者的溝通,確實是需要極高的成本的。

無論是人力、物力、精力,以及時間。

即便劉斯博已經在機構住了好久,但李立潔助理和他溝通起來,依然要花費巨大的時間成本。

砸了玻璃之後要交流砸玻璃的原因,就要分成四個階段。

先穩住情緒——「中午吃飯了嗎?」

再保證安全——「慢一點慢一點,丟下石頭來」。

兩個階段平穩度過後,才能稍微靠近正題。

即便如此,也要一步步來理邏輯。

玻璃沒錯——砸玻璃解決不了問題——有問題要用嘴說出來。

《出處》

二十分鐘後,情緒爆發的原因才被找了出來。

而費盡周章問出來的原因,也並非什麼大事。

或者說,換到正常人身上,根本都不會成為問題的事——「同伴老叫我名字,我就不高興了」。

而這種有著巨大溝通成本和需要極強的耐心的工作,李立潔一做就是六年。

六年間,工作期間,她幾乎就需要給患者提供全天24小時的陪伴。

即便是專門從事服務型工作的一線社工,長時間下來都會疲憊不堪。

更何況是父母。

有句古話是:久病床前無孝子。

而照顧一個一生都將有心智障礙的孩子更是如此。

在某網站上,一個「有一個你不想要的孩子,是什麼樣的感覺?」的問題下,有一個育有六歲的自閉症患者的媽媽的回答讓她姐印象深刻。

「養育她的感覺就像我在養一隻麻煩難養的寵物,而且這隻寵物永不會進化成更高級的存在。」

「我還是會跟她說話,跟她玩,但多年來沒有得到任何回饋,真的讓人灰心。」

「我和我丈夫已經老了20歲……我們的大腦每天都在尖叫和持續噪音裡煎熬。我們互相爭吵,脾氣暴躁。我們是一個空殼,曾經的人格已不復存在。這會讓任何人崩潰。」

而,像劉斯博,或者像被迫嫁人的20歲智障女孩一樣的心智障礙者,在國內有上千萬。

上千萬個心智障礙者的背後,是上千個因此而疲憊不堪的家庭。

劉斯博的父母提起照顧兒子的這三十多年,擔憂的從來不是過去,而是以後。

因為,這是一場看不見盡頭的馬拉松。

照顧1973年生的劉浩的,是她的老母親。

她已經九十多歲了,但依然不得不硬扛住。

「我要再倒下來就完了,也沒人來照顧我呢。」

一邊是特殊需求群體的人權和尊嚴。

一邊是承擔著照顧者角色的人群,在看不見盡頭的付出和沒有明天的日子裡的消磨。

無盡的困境。

看不見的明天。

明天

如果說,把這類問題的解決辦法寄託在一個個弱小的個體身上。

明天永遠也不會來。

但,這類問題的解決,從來不該只是一個家庭的責任。

對弱勢人群、特殊群體的人文關懷是社會文明的標誌。

是我們的社會,需要給這些有特殊需求的群體,提供普遍的、有尊嚴的、保障人權的照料。

我們的社會顯然做得還不夠。

但紀錄片《一切都會有的》裡,其中的北京智利康復中心的模式或許指出了一條道路。

在給特殊群體提供幫助的時候——

不是把他們當成一個被照料者的角色來對待,而是當作一個獨立的人來看。

比起強調能力,更多的是強調權利。

讓她姐印象深刻的,是幾個男性心智障礙者要根據機構安排在外面租房子住。

機構不是自己看了房子就定下來讓人搬過去,而是全程讓這幾個心智障礙者參與看房、比較、簽合同。

搬到新家,吃什麼自己決定,做什麼飯也是自己動手。

劉浩和劉斯博單獨租房在外面住的時候,第一頓飯,是劉浩做的。

做之前劉浩放的米很少,註定不夠吃,但社工在旁邊也僅僅是看著。

比起可口的飯菜、比起幫助特殊群體一步做到位。

社工更傾向於讓他們通過實踐,自己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

不在於一時的味道的好壞、一時的饑飽,而在於給予他們掌控自己生活的權利。

不是永遠把他們放在一個被照料者的角色裡,安排、操控他們的人生。

而是更多地去關注——

你的感受是什麼、你在想什麼、你想怎麼做、你想吃什麼……

給予他們學習的機會,以及作為人的尊嚴和權利。

但其實,他們生而為人, 本就有做人的權利。

只是問題在於,我們這些所謂的倖存者的「另眼相待」,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他們的尊嚴和權利。

而這就是我們要做的部分了。

我們可能無法分擔特殊群體的痛苦。

但我們至少可以改變自己看向他們的探究的眼光——

即便他們是「孤獨的野花」,也依然是和我們在同一片藍天下生活的活生生的人。

以及警惕可能會出現在我們腦海里的「不嫁出去你給人養嗎」的類似想法。

不要把這類問題的重點,放在個體行為和事件本身上,而忽視群體背後面臨的切實困境。

這種想法,無形之中就把我們和他們放在了對立面,站在了「我不會是特殊群體」的先決條件之下。

但,她姐想到此前有人關於反對種族主義時,說過這樣一句話:

「當你有種族主義想法的時候,請把自己代入那個種族主義傷害的角色。」

換到特殊群體這件事上同理,「當你歧視特殊人群的時候,請把自己代入特殊人群的角色中去」。

其實這句話可以用來解釋說明任何事——

當你有慕強/慕富/……的想法的時候,請把你代入弱者的角色裡。

不只是同理心的問題,而是只要我們是人、會變老,我們就總有一天會成為某種程度的弱者。

1%的人掌握了世界上99%的財富和話語權。

而我們,要學會永遠站在弱者一邊。

    

傳播真相   探究歷史 支持正義  分享快樂

💰 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