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啟示:僅憑自肅的「 日本模式」如何成功?

文: 老狼是也

5月25日安倍宣布東京都及其周邊的神奈川、千葉、埼玉三縣和北海道解除緊急狀態。自此,從4月7日開始東京都等地宣布緊急狀態,4月15日進而日本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後,歷經約一個半月針對新冠病毒的緊急狀態終於解除了。

總體來看,日本1月16日發生第一案例,是從武漢旅遊回國者;而日本本土發生的第一例患者,是旅遊大巴司機,因為與武漢遊客相處兩天受感染。

至5月25日安倍首相宣布全日本解除緊急狀態之時,日本的新冠疫情感染總數為16,628例。

經過一個半月的努力,日本將新冠疫情控制在這樣的程度,安倍也不無得意地說,這是「 日本模式」。所謂日本模式,就是既沒有封城,也沒有強制,還沒有罰則。

日本政府只是「 要請」人們迴避「 三密」(密集聚結,密切接觸,密不透風)場所,提出的指標減少8成與外人的接觸,減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倡遠程辦公和錯時上班,不跨界到外縣旅遊—這些要求都是「 自肅」,也就是自行管理。所以所謂「 緊急狀態」,日本軌道交通沒有阻斷,新幹線繼續運行,高速公路仍暢行無阻。同時,也沒有動用警察或者民間糾察,來封鎖小區街道。所以,這樣的「 緊急狀態」不是國人或許以為的那樣帶有強制和暴力。

姑且不和歐美等一時疫情失控的國家比較,和被視為抗疫優等生的韓國相比,按每10萬人的感染率來說,日本約為125例,而韓國則是209例。如果和號稱採取佛系措施抗疫,也就是期待自然產生社會群體抗體免疫達到60%來抵禦新冠病毒的瑞典,它的每10萬人感染率高達2500人以上,日本僅是其20分之一。筆者並不認為自然產生社會群體抗體免疫抵禦新冠病毒是科學合理的辦法,鑑於新冠病毒的邪惡和詭異,其超強傳染力和較高的致死率,使社會難以承受巨大的死亡和損失。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也曾提出群體免疫的主張,但幾天后就認識到不可行而採取了包括封城(lock down)的嚴格防疫措施。

3月11日,WHO才正式宣布新冠疫情全球爆發(pandemic),並稱重點疫區轉到歐洲。現在人們已經對新冠病毒其迅猛之勢有所認識,都知道這姍姍來遲的宣告,造成了多麼嚴重的後果。當時意大利已經失控,一周之內感染者就翻倍增長;不久在美國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拿紐約和加利福尼亞比較,因為前者只是晚了幾天採取封城措施,結果就大相徑庭。這裡不想談責任追究,但相信WHO等的嚴重失策終將遭清算。今天(5月27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已經明確提出,疫情結束將提出對WHO的施策進行核查。

正值意大利等地失控的狀況,WHO發布警報後,日本開始探討針對新冠病毒的特別措施法。日本NHK對世界一流哲學家、史學家、醫學專家分別組織採訪和對話的節目,以色列學者尤瓦拉・赫拉利(《人類簡史》作者)就提出,在歷史重大節點,特別是緊急狀態下,最易於產生集權、強權,歷史上希特勒如此,而在歐洲疫情緊張之際,匈牙利的奧班・維克多就藉機大大擴張了首相無期限的權限;他還談到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也有這一企圖,想就疫情來扭轉其大選中的頹勢以繼任總理。他的行徑甚至遭致​​他的兒子叱責,稱他有成功的經歷,但藉疫情謀取政治利益是卑劣行徑。

日本視新冠疫情為百年不遇的國難,與此同時國會對行政權力的界定也十分警惕。為了限製過分的集權,國會的特別措施法,最終是2013年國會通過的《關於新型流感等的特別措施法》進行了部分改動而已。該修訂法案還設定了期限至2021年1月31日為止;並把一些針對新冠疫情的措施等同於應對新型流感的措施。其主旨,就是要把行政權力限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而最少限度地侵犯自由和人權。

這次,安倍內閣到目前為止還算循規蹈矩,其決策都經過以下的步驟:

召開和公佈專家委員會的意見(主要是醫學和公共衛生方面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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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和公佈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就政府採取的措施徵求各方面專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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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眾參兩院分別進行匯報並接受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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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內閣的對策總部討論決定

以上就是日本在疫情期間的決策程序。有興趣的話,看日本國會唇槍舌劍的討論其實也很有意義,可以更多了解各種措施決策及其背景,也表現出相當程度上決策的公開和透明。

如上所述,有關疫情的政府重大舉措,都經過眾參兩院討論並通過。藉此簡經由NHK全程直播。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日本國會一般情況:

1. 日本國會一般1月中旬起召開​​,按國會法規定會期150天(注:不是一兩個星期或者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那樣的1-2天)

2. 日本國會的全會或專題議案,比如預算案的審議,都由NHK全程直播,當然包括這次有關抗疫所採取的相關措施的審議。

3. 日本國會都是民選的專職議員,在選區設有專門辦事處,隨時接受上訪,聽取選區民眾意見,做各種調研,所以他們能夠反映民情,具有相當的民意代表性。

筆者在前一篇《日本「 戰疫」:法治、科學、理性》一文中也提到,在審議特別措施法過程中,因法務大臣的就他事有不當發言,曾一度引發在野黨抗議並聲稱不撤回該言論將不參與特別措施法表決的這一案例。

看似執政黨佔絕對多數,如果以佔有多數議席,單獨強行通過決議,理論上看,即3分之2以上議員出席,半數以上贊成,也算合法。但這等同於至少把三分之一的民意排除在外,將成為憲政史上的污點,也是執政黨想迴避的。況且特別措施法本來就是各黨聯合修訂的。

日本國會在議會討論或質疑時,發言質疑不以席位多寡來定,而是在野黨佔6成,執政黨佔4成,幾乎正好與席位佔有率成反比。這是約定俗成的規矩,因為執政黨有必要接受在野黨的監督。這就是日本國會的民主實踐。

以上的內容儘管重複,但還是想籍此再次強調把民主理解為「 少數必須服從多數」或什麼「 民主集中製」,這是對民主的歪曲!

日本國會已經通過了第一次抗擊疫情高達108兆日元(約1兆美元)的預算,相當於日本年度GDP的20%,因5月4日安倍內閣又將緊急狀態延至5月末,所以擬將近日提出追加預算交國會審議。安倍在宣布解除緊急狀態時已經表示,追加的預算總額預計仍達100兆日元,也就是說日本政府總共將相當於年度GDP40%的金額投入抗擊疫情。與此同時,日本央行早在4月27日就宣布將無限制收購國債。注:日本央行不是日本政府的下屬部門,而是獨立的金融機構。

日本政府強調龐大的資金投入,第一保民生,第二保就業,第三保各行業的生存,這包括對中小企業甚至零散企業和個體戶的補償等。同時對中小企業還有無利息無擔保的貸款。第二次追加預算,將對應政府要請而停業的餐飲業的房屋租賃費等、困難學生(包括留學生,要求成績上乘,出席率80%以上,即不含「 遊學生」),失業者進行補助,同時為加強醫療機構,對第一線醫護人員給予個人補償之外,還對收治新冠患者的醫院每例補助20萬日元(注:新冠患者屬於指定傳染病,所以治療費用本來就由國家負擔)。

比如,最先安倍內閣考慮的是對每戶家庭給予補償,經在野黨特別是聯合執政的公明黨的強烈主張,最後改為對全體國民每人補償10萬日元,並包括持有居留證的外國人,此外還有振興地方經濟和財政補助,等等。

儘管安倍昨天不無得意地聲稱「 日本模式」如何如何,但安倍及其內閣成員不僅在議會中屢遭質疑,在各種媒體中幾乎每天都有批評和責難。

在宣布緊急狀態不久,一時口罩成為緊俏品,安倍內閣就宣布向全國每戶發放兩枚口罩,被戲稱為「 安倍口罩」,時隔一個多月,前天筆者才收到這紗布口罩。這筆開銷總共達46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0億元),一直受民眾嘲諷和質疑,至今還未能全部派發到位,但一般口罩已經充盈於市。不過,市面上口罩價格則比原先貴了5~10倍,而Made in China的口罩成為滯銷品,筆者也曾買過中國製口罩,戴上才知道有種庫存貨的霉味……

安倍不敢說這階段抗疫的是自己親自領導親自部署云云,因為這樣就必須親自承擔責任,若非如此,絕不是完整的政治家應有的姿態。

目前日本在抗疫中取得的成果,是和民眾以及各行業的努力配合密切相關。筆者覺得,日本人的生活衛生習慣和對公共秩序的良好素質也不無關聯。比如,日本一般進屋換鞋,沒有擁抱習慣,握手也少,戴口罩也不會過度反感,一般來說遵守公共秩序,等等。但要說遵紀守法,必須首先是權力受法律的約束,不然社會終究會墮落為叢林法則橫行。

而在抗疫期間,信息的公開和透明才至為關鍵,這樣人們才可能真正認識自己所處的位置和環境,針對疫情以合理和克制的態度來應對。如果按照中國的古訓「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麼偏偏又來個昏昏之君,就可能把民眾帶入萬劫不復的災難中。

現在新冠疫情蔓延並危害全球,造成巨大災難,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這是一場對各個國家的考驗。有的國家一上來就把相對單純的疫情當作政治題,有錯難糾,結果又把自己逼入「 失控的電車」這種無解的道德倫理上去,也就是說扳到岔道撞死一個無辜的人以拯救另一軌道上的五人。其實,這個課題還可以引申到殺死一個健康的人,用其臟器分別來拯救五個患有不同器官疾病患者,這能合乎什麼「 道德倫理」? !

 

日本近一個半月也經歷了嚴峻考驗。據報導,特別是東京和福岡縣,醫院的收治幾乎達90%前後,也就是瀕臨醫療體制崩潰的邊緣了。儘管各地都徵用了飯店接受輕症患者入住觀察療養,也有些輕患則居家隔離。但現在知道,新冠患者有些會急劇惡化,埼玉縣就發生兩起這樣的悲劇,患者在等待安排住院前,突然危急而病亡在家,鑑於慘痛教訓,現在取消了居家隔離的措施。

此外,日本PCR檢測始終被人詬病和指責。 2018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本庶佑教授在NHK邀請世界著名專家共同進行實況討論中就毫不隱諱地指出,日本的新冠患者數量因PCR檢測數量低而未能準確把握疫情,但死亡率在日本不會出差錯,由此反觀感染者數量或也吻合,但不排除有無症狀感染者的存在,這是隱患。

日本一開始對PCR檢測把關過嚴,需要四天發燒37.5度以上,與患者有接觸史的人,經與衛監所電話諮詢後,在指定的專門醫院的醫生診斷後才進行PCR檢測。衛監所都是國公立部門,負責指定區域的各種公共衛生的管理,所以很難應付集中的爆發性疫情。而且PCR檢測需要的專業人員也不足。據報導,日本的PCR檢測在十萬人中僅187.5人,是美國的11%,是德國的6%,在先進國家中大大落後了。雖然其他方面日本有其強項,但針對本次疫情的PCR檢測這一環,日本的民間檢測機構和醫科大學都沒有充分調動起來,這反映了日本政府在調度方面動作遲緩。有的醫學專家甚至叱責說,這是日本之恥。

但是日本的專家都認為,疫情還會襲來,政府則信誓旦旦地表示,將強化PCR檢測,採用抗原檢測和PCR檢測結合,還擬通過唾液檢測的測試後採用這更簡便的方法,等等。這些都將在此後接受考驗了。

這波疫情中,在NHK的民意調查中,安倍的支持率下降到新低的37%,而且在抗疫人物排行榜中,前五名的排位分別是,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公明黨代表山口那津男(他曾力勸政府對全體國民補償),第四名安倍,第五名北海道知事鈴木直道。五名之中,地方自治體負責人佔有三名,這反映了在抗疫中,地方自治體發揮了巨大作用。

北海道的鈴木知事先於安倍內閣在北海道採取了緊急狀態;大阪府知事則指責政府沒有提出解除緊急狀態的目標數據,因此大阪府按照地區實際情況,制定了自己的頗有創意的「 出口戰略」 :①監視不明感染源者一周平均數值;②PCR檢測陽性率7%以下;③在院新冠患者病床數在60%以下。如果滿足以上條件的情況時,大阪標誌性建築通天閣和太陽塔(大阪國際博覽會會標)以綠色燈光裝飾,否則就用黃色示警,都未能滿足條件時就發出紅色警告。並且依據這一「 出口​​戰略」,早於安倍內閣的決策就宣布大阪府解除緊急狀態。

 

地方自治在這次抗疫中的敢作敢為敢當,也是這次日本抗疫取得一定成果的重要因素。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就高度評價地方自治,認為這才是自由民主社會的基石。他說:「 社會是由自己管理,並為自己而管理 」 ,「 在美國,人民是各級政府必須竭力討好的主人 」 ,「 鄉鎮自由,來源於人民主權學說 」 。

拉拉雜雜概述了日本的抗疫階段性成果,這裡再補充一條最新消息。安倍內閣今天(5月27日)上午公佈了第二次抗疫的追加預算案,將交國會審議。於是其抗疫的預算總額高達230兆日元(約合2兆多美元),佔年度GDP的40%左右,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預算。其重點也是保護民生、保障就業(比如暫停業的職工補助從8333日元/日,提升到15000日元/日)、維護中小企業的生存和加強醫療體制等方面。從目前巨款投入的方向看,還不完全像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但龐大的預算,無疑是寅吃卯糧,國家負債,最終還是轉嫁到國民甚至下代人身上。從對抗這百年不遇的疫情來看是有益的,但長遠看如何,且等日本國會的審議和今後日本的發展來檢驗吧。

 

想重複一下從日本抗疫中所具有的啟示:

1. 要對權力做明確的界定,對權力進行監督

2. 要把對人權和自由的限制降至最低限度

3. 決策和措施要公開透明,要讓民眾理解自身的處境和自身的責任

4. 國家有責任在抗疫期間對保障民生和社會經濟做出公平合理的補償

5. 充分強化和發揮地方自治的力量

最後,對安倍在發布解除緊急狀態時所作的一項表態點贊。他說,在全球抗疫期間,國際社會不免出現空窗期,日本將為維護自由民主和國際秩序,與具有共同價值理念的國家攜手共進,為維護世界和平和自由民主的進步發揮積極作用。

2020年伊始,新冠病毒即成為像徵,全球因此遭受的災難和深遠影響無法估量,這必定引起深刻的變化。狄更斯的話,此刻用來也恰當:這是個最美好的時代,這是個最糟糕的時代;這是個智慧的年頭,這是個愚昧的年頭……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202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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