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稱武漢肺炎為人類「新的歷史分界線」

弗里德曼

文:吳承義

2020年3月17日,《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我們新的歷史分界線:「新冠前世界」與「新冠後世界」》,闡述了新冠肺炎對美國和世界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應對。

托馬斯·弗里德曼(1953年7月20日生),是一位猶太裔美國新聞記者、民主黨人、專欄以及書籍作家,普利策新聞獎三屆獲獎者。

作為一名當代世界級的「思維輸出者」,他對世界的洞察不能不察。故對其文主要觀點進行整理提煉,並將全文譯出,以饗讀者。

主要觀點

  • 認為新冠肺炎的爆發歷史意義重大,可能成為類似「公元前和公元後」那樣的歷史分期的新起點, 即C-Before Corona 和A.C. —After Corona。【老弗有點危言聳聽、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味道,但必須承認的是,他的直覺很敏銳。在疫情那頭,他似乎覺察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就在前方。我們權當他是個whistleblower吧。】
  • 用指數的概念來理解病毒的擴散危險性,但同樣期待指數力量帶來的治療可能性。
  • 借用Michele Gelfand教授提出的「緊密型社會」(tight society)和「鬆散型社會」(loose society)的文化差異理論框架,來解讀當前不同國家抗擊疫情所採取的不同策略,並簡述了這種文化差異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 指出文化的類型與抗疫的效果密切相關,其中「緊密型文化」在應對流行病威脅方面顯現了明顯更高的效率,強調嚴格的規則和秩序可以拯救生命。
  • 呼籲「鬆散型社會」美國要儘快「收緊文化」,同時要「放鬆錢包」,加大抗疫投入。


我們新的歷史分界線

——「新冠前世界」和「新冠後世界」

(2020年3月17日,紐約時報)

在冠狀病毒危機爆發之前,我正準備寫一本有關21世紀政黨的書。但是鑒於這一全球性流行病的發生,不管你目前在寫什麼非小說類的大作,顯然都要把它擱置一邊。我們正處在「新冠前世界」和「新冠後世界」的縫隙中。我們尚未開始完全了解這個「新冠後世界」將會是什麼樣子,但這裡已有一些我正在關注的趨勢。

未知的未知

2004年,我寫了一本書,名叫《世界是平的》,講述的是日益增長的全球性互聯。自那以後,世界變得如此地更加平坦和相互聯繫。真邪門,當我開始寫那本書的時候,「臉書」(Facebook)才剛剛啟動;「推特」(Twitter)只是一種聲音;「雲」(cloud)依然還飄在天空中;「4G」是個停車的地方;「領英」(LinkedIn)是一座監獄;對大多數人來說,「應用」(application)是你發給大學的東西,「Skype」是個打字錯誤,「大數據」(Big Data)是位說唱明星。而「蘋果手機」(iPhone)仍然是史蒂夫·喬布斯的「祕密寵物計劃」。

所有這些連通性工具,在2004年後呈現爆炸式增長,並真正連接了世界,全球貿易和旅遊更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的星球不僅相互聯繫,而且相互依存,甚至在許多方面還實現了融合。

這推動了大量的經濟增長。但這也意味著,當一個地方的情況變壞時,麻煩會比以往傳播得更遠、更快、更深、更容易。所以,一隻攜帶病毒的蝙蝠在中國咬傷另一隻哺乳動物,那隻哺乳動物在武漢野生動物市場被出售,然後它用一種新的冠狀病毒感染了一位中國用餐者,於是幾週後所有公立學校都關閉了,而我則在貝塞斯達(Bethesda)躲著人走路,與周圍每個人都保持六英尺距離。

但恰因為此,這場病毒危機遠沒有結束。太陽計算機系統公司(Sun Microsystems)聯合創始人、計算機科學家比爾·喬伊(Bill Joy)這樣對我說:「過去的幾個星期實際上並不令人驚訝,這期間流行病如何傳播也是可以預測的。但現在我們的處境已經是,我們所有的聯鎖系統,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反饋迴路,卻都在以不可預測的方式關停了。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隨機和混亂的後果,比如醫護人員無法照顧孩子。」

指數的威力

對人類來說,最難理解的事情之一便是指數的力量——某樣東西持續不斷地翻倍再翻倍,就像流行病一樣。大腦就是無法理解,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封鎖,美國5000確診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會以多快的速度爆發成100萬例。

這裡有個簡單的方法來解釋我們所面臨的指數威脅。這是一種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經常破產的房地產開發商可能理解的方式。比爾·喬伊也做過這樣的解釋:「這種病毒就像一個放高利貸的人,每天收取25%的利息。我們借了1美元(即第一個出現在這裡的冠狀病毒),然後我們瞎搞了40天,現在我們欠款7500美元。如果我們再等三個星期去付款,我們將欠下近100萬美元。」

這就是為什麼每天努力降低感染率,儘可能檢測每個人意味著一切。輸掉這場戰鬥,就是輸掉這場戰爭。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關注的唯一數字不是美聯儲的利率,而是重症患者的數量與全國需要護理他們的綜合醫院和ICU床位的數量之比。如果第二個數字能在病毒高峰期與第一個數字相匹配,我們就沒事了。如果不能,我們將在大流行的基礎上迎來大混亂。

指數的優勢

然而,還有另一個指數可能最終會拯救我們:摩爾定律。該定律由英特爾公司的聯合創始人戈登·摩爾(Gordon Moore)在1965年首先提出,認為計算機的速度和處理能力將每兩年翻一番,因為越來越多的晶體管可以穩定安裝在芯片上。

為了說明摩爾定律讓各種事物變得更好、更聰明、更快的力量,英特爾公司讓工程師們提走一輛1971年版的大眾甲殼蟲,試著計算如果汽車以與芯片自1971年以來改進的相同指數速度改進,它今天會是什麼樣子。英特爾工程師們的最佳猜測是,今天的大眾甲殼蟲汽車時速將達到30萬英里,每加侖能跑200萬英里,價格為4美分。

這就是指數在工程上的優勢力量——它可能就是那種也能幫助我們快速獲得冠狀病毒治療和疫苗的指數。

正如印度班加羅爾的一家獨立研究中心——塔克莎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所長尼廷·派(Nitin Pai)週日在livemint.com網站寫道:「計算機技術和合成生物學的進步,徹底改變了病原體的檢測和診斷,以及疫苗的設計和開發過程,使它們遵循摩爾定律式的循環。最近的流行病,從非典開始,包括H1N1、埃博拉、寨卡以及現在的新冠病毒,將把更多的人才和智力推向生物和流行病科學領域。」

但是夠快嗎?哈佛肯尼迪學院公共領導中心(Harvard Kennedy School’s Center for Public Leadership)的研究員高塔姆·穆昆達(GautamMukunda)指出,即使在超級計算機時代,「我們仍然沒有針對艾滋病毒或瘧疾的疫苗——這兩種我們已經抗擊多年的廣泛傳播的重大疾病。毫無疑問,科學將會發展到我們可以快速開發新疫苗的程度;但問題是,這仍然非常非常困難。」

這場流行病會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的文化或政治嗎?

我非常清楚共和黨政客們今年在競選中不會講的一個笑話。這個笑話是他們經常用來抨擊深層政府(deep state)和政府官僚的,對觀眾來說笑點在於「嗨,我來自政府,我是來幫忙的。」

我們會度過這場危機,因為在我們的深層政府、我們的大政府(Big Government)裡,有著深厚的天賦和無私的承諾。科學家、醫療專業人士、減災專業人士、環境專家雲集,所有這些人都是特朗普試圖清除的對象。但是此時此刻,我支持大政府和大製藥(Big Pharma)來拯救我們。

在這一切結束之前,我們的政治文化也可能改變。我的朋友,馬里蘭大學的米歇爾·蓋爾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規則制定者與規則打破者:緊密和鬆散的文化如何連接世界》一書的作者。

在上週《波士頓環球報》的一篇文章中,蓋爾范德回憶道,她和同事幾年前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文中他們根據國家在多大程度上認為規則重於自由,將國家分為「緊密型」(tight)和「鬆散型」(loose)兩種類別。論文寫道:「像中國、新加坡和奧地利這樣的緊密型社會有許多管理社會行為的規則和懲罰。這些地方的公民對旨在強化良好行為的高度監控習以為常。而在美國、意大利和巴西等國家,鬆散的文化有著較弱的規則,並且更加寬容。」

她認為,這些緊密性和鬆散性的差異並不是隨機的:「法律最有力、懲罰最嚴格的國家往往是那些有饑荒、戰爭、自然災害以及病原體爆發歷史的國家。幾個世紀以來,這些災難頻發的國家已經認識到無輕鬆路可走:嚴格的規則和秩序可以拯救生命。與此同時,一些鮮有面臨威脅的文化——比如美國——則享有保持鬆散狀態的奢侈。」

蓋爾范德說,顯而易見,「像新加坡和香港之類著名的『緊密型』社會,已經展示了對新冠肺炎最有效的反應。」

與此同時,我們在白宮協調方面做得不夠;還有一些不計後果的公眾人物,如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肖恩·哈尼蒂(Sean Hannity)、勞拉·因-格雷厄姆(Laura In­graham)、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凱萊恩·康威(Kellyanne Conway)、德文·努內斯(Devin Nunes)以及特朗普本人,最初將病毒的潛在影響淡化至最低,或將政治動機歸於那些拍桌子要採取行動的人。這些因素加劇了我們所有人面臨的風險。

因此,蓋爾范德總結道:「在所有的不確定中,我們需要記住,病毒的發展軌跡與冠狀病毒性質的關係,和它與文化的關係是一樣的密切。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鬆散的文化設定需要做一個大轉變。」

二戰期間我們「最偉大的一代」做到了。但是我們現在可以嗎?

唯有慷慨才能拯救我們

有數以百萬計的企業主和雇主投資於長期資產。他們以為這些以借貸換得的資產會升值——股票、公司、房子、餐館、商店。可是那些錢他們現在卻無力償還。

因此,我們不僅需要美聯儲支持銀行防止全面崩潰,我們不僅需要銀行重組債務,我們還需要把新的現金投入所有員工的口袋,讓他們在最後一份薪水用完後還可以吃飯。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國會正迅速採取這樣的行動。

我們越是同時收緊文化、放鬆錢包,我們在「後新冠」時代的社會就會愈加強大、愈加友善。

(吳承義譯)

Modified on 20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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