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蔣明倬
一直都有種說法,述平是姜文的禦用編劇。兩個人合作了好幾部電影,《鬼子來了》、《太陽照常升起》、《讓子彈飛》。與姜文合作最久、最默契的編劇就是述平。對電影來說,導演一般是主角,編劇只是配角,而且姜文又一直是聚光燈持續追逐的對象,述平呢,他只偶爾出現在一些場合,連配角都不做,只做觀眾。姜文在臺上接受採訪,臺下坐著一個看起來很憨厚的東北大漢,眼睛小,話少,需要時才講兩句,那就是述平留給公眾的印象。
2013年底,寧浩導演的《無人區》上映,一周之內,在時光網華語電影的觀眾票選排名中,沖入了前二十。述平也是這部電影的編劇之一。這個排名裡,有三部是述平編劇的。有人戲言,《無人區》也有點《讓子彈飛》的味道,節奏緊湊,又少了寧浩之前電影中的搞笑、耍寶,多了些冷峻。述平的存在,對影片的影嚮不言而喻。在評論中,有網友驚嘆:「突然覺得述平是一個很厲害的編劇,厲害之處在於他能夠輕松游走於各種類型之間。」
這種驚嘆其實來得有點晚。述平不單姜文禦用,其實跟很多導演合作過,也處理過不同類型的影片。張藝謀的《有話好好說》,呂樂的《趙先生》,都根據述平的小說改編,也是述平擔任編劇。 1998年,《趙先生》獲得了瑞士洛迦諾電影節「金豹獎」。影評人張獻民認為《趙先生》比《行動電話》出色,認為它「不僅僅有關人的欲望,也說出了人的基本欲望與生活不可調和的矛盾沖突」。當時就有人認為,僅憑這一部電影,述平就堪稱中國最優秀的編劇之一。十幾年之後,除了演員和導演,公眾開始慢慢註意到了編劇的價值,述平像是被重新發現了。
雖然述平跟很多導演合作過,但和寧浩合作,這多少讓很多人意外。中國的導演中,具有劇本原創能力的人極少,寧浩就是其中之一。他並不像其他導演那樣靠購買小說版權,邀請編劇改故事。他自己編故事的能力就很強,《瘋狂的石頭》得過臺灣金馬獎最佳原創劇本,《瘋狂的賽車》也獲得過最佳劇本提名。 2008年長春電影節,寧浩托人約述平見面聊天。那時《無人區》還只有個框架,編到一半,編不下去了。寧浩還給述平講了一些自己拍電影的故事,述平聽著覺得挺有意思。後來寧浩邀請他做《無人區》的編劇,述平就答應了。
述平說:「再有能力的導演,其實都需要和其他人發生碰撞,才能迸發出火花,這樣才不至於局限在一個範圍內。而一個好的編劇,就是要能跟不同的導演碰撞出不同的火花來。」
2011年,在姜文的大力鼓動下,述平出了一本小說集《某》,收納了他早年的五部短篇小說和五部中篇小說。這些小說其實都是1995年以前述平在文學期刊發表的舊作,只是做了收錄整理。姜文給這部小說集寫了序,序言寫得別致,是姜文和述平的一問一答。
姜文問:「您願意當作家還是編劇?」
述平說:「各得其樂吧,當著你的面我得說願意當編劇。」
述平曾經是個作家,寫了十幾年小說。但認識姜文之後,述平沒再寫過小說,徹底成了個編劇。
述平寫小說,和他後來當編劇一樣,路子比較野,他並沒受過學院式的訓練。他大學是學工科的,自動化控制專業。但大學期間他就整天泡在圖書館裡,讀的都是歐美文學方面的書。讀得多了,手癢難耐,自己先是寫詩,也沒有想過拿出去發表,完全是游戲的心態,就是覺得文字的排列組合很有意思。
1986年述平開始寫小說。在那之後的四五年裡,述平寫了十幾部短篇,五部中篇。雖然沒甚麼轟動效應,但在文學圈內也小有名氣。 《作家》雜志的主編宗仁發曾經說,述平和很多作家不同,「一方面他對地域風俗不感興趣,對那些外在化的小說傾向不屑一顧;另外一方面他從不盲從地進行小說實驗,對那些形式上為了標新立異,誤入歧途的作品不以為然。」
述平的這種選擇,跟當時的文學大氣候幾乎是背離的。那些年,文學界還引人註目,社會問題、人道主義、文化與尋根、語言與形式等等,各種討論都很熱鬧。述平一直在這些討論之外。他覺得,一切背離小說的功利性的目的最終將對小說造成嚴重的損害。他只寫自己的小說,就算去參加討論會,他也通常一言不發。
在眾多的小說家中,述平的特點非常突出:故事性極強,非常好讀。故事的展開具有迷惑力,講述的方式又是簡潔流暢的。他在結構一個故事時,是立體再現的、多重的,非單調的。這些特點,都和他後來做電影編劇一脈相承。
通常來講,述平一個月才能寫一個短篇小說。一篇小說至少修改十遍以上。他其實是享受琢磨一個故事的過程。他在開始寫一個故事時,並不會想好最終的結局,寫作中不斷出現的靈感,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動,那才是小說的迷人之處。
1990年代,所有人都很亢奮,因為賺錢的機會來了。述平卻顯得很悠閑。他從不會急功近利做甚麼。看看書,一遍遍改小說。更大的娛樂,是坐下來和朋友聊天,也不會聊人事鬥爭、生意經一類的世俗話題,只談他覺得有趣好玩的閑話。那時候他就愛看電影,述平喜歡叫一群搞文學的朋友回來一起看錄像,擠在一個小房子裡,邊看還邊討論。述平老婆回家,總是看到一群人在家,述平正當著「快樂的解說員」。
那時述平也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去寫電影。寫電影的機會是突然到來的,而且第一次就是跟張藝謀合作。 1995年,張藝謀的策劃王斌找到了述平,想讓他幫著改一個劇本。述平覺得電影是另外一種創作方式,挺好玩的。但看了故事,是個很無趣的第三者的事兒,述平就說,這還不如我寫的小說有意思呢。剛好他的第一部小說集出版,他拿了幾個小說給張藝謀看。張藝謀看後很興奮,一下買了述平三個小說的版權,後來只拍了其中一個,就是《有話好好說》。
張藝謀想找姜文當男主角。 《紅高粱》之後,他們倆十年沒有再合作。姜文那時在泰國,他並沒立刻答應,讓把劇本傳真10頁過去,說要先看看。姜文看了覺得有意思,又讓把劇本全傳過去,傳真費用非常高,但姜文看完劇本就答應了。
述平開始當編劇,跟姜文好像沒甚麼關系,但當編劇當出滋味來,只當編劇,不再寫小說,確實是因為姜文。
述平和姜文熟悉起來是因為拍《有話好好說》,兩個人在一起,倒很少談那部電影,而是天南地北聊,歷史、小說、電影。聊天成了一種享受,倆人都覺得舒爽。
1996年,《有話好好說》拍完,述平回了長春。姜文也開始忙自己的劇本。有天姜文給述平打電話,問他在忙甚麼,述平當時正準備寫長篇。姜文說他想拍個抗日的電影,也就是《鬼子來了》,想讓他幫著改劇本。述平開始是拒絕的,說自己一不懂歷史,二不了解農邨生活。姜文讓他先看看小說,之後又給他打電話。述平就說,這個故事沒講完,還講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姜文說:「我跟你想的一樣,趕緊過來吧,幫我個忙。」
這個忙,說好幫一周。之前的劇本已經有了兩稿,述平覺得自己再改一稿就可以了。他待在北京的中煤賓館寫了一個月。寫完了,姜文又說:「跟著我上張家口看景吧,溜達唄。」選完景,述平催姜文看劇本,姜文不看,讓述平跟著進組,現場改現場拍。戲拍了五個月,姜文又讓述平陪著他剪片子,片子剪了八個月。還要去澳大利亞做後期,述平就又在澳大利亞待了三月。說是幫一周忙,最後前後一起待了一年半。
有朋友問述平,後來怎麼不再寫小說了。述平說,拍了電影心就野了,安不下心來。但他其實是覺得拍電影好玩,很享受電影創作的過程。
拍《鬼子來了》那年,姜文和述平都是36歲,身上都有一股爆發力。那個年齡,感受力和想象力都有了,剛好能一起做出點東西來。他們找了很多紀錄片和圖片資料,又見了很多日本問題專家、日本的留學生,廣泛接觸各種資訊。雖然劇本已經有了,但拍戲過程中,述平和姜文還是會反複討論接下去的戲怎麼拍,討論完,述平再改劇本。
《鬼子來了》有那麼一場戲,邨裡人讓馬大三把花屋和翻譯一起殺了,但馬大三下不了手,跟邨裡人發生了爭執。那場戲很精彩,每個人的反應都很激烈,有幾個邨民把自己腦袋按在桌子上,說你要不殺了他們就殺了我們。但在之前的劇本裡,那場戲很弱,姜文直接把戲停了兩天。兩個人一起討論怎麼改,最後變成了一場很長的大戲。
另外一場戲,吳大維演的那個國民黨接收大員要發表一場演講,姜文告訴述平,要把這個人物寫好,要半文半白,聽著是國軍範兒,但又能讓人聽得懂。述平問寫多長,姜文說,好戲不怕長。述平回去寫了好幾頁紙,但拍的時候出了點問題。吳大維從小在美國長大,繁體字認識,簡體字認不全,臺詞又特別長,他背得費勁,現場拍了二十遍都不過。後來攝影師顧長衞跟姜文說,想拍好片嗎?姜文說,當然。顧長衞說,光不行了啊。剪片時,那場戲很長,但還是有些部分被剪了。述平問姜文:「詞吶?」姜文說:「剪了,確實太長了,有十分鐘。」述平就說:「你不是說好戲不怕長麼,早告訴我呀,我寫得是有多累。」
述平雖然偶爾抱怨,但那只是朋友間的玩笑。一則述平非常明白編劇是個集體創作的活,不可能有完全按照劇本拍的電影。二則,編劇一直做的就應該是給導演提供若幹可選擇的方案,做選擇的還是導演。還有一則,很多事情就沒法規劃的,人生都是充滿變數,電影也是。
那場戲還有個故事,吳大維在電影開拍前打籃球把腿摔斷了,必須拄拐杖。電影裡他拄著拐杖上了臺,說是在與日軍最後一戰時腿被日本人打斷了。他在臺上慷慨陳詞,講著國家大義。長篇的臺詞被剪了,但生活裡小的細節點綴還在。刻意營造的莊重氣氛沒有了,但透出了荒誕和喜劇的效果。這並不是最初設計的,但反而給人另一種看世界的眼光。述平說:「讓你本能地產生一個懷疑,你會重新想他為甚麼要這麼說,他想達到甚麼效果,這時候反而會更接近本質。那個在演講的人,不也是在演戲嗎?」
2000年,《鬼子來了》制作完成。十幾年過去,述平在他所有的作品裡,最鐘愛的還是《鬼子來了》。他覺得那是一部可以留得住的電影。當時述平就跟姜文說:「你把中國電影的20世紀大門用《鬼子來了》關上了。」
《讓子彈飛》籌備期間,
述平(左二)和葛優、姜文、周潤發吃飯海聊。
作家圈一直有個可怕的傳說,說述平給姜文寫《太陽照常升起》,寫了六十多稿。占用那麼大的時間精力,這甚至成為一些作家排斥做編劇的原因之一。
後來我向述平求證,他說也不至於那麼誇張。他當時在北京寫了小半年,只寫了幾稿,最後太累,回長春休息了一段時間。但從長春回京,發現組裡又多了一個編劇過士行。過士行是國家話劇院的編劇,跟姜文一直很熟。述平當時並沒說甚麼。後來姜文跟述平說,特擔心他一看過士行在,扭臉就走了。述平嘿嘿一笑。
在一個劇組裡,導演和編劇的關系非常明確。導演掌控一切,而且只管結果,不管過程。一個電影有好幾個編劇的情況非常多見。只要導演對劇本不滿意,會不斷地找新的編劇加入。但多數情況是每個編劇各寫一稿。
之前和張藝謀合作,述平就遇到過這樣的問題。那時述平年輕,又剛當編劇。劇本反複改了一年,寫了十幾稿,還要不斷地參加各種電影討論會。電影學院的教授學生各種各樣的人都出來提意見。雖然述平覺得「那些都是破壞性的意見,對真正改劇本沒甚麼用」,但他也知道,導演是想通過這樣的機會來豐富自己的想法。有一天,述平發現又多了一個作家也來跟著討論,導演的意圖就不單純是討論那麼簡單了。述平在那時就明白了,編劇的真實狀態是:隨時可能被替換。後來述平和另外一個編劇又各寫了一版,張藝謀最終選擇了述平的。
從那次之後,述平找到了自己作為編劇的工作方式和原則——必須直接跟導演一起反複溝通和討論劇本。述平和姜文,和寧浩,以及後來其他導演,他都是要先一起聊天,聊得來,再談合作的事兒,聊得不舒服,根本就不會有合作。
年輕編劇管娜曾跟述平在一部電影中一起做過編劇,她說,述平在討論劇本的時候,「甚至會像演員一樣直接把當時的場景演出來,他的思維方式是導演式的。」述平讓管娜把已經討論好的劇本形成文字,剛開始她甚至都不知道怎麼記下來。後來她才慢慢理解述平所說的,「劇本是寫給劇組的人看的,更像是拍攝的備忘錄。」
大量資金湧入影視行業之後,作家轉做影視編劇的不在少數,賺到錢的人很多,但真正寫出好劇本的人不多。劇本寫得好的編劇也有,但能和導演一直愉快合作的就更少了。這和每個人對於「編劇是幹甚麼的」理解深度有很大關系。劇本寫完,連導演都不用見的方式,電視劇編劇還可以,在電影裡是行不通的。如果怕修改,不如直接賣掉小說的版權,賣個幾十萬都完全沒問題,沒必要去當編劇。
看述平整天和姜文混在一起,王朔也問過述平,他是不是想當導演。述平說沒這個野心,「導演吃喝拉撒全都管,一想就頭疼。朱文能當導演,我不行。」
述平一直都沒甚麼野心。有次他跟姜文聊天,說自己年輕時有三個理想,最後都實現了。一是找個靠譜的職業,想當個編輯,後來當過了。第二是想找個看著舒服的老婆,也找到了。第三個是想寫小說,寫好寫壞也無所謂,寫過了,也出了書,也就行了。述平說,能跟姜文合作,是多得的了,這已經超出了他的個人理想。
他好像活得也很灑脫。玩電腦、讀小說、讀歷史、讀回憶錄。看各種電影,但也不會像學院派的那些人試圖分析它,而是自己享受。離開長春,他會隨身帶著一個小投影儀,走到哪兒都可以,看個片兒,很擅長自娛自樂。這好像很難解釋他寫小說當編劇一遍遍修改的認真勁兒,但實際上,把電影當成樂趣,看電影和創作電影也都是樂趣,這樣去理解他就比較容易。那些和錢沒關系,更算不上工作。
如果和述平聊天談電影,他會很樂於推薦他覺得好的片子,他會告訴你《愛情有害健康》他看過二三十遍,會推薦你去看《蛇》、去看《赫羅德的法律》,去看《欲望的隱晦目的》。他根本不管電影史怎麼看,影評家怎麼看。你如果講幾個自己喜歡的特寫實的電影,他立刻挑出他感覺到的電影裡的問題,讓你啞口無言,又得佩服他確實一針見血。
編劇管娜認識述平之前,在賈樟柯工作室待過兩年。管娜覺得,賈樟柯的高超之處並不是完全再現現實,而是能夠準確地抓住現實的味道。而述平則是完全超越現實的,是飛揚的,他重視靈魂層面的真實。管娜也發現,他們在創作時依賴的東西也大相徑庭,賈樟柯依賴於個人經驗,而述平的創作,更多的是依賴於想像,和個人經驗關系不大。這在編劇裡是非常少見的。
述平在創作劇本時,不會先寫人物小傳再寫劇本。述平說:「真正的人性是多變的,在特定的環境裡,總是會有一些匪夷所思的行為。那時,人物小傳就會失靈。」
他更不會像《故事》一類的編劇教科書裡總結的那樣,到了甚麼時段,設計一個小高潮。他的劇本,通常都是一個高潮接一個高潮。更像是卡片式節奏,五分鐘就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循環。 《讓子彈飛》、《無人區》都給人這種印象,你很難說哪一個部分是整個電影的高潮。整個電影都是高潮。在《無人區》裡,他反複利用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方法結構整個電影,簡單而大膽。這更是脫離既有糢式的。
述平從來就不喜歡「橋段」、「糢式」這樣的詞。他覺得現在電影創作很大的問題就在於「電影來源於電影」。真正的創造力,除了靠天分,就要靠文學、歷史等各種方式的滋養。他甚至看到一則新聞也能把它幻化成一種結構。比如看到兩國外交談判談了好幾年,有一天,新聞說兩國終於達成共識,簽署了協議,但第二天又出個新聞,兩國戰爭爆發了,述平可以把這個新聞變成另外一個人與人之間的故事。因為故事的背後都有一個邏輯:人的語言和行動往往背道而馳。了解人性本身,比了解外部世界更重要。
幾十年來,無論寫小說還是當編劇,述平的關註點其實從沒變過。他關心的是人,是如何講一個好故事。差別在於,小說是他一個人的事,而電影是個集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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