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

文:葛兆光 

歷史學家能抵抗情勢變遷的壓力嗎?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呢?這位歷史學的無冕之王,能擺脫民族、國家的情勢變化,保持學術之客觀嗎?他能遺世獨立,憑藉學術與政治上的有冕之王抗衡嗎?


對於「 中國 」一統和「 中華民族 」同源的質疑,
雖然轟動一時,但很快逆轉

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20世紀20年代顧頡剛推動「 古史辨 」運動,從根本上說,是一場對傳統歷史學和文獻學的現代性改造,這一點王汎森兄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已經論述得很清楚。簡單地說,就是在科學、客觀、中立的現代標準下,有關早期中國歷史的古文獻,在「 有罪推定 」的眼光下被重新審查,人們逐漸把傳說(或神話)從歷史中驅逐出去。以前在古史記中被視為「 中國 」共同淵源的五帝和「 中華民族 」歷史象徵的堯、舜、禹,以及作為中國神聖經典的種種古文獻,真實性都被嚴厲質疑。

1923年,顧頡剛在一封公開信裡提出古史辨的綱領,一共包括四點,即「 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 」、「 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 」、「 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 」和「 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 」。正因為如此,才被叢漣珠、戴季陶等人驚呼為「 動搖國本 」。

顧頡剛

戴季陶

為什麼會動搖「 國本 」?因為「 民族出於一元 」意味著中國民族有共同祖先,「 地域向來一統 」象徵中國疆域自古如此,而古史傳說人物象徵著民族偉大系譜,而古代是黃金時代,就暗示了文化應當回到傳統。象徵本身有一種認同和凝聚力量,對這些象徵的任何質疑,都在質疑歷史之根,瓦解著「 中國 」認同的基礎。

這里長話短說。對於「 中國 」一統和「 中華民族 」同源的質疑,雖然轟動一時,但很快逆轉,畢竟形勢比人強。 1931年「 九一八 」事變,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1933年「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成立 」,加上1935年「 華北自治運動 」的出現,使中國陷入國土割裂的空前危機,中國學界不能不重新調整有關「 中國 」和「 中華民族 」的論述,特別是從歷史、地理和民族上,反駁日本學界對於滿蒙回藏的論述,捍衛中國在民族、疆域和歷史上的統一性。

現實情勢改變了中國學界,也暫時改變了顧頡剛的立場。 1934年,顧頡剛與譚其驤創辦《禹貢》半月刊,正如顧頡剛所說,在昇平時代學者不妨「 為學問而學問 」,但在「 國勢陵夷,局天脊地 」的時代,卻只能「 所學務求實用 」。

在這一絕大背景下,1935年12月15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第181號發表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傅斯年強調,中國自從春秋戰國,「 大一統思想深入人心 」,所以有秦漢統一,「 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 」。顧頡剛也一樣,原本他並不相信「 中國漢族所居的十八省,從古以來就是這樣一統的 」,他覺得「 這實在是誤用了秦漢以後的眼光來定秦漢以前的疆域 」,所謂「 向來統一 」只是一個「 荒謬的歷史見解 」。

但在這個時候,他卻把歷史論述從說明原本並不是一統的中國,變成了強調中國大一統疆域合法性。在《禹貢》半月刊之後,1936年,顧頡剛與史念海合作編了《中國疆域沿革史》,在第一章《緒論》中顧頡剛就說,「 在昔皇古之日,漢族群居中原,異類環伺,先民灑盡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經營,始得近日之情況(指現代中國) 」。他罕見地用了「 皇古 」一詞,說「 疆域之區劃,皇古之時似已肇其痕跡,自《禹貢》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說,各盛於一時,皆可代表先民對於疆域制度之理想 」。


《禹貢九州圖》,選自《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圖》

很顯然,這與20世紀20年代疑古領袖形像已經相當不同,看上去,他好像逐漸放棄了古代中國人種不出於一源、疆域不應是一元的疑古立場,而開始轉向論證一個「 中國 」和一個「 (中華)民族 」。

在這裡說一個小插曲。 1933年,日本人與內蒙古王公會談,鼓動蒙古人脫離中國而獨立。這時,顧頡剛一生仰慕的女性譚慕愚親身進入內蒙,調查這一事件,並且於1933年12月底,應顧頡剛之約,在燕京大學連續演講,講述「 百靈廟會議經過及內蒙印象 」,揭發內蒙獨立與日本陰謀之關係。

余先生《未盡的才情》一書已經註意到,顧頡剛在日記中,一連好幾天記載這件事情,我曾向余先生請教,我們都懷疑,1933年譚慕愚女士的調查與演講,在某種程度上對顧頡剛的史學轉向產生了很大影響,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第二年他與譚其驤合辦《禹貢》半月刊。


在這種危機的刺激下,
學術與政治找到了一個結合點

《顧頡剛日記》中留下很多這一觀念轉變的痕跡。

1937年「 七七事變 」之後,國府南遷,各大學與學者紛紛南下。 1938年底,顧頡剛去了一趟西北,據日記說,他在途中開始看伯希和的《支那考》及各種有關邊疆的文獻,包括國內學者的民族史、疆域研究著作,顯然,這種學術興趣與政局變化有關。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引述顧頡剛自傳,說他1938年在西北考察的時候,曾經偶然看到一幅傳教士繪製的The Map of GreatTibet,心情大受刺激。

他認為,滿洲「 自決 」還不足畏,因為那里漢人很多,倒是西藏非常麻煩,「 這個’大西藏國’如果真的建立起來,稱為’民族自決’是毫無疑義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血統、語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塊整齊的疆土,再加上帝國主義做後盾,行見唐代的吐蕃國復見於今日,我國的西部就更沒有安寧的日子了 」。

學術與政治,在這種危機刺激下,找到了一個結合點。 1938年12月19日顧頡剛在《益世報》創辦「 邊疆周刊 」,並且為它撰寫「 發刊詞 」,呼籲人們不要忘記「 民族史和邊疆史 」,來「 抵禦野心國家的侵略 」;緊接著,在1939年1月1日,顧頡剛特別在《益世報》的新年一期上發表《「 中國本部 」一名亟應放棄》一文,他說「 中國本部 」這個詞,「 是日人偽造、曲解歷史來作竊取我國領土的憑證 」。二月份,他又連日撰寫《中華民族是一個》,明確提出「 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 」,並且鄭重宣布,今後不再從中華民族之內,另外分出什麼民族,也就是漢滿蒙回藏苗等等。

費孝通


吳文藻

這篇文章2月13日起在《益世報》發表後,引起了中國學界的巨大反響,不僅各地報刊加以轉載,張維華、白壽彝、馬毅等學者也紛紛加入討論。前些年與他漸生嫌隙的傅斯年,儘管主張在國家危機之時,寫信勸他不要輕易地談「 民族、邊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詞 」,不要在《益世報》上辦「 邊疆周刊 」,但也對顧頡剛關於「 中華民族是一個 」的觀念表示贊同,覺得他「 立意甚為正大,實是今日政治上對民族一問題唯一之立場 」。在一封致朱家驊、杭立武的信件中,傅斯年痛斥一些民族學家,主要是吳文藻和費孝通等人,是拿了帝國主義的科學當令箭,「 此地正在同化中,來了此輩’學者’,不特以此等議論對同化加以打擊,而且專刺激國族分化 」。

從《顧頡剛日記》中可以看到,顧頡剛對自己這一系列表現相當沾沾自喜,他一向很在意別人對他的反應。 1939年3月4日,顧頡剛在日記中記載說,有人告訴他,《益世報》上《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有《中央日報》轉載,「 聞之甚喜德不孤也 」。 22日的日記又記載,有人告訴他,「 重慶方面謠傳,政府禁止談國內民族問題,即因予文而發。此真牛頭不對馬嘴,予是欲團結國內各族者,論文中彰明較著如此,造謠者何其不憚煩乎 」。

到了4月15日,他又在日記中說,方神父告訴他,這篇文章「 轉載者極多,如《中央日報》、《東南日報》、安徽屯溪某報、湖南衡陽某報、貴州某報,皆是。日前得李夢瑛書,悉《西京平報》亦轉載,想不到此二文(指《益世報》所發表)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萬章信,悉廣東某報亦載 」。


愛國情緒再次激發,
在日記中痛斥傅斯年「 此之謂御用學者! 」

來自學界的爭論風波與輿論壓力,影響了政黨與政府,此後,國民政府不僅成立有關西南的各種委員會,國共兩黨也都對西南苗彝發表看法,連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邊疆教育委員會,也特別要確認教材的「 民族立場 」和「 歷​​史表述 」。這種觀念得到了政界和學界的一致贊同,傅斯年就說,要把「 三民主義、中國史地、邊疆史地、中國與鄰封之關係等編為淺說,譯成上列各組語言(指藏緬語、撣語、苗傜語、越語、蒲語) 」。而顧頡剛和馬毅也建議,要重新書寫歷史教材,「 作成新的歷史脈絡 」、「 批判清末以來由於帝國主義污染,而導致的學界支離滅裂 」。

可見,抗戰中的顧頡剛,似乎暫時放棄了「 古史辨 」時期對古代中國「 黃金時代 」傳說的強烈質疑和對「 自古以來一統帝國 」想像的批判,對「 中國大一統 」和「 中華民族是一個 」,似乎比誰都重視。 1940年6月25日,顧頡剛為邊疆服務團作團歌,其中就寫道,「 莫分中原與邊疆,整個中華本一邦 」「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等等。

在這個時候,原本有嫌隙的傅斯年和顧頡剛,倒在這一問題上頗能彼此互通聲氣,顧頡剛的日記裡記載,1939年5月2日,當他開始寫「 答費孝通 」一文時,傅斯年曾「 開來意見 」,而顧頡剛則據此「 想本文結構 」。第二天,他寫好「 答(費)孝通書三千餘字 」,同時把稿子送給傅斯年。第三天他又記載,「 孟真派人送昨稿來 」,顯然兩人互相商量,而且傅斯年還提供了一些可以批判民族學家們的材料。又過了十幾天,他「 抄孟真寫給之材料,訖,預備作答孝通書 」,從《日記》中我們知道,原來是在傅斯年的鼓勵下,顧頡剛才連接好多天,奮筆「 作答孝通書 」,並「 將答費孝通書修改一過 」。

傅斯年

可見,在回應吳文藻、費孝通等有關「 民族識別 」的問題上,作為歷史學家的顧、傅是協同並肩的,他們都不贊成過分區別國內的民族,覺得大敵當前,民族各自認同會導致國家分裂。顧頡剛似乎義無反顧,一向好作領袖的他,這次沖在最前面,把這種維護民族和國家統一的思想推到極端,以致後來對傅斯年也頗不假辭色。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抗戰剛剛勝利後的1945年8月31日,顧頡剛在日記中貼了一則剪報,這是8月27日重慶各報刊載的《傅斯年先生談中蘇新約的感想》 。傅斯年說,中國需要二三十年的和平來建設國家,並提到,中甦應當做朋友,還說到新統一的國家初期,需要對鄰邦妥協。特別是在談到有關外蒙古和內蒙古的問題時,傅斯年認為中蘇關係中,外蒙古被分割的問題大家最注意,但歷史卻被忽略了,因為外蒙古四個汗國即車臣汗、土謝爾汗、札薩克汗、三音諾顏汗,「 照法律是外藩不是內藩 」,所以外蒙古與內蒙古、東北不同,與西藏也不一樣。

顧頡剛看到這篇報導之後勃然大怒,不僅瑜亮情結再一次撥動,愛國情緒也再一次激發,他在日記中痛斥傅斯年:「 此之謂御用學者! 」並加以解釋說,「 這一段話,當是他幫王世傑說的 」。下面,顧頡剛又寫道,「 不曉得他究竟要把中國縮到怎樣大,真覺得矢野仁一還沒有如此痛快。割地即割地,獨立即獨立,偏要替它想出理由,何無恥也! 」。他也許忘記了,當年傅斯年挺身而出主持《東北史綱》的撰寫,就是為了批駁矢野仁一,捍衛東北作為中國領土的。

這也許可以讓人理解,作為歷史學家的顧頡剛,何以在抗戰之中,會去草擬「 九鼎 」銘文,讚頌那個時代的「 一個國家 」、「 一個領袖 」。


骨子裡仍然相信民族的歷史變遷,
並不以為「 中國 」自古以來就是「 一個 」

不過,顧頡剛畢竟是歷史學家,是古史辨領袖。超越傳統建立現代史學的觀念根深蒂固,沒有那麼輕易去除。在心底里,顧頡剛對於古代中國的看法,終究還是「 古史辨 」時代奠定的。只是在特定時代和特定背景,有些話不便直接說就是了。

1943年10月31日,他在日記裡說,有人向他回憶「 古史辨 」當年在上海大出風頭。關於這點,顧頡剛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又很清楚,「 在重慶空氣中,則以疑古為戒,我竟不能在此發表意見。孟真且疑我變節,謂我曰:’君在學業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嘗屈服,只是一時不說話耳 」。這是他的自我安慰,也是他的順時之策,因為在那個太需要國家認同的時代,再強調瓦解同一歷史的古史辨思想,就有些不合時宜。

歷史學家常常受時代和政治影響,這也許誰都無法避免,但一旦現實情勢有所改觀,原本的歷史意識就會捲土重來,特別是在私下里,就不免故態復萌,也會說些真心話。顧頡剛日記1966年1月8日有一則記載,很值得注意,他說:

(趙)樸初作文,有‘自女真族統治中國以來’一語,有青年批判,謂女真族即滿族前身,而滿族為中華民族構成一分子,不當挑撥民族感情。奇哉此語,真欲改造歷史!去年聞有創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的大國’之說,已甚駭詫,今竟演變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大族’,直欲一腳踢翻二十四史,何其勇也?

—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資料。顧頡剛雖然在抗戰的時候就提出「 中華民族是一個 」,但骨子裡卻仍然相信民族的歷史變遷,並不以為「 中國 」自古以來就是「 一個 」。

1979年3月顧頡剛與夫人張靜秋於北京三里河寓所

這種想法常常在他腦海裡浮現。 1964年1月8日,他在日記中記載,「 (黃)少筌談北京史學界近況,知某方作中國歷史,竟欲抹殺少數民族建國,謂中國少數民族無建國事,此之謂主觀唯心論! 」這是一個歷史學家的直覺判斷。不過,形勢比人強,何況家裡還有一個時時令他看風向不要說錯話的夫人在。在1949年以後,巨大的政治壓力使得一些原本只屬於歷史領域的話題,由於涉及了「 國家 」、「 疆域 」、「 民族 」,就成了政治領域的禁區,顧頡剛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我在日記中看到,1964年8月13日,他對來華跟他學習古代史的朝鮮學者李址麟有些戒備,為了讓自己免於犯錯,他先走一步,給中華書局寫信,說李的《古朝鮮史》很有問題,「 朝鮮史學家以古朝鮮曾居我東北,受自尊心之驅使,作’收復失地’的企圖,李址麟則係執行此任務之一人。其目的欲將古代東北各族(肅慎、濊貊、扶餘、沃沮等)悉置於古朝鮮族之下,因認我東北全部盡為朝鮮舊疆。今更在東北作考古發掘,欲以地下遺物證實之。而我政府加以優容,甚至考古亦不派人參加,一切任其所為。予迫於愛國心,既知其事,只得揭發 」。

差不多半年以後,他與張政烺談朝鮮史問題,當張政烺告訴他,歷史所同仁奉命收集朝鮮史資料的時候,他才鬆了一口氣,很得意自己有先見之明,在日記中說,「 此當系予將李址麟《古朝鮮史》送至上級,及予於今年八月中旬寫信與中華書局之故 」。


歷史學家能抵抗情勢變遷的壓力嗎?

讀《顧頡剛日記》,斷斷續續用了我一個多月的閒暇時間。看完這十幾冊日記後,記下的竟然是一些頗為悲觀的感受。歷史學家能抵抗情勢變遷的壓力嗎?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呢?讀《顧頡剛日記》,想起當年傅斯年從國外給他寫信,不無嫉妒卻是真心讚揚,說顧頡剛在史學上可以「 稱王 」了,但是,就算他真的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歷史學的「 無冕之王 」,這個歷史學的無冕之王,能擺脫民族、國家的情勢變化,保持學術之客觀嗎?他能遺世獨立,憑藉學術與政治上的有冕之王抗衡嗎?

選自葛兆光《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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