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逃難記:世界文物史上最偉大的一場遠行

國寶逃難記:世界文物史上最偉大的一場遠行

文:叉少

1

1933年2月5日黃昏,紫禁城全城戒嚴。 

那天,從紫禁城到北平西站一帶接到密令:軍警全員出動,保護國寶出宮。天黑後,大批車夫拉著板車匆匆進入故宮神武門。隨後,2118口貼著封條的木箱從太和門魚貫運出,經過午門,直奔北平西站。

披著黑色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揮的,是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火車站裡兩列全副武裝的火車,正等他帶著國寶抵達。

火車車頂四周架著機關槍,車廂內遍布持槍憲警。張學良的東北軍在車外守護——他們要與日軍賽跑。

1933年初,日軍僅用3天就占領了山海關,北平已失去最後一道屏障。

危急關頭,國民政府批准了故宮文物南遷的決定。秉著「能帶走就絕不留給日本人」的原則,整個乾清宮,包括龍椅、牌匾在內,幾乎全部被打包。

< 文物打包裝箱 >

此時的易培基需要對抗的,並不只有日本人。 

雖然早在「九一八」事變後,易培基就曾提出國寶南遷的方案,但一直遭到各界反對。當時全社會基本分為兩派——「主遷派」和「反遷派」。

北平頂尖的文化名流幾乎全都參與了這場耗時數年的大爭論。其中,就包括剛完成《再別康橋》的徐志摩、文學家魯迅,以及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

這些人都站出來,強烈反對文物南遷。

1931年,徐志摩給國民政府呈文,請求故宮文物「無論巨細,概以不出故宮之門」。魯迅寫了一首打油詩諷刺當局: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他們不覺得日本人敢搶國寶。他們擔心的是,敵人還未打來,國寶就已遷出,民心動搖。

民眾多站在他們這一邊,年輕人馬彥祥就在報紙上振臂高呼:「要抵抗麼?先從具有犧牲古物的決心做起!」北平街上遊行隊伍也打出了「文物南遷就是逃跑」、「堅決反對政府放棄北平古都」的橫幅。

主遷派遇到的最激烈反對者,是故宮古物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

他不但成立了「北平市民眾保護古物協會」,自任主席,還給支持南遷的工作人員打騷擾電話,順便也給「主遷派」代表、北平駐軍司令于學忠寄去了一封恐嚇信:一旦文物起運,就要在車站、鐵路上安裝炸彈!

易培基身邊的人也勸他多加考慮,因為若出現損壞失竊,責任重大,會「招人閒話」。但易培基反駁:「這全是為私,大敵當前,考慮這些個人問題,就是推卸責任!」

爭議中,1932年的北平政務委員會會議上,甚至還出現了這樣一個議程——各委員簽字,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飛機五百架,以充國家抗敵之資。 

當時身在南京的易培基知道後大驚,馬上致電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張學良,懇請他阻止。

故宮所藏,關係全國文化,中外觀瞻所系。」

最終張學良出面斡旋,拍賣國寶的提議不了了之。

2

與此同時,易培基開始祕密帶領故宮員工給國寶打包。他反覆叮囑:如果有外人問起,就說是為了修建故宮庫房。 

故宮裡的寶貝浩如煙海,易培基按照書籍、瓷器、字畫、珠寶等多個門類,委派多位專家篩選,最終選出書畫9000多幅,瓷器2.7萬餘件,銅器2600餘件……共13491箱。每件南遷文物都有對應的「身分證」,比如「天」字打頭表明來自乾清宮,「地」字打頭來自坤寧宮。

< 文物整理 >

文物打包的方法也極為講究,不同品類的打包方式全然不同。 

易培基派人去琉璃廠請來大古董商號的專家,一起研究江西景德鎮運送瓷器時的綑紮方法,甚至還有人反覆做摔落實驗,確定無一損壞,才開始正式打包。

山海關失陷,易培基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商議後,決定馬上安排文物南遷。

但出發當天,周肇祥帶著眾人在太和門高喊「誓與國寶共存亡」,並鼓動裝運文物的工人舉行罷工。

那天誰也沒走成。

< 準備出宮的文物 > 

易培基不得不求助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宋立刻派人祕密逮捕了周肇祥,關押10天。期間,南遷之日再度定下,為2月5日。這才有了開頭黃昏戒嚴的那一幕。

沒想到,周肇祥被捕的消息走漏。抗議的學生們圍堵了火車站,甚至還有人臥軌阻攔。混亂中,張學良趕到,並以人格擔保:「北平一旦安定,文物就一定原樣送回。」

第一趟列車終於駛出北平。故宮文物前後五批運走,一起運走的,還有頤和園、國子監等處的6066箱文物。

20位故宮工作者匆匆告別家人,跟車出發。易培基對他們說:「人在文物在。」

他們當時的信念只有一個:國家滅亡,終有復國之日;中華文化一斷,永無補救之舉。

沒有人料到,他們開啟的,將是世界文物史上一次最偉大的遠行。

國寶南下,沿途各火車站一律優先放行。白天封存,晚上押運,通過重要關口時,火車內熄燈。特殊路段,均有武裝馬隊在專列兩側追隨守護。

此時,日本關東軍司令本庄繁已經暗中派特務偵查情況,準備在文物南遷途中派飛機轟炸。

易培基早有預防,設計路線時沒有直接走京滬線,而是捨近求遠,繞道鄭州,再轉徐州,最後兜圈上京滬線。保密工作實施得密不透風,日軍轟炸計劃最終落空。

在徐州一帶,文物專列遇到了當地土匪攔截。約幾百人的武裝力量在鐵路附近埋伏,地方政府發現後,派出軍隊開火,才護下國寶。

第一批倉皇運出的國寶,一路有驚無險,終於在2月10日來到上海。但當時南京國民政府還沒有確定文物的安放地點,導致這批文物在火車上存放了二十多天。

衛隊、憲兵一步都不敢離開列車,故宮隨行人員擔心文物受潮損壞,更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終於在3月3日,運送隊接到命令,分批送文物渡過長江。

其中,大部分文物暫存於南京行政院大禮堂,其餘的1054箱運往上海外灘金利源碼頭,隨後送往法租界一處洋行的地下金庫。

此時,易培基坐鎮紫禁城。從2月到5月,他督促剩下的4批文物裝箱運出。 

但他沒想到,這是他為國寶南遷做的最後一件事。

5月,南京最高法院檢察官來到故宮查封會計科,有人控告易培基盜賣古物。故宮院長瞬間淪為「大盜」,舉國譁然。

控告易培基的,是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張繼,他還同時兼任司法院院長。這一身分,預示了易培基凶多吉少。

易培基和張繼同為同盟會元老,但進入故宮後,張繼一直不滿易培基在人事上的安排。後來商議南遷的過程中,張繼主張部分文物西遷至西安,由自己負責,以此掌管三分之一的預算。宋子文否決了西遷路線,預算落空,張繼把這筆帳算在了易培基身上,認為是他在背後使絆。

新仇舊恨積累,張繼終於找到報仇機會。 

最後一批國寶安全抵達上海時,易培基面對莫須有的指責,被迫辭職。

但對手並沒有就此放過他。張繼先後派人抽查南遷文物,凡發現贗品、損壞,一律記在易培基個人名下。

抽查持續了三年,易培基財產被沒收,多次上訴無果,最後他意識到此案背後是「派系鬥爭」,不得不逃到上海法租界避難。

1937年,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在上海抑鬱而終,終年57歲。直至1949年後,這場誣告才被易培基在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新政權的締造者平反。

去世前他曾托老友轉交國民政府一份陳情書:「惟是故宮一案,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於國內外觀聽者匪細。」

易培基含恨消失在滾滾歷史洪流中時,馬衡接過了國寶南遷的接力棒。

時間倒退到1924年11月5日。那天上午,末代皇帝溥儀和妃子有說有笑地吃著水果。幾小時後,他坐上了馮玉祥派來的汽車,被軟硬兼施「請」出皇宮。

< 末代皇帝溥儀 > 

從此,紫禁城文物全部收歸國有,500多年來第一次對民眾開放。後來溥儀回宮參觀,還被告知:要先買門票才能進。

為了清點故宮物品,十多位社會名流組成「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會裡的易培基和馬衡,一年後分別成了故宮博物院院長和古物館副館長。

< 清室善後委員會合影 > 

馬衡之前在北大任教,後來叫了幾個北大的學生進宮幫忙,其中一位叫莊尚嚴。

莊尚嚴能幹負責,每次清點的文物量都數一數二,馬衡很喜歡這個小伙子。不久,其他幫忙的學生都回了學校,馬衡對莊尚嚴說:你留下來吧。

莊尚嚴感慨:溥儀出宮我進宮,此後就是故宮人。

在易培基的帶領下,馬衡和莊尚嚴都成了南遷的一員。

易培基受冤時,因為涉及派系鬥爭,少有人為他出頭。只有馬衡寫了一篇《關於鑑別書畫的問題》的文章,列舉不少帝王買入或臣子進獻的書畫也有贗品的例子,試圖為易培基說話。

可最終南京的法院表示: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

當時易培基案轟動全國,大報小報都有新聞。馬衡的兒子馬文沖才十三四歲,也在家裡當故事說。馬衡呵斥:「誰和你說易培基盜寶?」

1933年7月,國民政府提議馬衡出任故宮新任院長。馬衡再三推辭後接受,接受的前提是自己不必對「易案」落井下石。

< 馬衡 >

文物儲存上海期間,馬衡帶著故宮駐滬辦事處對每件文物進行詳細登記造冊。 

當時,故宮採用 「對冊子」的辦法保證文物數量準確。品名、年代、尺寸、顏色都寫在文物冊上,一份冊子放在箱子裡,一份送主管部門。每運到一處,就兩冊核對,有一點差錯就走不了。

一次,馬衡在視察時,在冊中隨便圈了兩個號,工作人員不到五分鐘就把兩箱文物從幾千箱中找了出來。

< 故宮人在上海 >

考慮到上海天氣潮濕、人員複雜,上任不久,馬衡就提出籌建永久性庫房,提議很快得到批准。籌建期間,故宮文物還出人意料地出了一趟國。 

1935年,英國舉辦「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邀請故宮參加。出於安全考慮,反對聲不絕於耳。但馬衡力排眾議:國難當頭,對外參展有助於政府尋求國際政治認同。他帶領專家在南遷國寶中精選了80箱參展。

這次出國事關重大,斟酌半天,馬衡對莊尚嚴說:「你也一起去吧。」

1935年6月7日,馬衡和莊尚嚴登上英國的薩福克軍艦,護送國寶出國。歷經3萬里,於7月25日抵達倫敦。三個月的展期,吸引了42萬觀眾,英國國王喬治五世也帶著王后一起欣賞這些來自古老東方的文物。

< 故宮文物在出國途中 > 

故宮的國寶在英國掀起一股「中國熱」。

這趟英國之旅,莊尚嚴西裝革履全程跟隨,收穫極大,他從心底感謝馬衡。很多年後,還稱馬衡為「恩師」。

倫敦展覽期間,故宮選址南京朝天宮修建庫房。1936年底,庫房建成,為鋼骨水泥結構,共三層四庫,還安裝了國際上最先進的「紫外線電光警鐘」。

不久,出國文物和其餘的一萬多箱故宮文物都運到了新建好的南京朝天宮,長達4年的國寶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結束。

就在這個時候,「七七事變」爆發。 

南京接連遭到日軍狂轟濫炸,國民政府籌備遷都重慶,剛剛安全的文物再度陷入危機。

馬衡與多方商議後,再次啟動文物遷移計劃。

會上馬衡目光堅定:文物分三路遷入西南大後方,做最壞打算,即使某路文物遇險,也有其它路線保證中國文脈不斷。

故宮人在炮火中再次開始打包,他們知道,這是比南遷更困難、更漫長的任務。但所有人都沒想到,這一遷,就是十年。 

 

 

4

在馬衡的指揮下,南路文物最先出發。 

這批文物包括曾赴倫敦參展的那80箱精品,裡面有甲骨文、鐘鼎、范寬的《溪山行旅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

馬衡再次把任務交給了莊尚嚴。

 1937年8月21日,莊尚嚴祕密將這批文物帶到長沙,存放於新建的湖南大學圖書館地下室。

< 湖南大學圖書館 > 

還來不及喘氣,日軍就開始轟炸長沙。日軍應該是得到了國寶存放的消息,對著圖書館連發一枚重磅炸彈和七枚燃燒彈。轟炸過後,圖書館被炸出七米深坑,地面上只剩四根石柱。

所幸的是,轟炸前幾天,馬衡已通知莊尚嚴緊急撤離,調出近10輛公交將文物轉運到貴州安順華嚴洞。

莊尚嚴將國寶藏入華嚴洞後,馬衡來視察。師生二人戰亂中相逢,分外高興。興起處,馬衡登高在岩壁上寫下「山靈笑我多事,今夕與君談詩」。

莊尚嚴分外懷念那一天,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

叔平師因事至安小住月余,一日酒後忽發逸想,老頭子竟攀梯登三丈許,亟崖大書百餘字,可作紀念。」

< 馬衡華嚴洞題字 >

但「老頭子」馬衡和學生莊尚嚴都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一起暢快喝酒。 

相比中路,南路的凶險只是小巫見大巫。

到1937年11月底,中路工作人員終於打包好近萬隻箱子。但此時日軍已經到達南京城邊,城內一片混亂。

在南京淪陷的最後時刻,負責人之一杭立武通過各種關係找來了一艘英國輪船。

啟程時,英商因為害怕日軍轟炸,一度拒絕開船,除非杭立武跟船走。杭立武毅然決定上船跟到漢口,甚至來不及與家人說一聲。

許多押船的故宮人也是臨時接到通知上船,因為沒時間整理行李,有的拿了一把摺扇就出門,還有的搬了自家的一張方桌登船離開。

這批文物離開5天後,南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許多道別成了永別。

1938年5月22日,中路近萬箱文物歷時5個多月,祕密逆長江而上,抵達重慶。

1939年春天,日軍在重慶開啟了持續數年的「疲勞轟炸」模式。

重慶安達森洋行的老闆是瑞典人,他不但把自己存儲的臘肉和百貨全部搬走,騰出地方存放中國國寶,還在日軍轟炸時,把瑞典國旗插在房頂,甚至把國旗平鋪在空地上。瑞典是二戰中立國,日軍不敢貿然轟炸,存放在這裡的3000多箱故宮文物得以倖存。

躲過重慶大轟炸後,中路文物又轉運四川樂山。在緊急打包裝船過程中,故宮職員朱學侃一腳踏空,墜入艙底犧牲。

剩下的北路,是三路中最為驚險艱辛的一路,由那志良負責。

7000餘箱文物走陸路,11月搭乘專列從南京出發。出發沒多久,就在鄭州車站遭到日軍轟炸,幸得司機沒有棄車逃命,果斷髮動列車,帶著文物專列衝出火海。

此後,那志良一行又用300輛軍用卡車帶著文物,翻越3000米高的秦嶺,於1939年6月到達四川峨眉縣。

< 南遷文物在運輸途中 >

誰都沒想到,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災威脅。 

1943年6月8日,峨眉縣鴉片館著火。四川農村的房子多為竹木結構,沒多久,鴉片館附近一片房子都燒了起來,火勢向西門蔓延,西門外就是存放國寶的武廟。

搬走幾千箱國寶肯定來不及。

負責人那志良立刻找來了當地保長,勸說家住西門前的村民把自己的草房拆掉,以抵擋火勢蔓延。村民們都不願意。最終那志良向大家承諾:「武廟裡都是故宮國寶,不能有閃失,如果火燒不到西門外,故宮給大家賠償!」

聽到是國寶,村民們沒有多說,轉頭就把自己的房子給拆了。這片倒下的草房形成「防火線」,最終保護了這批文物。

紛飛戰火中,三路共計19557箱文物輾轉大半個中國,一箱都沒少,簡直就是一個 「奇蹟」。

而那些沒來得及從南京、北平搶運出來的文物,損失慘重。抗日戰爭期間,南京朝天門庫房被日軍征為傷兵醫院,其中未能帶走的1000多箱文物被日軍占有。北平文物總計損失2953箱。

5

1945年10月10日,故宮太和殿廣場舉行華北區侵華日軍投降受降典禮,北平各界20餘萬民眾參加。 

抗日戰爭勝利了。

在故宮主持工作的馬衡,開始張羅文物回歸。他極力主張按照先前承諾,將文物全部運回北平。在大西南住了幾年的北方人莊尚嚴,也期待回去。

但不久,內戰爆發,國民政府最終決定將文物遷往南京。

< 1947年故宮職員在重慶合影 >

1947年11月27日,一萬多箱文物經過大半個中國的漂泊,重聚南京。距離上次倉皇一別,剛好十年。 馬衡在《抗戰期間故宮文物之保管》的演講中暗示過:

這一批文物能夠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般復員工作,假使運回北平,回復到『九一八』之前的狀態,那才是完成復原工作。」 

1948年底,平津戰役打響,南京行政院自感平津不保,決定將中國文物精華分三批運往台灣,同時發電報命令馬衡儘快將北平故宮裡剩餘的國寶裝箱,運到南京。

馬衡回復照辦,但轉頭就拖延時間,他要把國寶留在故宮。他一邊佯將文物編目造冊報備南京,一邊再三交待手下:

包裝一定要細緻謹慎,古物館的藏品都很嬌嫩……要保證不損壞,不要求快,記住,不要求快!」 

除了搶運國寶,南京國民政府也大力「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鼓勵北平文化名流南遷赴台。被列入「搶救」名單的有大學校長、文化界人士、知名學者等,馬衡也在其中。

國民黨青年部部長陳雪屏甚至匆匆飛抵北平,遊說「搶救」對象儘快南下,教育部也允諾派飛機前來接運,但馬衡拒絕登機。

1948年12月17日,國民政府教育部發來專電再次催促馬衡南下。馬衡委託即將南下的清華校長梅貽琦代轉:「不能南下。」

1949年1月13日晚,馬衡的兒媳林裴宇從南京打來電話,轉達了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兼故宮博物院理事王世傑敦促南飛之意,馬衡當即回絕:「決不南來!」

在國民黨上海衛生局工作的三女兒馬晶來電勸他南行,馬衡忍不住痛罵「婦女之見!」。

1月14日,馬衡又致函杭立武,婉拒南下邀請。他在信中說:

弟於十一月間患動脈緊縮症……實難從命……醫生誡勿乘機。只得謹遵醫囑,暫不離平。」

馬衡雖能暫時保全北平文物不被運走,但對於南京文物,他完全沒有辦法。直到他得知,負責第一批文物運台的,是學生莊尚嚴。

他當即滿懷希望給莊尚嚴致電,告訴他務必攔下南京文物。但不想,莊尚嚴婉言拒絕。馬衡再去一信:如果不願阻攔文物赴台,就斷絕師生關係。

 一邊是國民政府的命令,一邊是多年恩師的託付。最後,莊尚嚴選擇聽從「政府命令」。 

文物赴台的消息傳到北平,馬衡當即宣布二人決裂。

始終,馬衡沒有離開北平。

從南京運到台灣的文物共計2972箱,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因為馬衡,北平的文物一箱也沒有運出。 

莊尚嚴帶著文物在台灣安頓下後,收到了一封馬衡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話:此後故宮文物在台,兄須好自為之。」

莊尚嚴見信,感慨叢生。抵禦外侮的年代,師徒二人尚可一起「談詩」,如今日本早已投降,兩人卻無話可說。

他後來成為了台北故宮副院長。

 

 < 莊尚嚴 > 

1949年新政權成立後,馬衡繼續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1952年,調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委員,直至1955年去世,享年74歲。

莊尚嚴帶著文物離開後,馬衡再也沒有去過南京。對他來說,那是一個傷心地。

6

今年,是故宮600歲誕辰。故宮舉辦大展,其中就包括眾多參與過南遷的國寶。

不知將要排著長隊觀看國寶的觀眾,是否知道80多年前的那場「遠行」,以及背後為之付出的那些人:從易培基到馬衡,和無數無名英雄。 

他們在那個時代裡所做的,正如魯迅在100年前的《新青年》上所寫的那樣:

願中國青年都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部分參考資料:

[1]、《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那志良

[2]、《戰時的故宮人》,中華讀書報 ,2019年2月13日

[3]、《天涯共此時-台海記憶:故宮文物南遷路》,2013年10月1日

[4]、《讀書-故宮文物避寇記》,2011年8月4日

傳播真相   探究歷史 支持正義  分享快樂

💰 打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