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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簡體字改革」是如何夭折的?

 文:隋風

說一說台灣的「 簡體字改革 」。

事情要從民國時代談起。因為當代的漢字簡化工作,並非始於1949年之後,而是早在1920年代便已開始。後來台灣的「 簡體字改革計劃 」失敗,才有了兩岸文字的區別。

五四時期,錢玄同便說過,不必對漢字的簡化大驚小怪,因為這是一種持續了數千年的歷史趨勢:

「 數千年來,漢字的字體是時時刻刻在那兒被減省的。從殷周之古篆變到宋元之簡體,時時刻刻向著簡易的方面進行。 」

今人關於漢字簡繁的爭論,絕大部分也已在那個時期,便討論過了一輪乃至好幾輪。當時的文化名流,如胡適、蔡元培、周作人與林語堂等,都是漢字簡化的支持者。


♦ 錢玄同

1922年,錢玄同向「 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 」提交過一份《減省現行漢字的壁畫案》,該提案獲得通過後,便成立了「 漢字省體委員會 」來具體負責此事。不過,1920年代的北洋政府,是一個全靠對外借款給政府工作人員發工資、政令不出都門的「 癱瘓型政府 」,所以機構雖能成立,漢字簡化的具體工作卻難以推動。

於是,1934年,錢玄同又再度向南京國民政府的「 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 」,提交了一份《搜採固有而較適用的「 簡體字 」案》。錢在這兩份提案裡制定的漢字簡化原則,與1949年後的漢字簡化原則,大體是相同的(遺憾的是,具體的簡化工作未能完全遵循原則,參見《漢字簡化的曲折過程與歷史教訓》)①

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也預備推行簡體字,遂委託錢玄同主持選字工作。錢歷時半年,共選定簡體字2400多個,編為《簡體字譜》。教育部又約集專家審核,確定了324字的《第一批簡體字表》,通令全國,要求所有的教材——包括「 小學,短期小學,民眾學校各課本,兒童及民眾讀物 」,全部須使用「 部頒簡體字 」,否則將「 不予審定 」,也就是不承認其發行的合法性。 ②


♦ 國民政府1935年公佈的《第一批簡體字表》(部分),引自《中華教育界》雜誌1935年第5期

該命令頒布後,引起一批政要名流的反感。這些人在各地組織了「 存文會 」之類的組織,來抵制漢字的簡化。其中,最具力量、且行為最極端者,當屬戴季陶。據說他曾在國民黨的高層會議上當眾下跪,「 為漢字請命 」,也曾跑到蔣介石處吵鬧,稱漢字簡化破壞文化,指責教育部趁他離京通過這樣重要的事情,是在故意避開他(戴當時是考試院院長)。 ③

另據王世傑回憶:

「 當年(1935年)在南京,我記得使用簡體字的方案由教育部提到中央政治會議之時,事先蔣先生也曾贊成,但在會中卻未通過。當此案提交中政時,教育部所能得到完全支持者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吳稚暉先生,另一個即是羅(家倫)先生。 」

可見,在當時的國民政府內部,支持漢字簡化者不佔上風。壓力之下,國民政府於1936年1月發布訓令,暫緩推行簡體字。

除了國民政府頒布而又棄用的這批簡體字,當時還存在一種「 解放字 」,主要流行於蘇區、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其中一些文字,在1949年後成為了法定簡體字的一部分。 ④另有部分學者,致力於推動「 國語羅馬化運動 」與「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希望將漢字一勞永逸地變成拼音文字。 ⑤


♦ 許中《中文拉丁化讀本》(1938年初版)封面

1949年,南京國民黨政府敗退至台灣。漢字的簡化問題與丟失大陸後的反思結合到了一起。 1952年,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如此說道:

「 我們的漢字筆劃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民國二十四年,我們在政治委員會上通過了一個漢字簡化方案,因戴天仇(戴季陶)的激烈反對而未施行,很遺憾。沒有想到,只過十幾年,他就不在了,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 」⑥

隨後,台灣當局便成立了「 簡體字研究委員會 」。

時任「 考試院副院長 」的羅家倫,盛讚蔣介石「 此舉極其英明 」,全力支持在台灣推行簡體字。較之大陸時期對簡體字的支持,此時的羅家倫又多了一項特別的支持理由:日據時期的台灣被強迫以日語為所謂的「 國語 」,導致許多人已不熟悉甚至不會寫、不認識中國文字,繁體字的複雜與難學,成了這些台灣人回歸中華文化的一種障礙。

羅家倫在各種場合公開提倡簡體字,引來了許多人的仇視。有署名「 鐵漢團 」者給他寫信,罵羅是賣國賊並恐嚇他:「 我們老粗只有武力對你。準備送你一個大炸彈,叫你完蛋。凡有與你同路者都將同歸你一路。 」恐嚇信未能讓羅閉嘴,1954年3月,羅公開發表了一篇長達四萬餘字的文章《簡體字之提倡甚為必要》,具體回應了各種反對意見。


♦ 羅家倫

一場貫穿政界與知識界的「 簡繁之爭 」,遂由此而起。

廖維藩、胡秋原等106名「 立法委員 」,對羅家倫的言論極為不滿,提交議案,希望通過立法的方式來阻擊簡體字:「 為製止毀滅中國文字,破壞中國文化,危及國家命脈,特提議設立文字制定程序法…… 」學者潘重規等也刊文批評稱:「 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血脈,是千萬世人的公共遺產,不容一世代一部分人專橫獨斷。 」⑦論戰期間,台灣《聯合報》做過一次民意測驗。其中,贊成漢字簡化者7315人,反對者4807人。

大略同期,大陸也在推行簡體字計劃,並於1955年形成《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正式對外公開。這一背景,讓台灣的「 漢字簡繁之爭 」發生了嚴重的政治化。許多人開始以「 隔海和唱 」這類大帽子來批判簡體字的支持者。民間對漢字簡化問題的討論沉寂了下去,最後連原本有意推行簡體字的蔣介石,也不再倡言漢字簡化。

台灣的「 簡體字改革 」,遂在這樣一種非理性的氛圍中夭折。一如學者林安梧所言:

「 因政治鬥爭的對方推行簡體,我們就倡導繁體,依哲學角度而言,我們是作為對立面的另一邊,居於’客’位,淪為強勢’主方’的奴隸,結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調。 」⑧

♦ 豐子愷支持漢字簡化的漫畫

1969年,何應欽在「 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 」上,提出了一項新的「 整理簡筆字案 」。不過,何以軍方人士的身份提議改革文字,其方案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有些學者認為,何的方案本身便是從政治目的出發)——何在方案裡批評了大陸的簡體字成果,要求參與簡化改革者先研究大陸的簡體字,然後「 務使其無混淆不清之弊 」,以便收宣傳之效⑨。

雖然蔣介石對何的方案很感興趣,「 本案至為重要 」,要求教育部門召集專家認真研究,但該案最終還是被否決了。教育部門邀請專家會商研究的成果,是訂立三項原則:

(1)應研究公佈常用字,不宜提倡簡筆字。
(2)積極研製標準字模,以劃一印刷體。
(3)致力研究中文打字機之改良,以求結構簡化,運用輕便。

這三項原則,意味著新主張已經繞過了「 漢字簡化 」這個議題,轉向尋求技術革新的幫助,來實現文字的普及。

不過,一方面,使用簡體字終究是一種時代趨勢,201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簡體字書籍已占到了台灣新書的20%⑩。另一方面,技術的進步(如計算機的普及)也改變了很多事情,讓某些提倡漢字簡化的理由(如書寫太難)不再突出或不復存在。今人面對這兩種字體,只需將它們與政治剝離,尊重使用習慣,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做到「 識繁書簡 」或「 識簡書正 」即可。

 

參考資料

①(新加坡)謝世涯:《新中日簡體字研究》,語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51頁。
②③蘇培成:《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研究》,書海出版社2001年,第196—200頁。
④張書岩等編著:《簡化字溯源》,語文出版社1997年,第18頁。
⑤劉曉明:《清末至新中國成立(1892—1949)漢字改革史論》,河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⑥汪曙申:《蔣介石兩次推行簡體字》,《世界知識》,2009年第16期。
⑦⑧何卓恩、焦徽:《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自由中國>雜誌對漢字簡化的呼籲》,《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
⑨何應欽:《為邦百年集》,1987年版,第746-750頁。
⑩戴紅亮:《台灣語言文字政策》,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98頁。

 

來源    短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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