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7 月 16 日

哈耶克對「 民主」的批判

文: 北遊

一、哈耶克的警示

這個世界很多人對於「 民主」,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即使在津巴布韋南非、委內瑞拉、海地等等國家移植了西方國家類似的民主制度之後陸續陷入困境、乃至崩潰之後,依然深信不疑,幻想民主制度能夠解決他們期望解決的那些問題。

這種自欺欺人的現象實在是讓人費解。

實際上,從古至今,我們這個地球上對於政治哲學有著深刻見解的那一批最偉大的思想者們,包括亞里士多德、托克維爾、阿克頓勳爵、艾德蒙·柏克、哈耶克等,都曾經對民主制度可能產生的對於政治秩序和個人自由的侵害,做出過充分的、睿智的、極富洞察力的論證。

其中,哈耶克的論述尤為精彩。

哈耶克在1979年出版的《法律、立法與自由》第三卷中,就「 先知般的」明確指出,非西方國家在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種種嘗試,很大可能會遭遇失敗。

哈耶克

他說:

「 這些新興國家甚至連一個與歐洲國家長期信奉的法治理想略具相似的傳統都沒有。

據此,我們可以說,這些新興國家實際上只是從歐洲國家那裡移植了民主制度而已,但是它們卻沒有這些民主制度所預設的信念和觀念作為它們堅實支撐。而在成功的民主制度中,正是這些傳統和信念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製約了多數權力的濫用。 」

哈耶克所說的信念和傳統是什麼呢?

自由!

二、西方的傳統是自由,民主是「 異類」

在西方文明的歷史長河中,自由才是貫穿始終的最為核心的理念,民主從來就不是一個價值排序靠前的中心概念。

按照哈耶克的話來說,「 民主」及其寓含的理性主義思潮只是「 歐洲思想發展某個特定階段的片面的誇張之物」罷了,是近代在歐洲橫空出世的產物,從來就不是西方文明真正的傳統。

但是,這卻並不妨礙「 民主」卻在近代神奇般的變成了西方國家的主要標籤。

非西方國家的人,包括大多數中國人,一提到西方國家,不管是褒獎還是抨擊,都會想當然的把民主的帽子扣在他們頭上,這種錯愕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我再強調一次:民主是西方文明發展歷程中出現的一個「 異類」,從來不是主流,自由才是核心和傳統。

哈耶克認為,正是因為西方國家有自由的信念和傳統,歐美人會以「 默會」的方式,甚至無須法律具體規定(英國就沒有成文憲法),人們就會自覺遵循這種傳統和原則,這恰恰是抵禦民主帶來的多數暴政傾向的基本前提。

歐美人之所以在近代很少再把自由單獨拿出來說明,不過是自由已經成為他們文化基因的一部分,而無需特別強調。

但是在非西方國家,情況卻完全不同。

在近代非西方國家對西方文明或主動或被動的學習和吸收上,大多數走入了一個誤區。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中說到:

「 那些來自較不發達國家的、承擔這向其人民傳播理念之使命的人士,在接受西方訓練的過程中,所習得的並不是西方早先構建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發的各種替代性方案的夢想。此種發展趨勢,甚為不幸……

並不是西方歷史發展的所有成就都能夠或應當被移植與其他文化基礎之上的。 」

哈耶克在這段話中明確指出,近代非西方國家都把類似於民主這樣的替代性方式,錯誤的當做了西方的傳統,而照單全收,這是錯誤的開始。

1964年,哈耶克在日本做演講時,直言不諱的告誡日本思想家們:

「 當日本思想家們開始研究歐洲思想發展過程中不同思潮的時候,特別容易為那些似乎代表了最極端且最明確的唯理主義學派所吸引,而忽視了較為低調且比較平實的西方傳統… …

而這種傳統在創建歐洲文明的基礎,尤其是在構建自由主義的政治秩序方面做出了更大貢獻。 」

被哈耶克不幸言中,如日本思想界這樣在近代吸收西方思想和文明的過程中走入誤區的,把民主而不是自由當成了西方的傳統,可能是近代發生在非西方國家的普遍現象。

三、自由品格是從事政治的前提性條件

那麼,西方的自由傳統在具體的政治事務上,其體現是什麼呢?

這先要搞清楚,自由這個概念在西方文化語境中的真正含義。

我反復強調過,西方的自由不是指恣意妄為,什麼都可以做。

西方的自由是說人有理性,有能力選擇不去做壞事,不想做什麼就能夠不去做什麼,從而超越於動物之上,顯示出人的高貴和獨特。

所以,在古希臘城邦,「 自由人」之所以政治地位高於奴隸,是因為他們具備相當程度的理性意識,能夠擺脫動物性的束縛,做高尚的、正確的事情,能夠承擔政治責任。

而奴隸們做不到,他們經常有不受控的野蠻行為,跟動物一樣,所以不是「 自由人」,無法承擔政治義務和責任。

所以亞里士多德才說,人是政治的動物。

他說:

「 凡脫離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隻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祗」

「 奴隸制對奴隸來說是件好事,因為沒有主人,奴隸就不會知道如何過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說,在早期的西方文明中,自由是和責任、義務相聯繫的概念。

那些自律的、能夠自我管理的人才叫「 自由人」,不是隨便一個阿貓阿狗就能稱其為自由人的。

不管我們今天如何看待這種觀點的對錯,這些歷史事實的存在都無可辯駁的說明了在西方的傳統裡:自由是一個人能夠從事政治活動的基本前提。

這才是西方真正的自由傳統,全世界獨一份,在其他任何一個文明類型中,都找不到這種傳統。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不但知道,西方真正的傳統是自由,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自由傳統在一個國家的政治秩序中極為重要,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性條件。

四、為什麼沒有自由傳統,移植民主制度會失敗?

設想一下,如果在一個國家裡,人們普遍沒有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的自由傳統,如果冒然移植民主制度,會出現什麼情況?

我之前撰文寫到過發生在津巴布韋的情況。

黑人群體會憑藉人數上的絕對優勢,利用民主制度不斷侵蝕白人的權益,甚至立法剝奪白人的農場和私產,最終導致經濟和秩序上的全面崩潰。

而南非,也正在布其後塵。

再來看看曾經富得流油的委內瑞拉。

學界公認,查韋斯和馬杜羅的國有化和高福利政策是導致委內瑞拉經濟崩潰的主因。而查韋斯和馬杜羅都是通過民主制度被委內瑞拉人民選舉出來的。

委內瑞拉的世紀大崩潰和人民的困境,很難說跟委內瑞拉人民普遍的短視和對高福利毫無節制的渴求、對不勞而獲的思想的放任,脫得了乾系。

按照我之前所闡述的自由理念,可以清晰的看出,這些國家的人民普遍沒有自由的品格和理念,這導致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於多數暴政的發生毫無抵抗力,總會陷入民粹主義的泥沼而無法自拔。

甚至在法國這個在近代最早拋棄自由傳統的西方國家,也出現了長期政體不穩、騷亂不斷的情況。

這些發生在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事實充分證明了,無論是非西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自身,如果國民普遍欠缺了自由的信念和原則,其移植民主制度的嘗試大多數都會最終走向失敗。

五、哈耶克並不反民主,哈耶克反對的是「 民主主義」

可能很多人會拿日本和韓國來舉例,證明民主制度在非西方國家也能成功,我想請這些人去仔細研究下日本和韓國在近代發生了什麼再來反駁。

實際上,日本和韓國恰恰是在威權統治下,在本國國民被外來的、或明或暗的強力管治下,在強行嫁接了自由的信念和原則之後,才產生了對於民主制度的良好適應性,而不是相反。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哈耶克對於「 民主」疑慮重重,就以為哈耶克反對「 民主」,那就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冤枉哈耶克了。

他說過:

「 即使我們現在所擁有的那些特定的無限民主制度最終被證明是一種失敗之舉,這也未必意味著民主本身是個錯誤,而只能夠表明我們嘗試或實踐民主的方式發生了偏差。」

哈耶克並不反對民主,他反對是在近代「 魔術般的變成包治百病的萬能之藥」的那種「 民主主義」。

從概念本身來說,個人的自由才是終極價值,而民主只能是實現自由之工具,我們不能把工具當做價值。

當民主這個手段能夠有效保證和實現個人自由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民主是好的;當民主這種手段失效時,甚至走向了子自由的反面時,我們就應該反對之。

沒有自由,民主一錢不值。

當民主被現代人抬到了高於自由的地步,「 多數裁決」變成了真理本身,「 民主」從工具異化成了不容質疑的價值,變成了「 民主主義」,那麼自由的喪失就是毫無懸念的結果。

因為在哈耶克看來,無論是個人專斷還是多數人專斷,都屬於人的意志專斷,都是人的理性自負。通俗的說,就是多數人的決定未必就是正確的,說不定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而多數人決定造成的災難比之獨夫專制更加不可控。

對於保守主義者的哈耶克來說,智慧蘊含在審慎節制的自由傳統之中,而不是人類對於自身擁有「 超級頭腦」的盲信之中。

如同哈耶克在1964年就告誡日本人的這段話:

「 在我們學會認識理性在安排社會事務方面所具有的恰當限度之前,始終會存在這樣一個大危險,即在我們力圖把我們所認為的某種合理模式強加給社會的時候,我們會把種作為逐步改進之主要條件的自由給扼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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