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言九林
1862年是同治元年。
咸豐皇帝去世後引發的高層權力鬥爭，在上一年大體落下了帷幕。內政外交的調整與改革，在這一年正式啟動。
一、改革與「 滿人本位意識」
改革啟動的前提，是與官僚集團和解。
咸豐在世之日，內政上非常倚重肅順。肅順是滿人，但頗有政治理想，所以很願意結交和重用漢人。 《奴才小史》裡說，肅順當政之時，對待滿員「 眥睢暴戾，如奴才若」，對待漢官卻「 頗為謙恭」，理由是「 咱們旗人渾蛋多」。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這些人在咸豐時代得到重用，都與肅順有直接關係。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是肅順的建議；左宗棠遭人彈劾，也是肅順維護褒獎；郭嵩燾等漢人知識分子，也是肅順著意結交的對象。 [1]
在整頓官場腐敗一事上，肅順也表現得相當積極。咸豐八年，他查辦「 戊午科場收賄案」，殺了包括大學士柏葰在內五位中央官員，數十名高官與新中舉人被革職或者流放。咸豐十一年，戶部為逃避肅順對「 宇字五號案」的追查，縱火焚燒了戶部檔案，大火持續了六個時辰，相關文檔字據全部付之一炬。戶部被逼到這種程度，可見肅順反貪是在玩真的。所以，大火之後，該案仍有數十名高官被革職抄家。 [2]此外，肅順在政治生涯晚期（亦即被殺前夕），還曾「 奏減八旗俸餉」，理由是「 滿人糊塗不通，不能為國家出力，惟要錢耳」[3] ，不足以充當朝廷的統治基礎，還要消耗朝廷大量的金錢。
凡此種種，都是對既得官僚利益集團的侵害。所以，處決肅順讓整個官僚集團歡欣鼓舞，囚車經過之處，「 其怨家皆駕車載酒」前往圍觀，指使兒童朝囚車扔泥土瓦塊，痛罵「 肅順亦有今日乎！」[ 4]
肅順既死，最高權力對官僚集團的高壓也隨之消失。奕䜣、慈安與慈禧組成新的執政中樞。如何重塑官僚集團的向心力，是他們需要首先考慮的問題。於是乎，慈禧太后不再關心科舉考試的公正性如何，也不再關心官員們是否貪污腐敗。她的執政方針是「 博寬大之名」。派人擔任科考搜檢工作時，慈禧的指示是「 勤慎當差、莫要多事」[5]——好好乾，別像肅順那樣整出一大堆事情來。見到御史彈劾自己的親信，慈禧的第一反應是「 此無他，不過我所用之人總不好」，要弄死這個對自己沒有向心力的御史，而當獲悉御史此類彈劾不過是官場陋習，只為敲山震虎多收幾份炭敬時，她的反應就成了「 大笑」[6]。
平衡滿漢關係也是「 和解」的重要內容。
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這些漢人，自然還是得用。不用就不能解決太平天國這個現實問題，還可能生出新問題。所以，正如印鸞章在《清鑑》中所言的那般：
「 （慈禧）聽政之初，軍事方亟。兩宮仍師用肅順等專任漢人策。內則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為相，外則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為將。自軍政吏治，黜陟賞罰，無不諮詢，故卒能削平大亂，開一代中興之局。」[7]
但肅順時代那種壓制滿人的做法，也必須扭轉過來。畢竟，滿人一直被清廷視為最核心的統治基礎。努力擴張滿人的權力與影響力，是新執政團隊的基本方針之一。慈禧後來與奕䜣正面衝突，有一句責備之言正是「 這天下，咱們不要了，送給漢人吧！」[8]，可見她有著強烈的「 滿人本位意識」。
被慈禧責備的奕䜣，「 滿人本位意識」同樣強烈。同治元年有一項改革舉措，是選派一些軍士出洋接受新式軍事訓練。奕䜣挑選了450名八旗兵，10名綠營兵，滿漢比例懸殊到了45比1的程度，而此一時期清廷的八旗兵約為25萬，綠營兵約為64萬。 [9]
在同治元年最引人矚目的改革——設立京師同文館——這件事情上，也能見到奕䜣的這種「 滿人本位意識」。
設立京師同文館，是一項非常微小的改革。所謂同文館，顧名思義，只是一個培養翻譯人才的地方。但這微小的改革，仍是被迫至萬不得已之時，才有的舉措。
自1840年以來，清廷在對外交涉中，屢因翻譯問題陷入被動。鑑於翻譯造成的外交糾紛太多，1858年，清廷與英法美俄四國簽訂《天津條約》時，寫入了一項規定。大致內容是：（1）英方文件，此後「 俱用英文書寫」；（2）照顧清廷缺乏英文人才這一現實，「 暫時仍以漢文配送」，繼續附帶一份中文版；（3）待清廷培養出英語人才後，英方即不再提供中文版；（4）《天津條約》簽訂之後，「 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雙方以後再因翻譯的原因，對文件內容產生理解上的分歧，一律以英文版本為準。 [10]
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後，又迫使清廷簽訂了新的《北京條約》。新條約裡不但重申了交涉「 皆使用英文」，詞義有分歧須「 以英文為準」等規定，還給「 暫時附漢文」一事定下了一個三年的期限，要求清廷「 酌情於三年內選派中國學生學英文」。待首批學生的英文學業完結，英方即停止向清廷提供外交文件的中文版。
內有需求、外有壓力。 1862年，恭親王奕訢、李鴻章、曾國藩等人牽頭，終於決定在總理衙門內設立「 同文館」，來培養自己的翻譯人才。奕䜣那強烈的「 滿人本位意識」也同時迸發。他一方面擔憂漢人學好了英語，會去幫助洋人欺騙愚弄清廷；一方面也希望八旗子弟能夠成材，以掌管清廷的各處要津。所以，他頒布了一項規定，「 選八旗中資質聰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資學習」[11]，也就是同文館學生須優先自滿洲八旗中選取。
同文館內的英文學習情形
與京師同文館相似，稍後成立的廣州同文館，也是典型的旗人學堂——1872年，當兩廣總督瑞麟上奏匯報說廣州同文館裡「 旗籍諸生，咸皆踴躍」，建議以後該館「 專用旗人，毋庸再招漢民」[12]（本來招收的漢人學生比例極小）時，奕䜣非常開心地批准了。只有李鴻章創立的「 上海廣方言館」，沒有實施旗人優先原則。
奕䜣想要盡可能地重用滿人，來擴張滿人的權力版圖，但他也知道，將無知識、不合格者推上要職，是很危險的。所以，他希望滿人們能走在改革的前列，積極報名去同文館學習。只有滿人多多成材，清廷才能永遠是滿人的清廷。
遺憾的是，奕䜣的期望落空了。
二、不怕死的「 底層頑固派」
1862年6月，同文館正式成立。最初只設英文館，有八旗學生10人，聘請鮑爾騰為英文教習，年薪300兩銀子（次年增至1000兩），漢文教習的年薪則長期不足100兩。次年，同文館添設法文館和俄文館，各招收八旗學生10名。至1865年，館內始終只有英、法、俄三館，教授三門外語。
1866年12月，奕䜣等察覺到「 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13]，也就是製造、使用洋槍洋砲洋船，全都得用到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這些近代科學之後，決定讓同文館將步子邁得更大一點，奏請在館內增設天文、算學二館，招收滿漢科舉正途出身之人入館學習。
此議一出，立即引爆了朝野輿論。
導火索是監察御史張盛藻的一封奏摺。他在奏摺裡指責說：讓科舉出身的「 正途人」，去學洋人的奇技淫巧，還用金錢與官職來誘惑他們入學，這是是重名利、輕氣節！是要把天下的讀書人引入歧途[14]。在奕䜣的運作下，張的奏摺被駁回，沒有進入朝堂討論。駁回的諭旨裡說，天文學與算學不是奇技淫巧，是儒家讀書人應當學的知識。 [15]
張盛藻遇挫後，在讀書人中有著崇高聲望的士林領袖、八旗出身的大學士倭仁親自登場。他上奏朝廷，明確反對科舉出身的讀書人向「 夷人」拜師，理由是這樣做會「 變夏為夷」，會動搖國本[16]。
倭仁是有影響力的理學家，他的奏摺不能直接駁回了事。於是，在奏摺呈遞的當天，兩宮皇太后就召見了倭仁。談話不愉快，沒能達成共識，問題又被拋給了恭親王和他領導的總理衙門。
總理衙門出具了一封相當長的奏摺，來回复倭仁。
這封奏摺大談國家的危機之深，與開設數學天文課程的重要性。為給倭仁製造壓力，還附上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意見。末尾，奕䜣還將了倭仁一軍說：「 既然該大學士認為此舉不可行，會招致亡國，想來定是別有強國良策。若該大學士確有良策可以製服洋人，使國家不受欺侮，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竭力效勞。若沒有其他良策，僅大談忠義與禮儀，說這些就可以製服洋人，臣等是不敢相信的。」[17]
倭仁針鋒相對，上奏回复奕䜣：「 若該王大臣確有把握，認為讓夷人來教中國人算學，必能使學生算學精通，進而將精巧的機器造出來，而且中國的讀書人也絕不會被夷人蠱惑利用，最後必能殲滅那些夷人醜類，那自然是再好不過。如果做不到這些，卻先敗壞了人心，那就不如不開設天文算術課程。」[18]
倭仁要奕訢做出一種絕對性質的保證。奕訢不傻，自然不會往陷阱裡跳。他在回奏中說，「 倭仁說的那種把握，臣等不敢保證，只能盡力盡心去做應辦之事、能辦之事。至於成敗利鈍，即便是諸葛武侯也無法預料，何況臣等。」然後，他抓住倭仁奏摺中的具體言語展開攻擊：「 該大學士上次的奏摺中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要學算術不必師從夷人。那麼，該大學士肯定知道哪裡有超越洋人的算術人才。臣請擇地另設一算術館，由該大學士負責聘請教師、招生授課，以觀其成效。」[19]
隨後，奕訢取得兩宮太后的支持，以諭旨的形式，命令倭仁向朝廷保舉精於算術的本國人[20]。被難住了的倭仁，不得不據實上奏，說自己並不認識「 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隨便推薦[21]。奕䜣不依不饒，繼續借諭旨命令倭仁須隨時隨地留心訪查，一旦找到精於算術的本國人，須立即保奏[22]。為了向朝野輿論展示論戰的勝負，朝廷又下旨給了倭仁一份新工作——去總理衙門做「 行走」。
「 行走」雖是閒官，辦的卻是夷務。倭仁高倡「 夷夏之防」，絕不肯受這種羞辱，遂以生病為由，規避了這項職務。 [23]
同文館學生張德彝
擊退了倭仁，並不意味著奕䜣取得了勝利。
1867年6月，又有一位患有口吃症的小官員楊廷熙，藉著朝廷因大旱而下詔讓群臣提意見的機會，寫了一篇長達五千字的奏摺，猛烈抨擊清廷不該設立同文館。在送出這份近似於「 暴走形態」的奏摺之前，楊廷熙讓家人買了一具棺材，以備後事[24]。
奏摺開篇，將當下的旱災定性為蒼天對朝廷設立同文館的示警。楊廷熙說：自春至夏，一直乾旱無雨，常常陰霾蔽天，連御河的水都乾了，京城裡還出現了瘟疫。本月初十又刮了一場昏天黑地、長達兩個時辰的大風。這種不祥天象，定是因為施政出了失誤。京城中街談巷議，都說是設立同文館的緣故，說朝廷向洋人求學，是走上了「 師敵忘仇」的歧路。 [25]
楊廷熙不反對派人去學點英文、法文，但他無法接受要向外國人去學數學與天文。他在奏摺中說，孔孟不重視天文與數學，他們「 不言天而言人，不言數而言理」，可謂立意深遠；如今朝廷花巨資請洋人來同文館教天文與數學，我思前想後一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我有十條大不解之處，要與皇帝、兩宮太后及眾大臣說一說。
他的第一條大不解是：洋人乃不共戴天的仇敵，先皇（咸豐）就是因為洋人入侵不得不逃亡熱河並在那裡去世的。總理衙門以「 不知星宿」為恥，卻不以向不共戴天的仇敵求學為恥，這種「 忘大恥而務於小恥」的做法，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二條大不解是：天文、數學、方技藝術這些東西，明明是中國最厲害、最先進（歷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為精，言數學者中國為最，言方技藝術者中國為備）；西學裡那些輪船機器，與我們的太元、洞極、潛虛相比，在「 幽深微妙」方面未必比得過我們。而且「 中國為人材淵藪」，不可能找不到超越洋人的天文學者、數學專家（豈無一二知天文、明數學之士足以駕西人而上之者哉？）。朝廷如此這般「 自卑尊人、舍中國而師夷狄」，屈尊降貴跑去跟洋人求學，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三條大不解是：輪船機器，是洋人賴以壓制我們的工具。向他們學輪船機器製造之術，不過是以輪船對抗輪船，以機器對抗機器，這勝不了他們。宋史裡說，水賊楊太擁有「 其行如飛」的大船，結果卻被沒船的岳飛給剿滅了，「 可見輪船、機器不足恃也」。再說了，中國幾千年來沒有輪船機器，疆土也是一代大過一代。本朝康熙時代，不准西洋輪船靠岸，洋人也只能「 俯首聽命不敢入內地一步」。最近這些年，大清被洋人各種欺負，其實全是因為沿海將帥督撫「 開門揖盜」，朝中大臣聽風是雨「 先存畏憚之心」。不去解決這些問題，只顧著向洋人學如何造輪船造機器，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四大不解是：朝廷上下，到處都是貪污腐敗與玩忽職守，當務之急應是改革人事，讓政治回歸清明。如今，「 善政未修於上，實學未講於下」，卻大力招人學天文數學，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五大不解是：謀求自強是沒錯。但自強的辦法是皇帝兢兢業業，官員各盡其職。如今卻是宰輔、臺諫、吏部、戶部、兵部、工部全在消極怠工。不解決這些人和這些問題，「 徒震驚於外洋機器、輪船」多麼厲害，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六條大不解是：科舉出身的讀書人是忠君愛國的骨幹，洋人則是我們的世仇。讓讀書人去拜洋人為師，若洋人心懷鬼胎對他們「 施以蠱毒、飲以迷藥」，將他們的「 忠義之氣」全給消了，那豈非大事不妙？我不能理解。
第七條大不解是：洋人既然用機器輪船打敗了我們，「 斷不肯以精微奧妙指示於人」，定不會將裡面的真學問傳授給我們。而且，即便我們學到了精髓，也不過是與洋人並駕齊驅，仍無法打敗他們。不想著「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訓，不想著走別的路去出奇制勝，只知學洋人依樣畫葫蘆，這種做法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八條大不解是：讓尊貴的科舉出身的讀書人，去向洋人學天文數學，這些人被洋人污染之後，再成為公卿大臣與地方督撫，必會與洋人「 聯合響應」一起作亂。所以，向洋人學知識這件事，「 疆臣行之則可，皇上行之則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學之猶可，科甲官員學之斷不可」，李鴻章這些地方官可以做，皇上你絕對不能做；地位卑賤的士兵可以學，科舉出身的讀書人絕對不能學。如今，總理衙門卻誘導著皇上去幹這種事，我實在不能理解。
第九條大不解，是不滿同文館以優厚的待遇招生，並在學成後提供優越的職位。第十條大不解，是抨擊朝廷不與眾大臣商議，僅憑「 總理衙門數人之私見」，就決定了開設同文館這樣的大事，讓國家的「 夷夏之防」陷於崩潰瓦解的危境。
末了，楊廷熙還說，「 同文館」是宋代奸臣蔡京當權時，用過的監獄名，「 同文館獄」是個專門殘害忠良的地方。所以請皇帝與兩宮太后下旨「 收回成命」，廢除同文館這個壞東西。
這十條大不解當中，有些是在胡攪蠻纏扣帽子。比如談什麼「 大恥」「 小恥」。有些是邏輯有問題，比如人事混亂、各機構的消極怠政確屬事實，但這些問題的存在，與同文館開設算學、天文課程是兩碼事；前者沒能解決，不意味著後者就不能去做。有些則是見識短淺的虛妄之語，比如完全不懂近代天文學為何物，想當然地將之等同於中國傳統的「 星宿學」；再比如完全不懂近代數學為何物，反認定千餘年前關於數學的基礎認知更加「 幽深微妙」；再比如，他還相信洋人可以用過下蠱、下迷藥來控制人的思想。
但是，無知之外，楊廷熙的焦慮是真實的。他的「 頑固」發自肺腑，超越了個人利益。他是一個完全游離在核心決策層之外的邊緣人物。如果不是清廷因大旱下詔讓天下官員給朝政提意見，他這個小小的「 候補直隸知州」未必有機會呈遞這樣一份奏摺。如果不是這份長達五千字的奏摺，他自己也很難在史書中留下半點踪影。
楊廷熙呈遞奏摺時，倭仁與奕䜣的辯論早已塵埃落定，同文館也早已陷入了舉步維艱之中。為個人前途計，寫這篇五千字的雄文，是很蠢的行為。尤其是這雄文之中，還有許多針對當朝權貴的犀利指責。同時代之人歐陽昱，在讀了楊廷熙的奏摺後，這樣總結其內容主旨：
「 痛言兩宮太后過失，不善用人；恭王李相洩洩沓沓，一以和為主。低首犬羊，絕不顧國家大體，罪皆可殺。」[26]
這也是為什麼在呈遞奏摺之前，楊廷熙要先給自己買一口棺材放在家中。這個真誠的「 底層頑固派」發自肺腑地認為，清廷不需要近代數學和近代天文學，清廷讓讀書人向洋人求學，是一件大大的壞事。他是一位奮顧不身的無知者。
毋庸置疑，楊廷熙這樣的真誠無知者，正是清廷政教所產。但時代不同了，恭親王奕䜣與兩宮太后，都不想再經歷慘痛的「 庚申之變」，充滿焦慮的他們，已深知清廷需要改革。所以，寫在楊廷熙奏摺上的批復是「 呶呶數千言，甚屬荒謬」[27]。
不過，楊廷熙預備的棺材，最後並沒有能夠用上。據說，慈禧在見到奏摺之後大怒，曾下旨逮捕楊，欲將之誅殺。結果被慈安太后所阻，理由是「 殺之適成其直名，而我惡名遂為千秋萬世所指摘」[28]，實在太不划算。
三、名存實亡的天算館
大人物倭仁的進攻被化解了，小人物楊廷熙的異議也沒能翻起多少浪花。
但奕䜣與兩宮太后，也不能算是贏家。
曾國藩說，倭仁雖然遭到了皇權的打壓，卻「 盛負時望」[29]，在士林中的聲望比以前更高了。京城裡的讀書人，編出了各種各樣的段子來支持倭仁、嘲諷同文館。比如有人在同文館門口貼標語，說裡面的人都是「 鬼谷弟子」，說所謂的同文館是「 未同而言，斯文將喪」。 [30]
京城之外，讀書人也普遍支持倭仁。在浙江老家丁憂的李慈銘，讀到邸報上刊登的論戰奏章，大發感慨，說開設同文館是「 以中華之儒臣而為醜夷之學子」，稍有人心之人都是不肯去學的。如今有人去學，說明這個時代「 禮義盡喪」，非常危險。 [31]
郭嵩燾在日記裡說，湖南的京官們曾召開過一次集體會議，做出了一個決定：凡有進同文館向洋人求學的，以後不准入會館，眾人須集體抵制不認他是同鄉[ 32]。湖南會館「 開風氣之先」，山西的京官們也隨即跟進。
如此種種，結果便是同文館很難招到學生。聘請的有限幾位中國教師如李善蘭等，也以疾病為由遲遲不願去同文館開課。一位叫做額布廉(M．J．O’brien)的英文教師觀察到，自倭仁公開反對數學和天文課程之後：
「 同文館沒有錄取任何體面的人，年輕人只要在其他領域有點發展的機會，都不會把他們的命運與同文館聯繫在一起。那少數的幾個來報考的人都是些失意無能者，他們只是為著總理衙門提供的優厚待遇而不顧惜其名譽。」[33]
據統計，天文算術館第一次招生，「 正途投考者寥寥」，科舉出身的「 詞館曹郎」，均以入館學數學為恥。將非科舉出身的「 雜人」編到一起，總共才得98人。後又有26人缺考，勉強錄取了30名[34]。半年後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 毫無功效之學生」，最後僅剩10人，不得不與外文館學生合併[35]。
曾幾何時，清廷培養出了許許多多的倭仁與楊廷熙。如今，這些倭仁與楊廷熙們，反成了清廷「 自強」的重大阻礙。
註釋
[1]高中華：《肅順與曾國藩集團關係述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3期。黎澤濟：《郭嵩燾和肅順的關係——對＜清史稿＞的一點質疑》，《學術月刊》1988年第9期。
[2]王家範：《肅順之死——晚清史隨札》，收錄於《中華文史論叢（第六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薛福成：《庸庵文續編》下卷。轉引自王繼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頁。
[4]薛福成：《庸庵筆記》卷一。轉引自鄧雲鄉《宣南秉燭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頁。
[5]《清朝野史大觀》卷四「 科場舞弊」。轉引自王家範《肅順之死——晚清史隨札》，收錄於《中華文史論叢（第六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6]黃濬：《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頁。
[7]印鸞章：《清鑑綱目》，岳麓書社1987年版。
[8]茅家琦等主編：《中國近現代大事編年 1840-1999》，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頁。
[9]侯德云：《天鼓 從甲午戰爭到戊戌變法》，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255頁。
[10]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02頁。
[11]《奏請設立同文館折》（附章程），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1頁。
[12]《核議廣東同文館肄業學生酌量變通事宜折》，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40-241頁。
[13]《請添設一館講求天文算學折》，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8頁。
[14]《請同文館無庸招集正途疏》，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10頁。
[15]《著毋庸議張盛藻奏摺諭》，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11頁。
[16]《請罷同文館用正途人員習天算折》，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12頁。
[17]《瀝陳開設天文算學館情由折》，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14頁。
[18]《密陳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請罷前議折》，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4-15頁。
[19]《遵議倭仁密陳折片並陳管見折》，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5-17頁。
[20]《著倭仁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諭》，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7頁。
[21]《奏陳保舉無人天文算學無庸另行設館折》，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7-18頁。
[22]《著倭仁隨時留心保舉設館教習諭》，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8頁。
[23]徐一士：《一士譚薈》，太平書局1945年版，第134-135頁。
[24]歐陽昱：《見聞瑣錄》，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03頁。
[25]《請撤銷同文館以弭天變折》，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1-28頁。下文引自該資料者，不再贅注。
[26]歐陽昱：《見聞瑣錄》，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02頁。
[27]《著毋庸議楊廷熙奏摺諭》，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8-29頁。
[28]歐陽昱：《見聞瑣錄》，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02頁。
[29]《致李鴻章》，收錄於《曾國藩全集·書信9》，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504頁。
[30]《翁同龢日記（第二卷）》，中西書局2012年版，第551頁。
[31]《越縵堂日記》同治六年七月三日。
[32]《郭嵩燾全集》第九冊，岳麓書社2018年版，第265頁。
[33] M.J.O’brien，「 The Peking College」，North China Herald，January 25，1870.
[34]《請欽定招考天文算學各員折》，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7頁。
[35]《考試甄別在館學生片》，收錄於《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1頁。
來源 史料搬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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