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巨「埋兒奉母」的背後

二十四孝

文: 言九林

說一說「郭巨埋兒」。

先略說一下事情的真偽。

「郭巨埋兒」是傳統文化二十四孝裡的一個故事。 「二十四孝」的名目,出自元代人郭居敬之手。此人在鄉間做私塾老師,從古人中找出二十四個盡孝的事,編為《二十四孝詩》,拿來教育孩童。

經郭居敬之手改編的「郭巨埋兒」,大致情節是:漢代人郭巨「家貧」,窮的叮噹響,有一個老母親和一個三歲的兒子。老母親經常將自己的食物省下給孫子。郭巨就對妻子說,家裡窮,無法同時供養母親和兒子,不如把兒子埋了吧。兩口子商量妥當,就出門挖坑,卻意外挖到一釜黃金,釜上面還刻著字,說這些黃金是蒼天被郭巨感動所賜,「官不得取,民不得奪」,誰也不準搶。然後,得了黃金的一家四口,快樂地生活在了一起。

河南洛陽出土北魏石棺中雕刻的「郭巨埋兒」,老母端坐在床,餘者皆是郭巨夫婦,共刻畫了埋兒、得金、奉母三個情節。

其實,在漢代人劉向編寫的《孝子傳》裡,郭巨並不是一個窮人,而是「甚富」。他在父親死後,「分財二千萬」,將豐厚的遺產全部送給了兩個弟弟,然後帶著妻子與老母親,寄居在鄰居一座荒廢的凶宅裡,那黃金正是從這凶宅中挖掘所得。與黃金一同出土的,還有一張鐵券,上面寫著「賜孝子郭巨」。郭巨拿了黃金要還給宅子的主人,主人看了鐵券後不敢要,且將情況報告給了官府。官府看了鐵券,遂將黃金判給了郭巨。 (據茆泮林《古孝子傳》所引)

這個原始版本的故事,留下了太多引人深思的細節。比如,郭鉅作為長子,為什麼要把本該屬於自己的家產全部送給弟弟?即便是贈送家產,是否有必要做到分文不剩,使自己落到寄人籬下的程度?兩個弟弟坐擁巨額財富,為何不奉養老母,反坐視老母跟著郭巨受苦?那刻字的鐵券,是否有可能是郭巨自己偽造,目的是藉鬼神之言,來佔有從他人宅中挖出的黃金? ——這並非毫無可能的事情,它意味著從兄弟分家開始,整個「埋兒奉母」的故事,都可能是一場刻意的策劃:他們先得找一個理由住進鄰家的荒宅去挖取黃金,還得找一個理由將黃金據為己有。奇異的分家、費解的奉母、激進的埋兒,都可以在這種可能性中,得到一個大體合理的解釋。

這些細節,凸顯出的,是事件的複雜性。

那些想要拿「郭巨埋兒」來做孝道宣傳的人,自然不會滿意這種複雜性。宣傳需要的,是簡單粗暴與不容置疑。劉向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郭鉅的故事發生在他所處的時代,是流傳甚廣的傳奇,對情節動大手術不太合適。劉向之後的宣傳者們,就沒了這種顧慮。於是,晉代人干寶刪掉了荒宅得金的情節,將挖出金子的地點改作野地;元代人郭居敬刪掉了兄弟分家的情節,將家富改作了家貧。

越是簡單粗暴的宣傳,越容易引來效仿者。據《南史》記載,在宋文帝劉義隆的時代,會稽有一個叫做「郭世通」的人,十四歲沒了父親,留下一個繼母。成婚後,「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妻子生了個男孩,郭世通擔憂養了孩子就養不起繼母,就學郭巨,把孩子給埋了。

「郭巨埋兒」這個故事中,最最引人深思的問題,是自西漢而下的歷代朝廷,和劉向、干寶、郭居敬這些體制內讀書人(或被體制洗腦的讀書人),為什麼要宣傳這種滅絕人性的「孝道」?

個人的理解是:宣傳「埋兒奉母」,是因為現實中有太多的「埋母奉兒」

之前的《愚國者商鞅,愚民者韓非》一文,剖析過秦帝國的以法治孝與不孝成災。大意是:

統一六國後,秦帝國將「不孝」定重罪,大力推行「以法治孝」,秦律針對「不孝罪」的刑罰非常嚴厲,使孝在秦國成了一種絕對義務。但這種做法,並非對商鞅「剷除六蝨」的政治理念的背棄——商鞅將禮樂、詩書、良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列為毒害國家的「六蝨」,認為只有剷除這「六蝨」,兵民才會樂於被國君所用,國家才會強盛——相反,嚴酷的「以法治孝」,是在給商鞅的治國之道打補丁

為了加強控制與汲取,商鞅用律法破壞了秦國原有的聚族而居的傳統(「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家中有兩個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賦加倍徵收),導致大家族消亡、小家庭遍地。這種變化,產生了兩種後果:

(1)小家庭面對官吏及其所屬機構的盤剝時,嚴重缺乏抵抗能力。面對變故(比如災荒、疾病)時,抵禦能力也比不上聚族而居的大家庭。秦帝國還推崇「民愚則易治也」,主張「國富而貧治」,致力於使小家庭長期生活在最低限度的溫飽線上。這會促使小家庭盡可能地將財富留在手上,而不是慷慨地拿出來供養已分家的父母。

(2)所有的道德滑坡,都始於政治滑坡。上位者鄙棄良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等等,將之視作必須清除的「六蝨」,普通秦人的道德觀念,也會很自然地隨之下降,進而影響到秦人的家庭倫理,使之不願意供養父母。

於是,就有了賈誼所總結的秦人「慈子耆利而輕簡父母」,意即為了將有限的資產拿來養兒子,秦人往往選擇偷工減料贍養父母,甚至放棄贍養。借給父親一柄耕具,會流露出恩賜的表情;母親拿了簸箕笤帚,就站在那裡斥責,成了極常見的景象。

對秦帝國的統治者來說:

(1)將數十上百人的大家族打散為三四人的小家庭,將這些小家庭控制在貧困線上下,是其用以維持統治穩定、不容更改的國策。
(2)民眾的養老問題關係到社會穩定,老頭老太太如果覺得徹底沒了活路,是有可能鋌而走險的;所以得給它們製造一種希望。
(3)這種希望,不能由朝廷出錢出糧來提供,朝廷只對汲取感興趣,它至多只願意對老人做一點像徵性的賞賜。

那怎麼辦?當然是製定嚴刑峻法,強迫那些被秦政逼上「慈子耆利而輕簡父母」之路的秦民去盡孝。所以,秦帝國的以法治孝,究其實質,乃是國家只願意執行自己的權力、擴張自己的利益,卻不願承擔自己的責任、履行自己的義務。也就是漢初人賈山所謂的秦帝國「無養老之義」,錢撈得很歡,事一點不辦。

嚴刑峻法並不能讓秦民變成孝子。政策不允許秦民回到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他們脆弱的抗風險能力就不會得到提升;朝廷的兇猛汲取讓這些小家庭無法有效地積累財富,他們就會始終面臨一個養兒子還是養父母的選擇困境,出於「經濟理性」,絕大多數秦民選擇了養兒子,選擇了「慈子耆利而輕簡父母」。

但,針對「不孝」的嚴刑峻法,可以安撫老人之心,給予其莫須有的期望,減少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這種「輕簡父母」的風氣,在秦帝國滅亡之後也沒有得到改善。漢帝國的開國功臣陸賈退休回鄉後,為了能有一個好的晚年,先是將千金平分給了五個兒子,以博取他們的歡心,卻又將車騎、侍者、寶劍等財富留在自己身邊,且聲明自己將在兒子們家中輪流居住,將來死在誰家裡,這些財富就歸誰所有。陸賈這種養老自救,正是為了對抗自秦帝國沿襲而來的不孝之風。

漢承秦制,同時也吸取了秦的教訓。

在養老問題上,政策的繼承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1)繼續以政策打散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出土的居延漢簡和張家山漢簡顯示,漢代家庭主要是由夫婦與子女構成的四五人家庭,父子同居、兄弟姐妹同居者很少。也就是說,漢民的抗風險能力並沒有得到改善。

(2)對民眾仍實施高強度汲取。賈誼在給漢文帝的奏疏裡說,漢代立國四十年了,民間仍然沒有積蓄,「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雨水失常,百姓就要餓肚子,「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年成不好,百姓就要賣兒賣女。漢景帝的寵臣晁錯也說,本朝的農夫一般是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這些家庭還要承擔給政府砍柴燒炭、修房子等工作,還要服徭役,一年四季忙忙碌碌不得休息。一旦遭遇水旱之災,或者政策變更,就要「賣田宅鬻子孫」,必須賣房子賣兒女才能活下去。所謂「三十稅一」之類的故事,只能用來裝點「文景之治」的虛名,並不能讓民眾免於在養兒子還是養父母之間艱難抉擇。

(3)繼續以嚴刑峻法逼迫民眾盡孝。張家山漢簡出土的《二年律令》裡,子女​​毆打(祖)父母、被(祖)父母控告不孝,將被「棄市」處死。相似的行為,秦律中的規定是刺面後罰為「城旦舂」,也就是抓去勞動改造。

改善之處,則是漢帝國以皇帝的名義,頒布了更多關於褒養老人的政策法令。比如著名的漢文帝《養老令》,賜給八十歲以上的老人二十斤肉、五斗酒,九十歲以上加賜二匹帛、三斤絮。同時還以「舉孝廉」等手段,以利益引誘的方式,來鼓勵民眾對老人盡孝。郭巨「埋兒奉母」的故事,即產生於這樣一種背景之下。

顯而易見,只要漢帝國對秦政的三點繼承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無論拿出多少「埋兒奉母」的故事來做宣傳,民眾還是只能繼續糾結是養兒子還是養父母,且絕大多數會像他們的先人一樣,選擇放棄或部分放棄父母,將養兒子放在更前列的位置。

朝廷也很清楚這一點。建元元年,還沒有走向全面暴虐、還沒有啟動無休止征伐的漢武帝,曾在詔書裡承認,「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天下的子女們,都是願意孝順老人的,只是迫於沉重的公事負擔,和貧窮困苦沒有積蓄,才使得孝心缺失。但,明白是一回事,能不能改又是另一回事。在之後的歲月裡,明白人漢武帝不但沒有給漢帝國的百姓提供向父母補上孝心的機會,反而以自己的「雄才大略」造就了一場「天下戶口減半」的浩劫。

北宋郭巨埋兒磚雕

只講權力與汲取、不講責任與義務,也自秦漢而下至於明清,成了秦制帝國一種通用的治國之道。連中國歷史上以「仁宗」為廟號的皇帝趙禎,也將這種治國之道玩得純熟。在他的時代,本該由政府承擔的衙前之役(管理府庫、押送綱運、督收賦稅、追捕盜賊等),卻被攤派給了符合朝廷所定資產標準的普通民眾,凡攤上者鮮有不家破人亡,成了一種人人聞之色變的瘋狂汲取。景祐年間,大臣韓琦寫了奏疏對他說,天下百姓為了逃避這種汲取,他們不惜:

「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

他們分家,他們免費將田產送人,他們自殺,他們逼著寡居多年的老母親改嫁……如此種種,都是為了讓家產少於朝廷制定的標準,免於家破人亡。自嬴政到趙禎,一千多年過去了,民眾始終只能在兩害相權取其輕裡輾轉騰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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