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藍眼珠白鬍子,演了40年老外,其實是山東人,曾和劉德華搭戲

徐亞洲

Phyllis/撰文

我叫徐亞洲我,藍眼珠白鬍子,演了40年老外,其實是山東人,曾和劉德華搭戲

我演老外算是本色出演,一般不用怎麼化妝。

人的外貌都是由基因決定的,我父親是中俄混血,母親是純正的俄羅斯人,所以我身上有四分之三的外國血統。不過奇怪的是,我們家兄弟姐妹五個,其他幾個孩子的中國血統也很明顯,唯獨作為老三的我藍眼睛、白皮膚、高鼻樑,完全像是一個俄羅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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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的照片,一頭小小捲毛,看上去就和中國娃不一樣。

說起我們家的經歷,離不歷史上「中東鐵路」的建造。當年,我爺爺在中東鐵路局工作,這條鐵路線從中國東北出發,綿延至西伯利亞,不僅串聯了歐亞兩片大陸,也將我爺爺這位山東昌邑漢子和一位俄羅斯女人連接在了一起。她,就是我的奶奶。

我爺爺奶奶究竟是怎麼認識的,老人們很少跟後輩提及,我只記得奶奶是個特別慈善,又很愛美的俄羅斯老太太,總會變著花樣給我們幾個孫輩穿好看的衣服。

小時候我們家住在青島八大關別墅群,家裡有兩台相機,奶奶每到周末就會拿著相機帶我們去逛公園,拍好看的照片。每次走在路上,當地人總是對我們投來好奇的目光,她絲毫不在意,還把帶去的食物分給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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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右一)和爺爺奶奶的合影。

奶奶一共生了兩個孩子,我父親是老大,他16歲就出來開車賺錢,養家糊口。那時候的年輕人能開車就挺厲害,他每個月掙75塊,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養活了我們一家五個孩子。

我母親是1924年生人,來自沙皇時期的貴族家庭。14歲那年,母親跟著我姥姥來到青島,後來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我父親,兩個人自由戀愛、結婚、生兒育女,在中國過了一輩子。

小時候在家裡,長輩們會用俄語和我們交流,不過後來不怎麼用得上,等我長大就差不多忘光了,只剩下一口地道的「蛤蜊味」青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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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是我,右邊是姐姐和哥哥,我們穿的衣服和其他小孩也不是一種風格。

解放後,我們家從八大關搬到了海洋大學附近。那時候我很調皮,在學校里又因為長相特別,沒少被同學欺負,心裡不服氣,我就和他們干架,時間長了變得不那麼愛上學。

因此,當「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剛出來時,我特別激動,想著總算不用上學了,還能脫離家庭的約束,別提有多開心。只是那時,我和同行的其他10個人誰都不會想到,從經歷上山下鄉到成為插隊知青,我這一走就是十二年,青春全部捲入了這場浪潮。

那是1964年的9月30日,我們坐著汽車前往下鄉插隊的煙台市海陽縣書院村。當年我還不到16歲,是一車知青中年紀最小的。一路上,我們這群天真爛漫的城市青年歡聲笑語,將農村想像成一幅田園牧歌的畫卷,任憑那輛解放牌卡車帶著我們盤旋過一個又一個山坳。

起初男孩們還會撥開車上臨時搭建的帆布棚子,好奇地向外張望,最終,所有人都伴著車輪的顛簸沉沉睡去。從小到大,我們誰也沒經歷過這麼遠的跋涉。一覺醒來,天已大亮,我們拖著滿身疲憊,在貧下中農震耳欲聾的歡迎鑼鼓聲中進了村,卻被眼前的景象和人驚得說不出話。

下車之後,面前是黃土翻滾的溝溝壑壑和破舊不堪的土坯房,一群青壯男子穿得破破爛爛,婦女兒童看上去也面容枯槁……村民們並沒有因為我長著一副外國人的臉就擁上來圍觀,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三里地外的一個村就有從俄羅斯嫁過來的媳婦,所以大家對我也見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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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陽縣書院村,照片上的老房子是我當年住過的知青宿舍。

進村第一晚,村民們甚至沒來得及給我們騰出住的地方,讓我們十幾個知青擠在一處原本用來存放棺材的屋子湊合一晚。這可把我們幾個小孩嚇得夠嗆,三五個抱在一起。房頂上的縫隙肉眼可見,屋裡不斷冒進來嗖嗖的冷風,我們一宿沒睡,同行的女同學嚇得一直哭,農民看實在沒招,回家扒拉了半天,帶著半袋花生米回來給我們,說「哄哄吧,別讓她們哭了」。

艱苦的物質環境讓我們心裡有點情緒,不過內心還是很火熱的,覺得我們應該到農村去勞動,跟貧下中農一起滾一身泥巴。書院村雖然窮困,好在土地肥沃,我們很快和當地人打成一片,什麼農活都學一點,挑糞、種地、燒磚、喂牲畜……幾乎所有能想到的農活我都幹了個遍。

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送糞,將牛棚中一層層的牛糞起出來,裝車運到地里。冬天的山坳坳里,牛糞凍得跟鐵板似的,我們用鎬刨,用杴鏟,摻著糞渣的冰花不時濺到身上、臉上,但誰也不在乎。

農活又苦又累,但我們勝在年輕,一上炕就能睡,第二天又精神抖擻,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在勞動中,我們慢慢褪去了城市小青年的五穀不分,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都變得勤勞起來。並且,年輕人天性使然,年輕氣盛、幹活不服輸,時常還要比一比賽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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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海陽縣書院村,我和老鄉合了張影。

只不過,農活再苦再累還能忍受,但填不飽肚子的苦實在難熬,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正是長身體的時候,再加上少年頑皮天性的驅使,苦中作樂的我們便打起了家禽的「歪主意」。

當時我和幾個人的房子住在河邊,總能看到有當地人養的鵝和鴨在附近喝水。要知道,那時候的我們天天窩頭鹹菜,肚裡沒食,口中無味,這幾隻大肥鵝可把我們饞壞了。但誰都知道,鵝在村裡可是一霸,用老鄉的話:「咱這兒狗都可以惹,但鵝不可以」。

鵝不敢抓,我們就盯上了鴨。一天農活後的傍晚,趁著鴨群游來喝水,我們幾個男同學三下五除二、輕而易舉地擒了一隻鴨。顧不上慶祝,一溜煙小跑提著鴨找了處沒人的窪地,生火、燒水、褪毛,神不知鬼不覺,美美地吃了一頓。後來回想起來,心裡真是內疚極了。

還有次村子裡死了一頭驢,聽說死驢肉價格便宜,我和另一個知青湊錢了1塊5毛錢,買了5斤驢肉做下酒菜。那時候能有肉吃是很幸福的,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去山上找花生,自己挖出來炒了以後下酒喝。

我從青島走的時候,一口酒都不會喝,但鄉下的日子確實無聊,年輕人總想找點事情打發時間,自然而然就學會了喝酒。當地人以種紅薯為生,一年一個人能分1000多斤。那時候我們冬天吃紅薯,夏天吃紅薯干,還把富餘的紅薯用來釀酒,我們常喝的就是這種紅薯釀的白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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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和我一起下河抓鴨子的少年,如今我們都成了白髮老人。

當地農民特別淳樸,一直待我很好,甚至沒有因為我容貌和別人不同而盤問我的身世。有位大嬸知道我們這些知青不容易,經常會在家裡做了好吃的招呼我們去吃。後來,我們知青都分散住進了當地村民家裡,我碰巧被安排進了那位大嬸家,生活上很受照顧。

時間在這座小村裡緩緩而過,時間到了1977年,距離我來書院村已經十個年頭,有不少人陸續返城,留下的人則大多感到精疲力盡,生活無望。那時候講成分,雖然我家的成分是工人,但因為我母親是俄羅斯人,被認為有海外關係,所以一直拖著沒有回城。面對這樣的生活現實,我困惑、迷茫,不知如何處理,覺得日子很不好過。

在這種巨大的孤獨與荒涼中,我的心態也發生了改變,常常迷茫地問自己,「真的要一輩子當農民么?」無助的時候,我甚至想過要不死了算了。人在意志低沉的時候就會想家,我特別想媽媽,我媽從小對我特別好,我走以後她還偷偷地每月給我寄5塊錢。每每想到她,我就一個人偷偷抹眼淚,很想回家看看。

有天凌晨趁天沒亮,我在黑暗中踏上了去青島的路。從書院村回青島路途不算特別遠,兩地相隔100公里左右,坐汽車買票就是七八毛錢。但作為掙工分的知青,哪有那麼多閑錢,於是我選擇了更冒險的方式——扒火車。

我先走旱路進城到了萊陽,然後迂迴在火車站附近,守著鐵路上開往青島方向的列車,伴著著隆隆的車輪聲,我感覺自己像是鐵道游擊隊的勇士。幾次扒下來就駕輕就熟,我有時候扒貨車,有時候扒客車;有時候扒在裡面,有時候扒在外面;有時候扒在車皮上,有時候扒在兩車皮的連接處……

發現這件事可行後,每每想家我就偷偷扒火車逃票。當時對我們知青也沒有管得特別嚴,我就這樣又撐了幾年,熬到1978年底,回城的事終於有了轉機。有天我收到一封調令,組織上要派遣我去青島交通局當臨時工。後來一打聽,才知道是我母親找到青島外事局,再輾轉勞動局去協調幫忙,這才允許我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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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輕時的樣子,當年的好多老照片都在後來搬家中搞丟了。

而那時,我已經是當地最後一位知青,能回城心裡非常感激。雖然已經30歲了,但我還年輕、體力好,想到未來能有個工作自食其力,我覺得生活又有了希望。並且,基層的艱苦生活極大磨練了我的性格,什麼苦活累活都經歷過,幹什麼都不在話下。

回到城裡後,我被交通局分配到煤場當裝卸工,每天和煤炭打交道,每個人一天少說要運三四十噸煤。而我在農村喝酒的習慣始終沒改掉,後來果不其然釀了一場大禍。

有天晚上我和煤場司機喝酒喝得爛醉,在開車回家路上,司機竟然一不小心把車徑直從鐵路橋上開了下去,直直翻進了河裡。那場車禍過後,我雖然保住了性命,但頭上縫了一百多針,在醫院裡躺了四個多月,還因為傷到了食慾神經吃不進飯,一吃飯就頭疼。

母親擔心我再這樣下去命都沒了,再次輾轉找到青島外事處求援,最後通過省廳特批,先是把我轉院去濟南治療,最後又送到了上海華山醫院腦外科。母親一直陪我在上海住了半年多,我總算調理好了身體。

老人們總說「福禍相倚」,這在我的人生經歷中也大抵應驗。我在上海華山醫院治病的那段時間,認識了一位從北方來看病的哈爾濱女孩,同是異鄉漂泊人,我們聊得很投緣,後來這女孩就想著,把她姐姐介紹給我認識,再然後她的姐姐就成為了我的愛人,我們1981年正式結婚成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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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女兒的全家福。

冥冥之中,命運的安排還不止這場相遇。治病結束後我回青島休養,誰也沒想到一次上街買菜的功夫,竟發生了改變我人生下半場軌跡的大事。有天下午,我正準備出門買菜,迎面走來一位穿軍裝的男士,透過眼角的餘光我看他一直在打量我,心裡正覺得奇怪,沒想到他先喊住我,冷不丁問一句:「你想拍電影嗎?」

當時我們家住在青島歌舞團附近,眼前這哥們兒就是青島籍的原八一製片廠主任,正要去歌舞團找他愛人,當時八一製片廠在籌備拍攝一部影片,需要外國人,他看到我藍眼睛、高鼻樑,一頭黃捲髮,於是主動找了過來。

在那個年代,來中國的留學生很少,更別提有外國演員,看到我的模樣他非常希望我能加入。但我心想,電影里的外國人全都沒好人,那可不行。對方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猶豫,就動員我回去再想想,可以找天去他家裡喝酒。 後來在老哥的一番遊說下,我開始了演員的第一次嘗試,這一開頭就再也剎不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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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夜幕下的哈爾濱》中和副導演的合影,那時我入行不久。

剛開始的時候,我接的都是不需要台詞的群演,大多是出演美國大兵之類的角色。那個時候大家特別認真,把每一部電影當作藝術來對待。即便是像我這樣沒有台詞的小角色,也需要全程跟著劇組,到體驗角色的真實生活。

1979年的《飛虎》是我第一部參與群演的電影,我扮演聯合國38軍中的一員,我們這群演員像真正的士兵一樣在軍事基地生活,在張家口待了四個月。那會兒全是這種抗美援朝的戲,我們拍戲也沒有片酬,一天三毛錢補貼,拿著全國糧票,自己帶飯盒去打飯。劇組也沒有場工,有什麼活兒所有人都一起干,所以大家在一塊非常開心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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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戰爭片時我和其他演員的合影,所有人都穿著軍裝。

1982年的《戰地之星》是我第一部擔任主要角色的電影,在這部講述抗美援朝戰爭的電影中飾演一個美軍上尉。雖然導演魏龍是我的山東老鄉,但最初接到邀請的時候,我心裡非常忐忑。

之前我演的角色大多是不需要台詞的群演,而這次戲份重、台詞多,我的青島口音又很重,普通話都說不好。那時候拍片都是用膠片,一條片子沒用好,就等於浪費好多錢。我既要考慮普通話發音,又擔心表情不到位,心理負擔特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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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戰地之星》宣傳資料,我(圖3-中)飾演美軍上尉。

魏龍導演看在眼裡,把我叫到身邊:「別著急,不要去演戲,你就當作聊天」,慢慢在他指點下我才進入狀態,後來陸續在八一製片廠拍了近十部電影。那一年是1983年,我從沒有台詞的小群演轉變為操著一口青島話出鏡的反派,當年22歲的劉德華剛簽約TVB不久,鄧超還是個4歲的娃娃。

我16歲進農村,後來再也沒有機會讀書,而拍戲這段職業生涯,在歷史的深度和文化的廣度上,讓我重新獲得了被滋養的機會。

比如我參與的電視劇《為了一句話》,它的劇本來源於劉震雲的獲獎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內容的架構有點像《紅樓夢》或者《清明上河圖》,從全景式的角度呈現近現代中國人的流離人生,同時又包含了種種社會生態中的大人物小事件、小人物大事件,對我有非常大的啟發和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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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電視劇《為了一句話》中,扮演義大利牧師詹善朴。

我在劇中扮演的角色原本是一位剃頭師傅,他自己花錢蓋了個教堂,後來把教堂改成了學堂,期間因為生活不順遇到了新的變故,他就騎著自行車出去,邊剃頭邊傳教。

後來我們幾個主創在北京吃飯,李雪健、朱媛媛和辛柏青他們都在,當時我就問劉震云:「老詹傳了一輩子教,為什麼只傳了8個徒弟? 這不應該啊」,劉震雲回答說:「這是一種信念和精神,哪怕沒有教徒,也要繼續傳教。」 這番話聽得我很受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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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長相寬厚仁慈,我經常在電影中扮演外國牧師的角色。

做演員,很多時候也需要這種精神。出道40多年,我一共拍了150多部戲,國內的大牌演員基本上都合作過。在這些演員中,我和港台的演員合作比較多,劉德華、梁家輝、陳小春、王祖藍……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大家為什麼都非常聊得來?是因為都很敬業,彼此對待工作的態度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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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拍攝香港導演王晶作品《王牌斗王牌》時,和劉德華的合影。

有位好萊塢演員就曾給我上過一課。原本到了拍攝後期一些單人鏡頭的機位,其實就不需要搭檔出鏡了,但這位好萊塢演員卻堅持從頭到尾和我對戲,他說「我們拍戲是用眼睛交流,我給的眼神和替身給到的感覺不一樣」。每場戲拍完,不管是大主演還是小角色,只要是他搭檔過,這位演員都會和對方擁抱,表示感謝。

有趣的是,剛開始到了現場,他怎麼都不相信我是中國人,一個勁說「你肯定是歐洲人,你騙我」。最後我從口袋裡揣出中國身份證,他才相信。因為我不會英語,我倆就準備一人帶一個翻譯,我說一句,翻譯說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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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會和一些外國藝人合作,這是和阿根廷模特馬賽樂的合影。

拍戲四十多年,該體驗的我都體驗過,如今我年紀大了,因為身體原因,現在基本不怎麼接電視劇,偶爾幫朋友忙拍電影和廣告,還去一些傳媒學校新生們講過課,基本上已經回歸了我想要的平淡生活。

平時我就待在青島陪家人,每天出門散散步,回來以後看看電腦、看看書,有時候打打撲克什麼的玩玩,生活雖然比較單調,但我很享受退休生活。偶爾會和愛人一起,去女兒那兒幫忙帶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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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外孫女的照片,小小年紀的她已經和我一起拍過商業廣告。

基因這個事情真的特別神奇,我女兒今年臘月生的二胎,那孩子特別漂亮,還長得和我小時候很像,出生就是一頭小捲髮,被朋友們說像秀蘭·鄧波兒。今年春節的時候,我還和家人開玩笑,一定要活著看到兩個外孫女都結婚,等那一天我來給孩子們當證婚人。

1949年,我在國家成立的禮炮聲中出生,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從下鄉當知青,到回家鄉青島當演員,有了家庭,直到退休,這一輩子也沒什麼太特別的。

現在七十多了,我就希望繼續平平淡淡地走下去,不要覺得自己有什麼成就感,我知道,所有這一切都是社會賦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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