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白蛇傳」故事探究明清江南大運河兩岸城鎮的社會生活

從「 白蛇傳」故事探究明清江南大運河兩岸城鎮的社會生活

內容提要:從「 白蛇傳」故事裡涉及的地名可以看出江南大運河兩岸的市鎮為了商業、生活和交通的便利選擇了依水而建,商業中心通常設在城市內河與運河的交匯處。許宣從杭州到蘇州航線夜間通行與明清環太湖地區發達的桑蠶業緊密相關。許宣生藥舖主管身份的設定有利於展現出大運河帶來的便捷物流,便捷物流促進了江南經濟的快速發展。故事裡提及的寺廟都位於城市的經濟中心,廟會的市俗化造就了廟市經濟的繁榮,廟市成為江南市場的重要補充形式。從小說《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和傳奇《雷峰塔》結局的區別可以看出,明清發達的商品經濟以及科舉定額導致了許多生員棄儒從商,但科舉入仕仍然是江南商人的理想目標。

明清小說戲曲的魅力之一,在於這些作品向今天的讀者展現出了一幅幅鮮活的社會生活畫卷。 「 白蛇傳」故事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 白蛇傳說」起源頗早,源遠流長。宋代的《西湖三塔記》、明人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吳從先的《小窗自紀》等話本小說、文人筆記裡曾多次提及相關內容。但是這些作品和記載與後世的「 白蛇傳」故事相比,主要地點僅限於杭州,社會環境描寫較少,故事甚至可以模糊背景而存在。直到馮夢龍編寫了《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白蛇傳」故事的主要人物與情節才豐滿起來,故事發生的空間也擴大到了蘇州、鎮江兩地。此後清代的黃圖珌與方成培又分別在此基礎上改編成了崑劇《雷峰塔傳奇》和《雷峰塔》,繼續豐富了故事內容和人物形象。

自《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起,「 白蛇傳」便是一個具有多功能性的民間傳說,故事的情節發生與發展和當時的社會環境緊密相聯。江南的城市在經曆元末戰亂後,經濟蕭條。依靠著京杭大運河這條經濟大動脈帶來的商業貿易,自明中葉起,這裡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市鎮日益繁榮起來,成為明清兩朝最重要的財賦區。隨著經濟的發展,江南的文化與風俗也漸漸刻上了運河的烙印,京杭大運河對江南人民生活的影響滲透在各個方面。 「 白蛇傳」故事涉及的杭州、蘇州和鎮江恰恰都坐落於京杭大運河上,這個故事展現出了明清時期江南大運河兩岸社會生活的風貌。創作者之所以會選擇以杭州、蘇州和鎮江為故事發生地,也是為了討好來往於江南的客商以及生活在這裡的百姓。江南經濟繁榮,是通俗文學重要的消費市場,以這里人們熟悉的大運河兩岸重要的貿易城市為背景創作出來的故事,更易拉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博得他們的好感。

「 白蛇傳」故事發生的歷史背景假託於南宋,反映的卻是明代中晚期以來的市井生活,因此「 白蛇傳」故事對研究明清江南大運河兩岸的城鎮社會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一、江南的城市格局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杭州李將仕的生藥舖開在三橋街,製傘的老實舒家在清湖八字橋,許宣住在過軍橋邊的黑珠兒巷,白娘子住在箭橋雙茶坊的巷口,蘇州王主人的客店開在吉利橋下,鎮江李克用的生藥店開在針子橋下,許宣在鎮江的生藥舖開在了渡口碼頭上。顯而易見,故事中無論住宅還是店鋪都建在水邊。

這樣的設計並不是巧合。不似別處的運河常常因淤塞而斷流或氾濫,杭州至揚州段的京杭大運河又寬又深,長年通航。江南航運暢通,這裡的運輸和貿易都高度依賴水網。為了交通、商業和生活的便利,城內會有多條水係與城外運河主幹道相聯。城市往往沿內河形成,重要的商業街均是以內河橋市為中心而建,並向兩岸伸展,城市的街道也多以沿內河走向或通往河岸的長街與短巷為主,市鎮的商舖和住宅也多順著河的走向鋪陳。這些沿運河或運河支流發展的市街構成了城市的大致框架。

為了更好地利用運河水系,明清時期的杭州有過重築城牆的歷史。最初杭州城有鳳山、候潮、艮山、武林和慶春五座水門,明成化十一年(1475)又新開一個湧金水門①,以方便城市內河與運河主幹線相連。馮夢龍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許宣遊湖乘舟時吩咐搖船的張阿公上岸的湧金門,指的便是這座湧金水門。湧金門位於西湖東面,杭州城的西側,西湖與城內水系在此交匯。清順治初年,朝廷曾在杭州建立了駐防城,此駐防城便位於當時杭州城的西部,湧金水門在這座駐防城的最南面②。湧金水門在當時被視為出入杭州城的重要關隘。

明清時期,蘇州城內河與運河主幹道的聯繫線路有兩條:一條經城西北面的白公堤匯入大運河③,另一條從城西面的楓橋匯入大運河④。這兩條水路分別在閶門附近的虹橋和渡僧橋與大運河交匯,因此明清時期蘇州的商業鬧市區主要集中在城西閶門至胥門一帶。明萬曆年間的牛若麟在其《閶門重建虹橋記》中記錄當時每天進出閶門的人流非常密集,虹橋已是「 跨濠以通行旅,錯趾駢肩,無間昏旦」⑤。正是因為商業繁盛,閶胥商業街區漸漸衝破了城垣的限制,向著蘇州城外更西部延伸,慢慢形成了「 自胥及閶,迤邐而西,廬舍櫛比,殆等城中」⑥的局面,城外的商業集市與城內的閶胥商業中心由此連成了一個長長的帶狀商業網。這條商業網又分為兩條線,都是以閶門的虹橋為起點,一條由西北至虎丘,一條由正西方向直通楓橋。從閶門到楓橋中間的商業綿延二十里,其中南北濠、上下塘、楓橋、山塘涇都是當時非常熱鬧的商業區。

方成培的《雷峰塔》第十九出《虎阜》裡的[黃鶯兒]便寫道:「 爽氣四郊浮,向山塘正仲秋,綠雲金粟濃如酒。王孫浪游,山僧倚樓,衣香一陣飄紅袖。」⑦家住吉利橋的許宣要去位於蘇州城外西北方向的虎丘賞桂花,走的就是山塘街這一線。山塘街是連接閶門至城外虎丘的一條繁華的商業街,該街沿山塘河而建,長約七里,被稱為「 七里山塘」,街上店肆林立、會館齊聚,人流如織,相傳北京頤和園後湖的蘇州街便是模仿的山塘街。

杭州、蘇州等城市的商業區沿運河一線分佈,城市與運河主幹道的連接處通常才是商品貿易高度集中的區域,因此這些城市就形成了經濟中心在城市一角而非中心的格局。這些城市也沒有像大多數古代城市一樣呈現出橫平豎直的整齊街巷佈局,這種依水而建的佈局在江南的工商業城鎮普遍可見,越是河流的交匯處往往商業貿易越發達。

二、經濟的繁榮

憑藉著大運河便利的交通帶來的快捷物流,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發達,市場發育程度較高,商業活動頻繁,是全國各區域中一個重要的市場。 「 白蛇傳」的故事不僅表現出了江南經濟繁榮的一面,也展現出了江南市場的一些特色。

1.蠶桑業與夜航線

俗話說「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明清時期,蘇杭並舉,皆為著名的工商城市,也是全國絲綢業的交易中心。蠶桑的養種是江南環太湖地區最重要的副業。 「 白蛇傳」故事裡也能窺視出這一時期蘇杭間蠶桑貿易的繁盛。

在《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裡,許宣因官府庫銀被盜案發配到蘇州,後又因典當庫被盜案從蘇州發配至鎮江。對兩次發配,原著中分別是這樣描述的:「 許宣……離了杭州到東新橋,下了航船,不一日,來到蘇州」,以及「 許宣在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鎮江」⑧。從中不難看出,許宣兩次發配都是沿京杭大運河走水路前往的。然而不同的是,從蘇州到鎮江,文中強調了「 夜住曉行」,也就是說船隻在這一段水路夜間是不航行的。古代出於安全及人工的考慮,夜晚一般不會輕易行船,馮夢龍的《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裡李甲和杜十娘沿運河行至瓜洲時也寫道:「 大船停泊岸口… …約明日侵晨,剪江而渡」⑨,由此可見一斑。

從杭州至蘇州的行船情況又是怎樣的呢?據明代黃汴的《一統路程圖記》記載,從杭州到蘇州一般是上夜航船,也就是晚間出發,先到長安壩,白天到達嘉興府後經過王江涇和葑門,再經一夜航行便可到達吳江,吳江過去40裡,就到了蘇州的槃門。接著由蘇州府到鎮江府的航船便不再提夜航之事⑩。另具當代學者考證,明清時期由杭州出發到蘇州盛澤鎮有東西兩條水路。其中東路最短:從杭州出發,先到今天海寧境內的長安鎮,也就是黃汴所提及的長安壩,之後再沿長安塘北上至運河,來到嘉興府,經過王江涇到達盛澤。這段航線大約需要用一晝兩夜的時間(11),與黃汴所記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推斷當時從杭州到蘇州,第一天晚間上船出發,第三天中午時分便可到達目的地。蘇州到鎮江的里程和杭州到蘇州相差不多,但是如果晚上船隻不航行的話,大約得用上五六天的時間才能從蘇州到達鎮江,的確要比杭州到蘇州的旅程辛苦得多。

蘇杭間為何會不同於別處,在這裡出現夜行航船呢?這應該與明代中葉以後環太湖地區蠶桑業的發展有關。 「 蠶桑之利,厚於稼穡。」(12)明代江南已是「 桑葉宜蠶,民以此為恆產,傍水之地,無一曠土,一望鬱然」(13)。到了清康乾年間,蘇州、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已是「 地多植桑」(14),「 植桑者益多,鄉村間殆無曠土。春夏之交,綠蔭彌望,通計一邑無慮數十萬株雲」(15)。明清兩朝,形成了以浙江嘉興和湖州為中心的環太湖蠶桑業市場。

養蠶需要大量的桑葉。對於大多數的養蠶戶來說,桑葉難以做到自給自足,多數需要從市場購買,所以環太湖地區又出現了從事桑葉買賣的交易,甚至還出現了專門的葉市。 「 桑出東西兩山,東山尤盛,蠶時設市。」(16)養蠶對桑葉要求極高,桑葉最好是當天採摘當天餵用,為了保證桑葉的新鮮,運輸桑葉的航船必須在一天內到達目的地。在桑葉上市的日子裡,桑農們都是通宵達旦地採摘,運輸桑葉的船隻能封滿整個河港。 (17)「 俟蠶長必賈葉飼之,輕舟飛棹四出。遠賈雖百里外一晝夜必達。遲則葉蒸而爛,不堪餵蠶矣。」(18)江南水網密集,小船一晝夜大約可以行駛百里,因此在蘇州以南的運河流域出現夜航船也與這一地區蠶桑業高度商業化有關。

「 白蛇傳」故事中許宣於清明節和白娘子相識,過了兩日從白娘子處得到了官銀,後一天事發,緊接著沒幾天許宣便發配蘇州。可以推算出許宣離開杭州的日子正是江南地區桑葉貿易最為繁忙的時候,所以許宣乘夜行船來到蘇州的情節也是合理的了。

從「 白蛇傳」故事探究明清江南大運河兩岸城鎮的社會生活

2.藥材生意與物流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提到了多種商業,如製傘、開茶館、開客店、賣豆腐等。明清時期的杭州城內百貨業無所不包,湖州產的絲綢、嘉興產的絹紗、紹興產的茶葉和酒、寧波產的海貨、衢州產的桔子、溫州產的漆器、金華產的酒在杭州都能買到。除此以外杭州的餐飲、服務行業也頗具規模,吳敬梓《儒林外史》中就描寫杭州城是「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只吳山附近,「 單是賣茶就有三十多處」(19),可謂百業俱興。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介紹,許宣的父親曾開生藥店,父母去逝後他便在表叔家開的生藥舖裡做主管。小說中為何要將許宣的職業設定為生藥舖的主管呢?作者通過這個職業設定又將為讀者描繪出當時怎樣的社會風貌呢?

藥材生意和別的相比,自有特色。一方面,藥材如衣食一樣,是與人民生活緊密相關的物資;另一方面,藥材講究產地,如懷慶地黃、銀夏柴胡、甘肅枸杞、杭州白菊等,都要冠以地名。還有一些藥材是特產甚至來自海外,如犀角、安息香、沉香等。藥材是生活的必需品,可是在本地往往並沒有替代品,因此藥材生意對商業的流通依賴性尤其高。

明朝初年,朝廷設置了官藥局零售藥品,但是藥材流通性差。永樂年間,朝廷重新開鑿山東臨清段的會通河,運河沿線發展迅速。明朝的四大藥市分別為:河北的安國、江西的樟樹、皖北的亳州以及河南的禹州。這四大藥市都處在交通要道上,前三個藥市還可以通過水路與京杭大運河相連。依靠著運河水系,藥材銷售市場日漸擴大,全國的藥材貿易和前朝相比有了長足的發展。明代浙江永嘉的張璁於弘治十一年(1498)中舉,正德十六年(1521)考上進士。他做舉人時,有次生病需要用兩顆紅棗入藥,在當地很難尋著,但是等他考上進士的時候,紅棗就已經是尋常之物了(20)。江南本不產棗,最初棗子傳到江南因為量少,並不被當作平常食物,而是用來入藥,但是通過張璁的經歷也可見短短的二十來年中,藥材的貿易有了飛速的發展。

明朝中後期,官藥局走向了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民營藥舖。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藥舖也在不斷地增加,並且在銷售和經營上分工更細。但是就全國而言,藥材的貿易與流通十分不平均,藥材流通明顯偏在運河沿線,明清小說中對此多有描述。 《金瓶梅》里西門慶的父親西門達就是一位走川廣,販賣藥材的商人,後來西門慶在清河縣開了一個大大的生藥舖。江南並不是傳統的藥材生產地,但是據明代李日華記載,當時在江南市場遍地可見產自四川的藥材(21),河南和江西兩地的藥材也大量輸入江南(22)。特別是許宣活動的杭州、蘇州、鎮江三市,藥材交易異常活躍。明朝末年的杭州有藥行專門接待省行藥材商人,裝載藥材的商船可以直接行駛到望仙橋一帶。嘉靖三年(1524),就連卸任御醫許某也在杭州的靴兒河下新宮橋附近開設了許廣和藥室(23)。蘇州的南濠鎮更是形成了專業的藥材交易市場(24)。鎮江被稱為「 銀碼頭」,是長江與運河的交匯處,各地商品在這裡轉輸,長江中上游的藥材大多都是從這裡轉運至蘇杭地區。明末的蘇州被描繪為「 若楓橋之米豆,南濠之魚鹽、藥材、東西匯入之木簰,雲委山積」(25)。其中藥材被單列出來與米豆、魚鹽並列,足見藥材的買賣是當時非常重要的物資貿易。

藥材生意獲利頗豐。生藥舖為西門慶積累的資本是他走向發蹟的原點。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在鎮江開生藥舖的李克用,店中伙計家中僕人都不少,過個小生日也要開席兩日,接待客人五十來個。他的生日筵席開在自家的東閣,他讓僕人將要淨手的白娘子領到了「 後面一間僻淨房內」,以方便偷香竊玉,可見其宅不小。就是許宣自己只租了一間房子,買下了一付生藥廚櫃,開業不到一年時間裡,已經是「 普得厚利」,施給金山寺香錢的時候,也是隨手拿出了一塊上好的降香遞給了和尚(26)。這些描述足見藥材生意在當時利潤豐厚,能較為快速地積累財富。歷史上,蘇州名醫葉天士便是「 靠醫致富」的典型(27)。

清代江南運河沿線藥材生意的興盛是杭、蘇、鎮三地更是整個江南地區經濟繁榮的象徵。江南藥材貿易的基礎是運河帶來的便捷物流,依靠著四通八達的水網,國內外的藥材才能源源不斷匯集於此,為這裡的商人們帶來豐厚的回報。

3.廟會與廟市

「 白蛇傳」的故事中有很多情節都發生在廟會之時。以《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為例,就明寫了蘇州的廟會兩次,鎮江的廟會一次,暗寫了杭州廟會一次。蘇州的兩次廟會分別是二月半看臥佛以及四月初八釋迦佛的生辰,鎮江的廟會是七月初七英烈龍王生日,杭州廟會也是釋迦佛的生日。

「 白蛇傳」中對廟會的相關描繪可以看出當時江南的廟會有三大特點。首先可見江南的寺廟多在城市繁華的商業區。明代蘇州的寺觀就多在交通要道以及從閶門到胥門一帶的商業區。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蘇州兩次廟會均在承天寺舉行,承天寺位於蘇州城的中北部,《雷峰塔》傳奇中蘇州的兩次廟會發生在虎丘,離蘇州的核心商業區域閶門一帶並不遠。鎮江的廟會在金山寺,毗鄰長江,其周圍自古以來便商業繁盛。其次,這裡廟會活動非常頻繁。故事中的三次廟會分別發生在二月、四月、七月間,每次廟會還會持續幾天,頻率不低。第三,這些廟會往往又會伴隨著一些商業行為。小說中的許宣在蘇州第一次逛廟會時就提到有一云遊先生「 坐在寺前賣藥」(28),這可視為一種帶有商業性質的宗教行為。 《雷峰塔》傳奇中還寫了廟會中有戲法表演。

廟會型的集市也叫廟市,這種市場不僅會有宗教性,也會有非宗教性。江南市鎮上的寺觀常常地處發達的商業區,有不少寺觀靠近水路,如蘇州的虎丘、鎮江的金山寺等,都可以坐船直接到達。將故事背景設在蘇州的《吳江雪》中,男女主人公江潮和吳嬡就是坐船去支硎山的觀世音大士殿進香(29)。 《三言》《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說中江南的寺觀也多在河湖之濱。

寺觀靠近水路,方便遊客信徒前往,也利於商販運輸廟會上所要售賣的商品,於是便形成了熱鬧的廟市。這些僧徒受到了繁華生活的誘惑,不免會對寺院生活感到寂寞,嚮往著可以享受世俗的生活,因此僧道們也越來越世俗化。寺廟因為有檀越,又與外界的世俗生活有著很多的接觸,漸漸僧人們開始追求治生求利。明代的吳江便有記載:「 凡僧寺各有房分,每房佔定邑人若干,謂之門徒,凡修齋作福之類,他僧不得而預焉。私請私赴者,僧必興訟。遇歲時節序,則印經咒,書其祖先姓名,送與燒化。其家則酬以齋糧,自一斗以至一、二石為率,貧者則雜輳柴薪豆麥之類與之。」(30)這些僧人壟斷了民間的佛事,還會去民間打秋風,要齋糧,和世俗生活發生著緊密的聯繫。在蘇州著名的虎丘寺,「 其師澄公洎二三僧徒,日為治生計。而蘇俗緇流,市酤以為常。師不得已,偕眾之海虞市井,不二價,遠近歸之,息頗贏」(31)。這些便是當時蘇州寺廟裡僧人發家的例子。

僧人們也會藉廟會向社會各界募酬。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蘇州釋迦佛生辰時,「 街市上人抬著柏亭浴佛,家家布施」。鎮江英烈龍王生日時,和尚「 將著一個募緣簿子道:’……伏望官人到寺燒香,布施些香錢!'(32)寺院道觀會從這些募酬中獲利不少。江南廟會頻繁,但每次募酬都會非常順利,說到底還是這裡強大的經濟能力所決定的。這裡的百姓之所以會積極地支持廟會,也是因為廟會的存在促進了非宗教性的商業發展,讓更多的商販從中獲利。

舉行廟市的時候,往往商賈雲集、人流如織。 「 虎丘遊船,有市有會。清明、七月半、十月朝為三節會,春為牡丹市、秋為木犀市,夏為乘涼市。一歲之中,惟龍船市婦女出遊最盛,船價亦增數倍。」(33)虎丘每次有廟會的時候,都會有船家聚集在虎丘周圍,靠擺渡掙錢。張岱也記載過杭州的廟市「 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牙子兒嬉具之類……三代八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34) 。東岳誕辰時,在震澤「 前後十餘日,士女拈香,闐塞塘路,樓船野舫,充滿河溪。又有買賣趕趁,茶餅果梨,塑妝傀儡,走獸飛禽,楊笙兆鼓,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所在成市」(36)(35),大多是一些受婦女兒童喜愛的商品。

誠如顧頡剛所說:「 賽會是南方好,因為他們文化發達,搬得出許多花樣,而且會得鬥心思,一個地方有了幾個賽會,就要爭奇鬥勝,竭盡他們的浮華力量。 」(36)這種廟會商業對於手工業者以及農民這些臨時商販來說,往往是其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廟會所帶來的廟市是江南經濟的重要補充形式。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廟會越來越充滿了商業的氣息,宗教內容日漸減少。江南這些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廟會,是江南商業市場多樣性與市場機製完善性的表現。

三、士商間的關係互動

江南地區作為傳統的科舉之鄉,對科舉一直都非常重視。江南學子在會試中表現優異也與大運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一方面,依靠著大運河,江南成了當時全國最為富庶之地,以經濟為支撐可以讓更多的子弟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借大運河之便,江南學子可以通過水路前往京城和省城應試,不僅交通便捷而且花銷較小。大運河的存在,是江南學子能夠參加科舉特別是會試的一個重要條件,優秀的科舉成績又吸引著這裡更多的家庭走向科舉之路。

明清時期的江南商業高度發達,商賈勢力大,商幫眾多,商人地位有所提高,經商可以帶來獲利,解決生存之道。與此同時,明代為了國家的穩定,對各地區的科舉人數進行定額錄取,雖然明朝江南諸省科舉定額數最多,但佔比相對較少。因此到了晚明,讀書人不把科舉考試當作唯一的出路,選擇從商作為生存之道的人也越來越多。

中國有句老話「 不為良相,便為良醫」。中藥直接脫胎於中國傳統文化,醫藥行業的從業者無論看病還是抓藥都要能斷文認字,他們往往具備一定的文化水準。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許宣曾經兩次題詩,足以見其所具備的文化水平並不只是為了能做生意這麼簡單,他一定受過較為正規的教育,放棄科舉,實為無奈。清朝初年,蘇州著名藥店雷允上的創始人雷大升(1696-1779)也是數次參加科舉考試落第後棄儒行醫的代表。明清兩朝江南地區很多生員為了維持生計而選擇了經商。

陳寶良在其《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中對明代生員的治生途徑進行了概括,其中從商就是當時生員一個主要的謀生手段(37)。生員為了生存,除了從醫以外,還會從事其他相關職業(38)。晚明的凌濛初便是出生於官宦家族,從小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是科舉受挫後,凌濛初便致力於雕版印刷業,獲利頗豐,完成了向儒商身份的轉變。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許宣從事的醫藥行業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藥材貿易是江南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宣又是醫藥世家,但是許宣的藥舖生意想要順順利利經營下去,官商二維一體依然是許宣的必然歸宿。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許宣的父親是開生藥店的,許宣的表叔李將仕家也是開生藥舖的,證明許宣家族在杭州藥材生意界具備一定的勢力。即便是這樣,許宣的父親還是將自己唯一的女兒嫁給了一個宦家。故事中說許宣的姐夫李仁是南廊閣子庫募事官,同時又為邵太尉管錢糧。 (39)按照許父的盤算,將來許宣繼承了自己的生藥店,又有一個當「 宦家」的姐夫照應,生意應該可以日漸興隆。

許宣兩次發配皆由姐夫李仁將其託付於人,第一次是託付給了開客店的王主人,第二次是託付給了開生藥舖的李克用。值得注意的是,李仁在介紹李克用時強調了他是自己的結拜叔叔。李仁常去蘇州公幹,王主人的客店大約是他每次落腳之處,所以他與王主人相熟。但是李仁與李克用的結拜就有了更多的功利色彩。前文分析了李克用應該頗有些錢財,他要與李仁攀交情,多半也是看上了李仁宦家的身份。清末杭州胡慶餘堂的創建者是紅頂商人胡雪巖,他也是依靠著自己的特殊身份,才將胡慶餘堂經營成為與北京同仁堂並稱的有規模有影響的藥店。許宣自己沒能參加科舉走上仕途,可是他如果想將自己的生意維持下去,還是需要來自官方的保護。與其依靠達官權貴,不如自己躋身官場,所以商人的子弟還是會盡一切可能走上科舉之路。

明清時的生員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商人家庭的子弟因為有經濟的支持,所以讀書中舉的例子屢見不鮮。儘管在當時由商而儒,由儒而商都很普遍,但是商人的理想目標仍然是中科舉而後出仕。明代蘇州翁氏家族因經商積累了大量的財富,「 其子弟多讀書,好行其德,有聞於時」(40)。晚明的李贄出生於富商世家,26歲中舉。徐光啟、顧憲成等大儒也都來自富商家庭。

到了清朝,朝廷為了籠絡江南士子的心,自康熙朝開始,多次增加了江南生員名額。乾隆沿京杭大運河六下江南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 培養士類」。在他六次南巡期間,共增錄江、浙、皖三地生員5千多名(41)。下江南時,乾隆沿運河每到一處,還會在當地考試敬獻詩賦的士子,並特賜其中成績優異者為舉人,授為內閣中書。錢大昕、孫士毅、王昶等均是通過這類考試走上仕途的。這讓江南的學子們切身感受到了皇恩浩蕩,又看到了科舉的出路(42)。

方成培的《雷峰塔》傳奇本就是鹽商為迎接乾隆皇帝而作,因此和小說《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相比,結局有了很大的改動。小說是以許宣親手收壓了白娘子為結局,傳奇《雷峰塔》的結局卻是白娘子之子許士麟中狀元後救出了母親。到了清朝,《雷峰塔》之所以要設計出許狀元這個形象,其實也有向乾隆皇帝諂媚的一面。 《水鬥》中因為白娘子懷有文曲星,法海便放了她。許士麟是天上的星宿,連天神都要讓他三分,可是有朝一日當他成為狀元之時,依舊要向人間的皇帝稱臣,所以《雷峰塔》傳奇結局的設計一定能讓乾隆皇帝大有「 學得文武藝,貨賣帝王家」之感。這也可以看出江南地區士商官三者的關係。當時江南的商人,即便依靠運河進行貿易獲得了豐厚收益,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科舉入仕還是被他們視為最優選擇。商業的順利進行也需要得到官宦的保護,一些特殊的行業如醫藥業,對官宦保護的依賴性就更大了。

「 白蛇傳」故事毫無疑問是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中最具有生命力的,由它衍生出來的傳說和曲藝作品至今仍然常演不衰。更難能可貴的是,直到今天「 白蛇傳」故事的情節和人物形像還在被不斷豐富,深受大眾的喜愛。這個故事主要講了白娘子和許宣的一段「 人妖」情緣,但在這個奇幻的婚戀故事主題下,還能夠細細品味出明清時期江南社會的風土人情。無論是依水而建的城市格局,還是無處不在的商業氣息和特色商業與商業特色,這些往往又深受京杭大運河的影響。

與社會生活緊密相聯,是「 白蛇傳」故事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當下我們研究「 白蛇傳」故事與京杭大運河間的關係,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清「 白蛇傳」的文化價值,更有助於我們對京杭大運河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內涵的理解。

註釋:

 

①《萬曆錢塘縣志·紀疆·城壕》,光緒十九年刻本。

②《民國杭州府志》卷一《圖說·駐防營城圖》,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1》,上海書店2011年版,第216-217頁。

③⑥[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241頁。

④⑤《同治蘇州府志》卷八,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7》,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246頁。

⑦[清]方成培《雷峰塔》,三民書局2016年版,第96頁。

⑧⑨(26)(28)(32)(39)[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崇文書局2018年版,第252-256、291、259、254、259、247頁。

⑩[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見楊正泰編《明代驛站考·附錄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292頁。

(11)羅婧《江南市鎮網絡與交往力——以盛澤經濟、社會變遷為中心(1368-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頁。

(12)[明]徐獻忠《吳興掌故集》卷十三,見劉承幹編《吳興叢書》第四冊,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

(13)《萬曆湖州府志》卷三《鄉鎮》,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第66頁。

(14)《乾隆蘇州府志》卷二《風俗》​​,道光四年刻本。

(15)《乾隆吳江縣志》卷五,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19》,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頁。

(16)[清]金友理《太湖備考》卷六《物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05頁。

(17)張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與市場體系》,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頁。

(18)《乾隆海鹽縣續圖經》卷一《方域篇·風俗》,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頁。

(19)[清]吳敬梓《儒林外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2頁。

(20)張萱《西園聞見錄》,哈佛燕京學社1940年版,第28B頁。

(21)[明]李日華《軒雜綴》卷三,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08冊,第22b-23a頁。

(22)范金民《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223頁。

(23)盧連芳《岐黃正傳·萬匯滋生——元明代杭州的中藥中醫業》,見周峰編《元明清名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版,第164-172頁。

(24)唐廷猷《中國藥業史》,中國藥業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頁。

(25)《崇禎吳縣志·王心一序》,見《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15》,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21頁。

(27)[清]梁章鉅《浪跡叢談》,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2頁。

(29)[清]吳中佩蘅子《吳江雪》,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86頁。

(30)《弘治吳江志》卷六《風俗 土產 典籍》,見《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四四六號,成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頁。

(31)[明]祝以豳《虎丘悟宗禪師傳》,見《明文海》卷四二○,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392頁。

(33)[清]顧祿《桐橋依棹錄》卷十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34)[明]張岱《陶庵夢憶》卷七《西湖香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頁。

(35)《乾隆震澤縣志》卷二十六,見《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23》,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0頁。

(36)顧頡剛《妙峰山》,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2頁。

(37)陳寶良《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1-94頁。

(38)參見葉楚炎《諸葛天申、宗姬原型人物考論——兼論〈儒林外史〉中次要人物的敘事意義》,《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40)[明]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7—1248頁。

(41)沈雲龍主編《欽定科場條例》卷二十《鄉會試定額·例案》,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2—1416頁。

(42)參見劉麗《論清初南北漢官文化心態的差異》,《江蘇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來源    明清小說研究2019年04期    歷史與秩序 

    

傳播真相   探究歷史 支持正義  分享快樂

💰 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