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黃回憶錄

今天聊一個刺激的職業,娼妓。一提到這個詞,大部分人就心頭一顫。因為它涉及了一個敏感話題,性。

就像哈利波特的世界裡,不能隨便說出「伏地魔」。中國人說性的時候,盡可能拐彎抹角,不然可能被開除正經人身份。

在很長時間裡,性是禁忌。性之所以禁忌,是因為它危險,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藏著人心中的所有秘密。

娼妓業是性行業,自打有了人類,就和人類緊密相隨。春秋時期,齊國的把娼妓業改為官營,還為娼妓業專開了一片地,就有了中國最早的紅燈區。齊國丞相管仲,因此被拜為娼妓業的祖師爺。

不光中國,放眼世界也是如此,幾千年來相安無事。但忽然之間,風頭變了。過去一百年,娼妓業在世界範圍內成了風口浪尖的話題,受到猛烈批判,並陸續被多國禁止。

新中國成立後,也關閉了全國的大小妓院,順應了這一潮流。到現在,全世界已經有超過一半國家,把賣淫定為違法。

掃黃回憶錄
世界賣淫合法性分佈圖

為什麼這個存在了幾千年的行業,突然成為眾矢之的,人人喊打?

中國又為什麼會捲進這個浪潮,廢娼過程中出過什麼意外?

1949年後,在北京市的廢娼過程中,為什麼寺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天咱們就來捋一捋來龍去脈。

現在人談廢娼,會把原因歸為西方人權思想,但這話並不全對。其實中國廢娼之路,遠走在世界前面。

中國歷史上,官員出入風月場所是極為常見的,民間也經常流傳官員和名妓的風流韻事。

清代畫家潘恭壽畫的柳如是肖像圖。
清代畫家潘恭壽畫的柳如是肖像圖。

到了大清朝,皇上立下新規矩禁令,不允許官員再踏步娼寮,免得被老百姓看笑話。

但皇帝們終究失算了,官員還是鑽了政策空子。因為禁令只針對女妓,北京城的官場改了喜好,悄然興起了一陣好男色的新風尚。

於是,社會上出現一些豢養男妓的場所,供官員們光臨,也就是所謂的「相公堂子」。

這些相公堂子集中在北京城南,後來這一帶人越聚越多,生意越做越雜,就成了後來的八大胡同

上海會樂里紅燈區
上海會樂里紅燈區

政策有時代性,會隨時起變化,但人的慾望卻是永恆的

古代人娛樂項目少,與異性的情感又壓抑嚴重,所以千防萬防,娼妓也依然會在夾縫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方法。

北洋政府上台後,財務緊張,為了收稅,也就是花捐,設立了妓女檢驗所,為妓女檢查身體,頒布執照。

雖然沒明說,但這一舉動意味著妓院可以重打大門。

於是,北京的娼妓業更加興盛。妓院還分出等級,從高到低分別是清吟小班、茶室、下處、暗門子。

掛著妓女花名招牌的妓院
掛著妓女花名招牌的妓院

清吟小班和茶室是上等妓院,主要生意也是情感服務,妓女陪客人喝酒聊天,詩詞歌賦,是有錢人的娛樂。

但有錢人是少數,大部分妓院服務的都是底層客戶,也就是下處和暗門子。

來這裡的客人都沒錢,於是省去這些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只做皮肉生意。

當時的美國記者甘博在《北京娼妓調查》中記載,民國初年,北京每24名婦女中,就有一人是妓女。

然而,隨著大城市的工商業,娛樂業的爆炸式發展,女性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

女性的經濟地位發生變化,再加上國外女權浪潮衝擊,上海廣州等地的女性也開始走上街頭,主張自己的權利。

掛著妓女花名招牌的妓院
參加社會遊行的女學生

此時,社會輿論也大轉變,轉為支持女權運動。 《新青年》等社會團體紛紛出來,為女權發聲造勢。

商務印書館在1915年,出版一本雜誌,就叫《婦女雜誌》,批判舊思想,提倡新精神。

娼妓業作為舊時代的毒瘤代表,被推上風口浪尖,受到文化界和媒體界猛烈抨擊。 1918年,李大釗在《每週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廢娼問題》。

五四運動以後,廢娼已經成為知識界的顯學,是最大的政治正確,誰不贊成就是和民族進步唱反調。

當時的雜誌上評論說,「近來…..談到娼妓問題,把娼妓看做社會上頂大的禍害,萬惡的源泉,深惡痛絕,幾乎眾口一詞,並不曾聽見哪一位敢大膽的反對這種議論。」

輿論影響社會氛圍,進而決定國家政策。

1927年,國民政府上台之後,社會運動氣氛濃厚。

政府以革命的名義,驅逐一切舊時代的牛鬼蛇神,娼妓、賭博、占卜星象因此被列為「三大取締」。

時任南京政府常務委員楊杏佛說:「全國人民應該放開眼光,把南京改造成一個極大都市,已遺後世子孫。」

魯迅和楊杏佛合影
魯迅和楊杏佛合影

首先下手的就是娼妓業。

南京政府說乾就乾,決心就很大,而且出手強硬。公安局接到命令,限期兩個月,查封所有妓院。

但禁令只是一張紙,如何善後才重要。擺在政府面前,最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安置妓院裡的妓女。

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個三步走的政策。

第一步,救濟收容。政府把失業的妓女們收容起來,教育三個月,讓其悔過,再培訓三個月,讓她們掌握一項謀生技能。

第二步,自行擇業。收容培訓完的妓女就可以釋放了,嫁人也好,做工也好,反正不能再賣淫。

對於收容完後,又重操舊業的妓女,就不能姑息,趕出南京,不讓再回來。

民國的南京妓女
民國的南京妓女

南京政府的政策雷厲風行,而且很快就見到效果。

幾個月之間,原來遍布南京的妓寮全部關門倒閉,街上再看不到一家妓院。

另外,政府又通過修建公園、圖書館和夜校等地,企圖讓民眾養成「革命的、高尚的行為模式」,取代之前「愚昧的行為」。

但娼妓業存在了幾千年,會因為南京政府的一紙禁令,就徹底消失匿跡嗎?

答案顯然是不會。

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光沒有終結娼妓業,反而招惹了巨大的麻煩。

城裡的大道確實乾淨了,但這只是眼睛看的著的。暗地裡的妓女一點也沒少,她們出現在南京的旅店、茶館、舞廳,遍地開花。

民國時期的舞廳
民國時期的舞廳

南京政府很快就發現這個問題,公安局長在市政會上說,「奉令禁絕娼妓後,一船歌女穿青衣,掛徽章出入各旅店唱曲,形如從前娼妓一樣。」

當時的《中央日報》上說:「私寮林立,梅毒蔓延,更為變本加厲」。 」

幾個月整治下來,不但沒能根除娼妓業,反倒把妓女們打散,化整為零,比之前更難管理。

而政府修建的新式公園,本想讓市民變高尚,不料正成了娼妓攬客私會的好場所。

公安局一開始還用拘捕妓女嫖客,但人數太多,公安局就那麼大地方,根本關不過來,越禁越亂。

公安局看管不住,乾脆變換了手段,抓住誰就拍照公示,試圖用社會性死亡的威脅,來穩住局面。

但這一措施看似給禁娼處罰出新招,其實偷偷把處罰力度降低。而這正是政策鬆動的信號。

老鴇、妓女、嫖客,甚至警察立即接收到這一信號。妓女嫖客再不怕違法,知道警察不會拿她們怎麼樣。

警察雖然對抓嫖興趣濃厚,跟建設新城市毫無關係,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盤。

警察經常突擊突擊一些平民百姓家,真抓住嫖娼了,就開罰款了事,罰金自然流進自己的口袋。

實在沒抓住,還有警察以詆毀良家婦女名譽為名,敲詐老百姓。

一連串的禁娼手段,不但沒能真正減少嫖娼行為,還因為擾民,搞得民怨四起。

於是,社會上出現了「禁娼不如不禁,願冒天下之大不韙,主要弛禁也」的聲音。

而1933年,因為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南京的工商業受到重創,市政財政經費吃緊。

人人都不花錢,市場就成了死水,急需一劑強心劑,把市場給救過來。

荒誕的是,被抬出來解救危局的,卻是人人喊打的娼妓業。各業聯名上書,要求重開娼妓業,刺激經濟。

南京市政府的禁娼工作本來就難搞,乾脆順手推舟,提出一個弛禁提案,主張限區域,限條件重開娼妓業。

但化界和媒體界卻不吃這一套,抨擊南京市政府在飲鴆止渴,開歷史的倒車。

最後這個提案沒能通過,但政府搖擺的態度已經表露無遺。

1934年,蔣介石親自出面,倡導「新生活運動」。老蔣一句話,商界的弛禁號召自然泡湯,南京城再次緊鑼密鼓地掃黃禁娼。

1934年蔣介石推行 「 新生活運動 」
1934年蔣介石推行 「 新生活運動 」

此後,南京市的暗娼和南京政府開始曠日持久的纏鬥,你進我退,我來我走,長不大,卻也打不死。

直到後來開始抗戰,政府和公眾的心思都轉移到打仗上,廢娼的事也就消失在輿論中。

但事情不被討論,並不意味事情已經休止。

相反,沒有監管,再加上接連的戰爭,民間經濟徹底崩潰,更多的女性不得已投身娼妓業,謀求一條生路。

到新中國成立後,各地登記妓女數量,上海僅登記在冊的就有幾千家妓院,超過3萬名妓女,更不論暗娼以及相關的老鴇、跟班、僕役等人。

新中國一樣容不下娼妓,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中,娼妓業是不平等和剝削的表現,必須要被剷除。

但面對已經膨脹到這麼大規模的產業,如何處理也是個棘手問題。

弔詭的是,政府還沒出手,很多地方的娼妓業自己銷聲匿跡,音跡全無了。

妓女們主動隱匿,是因為聽到一個傳聞。

傳聞說共產黨對待妓女不留情,會把妓女送到前線軍隊當軍妓,堵搶眼,或者剃光了頭到山里敲石頭,嫁給 「 煤黑子 」 做老婆。

這種流言在北京、上海、武漢各地都普遍出現,內容也大同小異。

妓女因為害怕,到其他地方或鄉下避難,導致一段時間裡,妓女數量降低。

但時間不久,她們發現流言情況並未真正發生,便再次回到大城市,城市裡的娼妓業再次活躍起來。

賣淫場所也從茶館客棧,擴張到公園、碼頭、船艙,任何一個帶頂的地方都可能是賣淫場所。

更重要的是,解放軍進城不久,城裡還有一些反動殘餘勢力,就窩藏在妓院,甚至還冒充解放軍在妓院開會。

要解決這一連串問題,還得端掉妓院。

1949年5月,劉少奇提出 「 建設新北平 」 ,緊接著,北平市市長葉劍英下達摸底北平妓院的指示。

幾個月後公安局、民政局、衛生局、婦聯等聯合成立了 「 處理妓女委員會 」 。經過一段時間籌備後,在11月正式展開禁娼行動。

為怕走漏風聲,指揮部以召開會議為名,把妓院老闆、領家叫到公安局開會,當場扣押。

與此同時,執法隊伍突擊、圍堵指定妓院,控制住妓院內所有人員。給嫖客的證件上蓋上「嫖客查訖」的戳,教育妓女。

到這一步,人民政府的行為,和當年的南京市政府廢娼大同小異,但後面的行為就區分了二者的不同。

人民政府嚴懲剝削妓女的老闆,大部分人都進了監獄,情節極其惡劣的甚至被判了死刑。跟南京市政府罰款了事,完全不同。

對待妓女更是不一樣,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說:「妓女是生活在舊社會底層的受苦人……不管付出什麼代價,都要解放婦女。」

在北京,人民政府設下了教養院,收容失業的妓女。德勝門外的華嚴寺,被政府徵用,改造成「北京生產教養所」。

收容在這裡的妓女被稱作學員,每天早7點起床,白天出操上課,晚10點睡覺。

收容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改造,而改造妓女的第一步,就是看病。

北京市衛生局組織醫療隊,為妓女通過血液檢查,發現有身患性病的妓女高達96%,超過一半人患有梅毒或淋病。

青黴素是治療性病重要藥品。據統計,醫療隊人員共注射超過13000針,「除了個別人針眼發癢之外,未出過任何問題」。

此外,北京市政府還開辦「新生織布廠」,「清河縫紉工廠」等工廠,先教妓女技能,再安排就業。

每一項工作都比南京政府當年做的紮實到位,明明白白。這些工作的確減少了北京的妓女數量,尤其是被迫從業的女性,得到了重新生活的機會。

即便工作做到如此,事情進展也並不順利。

人民政府一開始太天真,認為妓女都是舊社會的受害者。有了新生機會,她們就會回到正常軌道。

但妓女團體成分很複雜,有很多人並不是被迫從業,就是想吃這碗輕鬆飯,因此一點都不領人民政府的情。

尤其是高等妓院的妓女,過慣了舒適高檔的生活,要做工是萬萬不可能的,整天在教養院整么蛾子。

一個叫賈秀蘭的妓女,常常故意裝死,動不動地上一挺,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憋住呼吸,想混出教養所。

還有一個叫房淑英的,在寺廟裡裝神弄鬼,要死要活,甚至吞下了六根針自殺。

看護人員買了四五斤韭菜,讓房淑英吞下,讓她排便的時候,讓韭菜把針從肚子裡帶出來。

更有人吃屎喝尿,裝瘋賣傻,用盡一切手段,想逃出教養院。

不光改造不順利,南京政府當年關閉妓院,導致私娼遍地的局面,在北京也再次出現。

恰好1950年,外部忙於朝鮮戰爭,內部忙於鎮反,廢娼的問題不緊急,暫時擱置。私娼的機會又出現了。

每天下午五點開始到深夜,北京的中山公園、北海公園、東單、八大胡同、天橋市場,甚至天安門廣場都有大批野妓出現。

她們穿著幹部服或者學生裝,配著證章,或者裝扮成家庭婦女,甚至帶著小孩、老太婆為自己掩護拉客。

妓女之間還會為地盤產生衝突,甚至每天都有不少妓女找到派出所,讓警察評理。

一些進京唸書的女學生,也受到這些妓女的誘惑,拋棄學業,跟野妓一起「拉客耍夜」,誰都管不了。

不光是野妓,乞丐、算卦、舞廳、流民等,都是擺在北京市政府眼前的問題。

但到了1952年,處理這些事情突然緊迫起來。因為這年10月,亞太區域和平會議要在北京召開。

屆時,要有37個國家代表要來北京,外國朋友要透過北京的窗口,看一看新中國的風采。

淨化首都的任務立刻迫在眉睫。市公安局很快就確定了行動方案: 「 集中力量,全力收容全市的野妓、暗娼。 」

於是開始第二輪緊急收容,一個禮拜裡就收容進100多名妓女,其中不少是教育培訓過的妓女,「二進宮」、「三進宮」、甚至「四進宮」都大有人在。

這樣」情況在各地都有出現,這自然是人民政府不允許的。

這些妓女被劃歸為城市遊民,而對於城市遊民,人民政府的政策是,讓他們可以有正事幹,不走遊民的老路。

安置這些遊民有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輸送墾區。就是讓這些人離開城市,送到各地農場,開荒作業。

1955年,上海民政局選派「改造好的妓女964人」,經過一個月的教育和就業訓練,送到新疆參加勞動生產,邊疆建設。

1956年,又把1560個妓女安置在安徽白茅嶺農場。另外360人被送到甘肅。

經過八年收容、改造和安置,各地妓女數量逐步下降,到1958年,終於消失在大眾的視野裡。

來源    太初之道

 

 

    

傳播真相   探究歷史 支持正義  分享快樂

💰 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