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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需要歧視的自由

文:傑弗里·塔克 ( Jeffrey A.Tucker)    譯: 姜峰    校 :禪心雲起

就在最高法院判決全美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後,《紐約時報》告訴我們:「同性戀運動領導人已經把目光轉向下一個戰場,準備打一場大的戰役:在就業、住房、商業和其他領域獲得聯邦、州、地方法律保護。」

換言之,這個國家為自由選擇設置了新的障礙,以替代那些剛剛拆掉的舊障礙!

要駁斥這些反歧視法,以結社(交往)和財產使用的自由為理由就足夠了。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一個自由社會允許任何和平的事情存在,這也包括不結社(交往)的權利。哎!可是現在這些觀點似乎一提出就會被否定掉。

讓我們想的深一些,看看為什麼反歧視法對男、女同性戀和其他人其實都沒有好處。保留歧視的能力,能夠使市場體系向一個社群釋放出重要的反饋信號,讓這個社群能夠用購買力獎勵志同道合者,並且不必藉助強制或蠻力就能懲罰那些不認同其價值觀的志趣迥異者。

還有,消費者會越來越多地依據核心價值做選擇。這種機制會保護環境,公平對待工人,支持正確的政治目標嗎?為了做選擇——也就是說,為了歧視或區別對待——消費者需要信息。

以同性戀權利為例,消費者需要知道誰贊成包容,誰贊成排斥。通過反歧視法來閉塞信息,奪走了人們做出明智購買決定所依賴的那些關鍵數據。此外,這些法律消除了商家證明其認同社群價值觀(並增進這種認同)的競爭壓力,因為所有商家表面上都受到了反歧視法的約束。

在一個容許歧視的市場中,即使這種歧視不怎麼公正,也會讓資金和利潤流向那些胸襟開闊的人,而不會流向那些心胸狹隘者。在這裡,自由市場助推著社會通往更加開放包容的立場。金錢比法律更具有說服力。

請注意,擬議的這些反歧視法,只約束生產者而不約束消費者。但歧視是一把雙刃劍,有的人會用這一權利抵制他不喜歡的特定族群,而那些族群也可以用它來對付不喜歡他們的人。

這兩個方面都是必要的,並服務於同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它們代表著和平的方式,給那些做決策時摒棄偏見、懷著寬容之心的人們以社會和經濟的回報。

如果我是天主教徒,只想支持虔誠天主教徒商戶的生意,所以我要知道哪些商戶喜歡天主教,哪些不喜歡。如果我是穆斯林,只想用我的錢來支持我的信仰,我就得知道誰願意或者不願意向穆斯林提供服務(或者誰會亂花我付的錢)。如果一項法律禁止商家根據宗教原因提供服務或者僱傭,我怎麼能判斷該支持哪些商家呢?

對同性戀者也是這樣。他們不想跟歧視同性戀的公司做生意。要區分出各種價值上的好惡,需要獲取關於商家行為的信息,而唯有具備了歧視的自由,才能顯示出這些信息。制定統一的法律並只允許用一種方式做生意,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強制性法令從善行中抽乾了美德,同時又允許壞的動機在法律的掩護下隱藏起來。

設想一家教堂拒絕同性伴侶的情形。好吧,教堂也別想從同性伴侶那裡得到贊助。教堂將偏好開誠布公,提供了一個競爭的機會,這也是一個獲得贊助的機會。每個教堂都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市場,剩下的就交給供求法則了。沒有人受到傷害。

再舉我最近的租房經歷為例。我曾經在愛彼迎網站(AirBnB)幫朋友找住處。他要住一星期,願付1000美元。我聯繫的第一個房東很謹慎,老是問這問那,我朋友的國籍、民族、宗教等等都問了。房東當然完全有權這樣做,那是他的家,他沒有義務向所有人開放。

但我也覺得他問的這些問題很煩,甚至有些不禮貌。我決定不租他的房子了,敲了幾下鍵盤就取消了問詢。我用了幾分鐘就找到了另外一家,這位房東很高興把房子租給我的朋友。

我之所以十分開心,居於兩個原因:第一,我朋友找到了一個真正願意接納他的地方,這太重要了。做生意絕不能強買強賣。第二,我不用把那一千塊給一個厭惡風險、心胸狹隘的房東,他甚至可能是個偏執狂呢。

拒絕租那個人的房子,也算是我一個小小的抗議,這讓我感覺不錯。我不能讓朋友住在一個不受待見的地方,我也不想讓那個我不喜歡的傢伙掙這筆錢。

在這一次交易中,我能夠對那個包容和開明的房東提供回報。事實也證明,這個房東的確讓我朋友覺得無可挑剔。

之所以能夠這樣,是因為這類交易中歧視的權利是受保護的。那個問東問西的房東可能會因為沒掙到錢而後悔,甚至可能正在反思自己的排斥態度。我通過自己的購買決定,為特定文化價值的提升真正做出了貢獻。

如果這時有反歧視法,會怎麼樣呢?那個房東不被允許對我朋友的國籍、宗教和民族刨根問底。假如他把房間留給開放的市場,法律要求他必須接受我的承租要求,無論他的好惡是什麼。

那樣的話,我的錢將裝進某一個對我的朋友不太尊重的人的口袋,我的朋友也不會知道有關房東的重要信息,我也不能因為我所珍視的價值觀給予人們以獎勵。

這就是為什麼同性戀權利的領導人應當接受而不是反對歧視權的原因。如果你要建立一個更為包容的社會,你就需要自由社會才能提供的信息。

你需要知道誰願意向男女同性戀提供服務或者工作崗位,這樣他們才能因為寬容得到回報。你還需要知道誰不願向男女同性戀提供服務或者工作崗位,這樣他們就得不到那些好處。潛在的雇員和消費者都要了解自己可能被如何對待。潛在的新生產者也需要知道在服務不足的細分市場中商機何在。

如果每個人都被迫提供服務或者僱傭同性戀者,那麼社會將無法了解關於誰支持或者不支持這個話題上開明想法的重要信息。

還記得那個典型例子吧,糕點師不願為一對同性伴侶做結婚蛋糕。那可是他的權利。他丟了一個客戶,那是他自願承受的損失。同樣,那對同性伴侶也有權不跟那個糕點師做生意。如果有選擇,兩人可以把錢給別的願意為他們做蛋糕的人。同樣,也總有人願意同反對同性婚姻的糕點師做生意,那也是他們的權利。

每一個歧視行為,只要是公開的和合法的,總能給他人提供生意機會。

從長遠來看,這一機制是怎麼實施的呢?商業傾向於獎勵包容、大度和心胸寬廣。部落式的忠誠,倫理和宗教的偏執,以及非理性的成見,都不利於把生意做好。商人階層傳統上不受部落式領袖的待見,這從古至今沒變過,主要是因為商業的機制傾向於打碎族群間的屏障。

從美國廢除奴隸制之後的情況,也可以看到這一點。黑人和白人通過商業往來,特別是交通技術的發展和收入的增長,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融合。這可以解釋為何種族主義者越來越乞靈於國家去禁止這種商業往來。即使市場一直致力於種族融合,分區居住法、最低工資管制、強制隔離以及職業證照限制等都是用於維持種族隔離的策略。

市場壓倒一切的趨勢是將人們攏到一起,打破偏見,說服大家走向合作共贏,忘記階級、種族、宗教、性別的區別以及其他人為武斷的區分。性取向問題也尤其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市場獎勵那些拋棄偏見的人,使他們通過貿易獲益。

這就使我們理解了,為什麼各州的種族主義者和仇視黑人的警察經常用暴力來管制市場。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作為猶太人,一生都是歧視的受害者。他視管制市場為納粹經濟政策的基礎。市場是納粹的敵人,因為市場讓人們忘記種族、宗教和國籍。

米塞斯在1944年寫道:「數十年的反閃米特(猶太先祖)宣傳,並沒有成功地阻止德國的『雅利安人』在猶太人商店裡買東西,以及接受猶太醫生和律師的服務,也沒有阻止他們閱讀猶太人作家的書。」所以,種族主義者求助於建立全權國家,關閉猶太商戶,沒收猶太資產,驅逐猶太學者,焚燒猶太書籍,以切斷德國各種族間的社會和經濟紐帶。

藐視和歧視人類的最大敵人是而且一直是國家。提升普遍權利和寬容文化的最大希望在市場經濟。市場是迄今為止為抵制偏見而設的最有力武器,但為了運轉正常,市場需要基於個人按自己價值觀行事的選擇自由構建起來的信號系統。

的確,市場還能為想退回去支持一套不同價值觀的人們提供一個出口,這種價值觀或許根植於傳統的宗教關切。好必來(Hobby Lobby)、福樂雞(Chick-fil-A)、In-and-Out漢堡等等,一邊做生意一邊公開宣揚他們的宗教使命,顧客也買這個帳。這也是一件好事。用市場(以選擇決定)的方式去達到目標,比用政治(以強力決定)的方式好得多。

用奪走消費者和生產者自由選擇權的方式壓制市場,會損害每一個人。反歧視法想要提供更多的選擇,卻以犧牲更多的知情選擇為手段。這種法律迫使偏見轉入地下,關閉了給寬容以特殊獎賞的機會,使得本來可以導向更強包容性社會的社會學習過程失靈。

新的反歧視法非但無助於迅即實現公平和正義,反而帶走了使世界一步步變得更美好的無數機會。

文章來源:私產經濟學與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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