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不知道的胡思杜

文:陳囧 

上篇 忽值山河改

江冬秀與三個孩子,從右到左依次為胡祖望、胡思杜和早夭的胡素斐

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的生平,尤其是他在反右運動中自殺前後的經歷,早已有不少人專門談過。就我所見,沈衛威先生的《胡適的小兒子思杜之死》與朱正先生的《胡適和他的右派兒子》已經為我們勾勒了1948年12月14日胡適夫婦離開北平後胡思杜的基本人生歷程:留北平—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寫文章批判父親胡適(實為學習總結的一部分)—分配唐山交通大學—1957年在「 鳴放」期間發言—打成右派—1957年9月21日寫下遺書後自殺。近幾年也偶有胡家親友的回憶文字登在《胡適研究通訊》上,使我們對小名「 小三」,綽號「 坦克」的胡思杜有了一些直觀的了解。

1930年12月17日胡適夫婦與胡思杜合影

我這篇小文當然不是要做什麼翻案文章,只是想做一點「 補記」的工作。最近我偶然對「 思杜之死」發生興趣,就「 動手動腳找材料」了一番,略有所獲,可稍稍補正之前一些不確切的說法。待我一一道來。

首先,我想指出,最早刊出胡思杜著名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的並非人們常說的1950年9月22日的香港《大公報》,而是9月16日的上海《大公報》,接著是兩天之後的重慶《大公報》,然後才是9月22日的香港《大公報》。所以所謂這篇文章是「 外宣」在前內銷在後的說法是不准確的。

幾天之差本不要緊,只是9月16日恰好是胡思杜到唐山交通大學(1952年更名為唐山鐵道學院,即現在西南交通大學的前身)報到的日子,在批判父親的文章見報這一天入職,可算是意味深長的巧合,而滬渝港三地《大公版》漸次刊發同一篇文章,大概是有高層精心策劃安排了。

1950年9月16日上海《大公報》,思杜的文章在左下角,注意最上面的日期

這篇批判父親的文章後面我們再談。

鼎革之際,胡適乘桴浮於海,抵達美國之後,很多美國舊交故友來信問候,而在保存下來的英文來信中,至少有Sam Mitchell、Roussell A. Willis, Jr、Prescott W. Townsend三人專門向他探聽思杜的下落,思杜的人緣看來不差。

Townsend與胡適的美國女友哈德門太太相識,他輾轉聯繫到胡適。在留有英文打字稿備份的1950年5月5日致Townsend的回信中(胡適紀念館檢索號HS-NK02-009-027),胡適將自己收集到的思杜消息如實告知這位友人,我來譯成中文:

親愛的Townsend教授:

哈德門太太已經給我看過您3月11號寫給她詢問我兒子思杜和我的消息的信。她也告訴我您對我兒的種種好心之舉。我願藉此機會誠摯感謝您為他所做的一切。

我與我的太太於1948年12月共軍圍城的第二天離開北平。思杜自願要求留下,為我打包我四散在家中的書。當他裝好書,存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時,他已經很難出來了。從此他就一直待在北京。

去年12月,他的一位哈弗福德學院校友到北京找他,發現他身體很好。據這位朋友所說,思杜在一所共產黨的學校接受為期八個月的思想灌輸(indoctrination)和培訓。思杜告訴這位朋友,他的同伴中不乏要人,其中一位一同受訓的人是前北平市長。後來我又從其他一些消息源得知,另一位前市長也在同一個學校接受思想灌輸。這兩位前市長都是國立北京大學畢業的。

這位中國的哈弗福德校友轉達了思杜的口信,思杜要我別為他擔心,他會照顧好自己,他還說「 您一生努力介紹到中國的那一套,至今日全部被中共清算中」。我要指出,他不用現在完成時而用現在未完成時態,這已經是相當客氣了。

上面提到的這位年輕朋友是在成功抵達香港之後寫信給我,所以他可以在完全自由狀態下寫信。另有一位最近從美國回到北京的朋友寫信給哈德門太太,說他和思杜一起吃過一次晚飯,還說思杜正在華北革命大學學習,而且已經大有變化,「 在這所大學裡的培訓已經把他變成了一個新人」,信裡還說,「 思杜告訴我們,他有一天在廚房裡幫手,為一千人切好了肉。他在大學裡很受歡迎,已經被選為什麼領導。」我想您能理解,這第二位來信者是在共黨控制的城市裡寫信,讀他的話就要打點折扣。

至於我自己,我坐船來美國前在南京和上海待了三個月。我對世界大勢、美國的中國政策、世界的未來全都深感困惑。這就是為什麼您近來沒有在媒體上看到關於我的任何消息。我還得說,雖然花了一年時間苦讀書籍、期刊和報紙,我仍舊深陷困惑。

我的大兒子,康奈爾大學1942級的工程師,現在泰國曼谷的一家華人棉紡廠工作。我的太太,之前在福爾摩沙住了大約一年,現在也在曼谷。
十分感謝您的好意,向您誠摯致意。

胡適

另:如我得到思杜的進一步消息,我會轉去給您,但我建議您不要直接與他通信。

此處的第一位來信者是徐大春,提到的這封信就是徐大春1949年12月28日致胡適的一封中文長函(HS-NK02-005-034)。徐大春是胡適至交徐新六之子,與胡適一家有終身交誼,他在國門尚未緊閉之前,於1949年年底到大陸公幹,專程去見了胡思杜。他轉達的「 您一生努力介紹到中國的那一套,至今日全部被中共清算中」這句思杜口信,就是信裡的原文。第二位通過哈德門太太「 勸降」胡適的是王毓銓(胡適1950 年5 月29 日致楊聯陞的信中提到王毓銓來信,並引用了上面那段「 切肉」的話,故可以斷定),這封英文信我尚未在胡適檔案中尋獲。

徐大春的來信當然很值得大談,而在此之前,我想指出,在胡適的敘述中,似乎思杜留在北平的主要原因只是為他打包裝箱書籍,情勢的迅速惡化大概是他們一家始料未及的。這一點也可以從思杜1949年1月7日分別寫給父母詳細交代處理家中瑣事的信中得到一定驗證,耿雲志先生2008年為這兩封家書寫了一個「 跋」(《胡適研究通訊》第2期),其中說:「 從前,我們都以為思杜之沒有隨父母一起離開北平,是別有特殊原因。現在從思杜給他父母親的信的內容看來,恐怕讓思杜留守,處理未及處理的各種家事,可能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我想前引胡適英文信的親自解釋,是對耿雲志先生看法的有力支持。

徐大春的信記述他大陸之行的全過程,極有趣味,限於篇幅不便多引,這裡主要摘錄其中有關思杜的內容(胡適圈劃處用下劃線表示):

我回來的時候有機會去北京一次,看到小三,他還好,請您放心。他如今已離開北大,報名加入中共辦的政治研究所唸書,即所謂研究馬列主義中共思想那一套。這研究所在京城裡一所廟裡,受訓的多是過去國民黨的官員,如前北平市長劉瑤章,受訓期間為八個月,訓練方式是集體住在一起,研究討論,三二天有中共的人來參加小組研討,看「 思想搞通了沒有」。我看見小三,他穿了一套藍灰色的製服,他說他錢夠用,能照顧自己,也許訓練完畢之後可以有機會去新疆教書。他很希望能因此學些俄文或去莫斯科走一遭。他興致並不高,不過很現實,過下去再說,離開北京出來他沒有甚麼辦法。

小三要我對您說:「 America is your home. 您一生努力介紹到中國的那一套,今日全部被中共清算中。」他不勸您回來,這我也完全同意。他還說,曾有人要他寫信給您勸您回來參加「 人民中國」的工作。
……
小三還說,最初解放他在北大頗感到點pressure,學校當局有一般(班)人覺得留他在校頗有不便,故最後表示請思杜走。他還說起,投誠人滿地都是。像朱光潛等人lie low內心卻很痛苦。不多久以前北京報上載有朱光潛的文章,題為自我批評,小三說是當局受(授)意叫他寫的。
……
一班(般)人雖不愛戴新政權,但更不願意舊的蔣先生那一套再回來,如果有第三方,擁護的人應該不會少。我這次回去,幾乎人人都問「 國際情勢會有變化不?」因為國際變化可以說是唯一的可以推翻新政權的力量。要說是中共內部生問題,至少目前看不出痕跡來。至於要靠國內反抗,更渺茫了。
……
中共作風各方面都是旁敲側擊,避免正面手段。關於個人生活及其他之自由,中共絕無明文規定禁止,但是所收到的實效卻一樣,上海人風行的一句話「 自己識相」。

最後引的兩段與思杜無直接關係,但頗能見出1949年末的普遍氣氛。 「 自己識相」一語也有著很值得玩味兒的「 群眾」智慧。

除了徐大春和王毓銓,胡適還有別的消息源,在檔案中還有一封李景均1950年6月15日寫的英文信(HS-US01-006-008),他剛剛設法逃出大陸,信中有一段提到了思杜:

1949年春季學期,我在位於「 沙灘」的植物學系上一門生物統計學課,那段時間常常見到胡思杜,他安好、開朗。他進了政治再教育學校之後,我們就不大容易見面了,不過據我所知他表現不錯。韓壽萱夫婦有時在周末去看他。

關於山河變色之際的胡思杜,徐大春和李景均的目擊耳聞似乎之前都未有人引述。他們的話可以與同樣設法出逃的沈育光在《我所見的靠攏人物》一書中的記述對照:

他(按:即胡思杜)在學習小組中,常被幹部和同學責難,叫他批評父親,所以每次述及其父時,必滿口「 前進」語氣,說他父親是頑固份子,受國民黨利用等等。筆者於「 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與胡思杜認識後,一見如故,常在一起吃飯談天,相處甚得,思杜是一個頗為爽朗而極富熱情的青年,他很多鬱結在心理的話,於不知不覺之間在我的面前傾吐出來。
……
為了安全起見,所以進「 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在小組中,又常被幹部同學打擊,故只好裝腔作勢,表示與父親脫離關係,說他系頑固份子,假使不這樣做,可能發生不幸的事件。
……
我覺得胡思杜的話,說得非常真實,同時我也相信,遙居美國的胡適博士,對於他一定會原諒的。胡自「 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合併入「 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時,亦隨之併入,畢業後,仍居於北平。思杜對京劇頗有研究,亦擅長小生戲,為北平的名票。目前他只有唱唱「 君瑞戲鶯鶯」,聊以解愁罷了沈育光:《我所見的靠攏人物》,亞洲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37頁。轉引自林建剛先生的《兒子批胡適,真心還是求自保》一文)

以上就是我所能找到的有關胡思杜進入華北革大(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前後情況的所有文字。他在革大的學習總結完整版似乎尚存世,曾有傳聞就在現在西南交通大學的檔案中,我還沒見到。這份總結的第二部分的節錄本就是轟動一時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

從胡適的日記我們得知,他在1950年10月7號收到了胡思杜9月11日的家書,是寫給「 媽媽」的;1957年3月24日,日記又記「 收到小三從唐山寄來一封信,是平寄的,故經過五十日才到」,極為可惜的是這兩封信我在胡適檔案中翻查不出來,是否用真姓名寄出,是否有遺失,是否由胡家人親自保存,均不得而知。前一封信胡適日記裡有摘抄部分,後一封則一句原話都未記,殊可痛惜。

這裡我想談談1950年9月11日的思杜來信,胡適日記中摘錄的內容如下:

從去年九月起,我就在學習,學了十一個月以後,上個禮拜畢業了……

在這裡舅舅叔叔他們照應我很周到,希望你放心。我從下個星期起(九月十六日)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學去教書。那裡有不少熟人,學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別掛念。 ……

希望你在美國很快的就習慣下來。爸爸希望他少見客,多注重身體。聽說前一向他的身體不大好。書都還存在北大,安好無恙,請放心。

最後一句對照前引胡適致Townsend回信中對思杜留北平緣由的解釋,似乎處理家事留下的可能性更大了。

「 爸爸希望他少見客,多注重身體。聽說前一向他的身體不大好」這段話更是耐人尋味,因為這封信是9月11日寫的,而「 上個禮拜」思杜已經畢業了,也就是說「 學習總結」早就寫成交出,《大公報》發表文章的事情也必定已經在安排中。寫了文章公開批判父親的思杜卻像「 沒事兒人」一樣,關心父親身體,提醒父親注意休息。我不禁要做一點大膽猜測,在學習了一套「 新話」用於公開的場合之後,思杜把「 人話」留在了家書裡,總之就是「 自己識相」。

我還想做一點更進一步的推斷。在1949年胡適措辭強硬地回應了陳垣那封「 招安」的公開信之後,如果「 小三」看到了胡適「 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這句話(朱光潛先生1951年的文章中就提到了,可見胡適的回應傳入了大陸),他就可以安心公開批判胡適了,因為這話可以反過來聽——「 你們說什麼我都不會介意」。參照思杜在寫完「 學習總結」再寫的家書一絲一毫的「 新話」氣息都沒有,他果然「 自己識相」。

關於到唐山交大入職之後的胡思杜,我們的所知非常有限。朱文楚先生的《胡適家事與情事》一書中說:「 筆者高中同學朱君當年正就讀於唐山鐵道學院,他對’胡老師’(即胡思杜)頗有印象:他教我們公共必修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是留過洋的講師,個子高高的,臉龐圓圓的,一團和氣,言談很’革命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掛在口上;但派頭頗洋派、海派。」(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頁)沈衛威先生訪問過處理胡思杜身後事的思杜堂兄胡思孟,提到思杜好幾年接濟胡思孟。

我翻找資料,可以為他們兩位稍作補充。在一本題為《唐山文聯四十年1949-1989》的資料集中,我發現1951年11月11日唐山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選出的「 文聯委員會委員」名單中胡思杜赫然在列。 (第21頁)但我也不禁疑惑,思杜從未有過文學作品或批評發表,為什麼會當選為文聯委員?

進一步查找,發現在西南交通大學的《校友通訊》第二十五期( 2013)中有一位梁錦唐寫了一篇《唐院時代的「 粉墨春秋」——對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唐院文藝生活的回憶》,其中有一筆提及思杜:「 唐院教工中只有京劇團經常在明誠堂演傳統戲,也請市裡兄弟單位的京劇團來演出,那時,京劇梨友還有胡思杜(胡適之子)、朱玲、韓林、趙常仁等老師和職工,胡思杜由於去世早,沒有看過他演的戲。」(第105頁)

前面引述的沈育光說「 思杜對京劇頗有研究,亦擅長小生戲,為北平的名票」,看來並非虛言。也有別的親友故交提過思杜愛唱戲,羅爾綱先生就曾回憶說思杜「 唱得一口郝壽臣的好戲,他故世後,我每想起他, 就感到他如果不是生在這樣的人家,得去學唱京劇,何患不給舞台增添光彩。」(《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增補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24頁)

也許胡思杜是以唐院教工京劇團「 台柱子」的身份入選了唐山市文聯委員?這個假設只能有待於新資料來驗證了。

實際上,已經有別的文字材料記錄過思杜在唐院演出,但不是京劇,而是話劇,這個記載出自趙誠先生的《長河孤旅:黃萬里九十年人生淪桑》(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有這麼一段記述:

當時,思想文化教育界重點進行對崇美、親美和恐美思想的批判。寄居美國的胡適先生首當其衝,他在唐山交大任政治教師的兒子胡思杜自然成為焦點人物。在那場運動中,胡思杜為了自保,違心地大批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美國之音》,他的表現已經超出了中國傳統的倫理規範。對於深受儒家倫理影響的黃萬里來說,胡思杜的行為是不能贊同的。他在家中對胡思杜批判父親的做法不以為然。

這段話有些地方不盡準確,比如胡思杜寫文章批判父親是在進入唐山交大任教之前而非之後。思杜編寫並親自演出反美話劇應是抗美援朝時期的事情。黃萬里先生1950年至1953年在唐院任教,1953年他就調到清華去了,他能觀看或聽聞思杜的演出只能是在這個時期。

不過我忍不住要為思杜維護一句,黃萬里先生的父親黃炎培1949之後官拜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輕工業部部長,他恐怕未必能了解文化戰犯之子胡思杜1950年寫文章時的處境。

不管怎麼說,有機會上台演出應該會給思杜帶來不少的快樂,加上他本就開朗達觀的天性,再加上他一直有餘力接濟親友,1950年初在唐山的思杜似乎過得還算可以。

那麼,胡思杜在反右運動中的又有著怎樣的遭際?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最為常見的胡適全家福,後排左為胡祖望,右為胡思杜

下篇 柯葉自摧折

1936年胡適送給杜威的全家福,左為祖望右為思杜。胡適題字祝福杜威並說明思杜即思杜威之意

1957年3月24日

收到小三從唐山寄來一信,是平寄的信,故經過五十日才到。

這是七年來第一封信 。信是寫給「 媽媽」的,信凡四頁, 末後說,爸爸那邊,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沒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 奉命」寫信給我,信是呈上去了 ,他以為已寄出了,所以偷寫這封給媽媽。殊不知中共已改變計畫了,不要他出面寫信,另叫別人(如曹聚仁之流)寫信。 (《胡適日記全集》, 第九冊,第277頁)

「 七年來第一封信」,那就是從上篇中提到的1950年9月11日思杜家書算起,整整七年。 「 經過五十日才到」,3月24日往回倒五十天,就是1957年2月2日,這一天是農曆正月初三,如果胡適只是舉其整數,那麼思杜這封信很可能是農曆元旦寫成的,是一封賀歲的家書。

為什麼整整七年過去了,音書斷絕的思杜突然中斷了「 通訊靜默」,要給「 媽媽」寫信拜年,為什麼是1957年2月這個時間點?

這當然是「 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迅速傳播到鐵幕兩端各個角落,引起驚人反響,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影響尤其劇烈。

我們現在可以從各類歷史數據庫中發現整個1956年大陸各地各種形式的抗爭抗議活動,在「 堵」與「 疏」兩種應對方式之間,中共的最初選擇是「 疏」。於是就有了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有了4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的「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一年10月23號發生的匈牙利十月事件給複雜的形勢再加了一把火。於是就有了11月10日至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於1957年全黨開展整風運動。

但是在1949年後短短七年時間裡所發生的無數運動早已讓廣大「 舊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尤其是1954年由《紅樓夢》討論開始,繼之以聲勢浩大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再奇峰突起一般發生的「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這三幕連軸轉的大戲留下的硝煙仍未散去。為了由黨內整風帶動黨外鳴放,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提出著名的口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正式全面展開全黨範圍內的整風運動,同時大力號召黨外人士「 鳴放」。如此循循善誘之下,廣大「 舊知識分子」終於逐漸開腔,大鳴大放了起來。

在這樣的大小氣候中,胡思杜的反應如何?到目前為止,我們能讀到的是沈衛威、朱正兩位先生在《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內部參考》上鉤沉出的思杜鳴放期間部分言論。

我在開始「 思杜之死」問題的考索之後,最想發現的就是鳴放之前的思杜踪跡,以及鳴放之後思杜命運的細節。目標既已明確,果然「 功不唐捐」,且讓我按捺住心情,以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錢的從容,慢慢擺出我的收穫。

1958年1月2日,當時《香港時報》的社長許孝炎(許孝炎為1920年代初北大英文系畢業,是胡適在英文系任教時的學生)寫信給胡適、王世傑二人(胡適紀念館檢索號HS-NK05-073-002),報告1957年底有一位在反右運動中從北京南逃而來的粟明德,講述了許多外人不易得知的一手消息,他讓粟寫成長文,題為《赤色暗影下的偽「 北京大學」》,附在信後。這篇文章中有一長段敘述粟明德所獲知的思杜近況。

但在引用這段話之前,必須指出,粟明德的這篇記述頗多耳食之言,不信不實之處不少。他在剛剛逃出大陸時自稱出身北京農學院,而許孝炎在信裡說北京農學院併入了北京大學,故粟明德也可以稱為北大學生,這恐怕是粟明德自稱,實際上恰恰相反,早在1949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已經合併為北京農業大學。心思縝密且熟知大陸院系調整的胡適在許孝炎信上的「 改隸北大」旁邊加了一個問號。

胡適打了一個問號

這位粟明德實際上出身桂系軍人家庭,後來輾轉來到台灣,進入國府,以「 唐柱國」的筆名寫作。因與白崇禧一家有故交,他後來在台灣成了白府常客,據他自稱白崇禧認他做了乾兒子。

2014年,白崇禧之子白先勇主持出版了一部《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其中有一篇粟明德的口述史記錄,由白先勇親自採訪,在口述中粟明德說:

當時北京大學,是全中國最好的大學;蘇聯發射人造衛星以後,物理係是最熱門的科系;我居然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還是第二名錄取,我自己也沒想到。到了一九五七年,中共搞「 大鳴大放」,我自然也參加了;後來毛澤東將大鳴大放轉為反右運動,整天鬥爭,將我定為「 極右」份子。我心想,這樣下去,遲早會被弄死,不是辦法,就想到要出走。

從北平農學院直接變成了北大物理系,還是高分第二名錄取,這番奇詭變化恐怕只有粟明德先生自己才能說清。

存一點求證之心後,我們再來看粟明德的敘述,下文中我將考證核定他的敘述中的可信部分(辨認不清的字用「 ☐」表示):

胡公子思杜先生從偽「 華北大學」畢業受訓後,被☐☐☐☐☐逼著寫了幾篇批判胡適之先生的文章。後來又被派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任教師。不聲不響的工作了幾年,還算沒有吃什麼大虧。經常的「 思想檢查」是免不了的。去年之初,唐山鐵道學院有個同學金喆到北平來,對我談思杜先生進來忽然很活躍,有時竟議論時政,批評中共批判適之先生是亂彈琴,對朋友說:「 中共批判我父親,實在不夠資格。世界上幾十個大學給我父親博士學位,共產黨說他是偽學者,那麼其他國家的人大概是瞎了眼。中共從毛潤之先生數起,無論大小黨員,有幾個是有博士學位的呢?無知無識的批判胡適豈不是情感用事麼?」後來在鳴放期間,思杜先生對中共的教條主義作風有所批評,很多同學對他的言論表示同情,唐山鐵道學院遲至九月才開始反右派,和思杜先生及該院副院長劉先生的深得人心不無關係。後來思杜先生被殘酷鬥爭,停止職務,劉先生也被撤職。同年十一月末,有同學來信稱,思杜先生已送勞動教養。以後就沒有再得到他的消息。

粟明德這篇文章落款時間為1957年12月25日。所以「 去年之初」指的是1956年初,「 九月」和「 同年十一月末」都是1957年。

在進入粟明德提供的細節之前,我想為胡適做一點辯冤白謗。常有人將胡適不信思杜死訊說成是胡適關心則亂、一廂情願、罔顧事實,但實際上所謂事實在沒有驗證之前都是懸而未定的。胡適從粟明德的長文中得到的消息是1957年底胡思杜被下放勞教,他一向強調「 無徵不信」,之後便到處找驗證材料。我們從他1958年5月12日致蘇雪林的信中知道,他「 在今年一月間尚且得友人間接傳出思杜被送東北的消息,」而他1958年3月11日這一天的日記裡剪貼了一份報紙,其中說「 本報特派駐東京記者何知航信:據上月廿二日《唐山日報》及《西安日報》同時透露,曾經發言攻擊中共的胡思杜及劉不同,刻已遭中共強迫交付’勞動改造’,下鄉耕田!」正因為有粟明德的敘述,加上兩重驗證,胡適一開始才未採信從大陸輾轉傳出的思杜死訊。

讓我們回到主角胡思杜。從粟明德的文章中我們知道,在1956年初,思杜對中共發動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公開表達了不滿,認為他們「 不夠資格」。文中提到的這位「 金喆」已經消失在歷史煙塵中,找不出踪影,他提到思杜從老老實實不敢亂說亂動到「 忽然活躍起來」,這就是一個明顯的變化過程。

這一轉變一方面是我在一開頭略述的大小氣候所致,另一方面顯然是為1954年11月到1955年8月鋪天蓋地而來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而發。我們知道,從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編輯出版了八輯共一百九十五萬九千字的《胡適思想批判》「 論文彙編」。報刊上連篇累牘的攻擊胡適的文章,加上一本又一本論文選的問世,應該給思杜造成了衝擊。 1949年前後和1951、52之交的兩場胡適批判規模有限,1954年這一場則是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的重頭戲,是共和國史的重要部分,思杜對此有所感懷應在情理之中。

從1956年初就開始有所宣洩的思杜,經歷並感受著整個1956年的風雲變幻,到了1957年2月農曆新年之際,提筆給遠在紐約的父母寫信賀歲,這是完全合乎人情事理的。他的出洞,早在引蛇之前。他的大鳴大放也是可以預料的。其實很多所謂右派言論都是鳴放之前就發出並被人有意收集的。或者說大鳴大放是1956年初就開始漸漸升溫的各類抗議抗爭運動被有意引導之後的爆發。

那麼,思杜是如何爆發的?我們從沈衛威先生記錄的胡思孟回憶中知道,胡思孟1957年秋(未提準確月份)接到死訊電報來到唐山鐵道學院時思杜已經死了,裝進了棺材,而他到唐山之後「 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的,也有批判胡適的」。無論是胡思孟還是後來的江澤涵都沒有為我們提供思杜鳴放的細節。

這裡其實有一個奇特之處。我們都知道,只要公開控訴有問題的家人並宣稱斷絕關係,在新朝是可以得到基本生存權的,這種情況至少維持到1966年。所以胡適不應該是思杜受到批判和迫害的主因,因為思杜已經在1950年憑藉那篇名垂青史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過關了。為了找出思杜被如此猛烈衝擊的原因,我在所有能接觸到的右派文件中搜尋,終於漸漸清理出胡思杜的真面目!

現在我們都知道,從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 》之後,5月剛剛開始的鳴放迅速風向陡轉,反右運動旋即開始。

自這一年6月15開始,中共中央辦公廳編印了「 情況簡報」的「 整風專輯」,主要內容是各省、市委向中央的電話匯報,匯集起來後每三天一期再下發給地、市委以上的各級黨委閱讀。在7月15日河北省委整風辦公室劉力平的匯報中,我們見到了右派分子胡思杜的長篇描述,請看:

河北唐山鐵道學院反右派鬥爭的簡況 :該院共有教學人員三百一十七 人,初步排隊結果:左派四十七人 , 中間派二百六十二人,右派八人。目前主要的鬥爭對像是馬列主義教研室教授胡思杜。胡思杜是胡適的兒子, 解放前曾久住美國,回國後據說曾在北京大學工作,臨解放時失業;解放後,先在華北革大學習,後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教書。胡自稱他在新社會是過著兩種生活:表面上看來積極、舒服,實際上內心深感孤獨、茫然、舉目無親。胡自從參加了省政協會議和見到北京右派分子猖狂向黨進攻之後,就表現幸災樂禍,大翹尾巴,在唐山市和鐵道學院召開的座談會上,卻大肆向黨攻擊,並揚言說:「 再這樣兩次,共產黨的威信就要掃地!」為了向黨進攻,胡和該院民盟支部副主任孫竹生等,在民盟內還組織了學校體制、肅反、建校、思想批判等四個小組。胡是主管思想批判小組的。胡在鳴放中曾寫了五篇文章,題目是:(1)整風佳話;(2)科學家的一場哲學課;(3)他已經是個黨員;(4)處長太太和科長太太;(5 )夾心的餅乾。內容都是反黨和誣衊幹部的。胡還寫過一篇「 踢球記」,內容是攻擊鐵道部等對學校的領導(未發表)。總的看來,胡的言論內容,主要是集中在如下兩點上:(1)支持和傳播儲安平的「 黨天下」的謬論;(2)誣衊黨和乾部。當人民日報發表了幾篇反擊右派的社論之後,胡在公開場合突然變得沉默寡言,但在背地表示:人民日報的社論是違反中央政策的。胡在民盟討論人民日報的社論時,曾與民盟內的右派分子勾結,他們共同在討論提綱中提出了一些帶挑撥性的問題,如問人民日報社論,是否是「 小題大作?」是否「 提得太高?」是否是「 整民主黨派?是否「 影響大鳴大放? 」現在學校對胡的鬥爭,除用大字報、漫畫、廣播等各種方式進行揭露和批判外,主要是通過小組座談要胡徹底交代。中間分子鬥爭的勁頭還差。胡現在則是採取「 包下來」和「 躺下去」的辦法,一切大帽子都戴,就是不交代自己的具體活動,特別是不願交代他在鳴放期間去北京、天津、保定到底有些什麼活動,以及他與民盟內的右派分子的相互關係。針對這種情況,學校準備進一步作一下中間分子的工作,進一步摸一摸民盟支部的內幕,以便更有力地向胡展開鬥爭。

我終於排出了一個真正的大錢!

讓我一點點解讀這段話中的細節。在開始之前,我想有必要提一點,這類匯報材料在歷史問題敘述上也許常有不謹慎不確切之處,這是資料或執筆者的個人素質有限造成的,而其中對人物的評價當然更不值得深究——除非是反著來讀。但是其中的對於描述對象的具體言論,往往極為準確,這也是匯報材料的性質決定的——因言獲罪最重要的當然是當下的言論。

文中說思杜曾自稱「 在新社會是過著兩種生活:表面上看來積極、舒服,實際上內心深感孤獨、茫然、舉目無親」,我在上篇中曾推斷思杜在公開場合使用「 新話」,在家書中使用「 人話」,這已經被思杜自己的話證實了。我們也完全可以想像,在兩個語言系統中擺盪掙扎是何其痛苦,何其壓抑,尤其是說「 人話」的機會越來越少:「 舉目無親」,而且還要在一個理工學校里以整日滿口新朝的意識形態話語為生。在壓抑了六年多之後,剛剛感受到一點氣候的異動,思杜就難以遏制地在農曆新年之際提筆給父母寫家書,其中的況味多麼值得揣摩,而這封家書的失落又是多麼大的損失!

匯報材料的第二個要點是思杜曾參加了河北省的政協會議,這時他是唐山鐵道學院民盟的秘書長,河北省政協和唐山市民盟的檔案中可能留有思杜的參會記錄乃至發言稿件。思杜在1957年前後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主動在各種場合發言的形像已經非常鮮明,他當然不是莫名其妙被打成了右派。材料中提到思杜曾寫過五篇文章,又有一篇文章未發表,但題目已經流傳,我們可以推斷,他在唐山市範圍(甚至省級)內的刊物上發表了這五篇文章,未發表的那篇則是私下傳閱過。這六篇文章是否存世,到底寫了些什麼,均不得而知了。

這份材料之後還會再談,現在讓我排出第二個大錢。這枚大錢可以說唾手可得,彷彿就擺在大馬路上,卻一直無人問津,實在令人不解。在1957年8月22日的《光明日報》上有一篇署名「 溫光均」的評論文章,其標題簡直令人拍案叫絕:

繼承胡適衣缽的胡思杜

溫光均

胡思杜是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的兒子。解放後,他在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學習,學習中偽裝進步,曾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並表示要和他父親劃清界限。革大畢業後,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擔任馬克思列寧主義資料室工作。實際上,他的思想始終沒有獲得改造,他仍然十分仰慕他父親的反動才學,常常對人誇耀他父親得過數十個博士學位。他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對新社會「 格格不入」,對祖國社會主義建設蓬勃發展感到「 漠然」,對新的生活「 缺乏樂趣」,對共產黨十分仇視。整風運動開始,他打著幫助黨整風的招牌,到處找尋材料,並找黨委委員「 摸底」。當他抓到了黨委的一些缺點時,就下結論說:「 目前唐院黨委處於可悲狀態,’死水微瀾派’佔了多數, 目前已經到了生死存亡階段。」所謂「 死水微瀾派」,據他解釋,就是這一派人,好像一潭死水,經過大風大浪,也只能出現輕微的波瀾,這種人無力能領導整風運動。他誣衊說:「 唐院黨委六年中培養了一批不干事的黨員」,「 黨一團糟的根源,在於黨的無能」。他在中共唐山市委召開的座談會上說:「 黨的組織是專門相信脫離群眾的共產黨員的,我們學院的黨員是不學無術的,都是依靠黨的威信吃飯的。」又說: 「 在學院中,黨只有威而無信,有的黨員就要成為獨夫,那些指東道西,蠻橫無理的人,不用問,人們就知道他是黨員。」他污衊新黨員都是沒有「 脊梁骨」,「 口念阿彌陀佛」的人。

右派分子胡思杜叫囂要鬧「 大民主」。他說:「 學院黨的領導目前已處於被動狀態,脫離群眾已成其第二天性,對這種人,和風細雨不能解決問題。這種狀態如不改變,很可能鬧大民主。」當有些學生提出拒絕政治課考試時,他就趁機揚言學生要搞大民主了。

胡思杜很欣賞儲安平「 黨天下」的謬論。當全國人民紛紛駁斥儲安平「 黨天下」謬論的時候,他還用一種「 欲揚先抑」的手法,說:「 儲安平’黨天下’說法是胡說八道,但’黨天下’論在唐院說對了八成。」胡思杜捏造事實,把唐院說成「 共產黨一家天下」。他說:「 唐院系里和教研組裡都安插上黨員助理和秘書,因此形成助理當政,秘書專權,主任成了溥儀。」

胡思杜的這一系列的右派言行,激起了該院師生員工的無比憤怒,召開了數十次大小會議進行揭發和批判。

1955年胡適發表了《「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爭自由的名言》,他肯定猜想不到,他的小兒子真的要如預言實現一般,在轟轟烈烈的「 鳴放」之後自殺身死!

《光明日報》這篇文章的標題,「 繼承胡適衣缽的胡思杜」,恐怕是所有試圖讚揚胡思杜的人雖然偶然在腦中一閃而過但絕不會認真考慮的「 頭銜」。當然,下面我們會知道,8月22日的這篇文章是為接下來9月對胡思杜更為猛烈的批判做的鋪墊,這個標題也許更像是「 栽贓」,但時代變換,這栽贓的話未必不可轉作榮譽稱號。

一段有些無關的議論之後,我們回到細節。這篇文章提到「 他仍然十分仰慕他父親的反動才學,常常對人誇耀他父親得過數十個博士學位」,這句話足以驗證粟明德轉述金喆的話千真萬確,思杜應該是在1956年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剛結束時多次公開維護過自己的父親。從今往後,那段話就可以成為胡思杜的傳世名言了!

「 格格不入」「 漠然」「 缺乏樂趣」這幾個詞放在引號中,即是思杜的親口所言,與前引匯報材料中的「 孤獨、茫然、舉目無親」是同一含義。胡思杜的雙重人生已經明白顯露,一生最愛京戲的思杜,在人生的最後八年中大概有七年都在做戲中捱過,直到最後的鳴放。

上面排出的兩個大錢之後還要回頭再談。現在讓我來排出一些小錢。

在7月16日河北省委整風辦公室茹洪生的匯報中,有這麼一段話:

從全省反右派鬥爭揭露出來的材料來看,右派分子可能是合作社的共有兩個:一是唐山鐵道學院的胡思杜、孫竹生、郭可詹集團,一是石家莊的楚莊、華直、朱洪、柳木風集團,省直各單位的右派分子全部都是單幹戶。

上面已經引過,7月15日思杜還只是「 主要的鬥爭對象」,到了第二天,他已經是河北省僅有的兩個右派集團其中一個的頭子了。其實幾天之前的7月10日河北省委 「 整風簡訊」中已經提到:

準備公開點名批判的右派分子有:胡思杜(交大講師)、 孫竹生(交大教授)、劉紹興(市工商聯副主任)。

一天之後,7月17日,《河北日報》上一次刊出兩篇文章,都在標題中直接點了胡思杜的名,分別是署名「 葉榛等」的《唐山鐵道學院全體師生員工向右派分子胡思杜展開說理鬥爭》;以及署名「 李文顯」的《看看胡思杜是怎樣向當猖狂進攻的》。這兩篇文章我暫時未尋獲,其中必定有胡思杜「 猖狂進攻」的真憑實據,尤其是他的親口之言,以後一定找來補敘。

在7月25日刊出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宣教動態》第二七五期中,列出了「 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的四個資料」,其中第二項是「 報上點名的高等學校教師中的右派分子名單」,其中將全國各地報紙上點過名的高等學校(139所)教師中的右派分子(據不完全的統計共321人)一一列舉,我們可以看到:

*河北省(共1人)*

唐山鐵道學院

胡思杜(講師)

這份名單有胡思杜在,顯得極有趣味,因為名單上幾乎是清一色的大牌資深教授,其中有「 北京政法學院錢端升(院長)」,「 中國人民大學葛佩琦(講師) 王德週(講師)吳景超(教授) 賀安(講師)」,「 復旦大學孫大雨(教授)」,等等。 1944年胡適曾致信趙元任,說當時在哈弗福德學院留學的胡思杜「 這學期五門功課,四門全部及格。大概’正途出身’, 他是沒有希望了。」他恐怕想不到,「 小三」真有與這些海內知名的「 叔叔伯伯」在「 皇榜」上並列在一起的一天,不過倒確實不是「 正途出身」,而是「 走異路」了。

換言之,到1957年7月末,胡思杜是河北省唯一一個在省級黨報上點評批評的高校右派分子。看過前面這些大錢小錢,這個待遇級別當然是毫不意外的。 「 不夠資格」論,「 死水微瀾」論,「 兩種生活」論,組織批判小組,外出多地串聯,公開質疑《人民日報》社論,公開為罪大惡極的「 黨天下」論撐腰,任何一條都足夠他永久打上賤籍。說思杜「 猖狂進攻」,真是證據確鑿,他那位自稱一輩子沒有寫過一篇文章專門批評共產黨的老父親胡適,知道自己的小兒子成了右派集團的頭子,也許也要像他評價胡風時說的那樣,「 引為自愧弗如」。

朱正先生在《胡適和他的右派兒子》一文中已經較為完整地引用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內部參考》中涉及胡思杜的三篇文章,分別是:

5月20日 《人民日報 》,《河北高等學校教授針對教育領導工作提出批評》

6月18日 新華通訊社《內部參考》,《新華社唐山十四日訊》

8月21日 《人民日報》,《唐山鐵道學院鬥爭孫竹生 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

我可以為朱正先生補充幾篇:

6月11日 《光明日報》,「 本報訊」:《唐山鐵道學院教師幫助學校整風,召開擴大院務委員會討論建校問題》

8月22日 《光明日報》,溫光均:《繼承胡適衣缽的胡思杜》

9月8日 《光明日報》,「 本報訊」:《河北省各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獲得初步勝利》

9月9日 《人民日報》,《實際鬥爭加強了群眾捍衛社會主義的責任心 河北各地揭發大批右派分子》。

對「 反右運動」素有研究的朱正先生已經極為敏銳地指出,5月20日《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就是為執行5月14日中共中央秘密發出的《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所精心撰寫的稿子,他指出文章近四分之三都是介紹胡思杜言論,所以其實質是將思杜的「 右派言論」向全國公開,為之後下重手做好鋪墊。而6月14日新華社唐山的記者專門來找胡思杜,有意用「 黨天下」論來套他的話,這是一個具體而微的「 引蛇出洞」。

思杜居然在已經讀到6月8日標誌著風向轉變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 》之後,仍舊對儲安平明貶暗褒,甚至直接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來的太早,是在破壞「 大鳴大放」的政策。我們都知道,想以前朝的劍斬本朝的官是從來沒有成功過的,而在新朝,甚至連用5月的口號抵制6月的口號都是一種極為嚴重的政治錯誤,是負隅頑抗,是惡意解讀,是居心叵測。

上面提到這七篇中央級別的報導,加上兩篇我尚未讀到的《河北日報》上的文章,九篇合在一起應該可以為我們提供相當多的「 右派分子胡思杜」的反動言論。限於篇幅,我不再完整引用逐條分析。接下來我將結合唐山交大校史上的記載,稍微勾勒思杜在1957年6月末開始遭受的猛烈衝擊。

依據何云庵主編的《西南交通大學史(第四卷)1949-1972》(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我們可以先做一個簡要時間線:

5月9日唐院黨委決定從5月中旬開始在學院開展整風運動氣並製定了開展整風運動的計劃,學院黨委成立了領導整風運動的五人指導小組,因黨委書記兼院長顧稀在中央黨校學習未歸,便決定由黨委代理書記於仲友任組長,代理院長白鐵岩任副組長。

5月18日 於仲友向全院師生員工作整風運動的動員報告。

5月23- 25日 中共唐山市委邀請唐院教師20 多人舉行座談,徵求對市委和學院黨委領導工作的意見。座談會開了三個下午,均由唐山市委第一書記劉漢生支持,會上唐院教師大鳴大放。

5月25日 院黨委整風領導小組建議院工會組織群眾討論建校間題。 (因唐山校址下發現煤礦,唐院需要遷校,由於高教部、鐵道部不重視,選址在全國各地舉棋不定,遷校建校問題久懸未決,嚴重影響了學院教學、科研,成為當時唐院上下一致關心的核心問題)。

6月5日 學院召開院務擴大會議,專題討論建校問題。 《光明日報》《河北日報》《唐山勞動日報》等報社記者參加了會議。到會的教師、職工、學生代表共達300餘人。 「 當晚7點多,天空下著小雨,人們從四面八方又匯聚到明誠堂。晚上參加會議的人特別多,明誠堂樓上、門口都擠滿了聽眾,就是外面窗戶下也擠滿了師生,他們都在凝神地聽著、看著,對學院的未來寄予了關心和期望。」

6月10日 「 唐山鐵道學院建校促進委員會」擬定了《致國務院、鐵道部、高教部意見書(草案)》。

6月14日 建校促進委員會作出四點決議。

6月24日校黨委書記兼院長顧稀由北京中央黨校返校復職視事,院黨委召開緊急會議,學習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唐院的整風運動進入反右派鬥爭階段。

7月14日 唐院召開了第五次院務委員會,再次討論遷校建校問題,會議認為成立建校促進委員會是錯誤的,這個組織予以撤銷。白鐵岩副院長檢查了自己前一段時間在建校問題上的錯誤做法。

7月15日 全院召開了保衛社會主義、反右派鬥爭大會,決定全院教師職工不放暑假,9月份,全院停課一 個月,集中精力,開展反右派鬥爭。最終,唐院共有包括白鐵岩副院長在內的72名幹部、教師、學生被劃為右派分子。

召開教職工大會的唐院明誠堂,胡思杜就是在這裡「 猖狂進攻」

前面引述的8月22日《光明日報》文章《繼承胡適衣缽的胡思杜》最後提到「 胡思杜的這一系列的右派言行,激起了該院師生員工的無比憤怒,召開了數十次大小會議進行揭發和批判」,也就說,從7月15日唐院反右大會到8月20日左右,胡思杜已經在「 數十次大小會議」上被猛烈揭發和批判。而且,我們已經知道,早在7月10日,他就已經被河北省委確定為三個要公開點名批評的人之一,兩篇點名批評文章則在7月17日刊在《河北日報》上。

胡思杜受批判的言論,除了1956年以來的零星「 鳴放」,主要是他在5月23至25日唐山市委邀請唐院教師舉行的座談會上和整個5月在唐院學院內部的鳴放。 6月24日顧稀從北京帶回了新的風向,這時胡思杜應該已經被內定為右派,上報省委。 6月14日新華社記者專程找思杜套話,這一次他仍舊「 死硬對抗」,這樣他就為自己斷了所有的退路。

在剛剛出版的《唐山市大事記》(新華出版社,2019)中,我們可以讀到:

9月3日 唐山鐵道學院舉行了全院師生員工及其家屬三千多人參加的反右派鬥爭大會。 (第161頁)

這也就意味著,從6月底被內定為右派,經過一整個暑假狂風暴雨般的攻勢,到了9月,仍舊是一個月的全校停課,9月3日,胡思杜要面對著全校三千人的批判大會。

網上的一份唐院俯瞰圖。左上角的「 西操場」應該就是三千人大會的會址

所以,思杜自殺之後,胡思孟來到唐院才會看到「 滿院⼦的⼤字報,都是批判他的,也有批判胡適的」。唐山市乃至河北省第一代右派胡思杜,經過兩個多月的疾風驟雨,在9月21日留下了遺書,之後不知在秋季的哪一天,「 背叛人民」,「 畏罪自殺」 。

在人生的最後兩個多月裡,胡思杜遭遇了精心策劃的「 引蛇出洞」,經歷了中央的《人民日報》,省級的《河北日報》,想必還有市級的《唐山勞動日報》的點名批評,還有全校三千人大會的當眾批判,這些原本應該是為他父親胡適預備的殊榮,由他一一身受,他也算是不虛此生了。最後「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畏罪自殺」,「 小三」還是父親的好兒子。

他從1956年初的「 不默而生」,到1957年末的「 寧鳴而死」,實在不枉費《光明日報》送他的「 胡適衣缽繼承者」頭銜。

最後,有一個彩蛋,送給大家。

在一本名為《衛士凱歌》的公安系統破案報告文學集中(上下冊,春風文藝出版,1959),有一個故事題為《兩張反動傳單》。故事講述一個叫劉廣鎮的反動分子,在大鳴大放期間張貼反動傳單,到了1957年夏反右運動開始,他畏懼無比,妄圖逃竄。 「 他從報紙上發表的右派言論中,選中了志同道合的唐山鐵道學院耕師胡思杜作橋樑」。劉廣鎮讀到的極有可能就是《光明日報》上的《繼承胡適衣缽的胡思杜》。他給思杜寫了一封信:

胡思杜先生聞下:

敝以一個高極知識分子的一顆純良的心向你致敬。朋友,我請求你一件事情,而你不像我這樣孤陋寡聞,會啟示我一個方向,或者能給我一個實際的物質的帤助。

敝實在不能再呼吸在這個國度裡,擬赴港澳,但苦不詳需以何種方法或理由得以前去,此乞先生明以教我為盼。並祈您如能給我以物質的幫助,定當感銘心肺,以圖後報。

謹此

你的同志

劉劍琴 頓首

九月一日

回信地址:瀋陽郵局存局☐☐

這封信落款是9月1日,從瀋陽寄到唐山,到思杜手里大概就是9月3日左右,正是他剛從三千人批判大會的刑場上下來,收到這麼一封自殺兼謀殺,或者乾脆可以說就像是另一個圈套的信,他直接交給了學院領導。最後,反動分子劉廣鎮被依法抓獲:

劉廣鎮戰抖地舉起雙手,恐懼的目光斜瞥了朱明一眼,朱明冷冷一笑……

來源    胡適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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