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人顯得比中國人更懂中國文化

文:賈老師

去年,日本舞鶴市政府馳援大連捐贈物資的箱子上寫著:

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這句詩出自王昌齡《送柴侍御》:流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

前幾天震驚中國人民的是這句: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這個來歷就更生僻了。《鑒真和尚東征傳》裡記載:

日本國長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來施此國大德眾僧,其袈裟緣上繡著四句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以此思量,誠是佛法興隆,有緣之國也。今我同法眾中,誰有應此遠請,向日本國傳法者乎?

其實鑒真東渡和玄奘西遊,都非常艱難。官府查禁,學生舉報,這兩個人出國,用今天的話說,那是「非法出境」,算偷渡出去的。什麼唐太宗西華門送別唐三藏,都是小說家瞎編的,李世民那會巴不得把玄奘抓回來呢。這個扯遠了,我們轉回正題。

為什麼日本人顯得比中國人更懂中國文化?

日本的漢字傳統

日本早期的史書比如《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均系漢字書寫。《古事記》成書於和銅五年(712年),由太安萬侶編撰。《日本書紀》在八年後的養老四年(720年)由舍人親王等人撰寫完畢。這兩部書均系日本最早的史書,後者被稱為「日本正史之首」,怎麼比較呢?相當於中國司馬遷的《史記》。

《日本書紀》是建立日本國家認同的第一部史書。本書把670年創立的「日本國」國號及「天皇」稱號,追溯到公元前660年的神武天皇時期,並主張日本列島自古以來均為日本天皇的統治區域。(見岡田英弘所著《日本史的誕生: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建國史》)。

日本有歷來使用漢字的傳統,其實不止日本,還包括韓國、越南等國,在漢字輸入之後,僅成為一種具備記錄用途的文字,口語則使用本國的語言。故而與中國相同,即所謂「言文二途」之制,說是一套,寫下來另一套。中國早期的話本小說裡的人物對話(比如《鶯鶯傳》),即是口語。

但是中國口語和日本口語的文法結構完全不同,記錄時全部以漢字寫的話,難以表達的地方也多。於是日本人發明了萬葉假名,這是把漢字視作單純表音符號的一種表記法。萬葉假名逐步簡化之後,成為今日之日本現代假名,而且與漢字混合使用,漢字遂成為日語表意文字的一部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去日本旅遊,雖然不懂日語,但是坐地鐵高鐵仍然不會迷路的原因,有一大半文字都是漢字。比如「新宿」,我們讀作xinsu,日本人讀作Shinjuku,「池袋」,我們讀作chidai,日本人讀作Ikebukuro,漢字不完全是漢語裡的表意文字了。

日本人的文化傳統中,讀中文典籍、寫中文詩歌、乃至書法、篆刻與文字有關的訓練從未中輟。當年梁啟超吹牛,說自己在去日本的船上,一晚上就學會了日語。其實不是他懂日語,而是伊藤博文這幫人中文(文字而非語言)太好了。當年中日名人之間所謂的筆談,就是寫漢字交流。

略舉一例,有一年冬天我在東京的一個咖啡館寫稿子,管服務員要一個菸灰缸,一來可能是我這個ashtray這個發音不準,二來日語裡管這個ashtray叫「阿斯托雷」,服務員一臉懵懂。我靈機一動,讓服務員拿紙筆,寫下兩個漢字:灰皿。她非常驚訝又很高興的去拿來了菸灰缸。老實說,我覺得「灰皿」比「菸灰缸」的表達準確。因為古漢語裡,「皿」就是指「淺底的容器」。至於缸,是很大的盛水用具。

又比如,日文裡「駅」即中文裡的「驛」,即驛站,引申為車站。有一次,我去函館山看夜景,出租車司機問去哪裡,我寫了「山麓駅」三個字給他。所以梁啟超那種筆談並不難。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日文典故追到辭源,都是中文典籍裡的典故。日本文化裡非常重視對中國古典文化的汲取。明治維新的時候,那一幫人的漢詩都很好。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這就是詩經《秦風》裡的。我想起來,當年南聯盟大使館遊行的時候,中文系的同學寫的標語就是「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物理系寫了一句「打倒北約」,生物系寫了一句「血債血還」。這就是有文化和沒文化的區別。有文化就是「與子同袍」,沒文化就是「武漢加油」。

打一個不太準確的比方,日本文字裡的漢字,有點像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之於拉丁文的關係,是一種文字源頭。與日本不同,韓國的諺文純用表音符號,不使用漢字。但韓國的典籍均以漢字書寫。所以在日本、韓國,研究本國歷史,不懂漢字完全無從下手。

為什麼我們不懂這些

中國大陸的古典文化教育要說沒有吧,那不符合事實。要說有吧,那也挺半吊子的。文言文比例大約占三成最多四成,相比台灣、香港而言,那是大大不如,台灣文言文占比是七成。為什麼有時候我們覺得港台人民的用詞比較「雅」,那是有原因的。別的不說,我記得當年連戰登陸,給中國新聞界送了兩個詞,一個是「履新」,一個是「福祉」,後來都用濫了。

我們經歷過兩次的語言革新,所謂革新,也未必是新,只是另一種東西而已。一次是五四,從文言文向白話文有一次過渡。號稱砸爛孔家店,口號叫得爽,但在新文化運動中的確拋棄了不少東西。比如做舊詩這種事,過去是學生們的基本功啊,但是五四以後,做舊詩成為遺老遺少的事兒。胡適拿新詩噁心黃侃,黃侃拿舊詩噁心胡適,段子很多。

為什麼我們民國時期出現了那麼多的學術大師,乃是因為中西兼通的緣故。現在的一些學者,「西學」說「通」的太難,因為「西學」的專業化程度在過去一百年中越來越高,皓首窮經也未必能說通。「中學」說「通」的那則更難,很多學者的論文,錯別字連篇,語法錯得感人。

至於詩歌,除了現代詩之外,當代中國人要做舊體詩,一概都是「老幹部體」。舉個例子,比如說以平水韻的七陽韻,寫生活小康的詩。

這是康熙老師寫的:

山左編氓閒且樂,畿南黎庶喜而康。

我們老幹部會這樣寫:

生活天天在變樣,齊心合力奔小康。

當然康熙老師這句也不入時人法眼,但比今天的老幹部體還是好一些。

第二回革新,我認為是簡體字代替繁體字的時候。那個時候,毛澤東的《反對黨八股》已經發表了十多年,但沒人當回事,而且那時候從體制內誕生出了一套體制語言,即所謂的「新話」,掌握新話才有在體制內生存的能力。新話系統使用至今,以至於離開這套話語,很多人不知道該如何講話。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你是給武漢捐助救災物資的一位執行者,你在包裝箱上寫了八個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領導看見了,會直接罵你:「你特麼神經病嗎?寫這個幹嘛?應該寫武漢加油,還要加一個大感嘆號。」

為什麼不能用這八個字?因為這八個字不在那一套新話系統裡面。這就超出了一位領導幹部的思維邊界。超出思維邊界的事物,都是危險的、不可控的,是不可以使用的。

領導還要問你:你聽明白了嗎?能不能做到?

所以,你只能寫個「武漢加油」。

到底文化是什麼

有時候吧,我覺得,自強運動時期的中國人,比如黃遵憲、薛福成、馮桂芬這批中國人,和五四運動後那批中國人,很不一樣。五四後,胡適、錢玄同、梅光迪這批中國人,和文革後的那批中國人,也不一樣。都是中國人,但是在時間的連續性上失去了同一性。

換句話說,這是不同性質的中國人。當代的中國人被改變了。

判斷一個族群的共同特徵,首先當然是從語言上去考察。如今,我們使用的語言,與黃遵憲的語言不同,與錢玄同的語言不同,雖然表面看上去都是方塊字,但其間的差別不可以道裡計了。我們當代中國人是「新的中國人」,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我們的語言不是古典中國和近代中國的語言了,是一套完整的、有指揮功能的新語言。

為什麼語言如此重要,因為人類的思考是要依賴語言的。你掌握的語言、詞彙、概念、定義有多豐富,你的思維就有多豐富,能搆到達別人無法到達的邊界和境界。在一切被管制的情境中,唯有思維是真正自由的,然而,恰恰因為其是自由的,所以要從根本上確立思維的邊界,那就只能通過語言來確立。

你想不到這句唐詩,那不過是因為你沒有讀過而已,所以寫不出來那樣的話,也想不到。同樣,很多事情你想不到,是因為你沒有接觸過,你不掌握那些新詞彙新概念是什麼意思,自然無助於思考。

思維自由會帶來很多美好的創造。去過日本的讀者應該都看到過,日本的漢字字體非常豐富,很好看,很多店的店招字體都很誘人,一看就是經過設計的。我們這邊就一水兒的黑體字。從美感上,多元自由的各自努力肯定是超過整齊劃一的集中管理的。

我知道我講得很繞,但應該是說明白了。

「中華」這個概念是以文明的敷化為其後盾的。錢穆說過,教化敷於何地,其地自然就是華夏。這就是以夏變夷。當年李自成借兵之後,多爾袞一馬平川地打到江南,「華夏」是淪陷了,被夷狄所侵占。注意,「天下」這個詞從來都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出現的。

然後呢,越南、朝鮮和日本在滿洲人宅夏之時,堅稱自己才是「中華」,至少是「小中華」。朝鮮當時依然奉朱明為正朔,號稱「永不帝清」。日本學者山鹿素行則提出,夷狄統治的中國已經不是中國,日本才是「中國」,隨後萌生出這樣一種觀點:「日本雖非中華,日本近於中華,中國雖曰中華,實乃韃靼支那」。

1871年,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在簽字之時,日本方面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所以在華夷秩序當中,自清之後,日本一直以來都有對儒家文化的自承與高度自信。

所以,我們看到日本人這麼熟悉唐詩宋詞,也不要奇怪,歷史就是這樣的,而且,當下也是這樣的。很多中國人對於日本有一種在文化上既親近又疏離的感覺,就是這樣來的。日本人的文案設計,往往讓一個中國人有情感的共鳴,也就是這個道理。

文章來源:西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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