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盲山》導演李楊:「一意孤行」,用影像遏制人性之惡

專訪《盲山》導演李楊:「一意孤行」,用影像遏制人性之惡

文:石破

2月5日,電影《盲山》的導演李楊在朋友圈發布了一條聲明:「現在網上有許多人在轉發電影《盲山》,這部電影是我全資投拍的。按道理我是應該打擊盜版收取版權費的。但是為了解放中國被拐賣的婦女,打擊買賣婦女的罪惡,我不收了。歡迎大家轉發,觀看!」

電影《盲山》劇照。《盲山》曾獲第二十七屆伊斯坦布爾國際電影節的人道主義大獎,入圍60屆戛納電影節。

李楊,1959年出生於西安。1978年考入國家話劇院。1985年起攻讀北京廣播學院電視系導演專業。1988年起就讀西柏林自由大學藝術史系,那時,柏林牆尚未倒塌。

1990年起,李楊就讀於慕尼黑大學戲劇系。1991年,李楊為德國電視臺拍攝了紀錄片《婦女王國》,該片記錄了摩梭族的走婚制。1995年,他從德國科隆電影電視傳媒藝術學院碩士畢業。

李楊的電影作品,始終將目光聚焦在現實生活中,致力於還原社會真相。比如2007年歷盡困難最終公映的《盲山》,就是針對現實生活中婦女被拐賣到貧窮山區的不幸遭遇創作的,曾震撼了很多人。電影講述了一名女大學生被人販子拐賣到山區,多年後才獲解救的故事。

2018年,在一個視頻節目中,李楊談到,《盲山》的觀眾中,有一位廣東的打工妹,曾通過網路給他留言,說她帶領家鄉的一些小姐妹到廣州打工,首先就組織她們看電影《盲山》,讓她們學會保護自己。而這一點,讓身為導演的李楊,從內心裡覺得自豪。「覺得自己掏腰包拍這部電影,值了。」

2月11日,無馬社對李楊導演進行了專訪。

 

 

《盲山》導演李楊。

「買一個女人判三年以下,那是個大活人吶!」

無馬社:是怎麼想到要發這樣一則聲明的?

李楊:很簡單。我希望自己能幫助到被拐賣的婦女,也希望通過大家的力量,推動中國法治建設的進程。在打擊拐賣婦女問題上,不能說我們沒有法律,但是,相關的處罰規定是有漏洞的。

《刑法》的第二百四十一條第六款,把付錢給人販子、受讓和控制被拐婦女的行為,說成是「收買」,而在《公安部關於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適用法律和政策有關問題的意見》中,又稱「收買」被拐婦女的人是「買主」。買一只鸚鵡要判五年以下,買一個女人只判三年以下,那是一個大活人吶!

我們都愛國,都希望這個國家更好。我願意用我的電影來推動被拐賣、受屈辱的婦女解放,也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讓這些婦女們都能過上好日子,這是我的初衷。

電影還有一個社會影嚮,那就是我們看到之後,可能更深刻地了解拐賣婦女的一個全過程,甚至買人當老婆的人的心理。《盲山》裡有兩個被拐婦女,一個「安分」了,也就是屈服了。一個始終不屈服,這都是真實的。

無馬社:拍攝《盲山》之前,你在四川做了大量的採訪調查。聽說電影拍攝完成後,還做了一段時間的心理治療,這個傳聞是真實的嗎?

李楊:也不能算心理治療吧。我給自己做了心理調整。每次拍完這種反映底層生活的電影,我都很難走出去。拍完《盲井》以後,我老走不出來這個「盲井」。拍完《盲山》以後,我老走不出這個「盲山」。

做電影是個漫長的過程。2006年我從採訪開始,然後再創作劇本。採訪過程是特別痛苦的,我要採訪當事人,像記者一樣讓她們去說當時的悲慘遭遇。對我來說那完全是聳人聽聞,原來我就沒接觸到這些事情,就覺得人怎麼可以這麼殘忍,這麼壞!

我採訪了二十多位被拐賣的婦女,也採訪過解救婦女的警察,還有刑滿釋放的人販子等。我每天都要這麼做。這種事情要不知道來龍去脈,我就沒法寫劇本。但是,每天都會聽到、接觸到這種悲慘的事情,你就很難走出去。

《盲山》劇照

無馬社:那最後是怎麼走出去的呢?

李楊:我自己做了一些調整,堅持把劇本寫完,把電影拍完。拍完了,這些負面的、人性惡的東西還沒倒出去,我心裡還老想著這些事情。我就做自己的心理幹預,出去旅游,看看大海、高山。當你站到大海邊,感覺自己一下子就變得渺小了。當你站到山上,感覺那個自然隆起的東西,比我們人類強太多了。山上的樹被雷劈了,樹枝劈斷了,又長出了新的枝丫。看到這些,你一下子就釋懷了。

我也喜歡逛博物館。博物館記載的是歷史。我們在歷史中是很渺小的一粒沙子。歷史上所有的輝煌後面都有悲慘的東西,比如長城、青銅鼎,現在看來都是很偉大的東西。但是,修長城的背後有「孟薑女哭長城」這樣底層百姓悲慘的故事;商朝那麼發達,做的鼎很漂亮,但是商紂王是很惡的,他的統治那麼兇殘,美麗的商鼎背後也有很多悲慘的故事。

我就用這個方法慢慢地做調整,隨著時間走出來了。

「惡就是惡,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無馬社:以前你拍攝過電影《盲井》,也是反映人性之惡。拍攝《盲山》之前並沒有想到人性的惡會達到這樣一個程度吧?

李楊:當然想到了。我在德國留學多年,去過集中營,看到過那段歷史。雖然沒有靠那麼近,但是到了集中營以後,就深深感受到了那種極端的惡。

拍攝《盲山》調研採訪時我離得太近了。人性的這種惡,如果不遏制住,它可以惡到無以複加的程度。

無馬社:《盲井》反映的人性惡和《盲山》反映的人性惡,有甚麼不同嗎?

李楊:沒有甚麼不同。《盲井》是殺人越貨,靠殺人致富嘛。但是,他致富是為了自己的孩子能上學,能過得更好,他的理由很充分啊:你不殺他,你的兒子也可能會被別人殺了。《盲山》裡買女子當老婆的人,他也冠冕堂皇地說:「我也是人。我也有生育的權利!也有性愛的權利!」他也要找老婆,也要傳宗接代,他娶不上老婆,那就通過非法的手段去買啊。

這套理論不僅在民間有市場,有一些著名人士也發表過類似言論,說沒有買賣婦女,有的邨子就要消亡了,這令我吃驚。任何一個人都不能為了自己的利益、幸福、傳宗接代去傷害別人、買賣別人,這是嚴重的犯罪。 如果他的道理成立的話,人就會因為餓就去搶,因為窮就去搶,因為他要餓死了,他要窮死了!不能因為這些原因而減輕對他們的處罰。

人不是動物,也不是商品,怎麼可以買賣?惡就是惡,本質上沒有區別的。

無馬社:買賣婦女的這些農民,他們本質上是惡的嗎?為甚麼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既沒有愧疚,也沒有反省呢?

李楊:他買了一個東西,你讓他反甚麼省啊?如果你買了一個碗,打碎了,你會反省嗎?他能反省的就是「我買的這個東西值不值」嘛,他花幾千塊錢買了個生育機器,他一共用了幾次?想生兒子達沒達到目的?

電影裡,黃德貴一直叫白雪梅「狗日的」。這是一個罵人的話,就跟「賤貨」一樣。他沒有從根上把她當一個人。他的知識結構決定了他不可能反省,還有當地的環境,大家都在買女人,他要反省他不是傻了嗎?

他們的賬是這麼算的:正常的娶親要花上萬、幾萬元的彩禮,如果能花幾千塊錢買一個,哪個劃算?最多警察把我抓住,但只要我不承認打她、虐待她,就不用判刑了,就可以釋放了,當時的法律就是這樣規定的。尤其女人已經生了孩子,他就會說,你要把我抓了,我的孩子誰來養?或者他會覺得,雖然你抓了我,但我也得到了一個孩子!對吧?

李楊導演在《盲山》拍攝現場給演員說戲。

無馬社:在拐賣婦女這件事上,在當地有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受害者不但不被同情,反而一直受到傷害。對於這個問題,你覺得是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李楊:有一個根本的問題:你對買家是怎麼處罰的?對他們能不能處罰?受害人幾乎沒有不反抗的。但是為甚麼後來順從了?有的人不但自己順從了,反過來去做幫兇,再去加害別人。這是為甚麼?

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動物,如果處罰嚴厲,比如最近為甚麼汽車讓行人了?不是司機素質高了,他還是那個素質,但是懲罰力度加大了對吧?你不讓行人,我就要使勁罰你,這一來開車的全都老實了。他要不讓行人,半個月工資給他罰沒了,回家怎麼跟老婆交待啊?德國沒有交警,也沒有人闖紅燈,為甚麼?你闖紅燈出了事故,你百分之百要自己負責任,因為那是你的錯誤導致的結果。

現代社會,每個人的文明程度,就在於限制惡的措施有多狠,對不對?我們老是說要「把權力關在籠子裡」,其實還要「把人性的惡關進籠子裡」,法律懲罰的力度有多大、與之配套的措施做到甚麼程度,人類就有多文明。

現實有時比《盲山》還要慘烈

無馬社:以前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說過:「比《盲山》這部電影慘烈的故事有很多。有的被拐賣的婦女常年不給衣服穿,鎖在窯洞裡。有的激烈反抗,買家又把她再次賣給別人,甚至幾次被轉賣,等等。」各地被拐賣婦女的遭遇是不是相似?

李楊:是的。很多被拐賣的婦女都被人販子性侵過。人販子可能開始不會性侵,因為他要把她一路騙過去,比如說到了某個目的地,明天就要「成交”了,他可能就會產生強姦的惡意。

有的販賣婦女的人,本身也是被拐賣的女人,她被拐賣,又被性侵、強姦以後,順從了,覺得這是個辦法,能賺錢,可以改善家裡生活,她就又回到自己邨裡,騙其他的女人,她就也變成人販子了。她看到的就是利益。這些都是人性中惡的一面。

無馬社:拍完《盲山》,你說老是做惡夢,總夢見白雪梅逃不掉,被抓住。很長時間揮之不去。這也反映了內心的一種無力感吧?

李楊:對。我也夢見有別的。比如我們錢很少,我經常夢見哪個鏡頭沒拍,電影完不成等等,然後從夢中驚醒。我做了各種各樣的夢,經常吃安眠藥。

電影是有社會責任的

無馬社:選擇把這個題材拍攝成電影,本身是一種想要改變現狀的嘗試嗎?

李楊:我希望通過電影的力量,使社會變得更好,或者使中國的一部分人變得更文明,這真是我的願望。因為電影雖然是商品,但它是一個文化商品,是有內涵的商品。

拍電影不能光是為了賺錢,不能昧著良心說假話。我們的電影要屹立世界電影之林,不能靠「手撕日本鬼子」等來實現,要有基本的倫理和常識。

可能因為我的年齡和所受過的教育吧,我拍電影還有一份社會責任感。電影是我對社會問題發聲的一個媒介。我不是作家,不會用筆來寫。電影能表達我對這個社會、對人性的看法。

無馬社:《盲山》裡有一個細節,黃德貴為了防止白雪梅逃跑,在她的腳上拴了鐵鏈子,這是根據真實案例改編的嗎?

李楊:在採訪中,我聽到過用鐵鏈子拴到被拐賣婦女脖子上的例子。為甚麼電影裡是用鐵鏈子拴腳脖子呢?實際上,在電影中這是為了表演方便。這個所謂的丈夫,買她的人,沒有說一上來就強姦,你不能把一個人寫得十惡不赦。他有一個轉變的過程。黃德貴開始還不太壞,他希望能好好過日子。他強姦白雪梅是受到了別人的戲弄,人家說他「你把人買回來,放在那兒幹嘛呀?」「你是不是不行啊?」他回來以後,就採取了「你不從,我就強姦你」的行為。我沒有把他一上來就變成惡魔。我還是講人性,講他的變化,他的掙紮。

我講故事,不是說要揭黑,更多的是揭露、批判人性中的惡,而是讓人反思,讓人看了電影以後,會想到自己遇到這樣情況應該怎麼做?

無馬社:為甚麼給女主角起「白雪梅」這個名字?「黃德貴」、「黃德誠」這些名字有甚麼寓意嗎?

李楊:為甚麼叫白雪梅?就是梅花在白雪中怒放,不是蔫掉了。她一直在反抗自己的命運。「黃德貴」、「黃德誠」,多好的名字。但是他們做的事兒呢?

當然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善良的一面,包括黃德誠、黃德貴都有善的一面。但是每個人身上也都有惡的一面。我們自己也都做過惡,只是可能沒有越過法律的底線。

沒有人敢說自己沒有做過惡。《聖經》上不是說了嘛,有人抓住了一個正在行淫的婦人,要用石頭砸死她。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那些人聽見這話,就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因為每個人都是有罪的,但是每個人其實也有善的一面。我想做的事,就是讓每個人去思考。

黃德誠一開始也是善良的,他想幫助白雪梅,但是所謂的知識分子軟弱性吧,他跟白雪梅產生了婚外情,在宗法社會沒法兒混了,只好遠離,自己逃脫了。

 

盲山拍攝現場。中間為李楊導演。

無馬社:《盲山》有兩個版本,國內這個版本結局還是比較有希望的。另外一個版本,白雪梅一直在反抗著命運,但最後的結局令人絕望。

李楊:是啊,她用失去某種自由換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另外,兩個結尾都是現實中真實存在的。國內版本的結尾,她跑掉了,放棄了要孩子。這也是一個悲劇,因為孩子畢竟是她的骨肉,哪怕是強姦,也是她的孩子呀。

你要知道一個事實:大部分被解救回邨的婦女,最後離開了邨子。邨子裡很多人、甚至家裡人都會覺得她被強姦了,強暴了,對她們造成二次傷害,她們覺得丟人,只好自己出去打工了,有的人甚至又選擇回到了被拐賣的邨子,起碼那裡還有自己的孩子。一般被解救的婦女,是帶不走自己的孩子的。

無馬社:「盲山」不光是山裡面「盲」,山外面也「盲」;不光山裡面「冷」,山外面也「冷」。白雪梅跑到鎮上,還是被抓回去了。

李楊:冷漠的問題哪兒都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是文化劣根性,一直有這種東西。「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我們長期處於封建社會、農業社會、宗法社會,一直崇拜的是「難得糊塗」。你對別人糊塗,別人也會對你糊塗。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中,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好的,它有優秀的東西,但也有糟粕。社會進步就是不斷地把好東西發揚光大,把糟粕的成分批判、剔除。就像魯迅先生寫的:身上有了腫毒,你說沒有關系,還覺得「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最後你的胳膊可能保不住了。

「年輕一代女性成長了  討論才會如此激烈」

無馬社:你在電影裡,安排了有幾個失學的孩子,白雪梅在家裡教他們讀書。這個細節您在調研當中遇到過嗎?還是說寄托了一種希望?

李楊:我沒有遇到過,採訪沒有遇到過,因為大部分被拐賣的女子都是農民,初中生都很少。白雪梅本身是大學生,願意教這些孩子學文化,我是杜撰的這麼一個情節。我也是想有一個「因果報應」,她向孩子傳遞愛,最後得到了一個回報,因為知識是可以改變人的。

很多人從農邨出來,不是就是靠的知識嗎?李青山因為家貧輟學,如果不是白雪梅幫助他,他長大以後可能就會重複上輩人的命運。白雪梅教孩子學文化、學知識、學文明的東西,其實也是在幫助自己。

李青山這個名字,意思就是「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嘛。我們希望不會污染下一代。他們可以建設更美好的家鄉,對吧?

無馬社:現在有一種聲音,認為很多被拐婦女已經生孩子了,如果她們被解救走,孩子不是沒有媽就是沒有爹了。如果再把這個爹判刑入獄,等於孩子也失去父親了,這會造成家庭不穩定,然後又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您是怎麼看呢?

李楊:這完全是扯淡的事情。哪個孩子願意要一個強姦犯的爹、一個被拐賣、被折磨精神失常的媽?DNA的父母真有那麼重要嗎?還是你的人格、你的自由、你的尊嚴、你的生命的保障重要?在有些國家,只要你打孩子了,就要把孩子送走,不是說你是不是孩子父母的問題,因為他雖然是你的DNA 遺傳,但是你虐待的是一個生命,它是建立在一個生命的基礎上、一個「人」的基礎上,而不是說他是動物,你生下來了,你想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在這裡,我特別呼籲加重對買方的處罰,因為沒有買就沒有賣,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正是因為買方的市場大,犯罪成本低,才造成了拐賣婦女現象的猖獗。

同時,我也呼籲把拐賣婦女罪與綁架罪、非法拘禁罪、強姦罪、人身傷害罪等數罪並罰落實,還要處罰對協助非法買賣、強姦婦女的人。不管他們是買家、他們的鄰居,還是邨幹部,也應該給予處罰,誰實施了綁架?誰參與了非法拘禁?如果當地的邨長,邨婦女主任等參與了,或者他們不舉報、不去積極解救,當然也要受到處罰。

我相信,只要處罰嚴厲了,我們社會中大部分拐賣人口的罪行會消失,道理很簡單:如果誰家買孩子,你幹部不舉報,你這個幹部本身就是「犯罪」,那他願意犯罪還是願意舉報呢?

現在馬上要開全國「兩會」了,我是覺得,如果能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中國就會有望解決「拐賣人口」這個問題了。司法環境和人文環境的改變,會促進這個事情的根本改變。

無馬社:你是2007年拍的這個電影,你覺得這15年來,人們對「拐賣婦女」這個問題的看法有沒有改變?

李楊:當年我拍這個電影的意思,更多是想揭露人性的惡,讓大家看見。可是很遺憾,可能大家覺得這太痛苦了,或者這些東西離我們太遠了,不覺得它多麼值得關註。有些孩子,不願意面對自己周圍的人比如她的嬸嬸、舅媽可能就是拐來的。

我很欣慰的是,15年後,這些人長大了,當了母親,她們對這件事感同身受了,所以現在會有這麼廣泛的討論,我覺得這是一個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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