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很多知識分子形右實左?

知識分子

文 :童大煥

【1】

知識分子每每在人類命運的關鍵時刻,做出錯誤的判斷,的確是一件令人瞠目的事情。

程光泉教授在評論《通往奴役之路》一書時寫道:【知識分子的自警】奧地利學派大多厭惡知識分子。從米塞斯到羅斯巴德,都對一般被視為「社會良知代言人」的知識分子發出過嚴厲譴責。哈耶克既有對一般知識分子的批判,即他所說的「倒賣觀念的二道販子「,也有針對傑出學者的批評,如愛因斯坦、羅素、克羅齊和杜威等。與許多批評者不同,哈耶克很少涉及所謂「具有超凡魅力人物」政治領袖在極權主義興起中的作用。他認為極權體制是集體選擇的產物。哈耶克在分析希特勒政權時反覆申明,極權體制的形成並非希特勒少數人所為,而是當時遍布歐洲「需要更多計劃「思想的產物。哈耶克也看到,在高稅收、高福利刺激之下,選票加速了專制的降臨。沒有任何思想家能夠開出藥方,阻止人們走向奴役之路!

【2】

之所以知識分子「每臨大事多糊塗」,在關鍵時刻判斷力甚至不如常人,一個根本原因,我認為是知識分子骨子裡的左傾化。

左是人天生的本能,一方面表現為對理想世界烏托邦的追求;第二方面表現為對理性構建優良制度等的迷信;第三方面表現為對自己判斷力、對自身理性的極度自信乃至自負。

網名「尼爾斯」的作者說:知識分子思想偏左是十分正常的現象,因為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公平正義一直都是知識分子追求的目標。我個人從年輕時就想不明白,為什麼左派思想在早期能忽悠這麼多人,特別是知道分子,而最後導致災難。直到去年讀了南京大學景凱旋教授的《在經驗與超驗之間》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根本原因還是人性。這次遇到許多原來認為不錯的知名專家站出來反對川普,而且不惜破壞法治精神,以把川普總統拉下為唯一目的。根本原因還是這些人對左派思想的發展過程沒有認識。雖然在反對極權方面這些人跟多數人是一致的,但是對無論什麼形式的左派在取得政權後多數最後都會走向極權這一點毫無認識。

【3】

問題是,很多名貫天下的知識分子,一貫都是以反左、也就是以「右」的面目出現,為什麼彷彿只在「一夜之間」,就突然變左了呢?

這是一件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但如果深入剖析,會發現,一切並不偶然,多數人,右只是表象,左才是本質。

因為在他們的知識結構內核裡,也就是認識世界的知識工具裡,根本的還是天生的左的、本能的那一套,而不是經過後天嚴格邏輯、理性訓練的右的那一套方法論。

【4】

左的認知方法論之一:

只認得清眾所周知既成事實的左和極權形態,並且勇敢地站出來說不;但卻認不清通往左和極權的路徑,甚至自覺地、積極主動地在追求這個路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於是,施施然,欣欣然,道貌岸然地,力排眾議,走向自己極力反對的那一面。

抽開貢獻與收入相匹配的財產權靈魂,經濟上的平等主義、福利主義必然導向左和極權;

抽開優劣等級排序的價值觀靈魂,文化上的多元主義、平等主義(所謂的「政治正確」)必然導向左和極權;

離開財產權為依託的政治上的平等主義,也必然走向左和極權。

對於這種「行進」中的左和極權,多數人、包括大量知識分子,不僅缺乏應有的警惕,而且把它們當成高尚的理想追求。

因此,他們一方面在反對現實中既成事實的左和極權,甚至因此受到左派與極權勢力的排擠和打壓,也因此獲得社會的聲望和擁戴。

他們中的一些人,把官方的排擠當成自我的加冕,當成自傲和自負的資本。

拜託,真學問應該超越於黨派、權力、金錢,甚至應當超越於民眾,不媚權,不媚錢,不媚眾。如果站隊就能夠成就真學問,那做學問豈不是太容易了,還需要知識分子做什麼?

另一方面,他們卻對通往左、通往極權的道路缺乏應有的警惕,根植於內心的、發乎本能的左的意識形態(自由、平等、博愛等理想)、左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孤傲、自負)等,使人們在通往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5】

左的認知方法論之二:

理性的自負(一):制度迷信和媒體迷信。

以為有一個好制度,一個好的媒體機制,不需要民情民意支撐,就能高枕無憂為萬世開太平。

而好制度和好的媒體機制,仍然是人為理性設計的結晶,所以對制度迷信和媒體迷信,可以歸入「理性的自負」之一。

人們對經濟領域計劃經濟這一「理性的自負」充滿了警惕和防範,卻對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制度迷信毫無警覺。

哪怕明明曝出了選舉系統性舞弊的大量證據,哪怕明明曝出了主流媒體處心積慮拉偏架倒川的各種造謠事實和錄音,也一概視而不見,或一概斥之為謠言。

殊不知人性幽暗,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破壞容易建設難。離開了民情民意民心支撐,離開了人心中的道德律支撐,再好的制度都像朽木,徙具形式而沒有生命和靈魂。

【6】

左的認知方法論之三:

理性的自負(二):把自己當上帝般的存在,對自己的認知迷之自負,不符合自己認知的,都是謠言,都是小道消息。

美國思想家托馬斯·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對知識分子有深刻的批判,認為世上很多邪惡,都是假借「社會正義「的高尚名義而得以暢通無阻。索維爾為現代人提供了篩選壞思想的三大鐵律——「聖化構想」、「辭令技巧」、「不是媚權,就是媚俗」。

聖化構想:知識分子常常忘記自己不是上帝。他們對自己的認知能力和社會目標追求都充滿自負,「經濟學的第一課是稀缺性: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完全滿足所有人的願望。而政治學的第一課,則是無視經濟學的第一課。」理解人類的局限性,是智慧的開端。「認識到自己的無知程度,需要有相當程度的知識。」

辭令技巧:巧言令色,背叛常識,顛倒是非。通過狡辯來掩蓋自己的判斷失誤。

不是媚權,就是媚俗。不媚權容易做到,不媚俗反而更難。因為權力更單一,但是媚眾媚俗中,卻包裹著無數時髦的社會思潮。

【7】

左的認知方法論之四:

只認得清左和極權的表象,認不清左和極權的本質,誤把霹靂手段當獨裁,誤把表面儒雅當文明。把外在強勢的表現當成左,不把內在的悄無聲息的毒化瓦解當成左。知人知面不知心,認皮認肉不認骨。

比如這個論調:「相信美國制度比相信川普重要。極端川粉已經喪失理智,什麼都不相信,不相信美國的媒體法院議會司法部FBI,只相信川普一個人,這太瘋狂了。」

瞿虹秋先生懟得好:「迷信法官也是一種建制派書呆子形式,大眾個人絕地反擊持槍主張權利也同樣是法律框架下允許的。川普是民選總統,代表幾千萬張選票,支持總統怎麼就是相信一個人?這邏輯也太奇葩了。」

是否野蠻與獨裁的根本分水嶺,不在於手段是否凌厲,而在於是否遵守規則、遵守法治,是否遵守規則和法律規定範圍內的程序正義。

只要是個人凌駕、游離於法律之上,不管是盜竊、通過技術系統性轉移選票,還是凌駕於法律之上實現個人人治大於法治,都是獨裁;反之,只要是法律許可的程序範圍,不管是纏訟,還是動用暴力機器,還是如美國憲法規定,如果政府背叛了人民,人民有權揭竿而起,都是文明,而非野蠻和獨裁。

因為,真正的野蠻人除了暴力和子彈,聽不懂其它任何形式的語言。他們只會用口號(理念)思考,用子彈交流。

前幾天有人問我:童老師,請教您一件事好嗎?作為家長如何和孩子談戰爭&犧牲話題?(現在學校在宣傳這個主題,很快就要到我孩子的年級了),我原本的想法是7歲孩子不適合被接觸這個話題。下面這段是朋友在朋友圈裡發的:「老師給他兒子出了個臨場問卷,如果一家只有兒子,爸爸,媽媽。其中必須有一個人上戰場與敵人戰鬥,而且一定會犧牲,你覺得你們家三個人誰應該上戰場?兒子不加思考地說他上,因為爸爸媽媽很愛他,也很辛苦!而且說他是男孩應該去保護更多的人。其他小朋友多是回答讓哥哥或爸爸上,有的回答讓奶奶爺爺上。」

我說:這個問題好難,我從來沒想過。也許應該和孩子們說的是,人類本不應該有戰爭,生命寶貴,永不重來,任何人的犧牲都是100%的損失。但是對於野蠻人,你跟他們是沒辦法講道理的,因為他們從不講道理,講道理的就不是野蠻人和野蠻行為。那麼怎麼辦呢?用現代科技,不用人去犧牲,斬首行動。因為科技進步,擒賊先擒王的斬首行動開始了,不會危及普通人。

【8】

左的認知方法論之五:

抱殘守缺,固步自封。

這是一個一日不觀察則言語無味,三天不思考則面目可憎的人類劇變時代,變是常態,不變是非常態。以為有什麼以不變應萬變的靈丹妙藥,不論是制度迷信,還是媒體迷信,輕則是天真,重則是幼稚。

石訥先生說:「這是一個回歸的時代。左化自由主義回歸十九世紀烏托邦,保守主義回歸傳統智慧,開放回歸經典馬克思主義。資源供應和技術的躍遷式進步摧毀了二十世紀人類建立的政治與社會平台,一時人荒馬亂。二十一世紀是買單人。」

這話如何解?我想,是物質的極大豐富和技術的極大進步,全面改變了社會的經濟、社會和觀念結構,傳統的政治與媒體平台,在巨大的衝擊面前岌岌可危。

技術盜竊選票,成建制加權盜取,易如反掌而神鬼不知,早已經到了兵不血刃的悄然化境。你說,這是文明還是野蠻?

比如有消息披露,喬治亞州一個郡,dominion 算法是,川普選票的權重是87%,即每一百票算87票;白蹬選票的權重是113%,即每一百票算113票。一進一出,相差26%。

消息真實與否,待核實,但理論上完全可以實現,能不警惕否?

再如主流媒體,2020年11月3日大選之前,相對於大選更客觀更中立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民眾基本不再信任主流媒體。但我們這裡的知識人媒體人還在唯美國主流媒體馬首是瞻。先進耶?落伍耶?

北明《美國流媒體怎麼了(上)》是通過2019年1月26日採訪美國媒體觀察家章業博士而成文,文中披露了這樣的數據:

奉行言論自由的美國新聞媒體的言論自由度和製作專業性,一直以來是言論不自由的國家的新聞記者的榜樣。可是這幾年似乎有些變化。以美國人對媒體的信任度做調查,根據蓋洛普(Gallup)的統計,在本世紀初的時候,美國超過半數民眾信任新聞媒體。到2016年下降到32%,也就是說不到三分之一!

2017年,另一個統計數據,以美國人對媒體的不信任度做調查,來自蒙茅斯大學民調研究所(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的調查結果,有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傳統媒體——電視、廣播、報刊、雜誌——報導假新聞。2017年,持這樣看法的人數比例是67%,2018年這個比例增加到77%。

兩個機構的正反調查結果互相吻合。

(註:2020年9月蓋洛普發表的最新調查數據表明,信任程度維繫在40%沒有絲毫提高:「美國人依然不信任媒體」。

我的分析是:不見得主流媒體過去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鐵肩擔道義「,但是傳統社會人們的信息管道有限,由於信息不對稱,公眾即使有時被媒體欺騙,也依然只能相信媒體。正如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所言:「人們的見解和信仰並不取決於他們的意志,而是無意識地順應別人向他們提供的證據。」

但是1998年開始,風靡全球的互聯網徹底改變了人們的信息管道,人類進入信息大爆炸時代,對傳統主流媒體的信任度開始一落千丈。

信任度的下降,直接影響主流媒體的收視率和訂閱率,使主流媒體進一步背離「社會公器「的傳統「第四權「角色,進一步倒向資本和權力,淪為宣傳工具。

【9】

很贊同周成柱先生的話:「自由派要達成一個基本共識:反左。左右之爭不是制衡之爭、不是立場之爭、而是是非之爭、善惡之爭,不要把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如果我們不能達成這個基本共識,後面肯定還有許多彎路要走!左右之爭就是正確(right)與錯誤(left)之爭,’理中客’們總是要在左右之間找個中間點進行平衡,在正確與錯誤的中間點上是什麼呢?是更正確嗎?」

不僅是知識分子,防左,應該成為我們每個人終生不渝的自我建設。這是智力和道徳的雙重建設。沒有足夠的辨識力,分不清是非、善惡、美醜,想要善,幾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終其一生的努力,都不可能不犯錯,但是,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始防左反左,也許可以讓我們儘可能少犯錯。

一是事實判斷重於價值判斷。對真相的追求永遠是價值追求的基礎。沒有建立在真相基礎上的真理追求,就是水中撈月沙上建塔。

真,是善和美的前提條件,真知方為善。真相是一切規則、理想、正義的最低起步,任何人都沒有防止信息不對稱的魔棒。

對於真相的唯一正確態度是:「我將穿越,但永遠不能抵達「(比利時詩人伊達.那慕爾)

真相常常因種種原因到處流亡,真理永在天上,心存敬畏之情,目向光明之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研究問題,當如破案之警察。

破案的警察,比要知識分子謹慎,因為他們的行為,受到很多條件的制約、很多力量的監督;而知識分子做判斷,就像一個人炒股一樣,認知同樣受到許多條件的制約,卻沒有任何人可以監督,所以註定大部分是錯的,只是他們善於巧言令色,不容易認錯。

二是要敢於懷疑,懷疑別人,也懷疑自己。敢於修正自己的錯誤。學問當從疑處生,有一處執迷不悟,除非得到事實和規律的反覆驗證,否則必為左;處處懷疑不迷信,包括不迷信自己,充分認識到理性的局限,方為右。

三是講邏輯,用邏輯。比如這個,就是很強大的邏輯:「要麼是民主黨組織了大規模舞弊,要麼是川普收買了大批人作偽證。不管怎樣,都有一個大型犯罪團伙需要清除。」不能不了了之,才有真相真理。

四是吸收法治精神,講究控辯(當事)雙方的權利平衡與對等。比如,居於對權力監督的必要,對總統的言論和行為多加審查是必需的,那麼,對媒體已經宣布「取勝「的候任總統,是否也應該一視同仁?不能對川一個就職典禮是否浪費都反覆查,為什麼對拜登兒子的電腦門就不聞不問?既不否認也不追查,是何因?事出反常,其必有因。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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