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ichard Fisher
上世紀80年代初，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羅傑·費舍爾（Roger Fisher）提出了一種駭人的新方式，讓各國能順理成章地做出發動核攻擊的決定。這種方式涉及一把屠刀和美國的總統。
© world future fund
費舍爾在《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上撰文指出，與其用公文包裝著發射核彈的密碼，不如把它封在膠囊裡，再植入到某個志願者的心臟旁邊。這樣，無論總統走到哪裡，那個志願者就跟到哪裡，而且隨身攜帶一把屠刀。在授權發射核彈之前，總統必須先親自殺死那個人，挖出他的心臟來取回密碼。
當費舍爾向五角大樓的朋友們提出這個建議時，他們大吃一驚，認為這一行為會扭曲總統的判斷。但在費舍爾看來，這才是重點。
在殺死數万人之前，總統必須先「 看著面前的大活人，意識到什麼是死亡，什麼是無辜的死亡。白宮地毯也會粘上血漬」。
從道德上來說，用屠刀殺死一個人可能是一種令人反感的行為，但在地緣政治領域，過去的領導人卻以政治或軍事需求為理由，為他們擲下原子彈的行為作辯護。 75年前的這個月，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這一決定的正當性僅在於其結果，而非道德。轟炸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避免了曠日持久的衝突造成更多的死亡，而且可以說在20世紀餘下的時間裡避免了核戰爭。
廣島投彈前後的俯瞰圖。 © wikipedia
然而，這些積極後果不能掩蓋這一事實，即1945年8月6日和9日，人類最具破壞性的兩個物體將原子的可怕威力帶到了兩個平民城市。我們可以嘗試用數字來描述這些事件：至少有20萬人直接死於高溫、大火和輻射；成千上萬的人受傷；幾代人被輻射、癌症和心理創傷等無法量化的代際遺留問題所困擾。我們可以記住每個人的故事——母親和孩子的故事，牧師和醫生的故事，這些普通人的生活在一瞬間轉變了。或者，我們可以緬懷那些留下的遺跡，就像《不再廣島》（No More Hiroshimas）這首詩所描述的那樣：「 那些讓我流淚的……那些燒焦的衣服碎片。停止的手錶。撕裂的襯衫。扭曲的鈕扣。」
但是，也許沒有一個準確的方法來描述人類遭受的巨大痛苦。
對平民發動核攻擊會是正確的嗎？在什麼情況下這樣的決定在道德上是合理的？近年來，研究人員和哲學家對核武器所引發的道德問題進行了探索，他們的結論表明，很難找到簡單的答案。
「 被爆者」（hibakusha）：第二次世界大戰末，在日本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中受核輻射影響而出現身體健康狀況異常的受害者。
在日本也特指依照原子彈被爆者援護法的規定持有被爆者健康證的人。 © Alamy
為了大局
首先，讓我們考慮一下以時任總統哈里·S·杜魯門（Harry S . Truman）為首的美國政府對廣島和長崎原子彈轟炸的主張。在這些事件發生後，美國將自己的決定描述為一個不幸的、但為了大局而採取的必要行動。美國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1947年寫道：「 1945年夏天，美國的主要政治、社會和軍事目標是日本的迅速和徹底投降。「 而另一種選擇，即地面入侵，可能會導致超過100萬美國士兵，以及更多日本士兵死亡。也許這就解釋了為什麼1945年蓋洛普民意測驗（Gallup poll）發現85%的美國人讚成轟炸。
（news.gallup.com/poll/17677/majority-supports-use-atomic-bomb-japan-wwii.aspx）
就算杜魯門感到任何遺憾，也沒有表現出來。最接近懺悔的暗示來自商務部長的日記。這位部長寫道，杜魯門在長崎之後叫停了進一步的轟炸，因為「 他不喜歡殺死‘這些孩子‘的想法」。
廣島受傷的孩子。 © Alamy
然而，雖然盟軍與日本之間的持久戰無疑會導致大量死亡，但一些歷史記載表明，當時的情況要復雜得多。雖然，其結果是好的，戰爭結束了，接下來的75年都未發生核戰爭。但這種只看結果的想法，卻扼殺了其他的歷史可能性。
如果美國人選擇先展示武力，在東京灣而不是在兩個城市各投下一顆原子彈，日本人會怎麼做？天皇是否已經決心要求他的政府投降？而通過地面入侵造成100萬美國人死亡的估計是否準確？這些假設將永遠無法得知。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95/07/was-it-right/376364/）
儘管如此，日本哲學家盛岡正弘（Masahiro Morioka）表示，史汀生為這一決定提出的理由可以被視為一個功利主義的論點，即轟炸避免了更大程度的整體苦難。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他將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和「 電車問題」帶來的功利難題進行了類比。菲利帕.福特（Phillipa Foot）最早提出這個思想實驗，其最簡單的版本是讓人們衡量他們是否會犧牲一個人的生命來拯救五個人，通過改變失控電車的軌道來殺死那個人。
（philpapers.org/rec/MORTTP-7）
在一次大學課堂中，盛岡正弘向他的學生們展示了廣島、長崎版的電車問題。和許多被要求考慮這個情況的人一樣，學生們告訴他，他們將改變電車軌道，讓只有一個人死亡。他說：「 他們震驚地意識到，他們做出了與杜魯門和史汀生同樣的決定。」
杜魯門總統（左）聽取了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的轟炸匯報。 © Getty Images
然而，盛岡正弘認為，用功利主義的更有說服力的論點來看待廣島和長崎，模糊了死傷者的視角。他解釋道：「 受害者的想法已經從問題中抹去了。我認為，我們應該認真想像一下，如果被害的人還活著，他們會怎麼想。」
盛岡正弘告訴我，雖然他能明白轟炸的基本邏輯，但他認為轟炸缺乏人性：「 通過為其辯護，我們假裝受害者的觀點根本不存在，這在道德和精神上都是錯誤的，是有問題的，是令人厭惡的。」
面對這個問題，人們莫衷一是
也許這也是費舍爾提出屠刀設想時的想法，這個「 白宮地毯上的血跡」的思想實驗。神經學家麗貝卡·薩克斯（Rebecca Saxe）在麻省理工學院講授的一門道德科學課上，探討了支撐費舍爾研究方案的道德困境。去年，我作為麻省理工學院奈特科學新聞（Knight Science Journalism）獎學金的一員參加了這門課。
（ocw.mit.edu/courses/brain-and-cognitive-sciences/9-46-neuroscience-of-morality-fall-2017/）
和盛岡正弘一樣，薩克斯也指出，如果美國總統堅定奉行減少戰爭期間痛苦總量的功利邏輯，他們應該毫不猶豫地把志願者的心臟挖出來，以獲得核密碼。如果你準備為了大局而殺死數万人，那麼多一條無辜的生命又算得了什麼？
一名在轟炸中受傷的21歲士兵，身上皮下出血。 © Gonichi Kimura/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Reuters
也許有些總統會伸手拿刀，但正如費舍爾在五角大樓的朋友們指出的那樣，這一可怕的行動可能會讓他們停下來。畢竟，為了獲得密碼而殺人，具備了謀殺被禁止和懲罰的所有要素。正如薩克斯所指出的，該行動並非出於自衛，而是有預謀的，有意的，並且是工具性的（將人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你同意按照這個定義，對個人來說，謀殺總是錯誤的，那麼對領導人和國家來說，是否可以有道德上的理由？
研究道德態度的心理學家，將近距離接觸謀殺的想法所感受到的怯懦感描述為「 行動厭惡」（action aversion）。例如，當人們被要求將自己置於涉及推搡、持刀甚至持槍傷人的場景中時，他們不太可能支持為大局而殺人的想法。
© Wikipedia
在有軌電車問題中，大多數人支持通過槓桿改變軌道，讓有軌電車撞死一個人。但是，當面對另一種不同的情景時，許多人會猶豫。這種情景需要把一個人從橋上推下去，堵住那輛致命的電車。 （這個不幸的人有時被描述為 」胖子」，這也是投在長崎的原子彈的代號，這是一個殘酷的巧合）。
這種情況下的死亡數學是一樣的，一條命換五條命。但對很多人來說，推人的行為感覺是錯誤的。 （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想。比如一項研究表明，具有精神病態特徵的大學生更容易認可涉及傷害的功利性判斷）。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7235213000512）
1945年8月6日上午8時17分，原子彈爆炸後約兩分鐘的蘑菇雲照片。攝影地是位於爆心7公里外的舊安佐郡古市町（現廣島市安佐南區）的神田橋附近。
攝影者是時任廣島市衛生課放射線技師松重三男。 © wikipedia
2012年，一組心理學家設計了一個實驗，以一種真正有創意的方式捕捉人們的「 行為厭惡」。研究人員要求參與者進行暴力行為，比如用錘子敲打實驗者的假肢，或者將逼真的玩具嬰兒敲到桌子上。即使人們知道這不會造成實質傷害，這種行為還是引起了他們強烈的心理反應，這表明我們可能對直接實施暴力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道德厭惡。
（pdfs.semanticscholar.org/ad42/1a051dc748162cc8e2093ae97ea19d6b47b2.pdf）
正如心理學家指出的那樣，這種行動厭惡也有 」陰暗面」。他們的研究結果還表明，當人們脫離了現實的傷害時，讓他們感到不安的心理障礙就會減少。他們寫道：」在酷刑命令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或按下釋放炸彈的按鈕，對其他人來說都有真實的、已知的後果，但作為行動，它們缺乏與受害者痛苦的相關性。「
也許1945年的廣島和長崎，不管是在時間上，還是地理上，都離我們太遙遠了，所以這麼多的美國人仍然支持杜魯門的決定。或許，史汀生的理由是為了大局，為了挽救美國人的生命，這一點在美國人的記憶中依然佔據重要地位。 5年前，在爆炸70週年紀念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再次詢問美國人對爆炸的看法。與上世紀40年代相比，美國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56%的受訪者認為這一決定是合理的。
（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5/08/04/70-years-after-hiroshima-opinions-have-shifted-on-use-of-atomic-bomb/）
不出所料，日本人的觀點完全不同。在皮尤的調查中，只有15%的日本人認為轟炸是正當的。日本放送協會（NHK）在2016年進行的一項調查中，40%的日本人認為這是「 不可避免的」，而49%的人則表示「 即使到現在他們也不會原諒」。儘管1945年之後倖存下來的日本人的比例越來越小。直接經歷爆炸的受害者的平均年齡現在已經遠遠超過80歲。
（www.nhk.or.jp/bunken/english/reports/pdf/report_16060101.pdf）
其他國家似乎也不像美國那樣贊同核攻擊，至少從簡要調查來看是這樣。在一項民意調查中，世界各地的人們被問及是否「 核武器在道德上是錯誤的」。與同樣擁有核國家的英國和法國相比，美國人同意這一觀點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廣島零點（在原子彈爆炸的正下方）附近的房屋和建築所剩無幾。 © Mitsugi Kishida/Teppei Kishida/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Museum/Reuters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美國對核武器的態度，2013年的一項名為《厭惡原子：禁忌、傳統和不使用核武器的實驗證據》（Atomic Avers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aboos, Traditions, and the Non-Use of Nuclear Weapons）的研究要求美國人把自己置於領導人的位置，有權下令打擊中東基地。
研究人員想知道，與使用常規武器相比，使用核武器是否存在道德上的「 禁忌」。他們發現，人們實際上更傾向於根據核武器的有效性以及它是否會導致戰事升級來做出決定，而不是將核武器視為天生錯誤或禁忌而迴避。（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article/atomic-aversion-experimental-evidence-on-taboos-traditions-and-the-nonuse-of-nuclear-weapons/3F9FD4E39E19284555376D01AA36028E）
然而，南加州大學的布萊恩·拉斯本（Brian Rathbun）認為，在這項研究中所顯示的決策道德性比最初表現出來的更加微妙。他說：「 有一種推測認為，這些人在道德上是卑鄙的。」但這個結論只是基於一種非常狹隘的道德定義。
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曾經主要通過傷害、公平和對他人的關心來研究道德決策。例如，一種方法是觀察人們在造成或觀察他人疼痛時的大腦。但大約在10年前，人們的「 道德基礎」也就是他們如何決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開始變得更加複雜，而且關鍵是，根據背景、文化和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03/5661/1157.abstract）（fbaum.unc.edu/teaching/articles/JPSP-2009-Moral-Foundations.pdf）
例如，進步的自由主義者更可能基於「 關懷」和「 公平」的道德基礎做出判斷，旨在避免對他人的傷害，或者接受平等等政治問題（這可能說明科學家之前花了太多時間只專注於研究自由主義道德）。相比之下，傳統的保守主義者往往更可能優先考慮「 忠誠」、「 尊重權威」和「 純潔/神聖」等道德價值，因此做出有利於傳統、社會穩定和維護其社區和國家生活方式的道德選擇。
這並不是說保守派不關心，自由主義者不忠誠。道德基礎在整個社會都是存在的，但問題是，每個人在權衡對錯時，對於哪些價值觀對他們來說最重要，有著不同的優先級。拉斯本說：「 我們根據這些潛在的道德直覺，來確定我們在一個從未聽說過的問題上的立場。」
考慮一下人們為暴力辯護的理由。當一個保守派支持死刑、酷刑或軍事力量等政策時，雖然自由派可能強烈反對，但其實他們並沒有撇開自己的道德觀。而當自由派支持的抗議運動導致了公共秩序混亂和與當局的暴力衝突時，他們可能會發現與政治對手有分歧，但他們的道德觀告訴他們這是對的。
至少有20萬人遇難，數万人被燒傷或重傷。 © PD
去年，拉斯本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的雷切爾·斯坦（Rachel Stein）著手研究人們的道德基礎如何影響他們對核武器的態度。與「 厭惡原子」的研究一樣，兩人讓來自美國的參與者站在領導人的立場上，權衡是否要對軍事基地發動核打擊，將武器有效性、敵人身份和相關傷亡等各種因素納入變量之中。
兩人發現，那些優先考慮忠誠和尊重權威等所謂「 有約束力」的道德價值觀的人，更有可能在他們的情景中讚同使用核武器。這些價值觀可能是為了加強「 內部群體」和抵禦外部威脅而演變而來的。他們也更可能支持發動核攻擊的領導人的行動，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那些珍視「 以眼還眼」這一或許是最古老道德準則的人，對核武器的支持甚至更為強烈。
隨著平民傷亡人數的增加，具有這種價值觀的人也不太可能放棄自己的立場。然而，他們並非無動於衷，一旦傷亡人數超過10,000人，對核戰爭的支持率就會急劇下降，到死亡人數達到100萬時，所有群體的支持率都很低。
所有這些都表明，核武器在本質上是對還是錯，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是應該被禁止還是被允許，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因為它取決於個人的道德觀。
對於那些希望避免核戰爭的人來說，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在衝突中，一個國家總的道德觀點如何共同影響政治家的選擇。拉斯本說，重要的是，公眾輿論有能力影響核發射的可能性。他說：「 政治家們依靠的是一種直覺，他們認為公眾會允許什麼。他們總是在’我能做什麼’和’我不能做什麼’的意識下行動。」
而民調的歷史趨勢表明，公眾對核武器的態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雖然美國的支持率總體上低於20世紀中期，但也不能說這種情況不能逆轉。例如，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自2012年以來，公眾對禁止美國核試驗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同時，據報導，美國現任政府正在考慮恢復在美國本土的試驗。（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736700.2018.1429884）
一個未來的領導人，他們的手指在核按鈕上徘徊，總是會在拉斯本所說的「 道德的陰影 」下做出決定。
他說：「 自古以來，人們得出的結論是，國際關係是一個沒有道德內容的人類交往領域。但從進化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人類不可能不講道德。」
當今日本，原子彈爆炸週年日。 © Getty Images
一切的終結
在探討核武器的對與錯時，還有最後一個道德維度需要考慮。牛津大學哲學家托比·奧德（Toby Ord）在他的新書《懸崖》（the Precipice）中提出了這一點。在21世紀，熱核炸彈的爆發力如此之大，以至於存在引發核冬天的危險。原子彈的火焰風暴產生的煙霧多年來阻擋陽光，就會造成核冬天。他寫道：「 爆炸造成數億人直接死亡，隨後將有數十億人死於飢餓，而且，有可能是人類的終結。」（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07366）
奧德認為，人類滅絕將是一場如此嚴重的災難，因此，努力防止人類滅絕應該是世界上首要的道德關切。不僅因為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會滅亡，還因為這將意味著，在未來千年裡，數万億尚未出生的人類將無法生存和繁衍。
奧德寫道：「 我們站在未來的邊緣，這個未來可能是驚人的廣闊，也是驚人的寶貴。」然而，我們可以毀滅自己，以及子孫後代。這種力量正在超越我們的智慧。在奧德看來，如果你把核戰爭看作是一種關乎存亡的、物種層面的威脅，而不是從國家衝突的角度來考慮，那麼核戰爭的道德性就會大不相同。
二戰結束後，在廣島的零點建起了一座紀念碑。紀念碑上寫著：「 讓這裡所有的靈魂安息吧，因為我們不會再重蹈覆轍。」
盛岡正弘說：「 ‘我們’這個詞不僅指廣島的人民，也指地球上的所有人類，包括整個日本人和美國公民。」每當他和日本學生討論1945年的轟炸時，他都會向他們展示這座紀念碑。
五年前，在這個地方，一位美國前總統向日本人民表示敬意，並說了以下的話：「 我們作為物種的標誌，即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想像力、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工具製造、我們區別於自然的能力和屈服於我們的意志，這些東西也給了我們能力，將自己從自然界中分離出來並使之屈從於我們的意志的能力，同時也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破壞能力……技術的進步如果沒有人類體制的同等進步，我們就會滅亡。分裂原子的科學革命也需要一場道德革命。」
哪位總統說了這些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與1945年以來其他10位不同政治派別的美國總統一樣，他沒有面臨著75年前本月那個可怕星期的決定。一直以來，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以及世界上其他有核國家的領導人，都有機會和權力伸手去拿發射原子彈的密碼。羅傑·費舍爾提出的建議，將這些密碼嵌入無辜志願者的心臟，顯然從未被採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也許是幸運的是，自杜魯門以來，沒有任何一位全球領導人使用過這些原子彈。無論你對原子武器的對錯有什麼看法，這都是一個勝利。
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00804-can-nuclear-war-ever-be-morally-justified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Sue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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