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的斧頭:一代人的精神困境

顧城

文:言九林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顧城是一種非常奇異的存在。

輿論對他總是「不忍責備」。27年前的10月8日,這位「童話詩人」在遙遠的新西蘭激流島上,砍死妻子謝燁後自殺而亡。對於此種暴戾,當年的媒體責備甚少,以至於謝燁之母曾發出不平的悲鳴:

「明明是殺了人,居然還有人專門作『悼念』,願他『安息』;明明是從背後活活地劈殺了我的燁兒,卻說成是什麼『殉情』,……明明是一件殘酷的血淋淋的凶殺案,卻弄出『水仙子』、『女兒國』、『絕唱』什麼的花花綠綠的東西來!……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燁兒頭上的斧頭,如今天天在砍著我的心,我的頭!」

時過境遷20餘年之後,謝燁母親的控訴仍然成立。無論當年,還是今天,嘈雜的悼念、追思聲中,「不忍責備」始終占據主流。譬如某與顧城同時代的女詩人撰文感嘆:

「我選擇了一種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顧城比我更詩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餓肚子,也不能忍受紅塵。」

所謂「更詩人」,大約正是輿論20餘年來對顧城「不忍責備」的主因之一。「更詩人」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形態,女詩人沒有細說。不過,顧城自己有一番解釋。1986年10月,他在灕江詩會上講過這樣一段話:

「偉大的詩人都不是現存功利的獲取者,他們在生活中一敗塗地,而他們的聲音,他們展示的生命世界,則與人類共存。」

這種帶有「強烈自我犧牲精神」的自我表述,使人膽戰心驚。歷史經驗俱在,那些不斷強調自己為「全人類」做出了多少貢獻與犧牲之人,往往也恰是「一個個具體之人」的噩夢。他們沉浸在「為全人類謀福利」的虛幻的道德快感之中,被他們裹挾的一個個具體之人,則成了這道德快感下的齏粉。當然,顧城只是一個能量有限的詩人,他的這番話,只是站在一種「自我犧牲」的道德高地,將自己對具體現實生活的極度冷漠,和對抽象精神世界的狂熱迷戀,刷上一層使人目眩的聖光。真正的好詩人,既不必為自己營造道德高地,更不必將現實生活打入另冊;愛世界的第一步,是愛自己、愛家人和愛鄰居。

與顧城有過密切交往的德國漢學家顧彬,曾如此描述和理解詩人對現實生活的冷漠與痛恨:

「謝燁需要衣服,顧城又一步都離不開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區的一家時裝店,他一聲不吭地坐在地上,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比生活的具體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飯,他後來總是說,在他看來毫無實質」;「顧城談到他的矛盾:被母親慣壞了,他貪愛卻不願給予。他有賈寶玉情結,像是《紅樓夢》的主角那樣,對他來說少女的世界是純潔的,他想活在其中卻做不到,因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無所事事才顯得美,因而他要求謝燁什麼都不干,呆在家裡,也不去看電影。」

由顧彬的這兩段回憶,不難窺見顧城夫婦後來的悽慘結局。一方面,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顧城對謝燁有著無盡的依賴;另一方面,詩人又奢望謝燁能夠融入其虛構的理想世界,成為其中的一個關鍵角色。前者要求謝燁全盤負責詩人的衣食住行,以及幫他整理、出版作品。離開謝燁,意味著詩人將喪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也無法繼續創作。後者卻「要求謝燁什麼都不干,呆在家裡,也不去看電影」,因為「女人只有無所事事才顯得美」。

這種衝突,時刻存在於顧城夫妻之間。顧彬說,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們去顧城家做客:

「謝燁很高興,因為她又可以燒菜了,不是來了客人嘛。在新西蘭顧城不准做飯,規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

不許做飯燒菜尚在其次。詩人甚至不允許妻子過一種「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

「塞穆兒寄養在一戶毛利人家,當親兒子一樣。他早就被送去了,顧城討厭這孩子,……謝燁臨死前的幾天總是問她在新西蘭的朋友,是自己還是孩子死了的好。她總是想方設法與孩子在一起。顧城離開北京到明斯特前愛上一個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蘭開始纏她。謝燁給她出了機票,一個冬天都把丈夫讓給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顧城曾說,謝燁是他在人群中的一見鍾情。但顧城後來另有了「英子」,謝燁據說也另有了一位「大魚」。謝燁還曾把英子接到激流島上,三人共同生活。此種糾紛被當年的媒體爆炒,但事情發展到這種程度的內在邏輯,則始終模糊不清。時隔多年再來回看,這段情感糾紛的實質,或許正是:謝燁終究無法滿足詩人分裂的需求,無法既扮演俗世事事操心的保姆,又充當詩人精神世界裡虛構的那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女神。

在給母親的最後一封信中,謝燁如此寫道:

「其實我是個俗人,一個女人而已,真不該鬧什麼事業的。人間事對我來說像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木耳(筆者註:顧城夫婦的孩子),事業是可笑的。我是個好人,應該有好報才對。」

謝燁是個好人,一度「好」到願意與「英子」分享顧城。在「英子」視顧城為神經病棄之而去後,謝燁還曾做過說客,嘗試讓二人和好。謝燁為什麼這麼做?顧彬的判斷或許是對的——謝燁「一個冬天都把丈夫讓給她(英子)」,是為了讓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因為孩子,夫妻二人常爆發尖銳衝突,顧城曾「威脅說要傷害他(孩子)」。顧城也多次毆打謝燁,毆打的肇因,謝燁不說,身邊親友也無從得知,但傷口是清晰的,很多人見過。

然而,當謝燁終於決定終止這段婚姻時,顧城終於不得不從「暴君」的位置上走下來,以一種乞求的姿態嘗試挽回。他精神世界裡的「英子」已經消失,斷不容世俗生活的支柱再次坍塌。於是,在顧城姐姐顧鄉的採訪記錄裡,出現了這樣一幕奇特的情景:

「顧城最後和謝燁每天寫孩子。寫到最後,就是星期四晚上,他就受不了了,他覺得傷心得受不了。然後他就說他再也不寫了,就停止了,就不寫這個東西了。……就是顧城說,謝燁給他打字(電腦打字)。他就是說得感覺特別好,你知道吧,說得進入一個氣氛……然後就是特別可憐,然後星期四晚上之後,他就覺得不行了,他太傷心了!好像又都回去了,本來他以為他能把什麼都度過去,結果有度不過去的感覺。他就不寫了,他說寫東西太可惡了,走火入魔了,他說……就是因為一直有一個事情,就是謝燁有一個朋友,今天已經到了。他就特別緊張。顧城就想他能度過去。然後他就想他怎麼才能度過去。覺得他跟謝燁那麼習慣,就好像最後一個晚上,他覺得謝燁又全回去了,覺得到處都是謝燁。然後——這又加上了我的一些想法。其實——就是……他就想呵,離婚,他說辦離婚,離婚之後,他就覺得謝燁就離開他了。他說這樣心理上好像也有一個支持,好像自己也能鼓勵自己一下,就能把這個事情度過去。可是這個離婚,他們一直在辦。就說辦離婚,謝燁的感情也特別搖晃,她一會兒覺得寫東西、說好的時候就特別好,但是一到具體生活間,就又受不了。她也搖晃。……然後,這樣星期五上午,他說他好了。然後他就說他要學駕駛。然後他不是已經開始學駕駛了嗎?他說學駕駛,等到離婚以後,他就可以不見謝燁,自己開車去接孩子。過去他都不做這些事,全是謝燁給他做。他做的都不是具體的事,具體的事他都不做。……然後星期五上午他就讀交通規則,……那天下午,就出事了。」

一個忍心長期將孩子寄養在別人家中的父親;一個可以因妻子回家晚了,就把妻子出門時給孩子準備的奶糕搶吃掉的父親,在那場家庭慘劇發生之前的最後一段時光裡,「每天寫孩子」。自己口述,妻子敲字,如此反常,無疑是在向妻子展示自己對孩子的「深厚感情」,以求挽回這段行將崩潰的婚姻。顧城自己也說,這次關於孩子的寫作,是為了最後給一本書讓謝燁「出氣」。但終於,詩人還是失控了,還是把謝燁打了,用顧鄉的話說就是:「沒打死,就打了,打了——顧城就吊死了,吊死了。謝燁送到醫院救也沒救成。」

以上對顧城與謝燁之死的回顧,自然不是為了在時隔多年之後,重提「著名詩人的桃色家庭糾紛」。而是為了引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一個能夠寫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這樣句子的「童話詩人」,一個致力於在詩歌中傳達「本真」、傳達美與愛的人,何以在現實生活之中,卻成了別人的噩夢?

顧彬也有類似的疑問。

在與顧城夫婦的交往中,他常聽到顧城抱怨:「從沒人說愛他,最多說『多吃點』、『穿暖點』。謝燁也從不說愛他」。噩耗傳來時,顧彬也很疑惑:

為何那些最渴望愛的人,自己卻不能給予愛?為何他們,視美高於一切,卻如此不美地離開人世?」

其實,詩人並非「不能給予愛」,只是他的愛是抽象的,只能給予他自己營造的抽象世界。這也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人類歷史上,尤其是近現代歷史上,已有無數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踐行著「愛抽象的人類,卻不愛具體的人」,自居於「我正在為眾生犧牲」的道德高地,招致的卻是萬民塗炭。當然,顧城並未手操天下之權,不可能造成萬民塗炭。但他是謝燁和兒子的噩夢。他擁有太多的抽象之愛,並將之灌注在用詩歌構築起來的抽象世界裡。在現實生活中,他卻只是一個自私的愛無能患者。

海子自殺後,王家新對多多說:「海子是替我們去死的」,言辭間有對一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切體認。顧城的死,其實也可以如此理解。

朦朧詩一代是反抗「文革美學」的先鋒。關於美與愛,他們有著與上一代人迥異的追求——顧城之父顧工也是詩人,他寫過文章《兩代人》沉痛談及父子兩代在詩歌理念上的巨大差異。但世事的弔詭之處也正在這裡:反叛者與舊時代,往往只是立場相反,思維邏輯卻常常驚人一致。在「文革」後關於撥亂反正的歷史敘述中,可以找到無數這方面的案例。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對許多人來說,往往也只是解放了立場與結論,並沒有解放他們的思維邏輯。朦朧詩一代大體也是如此,宏大詞彙已從他們的詩歌意象中消失,但以新意象構築起來的詩歌王國,仍是現實具體生活的對立物。

所以,在抽象的詩歌世界裡,顧城是愛與美的傳道者;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他卻成了別人的暴君與噩夢。接受訪談時,顧城對「文革」有過這樣一段獨特的理解:

「有一個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候的鏡頭,那鏡頭給我的印象很深,他笑得跟菩薩似的,揮動著他的帽子;然後紅衛兵擠進金水橋裡忽然都不走了,一個勁兒地喊萬歲,就不走了;毛澤東頓時就有了個表情,特別的不耐煩,他把帽子這樣,向下使勁兒地揮,那意思是讓你們快走;那個樣子簡直像趕蒼蠅一樣。我想他對整個文化革命的態度,從此也就看得出來了。」

歷史的真實情境,是否與顧城的解讀一致,此處不論。惟顧城將揮帽子解讀成「簡直像趕蒼蠅一樣」,且認為這就是「他對整個文化革命的態度」,究其實質,可以說是顧城將自己的境況折射在了揮帽子這個動作之上,是一種典型的「六經注我」——顧城自己的精神世界正與現實生活發生激烈衝突,所以受其景仰者的舉動,也被賦予了相似的涵義。

簡而言之,他擺脫了宏大詞彙,但卻沒有擺脫由宏大詞彙構築的思維邏輯,他依然是一個「愛抽象的人類,卻不愛具體之人」的愛無能患者。當他無法讓抽象之信仰與具體之生活達成和解時,他代表前者舉起了斧頭,劈向了代表後者的妻子。他很清楚妻子的離去意味著什麼:具體的生活會讓他寸步難行,抽象的信仰也將陷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絕境。

他是時代的病人,他沒有能力治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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