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為了挽回尊嚴和改善生活鋌而走險的故事我們聽過很多,但能夠以國家最高機密來換取個人財務自由的人則少之又少。當然,本文主人公也不是第一個。奧德裡奇·艾姆斯(Aldrich Ames)在高中時就在CIA反間諜部門打零工,大學畢業後,成為這裡的正式員工。在經歷了一場損失巨大的離婚後,艾姆斯發現自己負債累累。他認為與其搶銀行緩解自己的負債,還不如賣情報給克格勃來得簡單。在1994年被捕前,埃姆斯指出了10個情報源,還進行了超過100次交易(交易金額400萬美元)。
當然,再想想著名的「劍橋五人組」(Cambridge Five),羅伯特·漢森(Robert Hanssen),也都是響噹噹的鼴鼠。只不過,和文本主人公經歷相似的,似乎只有奧德裡奇·艾姆斯了。
正文:
2001年8月19日星期六的早晨,位於長島(Long Island)的法明代爾中學(Farmingdale High)的教室和走廊上空無一人。一輛麵包車停在學校的停車場,司機是一個30多歲的高個子男人。他熄了引擎,下車走進夏日的暖陽之下,掃視著這所學校。二十年前他從這裡畢業。
他對母校的懷念總是苦澀的。在這裡,他遭受了數不盡的屈辱:同學們嘲笑他的愚笨,老師們也看不起他。如果師生還記得他的話,他們會回想起那個有閱讀障礙癥、拼寫很糟糕的男孩。他那健壯如熊的身材也許能保護他免遭肉體上的欺侮,但嚴重的閱讀障礙和社交障礙加在一起,讓所有人都認為他是一個傻瓜。
他在美國情報部門的職業生涯很成功,能夠接觸到這個國家最隱蔽的機密。然而這一形象卻始終伴隨著他。在他的一生中,他總是被家人、同學和同事低估。這是他從小就不得不默默承受的詛咒。
但對他現在所從事的工作來說,這是一種幸運。他的同事和上級,誰都沒有想到,他竟然能夠策劃一個複雜的間諜計劃。
他從停車場走到學校操場的邊上。手球場旁的帶刺鐵絲網有一個洞,他從這個洞裡擠了進去,走進了一片樹林。這片樹林隔開了附近的高速公路和學校。他走了幾碼路,在一棵樹旁停了下來,在地上挖了一個洞。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疊好的電話號碼表,把它埋在那裡。他自信地走回了麵包車,覺得沒人發現他的行蹤。
他已經成功竊取了當時美國間諜史上最大的機密資訊。幾天後,他計劃執行這項周密計劃的最後一步——用這些機密換取數百萬美元。如果他成功了,他就有足夠的錢來償還兄弟姐妹的抵押貸款,償還個人債務,並為他的孩子實現財務自由。
他想,有了財富,尊重就會隨之而來。凡是認識他的人都不會再懷疑他的智力,他就不再是童年時那個愚笨的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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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的一個星期一的早晨,聯邦調查局特工史蒂文·卡爾(Steven Carr)匆匆走出華盛頓特區辦公室,下了兩層樓,去取一個剛從FBI紐約辦公室寄來的包裹。卡爾今年38歲,做事認真、深思熟慮、一絲不苟。
自1995年加入聯邦調查局以來,他參與了一系列備受關註的間諜案。但與大多數剛出道的特工一樣,卡爾渴望親自帶隊進行高風險的調查。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卡爾有時會在教堂裡低頭默默祈禱,祈求上帝保佑,讓自己負責大案要案。這就是為什麼當他的上級讓他早上去拿包裹時,他的反應如此之快。因為上級說:「不管那是什麼案件,都是你的。」
卡爾跑回到他辦公桌前,將包裹裡的東西悉數攤開——那是一疊幾十頁的文件。利比亞駐紐約領事館的一名祕密線人交給了FBI三個信封。而這些信封是由一個不知名的寄件人單獨寄給領事館的。這些文件就是裡面的內容。
卡爾上氣不接下氣地翻閱著這些文件。根據從紐約發來的指示,他把文件分成三組,分別對應三個信封。這三個信封的封面都一糢一樣,上面是大寫的警告:「這封信包含敏感資訊。」 下文為其中部分內容:
這封信是保密的,寄給貴國總統或情報局長。請通過外交郵袋傳遞此信,不要在辦公室或家中或通過任何電子方式討論此信的存在。如果您不遵循這些指示,這封信的存在及其內容可能會被美國情報機構發現和收集。
第一個信封裡是一封四頁的信件,其中有149行文字,由字母和數字組成。第二個信封裡是解碼說明書。第三個信封裡有兩套密碼表。其中一套長達六頁,列出了幾十個單詞和它們的編碼縮略語。這套系統通常被稱為 “簡約代碼”(brevity codes)。這兩套數據結合在一起,則是解密的密鑰。
卡爾把這封信翻了一遍,略讀了那些看似胡言亂語的字母數字序列。沒有密碼表和解碼說明書,就沒有辦法理解它。寄件人為了確保通信安全,分別郵寄這三封郵件,以防止資訊被美國情報機構截獲。
卡爾發現,寄件人在每個信封中都有一則文字資訊,告知領事館另外兩個信封已寄出,並指示收件人如果其他信封未能送達,可在《華盛頓郵報》刊登汽車廣告。寄件人沒有預料到這三個信封都會落入FBI的手中。
紐約的FBI已經破譯了這封信的內容。卡爾讀著破譯的文本,脈搏加快了。
“我是中央情報局的中東北非分析員。我願意為貴國提供高度機密的情報,對美國進行間諜活動。我有最高機密權限,可以接觸到美國所有情報機構,包括國家安全局、國防情報局、中央司令部以及較小機構的文件。」
為了證明這不是誇誇其談,寄件人在這三個信封裡都有一套相同的政府文件,共23頁,有的標明 “機密”,有的標明 “絕密”。其中大部分是美國間諜衛星拍攝的空中圖像,顯示了中東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軍事基地。其中一些文件是關於中東地區政權和軍隊的情報報告。從這些圖像和報告上的標記可以看出,這些圖像和報告是在從情報界的保密互聯網Intelink上下載後打印出來的。
還有一些其他文件,包括CIA內部員工傳閱的一份月刊通訊,以及卡紮菲的遊艇在地中海的航拍照片。這些照片是從一架低空飛行的飛機上拍攝的。但這架飛機並不是美國部署的,而是屬於外國情報部門。寄包裹的人是如何獲得這些信件的,目前尚不清楚。
卡爾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事。寄件人無疑是正牌的美國情報界成員,有機會接觸到 “絕密 “文件,並試圖與外國情報部門建立祕密關係。事實上,這個人向敵國提供機密資訊,已經犯了間諜罪。卡爾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威脅國家安全的「紅色警報」已經在他腦海裡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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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把這些文件整齊地放進活頁夾,然後走進了他的上司莉迪亞·傑霍雷克(Lydia Jechorek)的辦公室。 「莉迪亞,」他說著,把活頁夾滑過她的桌子,「你得看看這個。」
50歲出頭的傑霍雷克是一名反間諜老手。她邊翻閱著這些資料,卡爾邊向她解釋了紐約FBI為什麼把這些文件速遞到華盛頓。在紐約特工破譯的編碼信件中,他們發現了寄件人想用電子郵件進一步溝通。在得到美國司法部長、美國最高執法官員的特別許可後,特工們要求電子郵件服務商讓他們進入這個賬戶:jacobscall@mail.com。
他們發現,該賬戶是在四個月前,即8月3日,在馬裡蘭州喬治王子郡(Prince George』s County, Maryland)的一個公共圖書館的互聯網創建的。在賬戶註冊時,該用戶自稱 “史蒂文·雅各布斯”(Steven Jacobs),住址是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Alexandria, Virginia)。這個賬號在華盛頓特區的公共圖書館被訪問了6次。除了此人發給自己的測試資訊外,該賬戶中沒有其他郵件。此外,他還收到了反欺詐調查署(Fraud Bureau))對他發去的一封回覆——他曾諮詢過一家銷售假身份證的網上公司。
「我們該怎麼辦?」 傑霍雷克問道。聯邦調查局必須盡快找到這個人。但也許一切已經太遲了。
卡爾告訴了傑霍雷克一系列關於寄件人身份的線索。這些線索是他從截獲的文件中收集到的。發送者使用的簡約代碼系統,以及他對操作安全的考慮,都指向了一個具有軍事背景的人。他擁有「絕密」級別的安全許可,這使得嫌疑範圍從美國情報界擁有「機密」安全許可的數十萬人縮小到擁有更高安全許可的數萬人身上。他還能接觸到Intelink。而且,他很可能已經結婚了,有了孩子。這從信中的一行可以看出,他說:”如果我犯了間諜罪,我將把自己和家人置於極大的危險之中。”
還有一件事:這個人的拼寫很糟糕。卡爾掃視了六頁簡潔的密碼,發現了一個又一個拼錯的單詞。
AP:Anonmus(Anonymous:匿名)
NH:Alligations(Allegation:指控)
GR:Reveil(Reveal:揭露)
16:Precausion (Precaution:預防)
CN:Negotianalable(Negotiable:可協商的)
DZ:Airbourn(Airborne:空運)
KJ:Assocation (Association:協會)
MY:Netralize(Neutralize:抵消,中和)
YF:Confrimed(Confirmed:確認)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個人花了很大的力氣來完成加密工作,即「操作安全」(operation security),但卻連基本的拼寫檢查都沒能做到。
不過,目前卡爾關註的是另一條線索:寄件人登錄該電子郵箱的公共圖書館。他在華盛頓特區都市區的大地圖上用別針標記了這些地點。這些別針都集中在馬裡蘭州的鮑伊(Bowie)和克羅夫頓鎮(Crofton)附近。而最接近的情報機構是國家安全局。
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是美國政府機構中最大的情報部門,專門負責收集和分析外國及本國通訊資料,隸屬於美國國防部。 © Wikipedia
美國國家安全局位於馬裡蘭州米德堡(Fort Meade),擁有數千名軍方員工,其中許多人具有密碼學背景,許多人的家在鮑伊和克羅夫頓鎮。卡爾預感到,儘管內姦自稱是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員,但他很可能來自美國國家安全局內部。這句話,以及他發送材料中的CIA通訊,可能只是障眼法。
卡爾說:”我們需要給麥克(Mac)打電話。”
傑霍雷克撥通了國家安全局反間諜部門負責人羅伯特·麥卡斯林(Robert McCaslin)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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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9年年初的幾個月裡,也就是布賴恩·裡根在負責管理美國間諜衛星的國家偵察局(NRO)工作四年之後,他的腦海中開始出現了從事間諜活動的想法。裡根在一個辦公室工作,該辦公室幫助戰場上的軍事單位獲取和使用從太空偵察收集的情報。
他在工作中感到很丟臉,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婚姻也每況愈下。從他得到的綜合評價來看,他知道自己短期內不會有升遷的可能。空軍想把他調到歐洲去,但裡根不願意,因為這對給他的家庭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當空軍拒絕了他推遲海外調動的請求時,他不得不在接受調職和一年後退役之間做出選擇。一年後,也就是2000年8月31日,37歲的他將結束20年的服役。無奈之下,他選擇了後者。
隨著退休時間的臨近,裡根對未來的焦慮變成了越來越強烈的恐慌。由於他在國家偵察局的工作範圍非常狹窄,他不確定自己能否在退役後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與他相反,他的同事們都覺得找工作相當輕鬆。攥緊了手中的稻草,裡根看到了擺脫這種不安全感的辦法:他要利用國家機密賺錢。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漸漸明白,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有時就必須打破規則。他曾偷了鄰居家的陶瓷工具,也曾在軍事入學考試中作弊。但他沒有受到過懲罰。他覺得,別被抓到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他能逍遙法外,間諜活動就是解決他的煩惱的正當途徑。
這一切似乎唾手可得的。裡根的工作之一就是幫助維護他的部門在Intelink上的網頁。他知道,在該網絡數以千計的頁面和數據庫中,有一系列美國花費數十億美元獲取的祕密。在裡根看來,Intelink是一扇通往地下室的門,裡面塞滿了等待出售給敵國的珍寶。
裡根開始探索Intelink,瀏覽遠遠超出他職責範圍的內容。在這個秋冬,他瀏覽了各種精選圖片和情報報告:一份利比亞將軍的簡介,美國摧毀深埋地下軍事基地的能力,敵國的生物戰手冊。漸漸地,他花在這上面的時間變得更長,他也更頻繁地去查看這些內容。
2002年布賴恩·裡根的法庭畫像。 © William P. Hennessy/Associated Press
在探索之餘,裡根也在學習間諜活動的相關知識。他在Intelink上搜尋分析員的報告,了解在美國歷史上,間諜是如何竊取機密並將其轉移到其他政府的,以及他們是如何被發現和調查的。他甚至從國家情報局的工作中抽出時間參加了一個反間諜課程,聽前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特工介紹反間諜案例研究。
裡根希望避免從前那些叛國者所犯過的錯誤。他對自己說,只要有足夠的遠見和計劃,他就能完美地佈置陰謀。所有那些曾經懷疑過他智商的同事和同學都不知道,他將把自己變成終極間諜。
1999年秋,裡根開始使用辦公室打印機打印他從Intelink收集而來的數百頁機密資訊。當他開始整理這些文件時,裡根仔細考慮了下一步計劃。大多數叛國的美國間諜,都是受外國政府的委託,去竊取和傳遞情報。但裡根是單幹的。他與其他國家的情報人員沒有任何關係。他要想辦法聯繫外國情報部門,推銷他所收集的情報。
他的目標會是哪些國家呢?他把目光轉向了中東和北非,這是他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關註的地區。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年裡,該地區已成為美國軍事策劃者日益關註的重點。蘇聯解體後,美國再也沒有一個需要擔心的超級大國做對手。相反,它必須應對來自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挑戰,以及一群規糢較小的對手。其中許多是石油資源豐富的穆斯林國家:伊拉克、利比亞、伊朗和蘇丹。裡根認為,這些國家都願意為這些祕密買單,以此幫助他們在軍事上對抗美國。
對此,裡根在Intelink進行搜尋。他蒐集有關中國的圖片和報導;他將「伊朗最高機密」輸入搜尋引擎,篩選搜尋結果;他又撒下一張大網,搜尋「利比亞最高機密」,他不止一次寫錯了「利比亞」;他尋找對伊拉克政權有價值的材料。裡根不僅收集資訊,幫助他相中的國家,包括利比亞、伊拉克和伊朗對抗美國,他還下載了他所能找到的有關它們鄰國(如以色列)軍事能力的所有情報。他想他的目標國家也會對這些情報感興趣。
裡根不能簡單地把這麼多的打印資料堆放在辦公桌上。他把它們儲存在一個獨立的櫃子裡。這個櫃子位於他和旁邊同事辦公室之間鄰。每隔一段時間,他就會打開櫃子,放上一捆新文件,然後再鎖起來。沒有人問他任何問題。
事實證明,這個存放方式比他想像得更安全。有一次,裡根出差,國家偵察局的大樓管理人員經過他的辦公室,想要收走閒置的家具。誰也沒說要這個櫃子,於是管理人員就把櫃子收走了。後來,當他們發現櫃子上了鎖,就用電鑽開鎖。在裡面,他們發現了上百份文件。
裡根回來後,其中一個人給他打了個電話,問這些文件是不是他的。他說是,在驚慌失措之下努力保持鎮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作人員把文件包好,全部寄回給了他。裡根鬆了一口氣,把打印出來的文件塞進了頭頂上的一個櫃子裡。這個櫃子給人的感覺更安全,即使只是因為它緊貼在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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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的一天,裡根從他的收藏裡拿出一疊文件,放到他的健身包裡,用他汗津津的運動服蓋住。下午5點左右,他關掉電腦,拿起包,走出自己的辦公室,朝大樓出口走去。
裡根的心怦怦直跳,但他在接近十字轉門時走得不慌不忙。他看了看那些在前臺轉來轉去的保安。當人們在回家的路上從大樓裡湧出來時,他們彼此閒聊著。裡根知道衛兵有權阻止任何人,以進行搜查。不管可能性有多小,他們中的一個人都有可能想看看自己的健身包,翻開衣服,發現裡面藏著的機密文件。
但保安們過去曾數百次看到他拿著這個健身包進出大樓。他們沒有理由懷疑他,於是他順利地從大門溜走了。當他走向他的車時,他不再緊張。裡根想到的是,把文件偷帶出去也太容易了。他只是人群中普普通通的一員,一個被噪聲淹沒的聲音。就這樣,他逃脫了。
裡根在辦公桌前的監控截屏。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裡根通過健身房包從辦公室裡陸續取走了幾百頁的文件,把他的藏品一點一點地轉移到了他在鮑伊鎮的地下室。這些年來,他收集的東西,漫畫書、棒球卡、動作人物等,沒有一件是能讓他發財的。現在,他終於收集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他的藏品已不再局限於文件。他把國家偵察局電腦上的資訊複製到CD上,並把訓練錄像帶帶回了家。夜深人靜,他的妻子安內特(Anette)和孩子們在睡覺,他就會到地下室去複制磁帶。
大約在同一時間,2000年4月,裡根開始製定一個計劃,推銷他偷來的東西。從他調查的間諜案中,他知道他必須與目標國家的情報機構聯繫。
裡根在Intelink上找到了利比亞情報部門負責人的姓名,並著手寫與他聯繫的信件。在介紹自己是中情局的分析員時,他強調了他願意用機密換取1300萬。當他寫完交易的詳細操作說明後,利比亞人需要用一個1-800開頭的電話號碼,以便他聯繫,並通過《華盛頓郵報》上的一則二手車廣告來告知他。這封信長達13頁。然而,起草這封信只是第一步。為了安全起見,裡根決定,他必須用密碼來傳達這封信。
在這封信中,裡根使用了一種複雜的加密方案。他首先為文本中的不同單詞指定了簡短代碼。例如,使用 「JK」表示單詞「signals」(信號)。然後,通過進一步的加密,他把這個編碼版本的字母轉換成另一串字母和數字。在另一份文件中,裡根寫下了解密信件的步驟。經過數週的艱苦努力,他找到了一種他覺得萬無一失的方法,既能接觸到利比亞人,又不會冒險暴露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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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7月,安內特和孩子們去了瑞典,裡根在地下室裡整理他成堆的機密文件。到目前為止,除了2萬多頁資料外,他還有CD和錄像帶。他坐在家裡,按目標國家對資訊進行分類,把打印出來的文件、CD和磁帶打包,準備寄給利比亞和伊拉克——他最看好這兩個國家。他把大約5000頁的文件分成另一堆。裡根認為這些是他竊取的所有祕密中最敏感的。
他把這些文件、CD和錄像帶裝在特百惠盒子裡。這裡面的資訊也是同樣非常敏感。他把這些盒子,以及其他裝不下的東西,統統裝進了垃圾袋裡,打包妥當。
7月的一個雨天,裡根開車去巴爾的摩(Baltimore)附近的帕塔普斯科山穀州立公園(Patapsco Valley State Park)。這離他家大約30英裡。公園裡的樹林鬱鬱蔥蔥,遠足小徑被雨水打濕了。裡根背著背包從車裡出來,走進了森林。
跋涉到森林深處後,裡根停下了腳步,看了看四周。這裡荒無人煙。他從背包裡拿出一把鐵鍬,開始在地上挖洞。天氣悶熱潮濕,當挖到一尺半的時候,他的額頭上已經佈滿了汗珠。他把其中一個包裹丟進洞裡,用土蓋住了洞口。
然後,他走到幾英尺外的一棵樹旁,給這棵樹打上釘子。緊接著,他把手伸進背包,拿出了一個從公司帶回家的GPS記錄儀。他在訓練演習中曾數百次使用該設備來記錄部署的防空系統的位置。他盯著記錄儀的屏幕,讀出了自己所站位置的坐標,就在他剛才用釘子標記的那棵樹旁邊,然後寫下了這裡的坐標。
裡根又去了兩次公園,把他認為高度敏感的7個包裹都埋了起來,每次都記錄下它們的坐標。
他不會為了錢而出賣這些祕密。它們的價值要大得多。這是他保命符。
﹡﹡﹡
2001年5月23日中午,裡根把腳使勁踩在油門上,駛出了他新公司的停車場。 2000年8月,他從空軍退役,幾個月後加入了國防承包公司TRW,在弗吉尼亞州尚蒂伊市(Chantilly, Virginia)的辦公室工作。 TRW計劃將他調回國家偵察局,以合同工的身份,做他以前做過的工作。但現在,他正在等著重新獲得安全許可,無所事事,因此變得疑神疑鬼。
自從去年11月他給利比亞人寄出了祕密郵件後,他一直擔驚受怕,害怕被人發現。他總擔心被人監視。最近,他習慣了坐上地鐵,然後在車門關閉前的最後一刻跳下車,看是否有人從列車上走出來跟蹤他。
這天早上,他剛上班不久,就從TRW開出車來,飛快地穿過尚蒂伊的街道,註視著後視鏡。當他接近66號州際公路的出口時,他從左車道立馬向右急轉,開上了西側的匝道。他想,如果有車跟著他,就會像他一樣突然換車道,從而暴露。他狂奔了10英裡才下了高速,開向馬納薩斯國家戰場公園(Manassas National Battlefield Park)。
進入公園後,他開上了一條單行土路。當走到半路時,他停下車,關掉了引擎。他環視四周。沒有汽車從後面開過來。這讓他感到放心。他在那裡坐了20分鐘,觀察有沒有人監視他。然而一個也沒看到。
只有一輛稀疏平常的舊皮卡駛過。裡根下了自己的車,走了幾碼路進入路邊的林地,在地上放了幾本《瘋狂》雜誌(Mad magazine)。然後他上了車,開回公司,繼續工作。沿途他停下來吃了個午飯。
那天晚些時候,他開車回公園取回了雜誌。雜誌就在他離開的地方。他確信沒有人盯上他。
他錯了。
2001年4月下旬,FBI開始對布萊恩·裡根進行為期6個月的間諜調查。最終卡爾和他的同事將截獲包裹中的Intelink文件和裡根在國家偵察局的電腦聯繫起來。當特工們發現裡根的拼寫常常出錯時,他們更加確信裡根就是他們要找的人。監視專家小組一直監視著裡根往返於TRW在Chantilly的辦公室之間的通勤情況。
如果說卡爾對裡根是間諜還有什麼疑慮的話,那麼,2001年5月23日,當監視小組觀察到裡根像個瘋子一樣從TRW開車到馬納薩斯戰場國家公園時,這些疑慮統統隨風飄散了。裡根沒有註意到有車跟著他,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當裡根把車停在土路上時,卡爾正在和一個外號叫斯米蒂(Smitty)的監控專家打電話。這個專家正在遠處監視著裡根。
斯米蒂和卡爾說:「我們抓到活的了。」
「什麼意思?」卡爾問。
斯米蒂跟卡爾講了裡根是怎麼開車的,以及他居然在前不著邨後不著店的地方停下了車。
卡爾想知道:「你在幹什麼?」
斯米蒂說,監控人員不可能用自己的車開上這條土路,因為這樣會顯得很可疑。
「那你有皮卡或者什麼別的車嗎?」
斯米蒂回答:「有。」監視小組開了一輛皮卡經過裡根的車。斯米蒂給卡爾回了電話。
「他就坐在車裡。」
這些監視結果在法庭上沒有任何價值。裡根只是落下了幾本雜誌在公園裡,過會再去拿。這並不犯法。但他的異常行為表明,他在觀察,看自己是否被人盯上了。在卡爾眼裡,這是不可否認的罪證。
2001年8月23日,在裡根回到國家偵察局的幾個星期後,他像往常一樣開車上班,並迅速登上Intelink看了20分鐘。他一邊查看中國導彈場址的坐標,一邊記下筆記。下線後,他在一個小本子上潦草地寫下了更多的筆記。他完全不知道FBI特工正在通過攝像頭監視著他。
這是裡根在一周長假前的最後一個工作日。他告訴上司,他要和妻子孩子一起開車去奧蘭多。下午4點左右,裡根驅車前往華盛頓杜勒斯機場(Washington Dulles airport),搭乘飛往蘇黎世的航班。他計劃在那裡與伊拉克和利比亞大使館官員會面,並提出監視美國的計劃。過了安檢後,他坐上了擁擠的機場接駁車前往登機口。
當車門即將關閉時,卡爾和一個同事走了進去,穿過擁擠的人群。 “不好意思,讓一讓,不好意。”卡爾一邊說,一邊向前走去。終於,兩位特工站到了裡根麵前。卡爾舉起了他的證件,說:”裡根先生,我是FBI。我們有幾個問題要問你。你介意跟我們一起走嗎?”
裡根盯著卡爾,一臉茫然。卡爾覺得他看起來像一隻泰迪熊。 「當然,」裡根回答,拿起他的行李袋。特工們把他帶出車,來到大廳。他們抓住裡根的手肘,把他押進一個房間審問,最終給他戴上手銬。
在搜查裡根時,官員們在他的右鞋的內底和外底之間發現了一張紙,上面寫著伊拉克和中國駐歐洲大使館的地址。他們在他身上和他的行李中發現的其他更莫名其妙的東西。裡根的褲兜裡裝著一個螺旋墊,上面有一頁紙,上面寫著毫無意義的13個字,如三輪車、火箭和手套等;他還在一張索引卡上潦草地寫著26個亂七八糟的單詞;錢包裡有一張紙,上面有一串字母和數字,上面寫著「5-6-NVOAI…」;行李袋裡裝著一個文件夾,裡面有四張紙,上面有三位數的手寫數字。
裡根什麼也不肯承認,他並不打算告訴調查人員這些字的意思。但卡爾知道,這些肯定是破解裡根陰謀的線索。儘管調查員們已經成功找到並捉拿裡根,他們理應為之感到高興,然而他們知道,離破案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但他們沒有料到的是,裡根被捕後,這場貓鼠遊戲仍將繼續。他們還需要兩年時間才能徹底揭開他的陰謀,將其繩之以法。
以上內容節選自《不會拼寫的間諜:有閱讀困難癥的叛徒,牢不可破的密碼和FBI追兇》(The Spy Who Couldn’t Spell: A Dyslexic Traitor, an Unbreakable Code, and the FBI’s Hunt for America’s Stolen Secrets)。
文/Yudhijit Bhattacharjee
譯/Sue
校對/boomchacha
原文/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oct/26/spy-couldnt-spell-how-biggest-heists-us-espionage-history-foiled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Sue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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