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齊亮
父親是賣豬肉的。
晚上殺了豬,白天去菜市場固定的攤位賣。他總是在早上五點多的時候就蹬著三輪車出發了。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寒冬臘月臨近過年那幾天,總是父親最開心的時候,因為生意最好。好幾個春節他都略帶遺憾的跟我們說:「 那條最好的豬腿,本來是要帶回家過年的,但是顧客加價了。你們吃不到啦!不過我們可以多買兩條魚,或者多給你們一點壓歲錢!」
我們雖然熱愛豬腿,但並不感到失落,而是為家裡多賺到錢而開心。長大後學了經濟學再回想,覺得這件事裡其實蘊含著好幾個經濟學規律。
01.交易不成,只是價格不對
這句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提出的。在這個案例中,哪怕是父親準備帶回家給孩子們過年吃的豬腿,依然可以通過提價而成交。那些善於交易的人真是有福了,他們不會因為別人的拒絕而輕易放棄,不會因為嫉恨別人多賺錢而忘記自己想要什麼,他們是更容易成功的人。
02.世上沒有什麼「 剛需」,凡選擇必有替代
這是薛兆豐在他的經濟學課中反復強調的。臘月二十九,在家陪老婆孩子是不是一種剛需?專門留給自己家過年的豬肉是不是一種剛需?但只要價格到位,所謂的「 剛需」也會軟化,人們會選擇更有利於自己的替代方案。比如說在節日里冒著風雪去城裡賣豬肉,比如把要留給家裡過年的豬肉賣給顧客。
凡選擇必有替代,連我父親都知道:豬肉不是剛需,它的替代方案可以是雞鴨魚,也可以是多給小孩一點壓歲錢,彌補他們的失落。可惜這樣的道理很多專家學者媒體人竟然不懂,豬肉一漲價他們就呼籲干預市場、管制價格,理由竟然是豬肉是老百姓的「 剛需」。
03.商業才是最大的公益
是什麼激勵著父親每天五點就蹬著三輪車跋涉十幾里路去城裡賣豬肉?是什麼激勵著他把計劃留給家人的豬肉賣給消費者?是崇高的品格無私的奉獻嗎?顯然不是,而是利潤這只無形的手,是利潤指引著人們克制自己的偏好,滿足他人的需求,通過交易的方式實現最有效的協作互利。
亞當·斯密的名言值得我們讀一千遍:
「 我們不是從屠夫,釀酒師和麵包師的善行中得到自己的食物,而是從他們的自利之心中得到。我們不是讓自己訴諸他們的仁慈,而是訴諸他們的自愛之心。」
「 ……他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達成一個與他意圖無關的目標。通過追求自身利益,他往往更有效的促進了社會的發展。我從來不知道那些宣稱為了公共利益而交易的人究竟做了多少好事。」(《國富論》
04.只要是成交價,都是公平合理的價格
真實世界裡沒有媒體渲染的「 天價」和「 亂價」。以前沒有冷凍櫃之類的,豬肉沒法長期儲存。夏天的時候,為了不讓豬肉壞掉,有時父親會用極低的價格賣掉豬肉。而到了春節前,留給家裡的豬腿如果顧客非要賣,父親甚至會賣到平時兩倍的價格。
媒體動不動指責市場上的「 價格亂象」,說什麼「 低價惡性競爭」「 天價暴利」,這些詞彙完全是沒有道理的無事生非。價格不像草坪,不需要整齊劃一的美,參差多態才是正常的。
「 低價」並不是惡性競爭,「 天價」也不是黑心暴利。只要是成交價,就是公平合理,互惠互利的。因為只有互利,交易才會發生。
05.沒有等價交換,只有不等價交換
很多人被「 等價交換」這個概念唬住了,其實這個概念是錯的。因為只有不等價,交易才會發生。
價值評判發生在交易雙方的大腦之中,假設父親把一條豬腿賣100元,就是說,父親認為這條豬腿的價值(對他而言)低於一百元,顧客認為這條豬腿的價值(對他而言)高於100元。雙方對同一商品的評值互為相反,這時候,交易才會發生。
06.就業要靠自己創造,而非依賴國家
很多媒體喜歡哀嘆擺攤是「 生活所迫」。其實「 生活所迫」不是一件壞事,沒有生活所迫,多數人會像豬一樣活著。整天打遊戲,刷手機,拒絕辛苦的勞動和深度的思考,最終退化。
生存的壓力是阻止人類墮落的警戒線。生存的壓力逼迫我們去考慮他人的需求,為他人提供服務,為社會創造財富。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知識得以應用,我們的品格得以磨礪,我們的心智得以發展。
經濟的發展其實是生活的壓力逼出來的。我們的父輩為什麼要做生意?是因為太窮了。他們起早貪黑,頂風冒雪,甚至要忍受很多騷擾與欺凌,這就是財富創造的真實過程。
父親賣豬肉的工作不是上級部門分配的,也不是投簡歷應聘到的,而是自己創造的。他的經歷告訴我:如果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就業機會,就自己創造一個。
07.進一步城市化,才能減少貧窮
最近有一個很火的話題,就是六億人月收入不足一千。我相信這其中包含大量的農民。
如果父親不擺攤賣豬肉,而是專注於種莊稼,不管他多麼勤奮,很可能也會月收入不足一千。因為農業帶來的收入太低了。靠農業致富的只是少數,多數農民要擺脫貧窮,要么擺攤,要么打工。
現在農村的很多土地都已經荒廢了。很多專家一直有一種浪漫的執念,希望農民可以通過蔬菜大棚、果園、養殖這些農業收入安居樂業幸福生活。但這是他們的理想,並不是農民自己的選擇,也不符合市場的需求。畢竟機械化的今天,根本就不需要幾億農民。
改革開放三十年,多數農民的選擇就是去城裡賺錢,結果也證明這種選擇是對的。因為城市中有更多的消費者,更多的交易機會。擺脫了計hua經ji的農民們並不需要專家來計劃他們的生活,而事實上,很多計劃帶來的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勞民傷財,比如曾經某些地方補貼農民統一去種獼猴桃之類的。這種集中決策遠不如讓每個農民自己決定去打什麼工,擺什麼攤。自發秩序才是風險最低、收益最高的模式。
不管是經濟學家陳志武的《財富的邏輯》,還是陸銘的《大國大城》,其中關於農民問題的研究都在提醒我們一個經濟學常識:那就是幫助農民脫貧的最好方式,就是進一步的城市化。消除遷居限制和戶籍壁壘,讓更多的農民成為城里人,既葆有原有土地的使用權,又享有和城里人同樣的權利,自由的進入服務業、製造業或者自己創業,這才是正確的思路,才會讓月收入不足一千的人越來越少。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也想到了前一陣很火的新聞裡那個在攤位案板下上網課的小女孩。其實放學後跟著爸爸媽媽擺攤,就是最好的學習和教育。可以看到真實的財富創造的過程,學習如何通過服務別人來滿足自己。
市場就是最好的學校。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在這所學校裡不斷精進,繼承父輩的精神,成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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